长期以来，伊斯兰世界对抗西方至上的浪潮不断高涨，并渴望重新树立穆斯林的价值观，恢复穆斯林的伟大。穆斯林已经遭受了连续的失败，因此愤怒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愤怒主要针对他们千年以来的敌人，并从古老的信仰和忠诚中汲取力量


　　“文明冲突论”的起源
　　——以巴两位学术巨擘的恩怨纠葛

　　作者：叙拉古之惑，转自公众号“叙拉古之惑”2025年11月24日


　　一

　　1993年夏，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冒着学术声望可能毁于一旦的风险，在《外交》杂志上，抛出一篇令他晚年及其身后谤誉参半的的文章——《文明的冲突》。

　　“我的假设中，新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将不是意识形态上或者经济上。人类的巨大分歧与冲突的支配性根源将会是文化上的。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依然是强有力的行为主体，但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产生于不同文明的民主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斗争的界限。”
　　“文明特性在将来会日益重要，新世界将在更大的范围上形成于7种或8种主要文明的互动。这几种文明是：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一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某种程度的非洲文明。”

　　虽然，亨廷顿罗列出未来可能产生竞争的八大文明，但这多少有些画蛇添足之嫌，因为令亨廷顿最为关切的，其实还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冲突，毕竟这场冲突已经延续1300多年。此时正值西方思想界普遍沉浸在“历史终结”的乐观思潮中，亨廷顿作为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政治学家，此番论调，的确重置了国际政治议题。
　　不过，亨廷顿所持之论，却也非初晓鸣声，在此之前，一位被誉为“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和中东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对亨廷顿产生了深重的启发。当然，刘易斯还享有另一个标签——“老牌东方主义者”——这其实是一个严厉程度不亚于“反犹主义者”的指控。

　　二

　　伯纳德·刘易斯生于1916年5月31日的英国伦敦，1936年以优等成绩毕业于伦敦大学，1939年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获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近东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刘易斯曾在英国皇家装甲部队和情报部门服役，随后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二战结束后，刘易斯回到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年仅33岁就晋升为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中近东史教授。此后近30年的时间里，刘易斯一直在那里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74年来到美国，执教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该校克利夫兰·E·道奇近东研究教授，直到1986年退休，成为荣休教授。此后数年，还曾执教于康奈尔大学。
　　刘易斯的主要研究领域有三块：伊斯兰史、奥斯曼帝国史和西方－中东关系史。在这些领域内，刘易斯积累了等身的著作，并成为了《伊斯兰百科全书》第2版和《剑桥伊斯兰史》的主编之一，堪称西方伊斯兰和中东研究领域的权威。在1989年出版的《伯纳德·刘易斯纪念论文集：伊斯兰世界》中，著名中东学家查理斯·伊萨维这样评价他：“可以说中东历史中没有一个时期是伯纳德·刘易斯没有接触过的，凡是他接触过的，没有一个不因他而生色的。”

　　　　伯纳德·刘易斯

　　不过，辉煌的学术成就和履历背后，并非无可争议，由于其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立场，使得刘易斯的学术研究被认为对伊斯兰存在鲜明的政治恶意。萨义德在其名作《东方学》中，花了大量篇幅对这位同时代人物，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的全部工作似乎就是为了警告西方消费者注意一个恼羞成怒的、具有不民主的天性的、崇尚暴力的伊斯兰世界的威胁。”
　　一位是美国籍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思想领袖，一位是美国籍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学术旗手，势不两立的两人，接着又在《纽约时报》和《纽约书评》上围绕着《东方学》中的争议，展开了几番唇枪舌战，由此也拉开双方阵营，在此后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界中东战争”。其中最戏剧性的部分，发生在1986年中东研究学会年会上，刘易斯与萨义德当面对决。那一次，刘易斯或许是把擂台当做了演讲台，指望通过一板一眼的学术辩论为自己正名，但是萨义德不讲武德，有备而来，展示了一组档案卡片，上面列满了出自刘易斯著作中的咒骂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引文。刘易斯大意了，并没有闪——一个著作等身，一个寻章摘句，根本是一场非对称性的学术超限战。

　　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

　　在学界同行的众目睽睽之下，被逼仄得哑口无言的刘易斯，将此引为奇耻大辱。奈何，历史学研究和文化批判，是各说各话的两个领域。刘易斯大概是悟明白了：在象牙塔里练死劲，到头来不好用。于是，在1990年，刘易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的文章，选择一家具有公共舆论影响力媒体发文，目的当然是为了影响现实政治，但是何尝不是对萨义德的回敬——不装了，摊牌了：既然指控我是“东方主义者”，那我索性就说你们是“东方不败”。文中，刘易斯回顾了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冲突的历史，并剖析了伊斯兰仇视西方文明的思想根源，以及在当代伊斯兰世界面临西方的挑战，最后，他直言不讳的提出了“文明的冲突”一词：

　　就像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所有其他文明一样，穆斯林世界在其全盛时期将自己视为真理和文明的中心，而周围的异教徒野蛮人将会在适当的时候被启蒙和开化。但是，在不同的野蛮人群体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东方和南方的野蛮人是多神论者和拜偶像者，完全不能对伊斯兰教构成严重威胁和竞争。相比之下，在北方和西方，穆斯林很早就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对手——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普世宗教，一个由这种宗教所激发的独特文明，以及一个尽管比他们的小得多、但其野心和抱负完全不逊于他们的帝国。这个实体被其自身和他人称为基督教世界——这个字眼长久以来几乎等同于欧洲。
　　在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德国哲学，特别是教育哲学，在阿拉伯世界和其他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而反美主义思想就是这种思潮的一部分。在第三帝国的崩溃和德国影响的暂时结束之后，另一种甚至更加反美主义的哲学，取代了它的位置——即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它谴责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最先进和最危险的代表即美国。随着苏联的影响开始消退，又有另外一个取而代之，或者至少是补充前者——全新而神秘的第三世界主义，这源自于西欧特别是法国，后来还有美国，并时常在他们早期的哲学中出现。这种神秘感得益于人类在过去创造黄金时代的普遍倾向，以及欧洲特有的将其定位到别处的倾向。曾经的黄金时代神话的一个新变种，被放到了第三世界；在那里，非西方的亚当和夏娃的纯真被西方的毒蛇毁掉了。该观点把东方的善良纯洁和西方的邪恶这一判断奉为圭臬，并形成一条从西欧到美国的邪恶指数曲线。这些思想的种子被播撒到肥沃的土壤上，因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长期以来，伊斯兰世界对抗西方至上的浪潮不断高涨，并渴望重新树立穆斯林的价值观，恢复穆斯林的伟大。穆斯林已经遭受了连续的失败。第一次是，相对于俄罗斯和西方势力的强大，他们失去了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第二次是，由于外国的思想、法律和生活方式，以及有时甚至是外国统治者或殖民者的入侵，再加上当地非穆斯林势力的参政，他们在本国的权威遭到了削弱。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根稻草，则是他们对本国的控制权，面临着来自于那些被解放的妇女和叛逆的青年的挑战。这实在是太难以忍受了。这些外国人、异教徒和难以理解的力量，颠覆了穆斯林的统治地位，扰乱了伊斯兰社会，最终侵犯了他们的圣所家园；因此，穆斯林愤怒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地，这种愤怒应该主要针对他们千年以来的敌人，并应从古老的信仰和忠诚中汲取力量。
　　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真实和有吸引力的替代物。原教旨主义的领袖们并没有看错：西方文明，正是那些他们所希望为人民保留或恢复的生活方式的最大挑战。
　　我们正在面临着一种情绪和运动，它已经远远超越了问题、政策以及政府的层面。这是一场文明的冲突——这个古老对手的或许非理性但显然是历史性的反应，其针对的是我们的犹太-基督教遗产、我们的世俗现状以及两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却不能采取同样历史性的、同样非理性的反应以针对这个对手。

　　正是这篇文章的主题和关键词，后来在亨廷顿那里得到了更深入的阐释，也引爆了全球思想界。
　　我们无从得知，在见识了刘易斯点火煽风，亨廷顿火上浇油，文明冲突最终变成某种意义上自我实现的预言后，萨义德是否有些后悔当年的孟浪之举——刘易斯并非只是一个单纯学者。

　　三

　　刘易斯学术出生于有着以学侍权传统的伦敦大学，且本身有为政府工作的经历，使其在学者身份之外，还另有一重策士身份。
　　2001年9月11日，当客机撞上双子塔的那一刻起，“学界中东战争”来到了最高潮时刻，刘易斯也迎来了自己的帝师生涯。
　　当美国人满是困惑，本国是如何招惹到兴都库什山里的牧羊人时，刘易斯以其举足轻重的学术泰斗身份游走于庙堂与广场之间，高谈阔论文明的冲突。
　　2002年，刘易斯适时出版了他对伊斯兰文明现代转型的总结性之作《哪里出错了？中东的伊斯兰与现代性的冲突》，刘易斯在书中作做了如下论断：

　　1.中东现代化的成果是令人失望的。
　　2.中东已经习惯于把问题和责任推给别人。
　　3.20世界在中东起支配作用的两个运动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
　　4.中东现在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回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式的回答，将一切罪过归结于背离了伊斯兰教；土耳其共和国式的回答，即世俗民主制度。
　　5.中东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自由，包括思想自由、经济自由、妇女自由和政治自由。
　　6.如果中东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摆脱不了仇恨、愤怒、贫穷和压迫的螺旋式下降。
　　7.如果中东的国家道路没有做出调整，那么最终将被外部力量所控制。

　　刘易斯将阿拉伯地区的反美情绪归结于伊斯兰的内部根源，而非美国的行为。无辜者的身份，无疑是美国人所最乐于接受的答案，更是令蠢蠢欲动的美国保守派政治家如获至宝，犹如宋太宗盼金匮盟。
　　事实上，这并非是刘易斯和美国保守派首度共振，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际，刘易斯就曾应国防部长切尼之邀，为美国的中东政策出谋划策。十年后，已经权倾朝野的切尼，依然猥自枉屈，再次将刘易斯延揽入幕。萨义德的门徒，曾尖刻地评论道：“他就是一个为英帝国、和后来的美帝国服务的殖民抄书吏。”不过，这样的评价，除了满足情绪泄愤之外，并未道出实情。事实上，作为保守派政治家们素来倚重的权威，刘易斯的影响力根本不容忽视。
　　2003年3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重量级的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在合著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对外关系》一书中，认为刘易斯“或许是伊拉克战争背后具有最重要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虽然刘易斯和萨义德之间存在刻骨铭心的私人恩怨——这也的确可能进一步强化了刘易斯的东方主义色彩，但公允的判断，私人恩怨，从同态复仇的心理习惯来说，主观上还不至于上升到推动战争作为报复——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其实，对刘易斯过往的学术研究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刘易斯推动外力改造中东的主张，是昭然若揭的。
　　在刘易斯的学术生涯中，最具经典地位的著作，是1961年出版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一书，这部著作的内容，是讨论“传统”奥斯曼帝国如何向“现代”土耳其转型的过程。刘易斯虽然强调了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是推动其现代转型的核心动力，但是也指出了欧洲国家在土耳其革命中起了“发令枪”和“终点线”的作用。也就是说，这是一套奥斯曼帝国版的“冲击”—“回应”模式。在2002年，该书的第三个版本推出，虽然，距离第一版问世已经过去40年，但是刘易斯对于该书内容并没有做任何大的修订。也就是说，刘易斯延续了过往的观点，认为土耳其的现代转型对于伊斯兰世界具有典范性。
　　事实上，刘易斯的学术生涯自始至终，所持有的，是一种现代化目的论的历史观：“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现代性或者与之对等的术语，都意味着那个占支配地位的和征在扩张的文明所具有的方式、观念和标准。每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在其盛期都强行推广其现代性。”这一立场，决定了刘易斯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支持。所以，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全境后，在2003年5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刘易斯发表了《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下地狱去吧：宗教及文明的相遇》一文中，直言不讳地为伊拉克战争背书：

　　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文明，而且有几个还仍然存在，虽然并非所有的文明都有相同的条件。后来被称为阿塔图尔克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一些发言中论述了文明的相关条件，他敦促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人民走向现代化。他以军人的直接和简洁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人们谈到这种文明和那种文明，以及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但是，只有一种文明充满活力，状态良好，并且是进步的。这就是他所说的现代化，也即是“我们时代的”文明。他说，所有的其他文明都是垂死的或者已死的；土耳其的选择就是，要么加入那个文明，要么成为濒于死亡的世界的一部分。当然，那个文明就是西方。

　　伯纳德·刘易斯与基辛格，两位身份上重叠颇多，同为犹太人、大学教授、以及对国际关系影响巨大的策士

　　这段话所呈现百川归海式的现代目的论史观，无疑就是2004年美国所推出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的理论基础。时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被称为“伊拉克战争的总设计师”的沃尔福威茨对刘易斯尊奉有加：“伯纳德教我们如何理解中东复杂而又重要的历史，并为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下一步行动指明了方向。”（副总统切尼在2006年刘易斯的90寿诞之际，也发表过几乎如出一辙的褒奖）
　　故而，刘易斯被人称为“小布什的历史学家”，或者“后911时代针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仇恨政治的主要理论家”。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无法捋清“文明冲突论”问世，到911事件爆发，是否存在“预言自我实现”的因果关联；也无法估量“文明冲突”的议题发酵，为美国最终发动伊拉克战争（2003年3月20日），提供多少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对于未来，也无法预计美国移植在伊拉克的世俗政府，能否撬动中东的世俗化变局。唯一能肯定的是，这是极具争议的政治遗产，而最终的评价，取决于后世的政治走向（历史评价只有基于同样的历史哲学下，才有争论的价值。一旦后世的历史哲学改变，评价随之也会改变，更无情的是，后人往往根据自身的生存优势策略来做理解，不太会尊重前人的看法）。

　　四

　　萨义德曾经就文明冲突论提出过批评：

　　亨廷顿是一位理论家，他对诸种文明和身份的表述不符合事实，在他的笔下，它们变成了静止、封闭的概念，在其中涌动的、让人类历史获得发展动力的无数潮流以及反潮流消失不见；在几个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中，这些文明和身份让交换、交流和分享成为可能，而不是只有宗教战争和帝国征服。

　　这样的批评当然更适用于刘易斯。对于文明提出一种静态的本质主义论断，一方面忽略了现代秩序的全球渗透能力，另一方面文明作为一个似是而非的定性对象，其实无法结构性的呈现国际冲突的动态行为模式。虽然文明冲突论从酝酿到成型，已经三十多年，这一期间，不乏理论和现实的吻合，但是现实政治同样吻合于“现代世界体系”中“中心”和“半边缘”的冲突（刘易斯的著作中，清楚的说明，在中东起支配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而这两种意识形态并非是伊斯兰世界所特有，所以这种冲突没有必要贴上特殊的标签，那只是全球普遍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对于全球资本扩张的反向运动。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托庇的正当性，不再是阶段性失败的现代意识形态，而是传统的宗教）。事实上，我们很容易意识到，亨廷顿所罗列的八个文明中，没有人会担忧儒家文明与非洲文明的冲突，也没有人去展望东正教文明与拉丁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文明之间发生冲突，不如简化为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冲突，因为腹地暴力建构的大文明之间是无法冲突的（彼此本就没有干涉对方的能力，只能对等承认秩序特殊性），正如小区业主和物业的冲突的可能性，远大于一业主和另一楼道的业主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一样，因为它们均处在被支配规范的地位。所以，所谓的文明冲突，就是海洋普遍秩序和腹地特殊秩序之间的冲突。
　　如果说亨廷顿阐述文明冲突论，是基于美国政治秩序的主体根基面临动摇，而提出一个勉强可以成立的政治命题的话，那么刘易斯所关切的，可能完全是为了夯实犹太人生存的地缘阵地。
　　刘易斯在去世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作为国家首脑亲自表示悼念：“我们会永远感激他对以色列的坚定辩护。”而萨义德的身份更绝，长期以来，他都是阿拉法特的心腹智囊。虽然萨义德对于帝国权力与他者形象生成的分析，令人充满智识上的敬意，但是萨义德毕竟还是有身份认同的。当那么多学者正本正经讨论所谓文明冲突论的时候，可能都忘了去查一番知识的户口——原来这一盛行的政治命题，其生成源头只不过是为两个知识分子国仇家恨愈演愈烈的产物，是地方冲突议题普世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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