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美國保守主義者說歐洲文化在消亡，不無道理。但我們還記得那個穿紅T恤、藍短褲的小小身軀被海浪拍打的刺痛人心的圖景嗎——歐洲是在巨大壓力下對中東難民無奈接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當初人們抨擊歐洲不人道，今天人們指責歐洲瞎胡鬧


　　老高按：前不久，讀了英國的保守主義評論家道格拉斯·默里寫的書《歐洲的奇怪死亡》，深為書中所寫伊斯蘭信徒滲透歐洲各國、強烈衝擊歐洲文明的現狀和趨勢而震驚，同時也感覺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達到如此怵目驚心的程度，暫且不論默里是否有個人視野、立場的局限，那原因也必然是複雜的，一味譴責歐洲白左，似有簡單化之嫌。
　　今天讀了孫立平教授的文章，對這個問題就有了更多的思考維度。轉載於下，供大家參考。
　　孫立平的文章中提到歐洲難民危機與伊拉克戰爭、敘利亞內戰後遺症的關聯，讓我不由得對當下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戰爭的未來前景，增添了一重隱憂。


　　從一位讀者朋友對我的批評說起

　　孫立平，孫立平社會觀察 2026年2月26日


　　一位讀者朋友對我的批評

　　一位叫伊富堂的讀者朋友發了一個帖子：
　　那天讀了孫立平老師一篇《盧比奧在找一個北》的文章，他講到“歐洲左翼政府同情心泛濫，縱容非法移民”這樣的話，我就反駁說：“歐洲左翼政府同情心泛濫，這是一種主觀評價，實際上是在聯合國人道主義原則下對難民的一種規範的態度；說歐洲左翼政府縱容非法移民，這多半是俄羅斯和美歐右翼輿論戰的說法，不合情理，忘記了歐洲非法移民產生的歷史背景。”
　　實際上是歐洲在2013～2015年之間無奈的選擇。沒有一個國家會縱容非法移民到自己的國家。歐洲非法移民問題是美國發動推翻薩達姆戰爭引發的問題，歐洲不得已承受了這樣的後果。2003年，美國推翻薩達姆政權，造成伊拉克權力真空，沒等伊拉克局勢平穩、權力結構穩固就於2012年底匆匆撤軍，結果ISIS在美軍撤軍後迅速崛起，橫掃伊拉克和敘利亞，屠殺平民，造成700萬難民逃離家園，或從陸路進入土耳其，或從海上駕着小船逃往希臘、意大利等歐盟國家。
　　土耳其不是歐盟國家，不但不加阻攔，反而引導難民進入歐盟國家。由於難民人數龐大，不顧一切地強行闖關和登陸。對於這種突發難民潮，最初歐盟派出警力去阻攔，結果發生了兩次難民船海上傾覆的海難事故，幾十名大人兒童屍體衝上海灘。警察人力有限，阻擋不住。歐盟領導人緊急協商對策，決定放難民登陸。
　　原先想在沿海登陸地點建立難民營，考慮到後續救助難民的財政資金難以持續，難民營會留下後遺症，德國默克爾和法國奧朗德決定放難民入境。歐洲大國當時勞動力緊缺，想通過對難民進行培訓，讓他們自食其力，逐漸融入歐洲社會。不想這樣的做法吸引了更多難民湧入。
　　面對這樣的局面，還能怎麼做？武力阻止不讓登陸，等於置難民於死地。這才是歐洲非法移民的由來。美國造成的問題，拍拍屁股不負責任，歐盟承擔了後果。沒有當過家的美歐右翼民粹攻擊左翼政府同情心泛濫，縱容非法移民。
　　封鎖邊境吧，造成難民死亡，全世界會指責歐盟違反人道主義精神。時過境遷，人們都忘記了當初難民潮形成的原因，美國人是最沒有資格指責歐盟的移民問題的。我們現在談論歐洲非法移民問題，更不能隨聲附和右翼民粹的論調。
　　孫立平老師看了我的回覆後，說我說的有道理。

　　當時全世界都在抨擊歐洲不人道

　　今天轉發讀者朋友上述這則批評，是為了讓更多朋友了解當時歐洲移民問題發生的背景和原因，同時也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更深入地探討這背後更深層的問題。因為移民問題畢竟是歐洲現在遇到的最大麻煩之一，也是很多人指責歐洲的一個焦點問題。
　　讀者朋友提到的難民海難事故，以及海灘上幾十具的屍體，我在當時就看過有關的報道和圖片。但確實，一直到看到讀者朋友的批評，我才將重新喚醒的記憶與今天的現實勾連起來。我非常同意讀者朋友的說法，評論一件事情，絕不能離開當時的具體背景。
　　讓我們把那段歷史更完整地回放一下。

　　讀者朋友說的沒錯，伊拉克戰後的權力真空導致的ISIS崛起是事情發生的源頭。但更直接的，是由此引起的持續了13年的敘利亞內戰。這次內戰從2011年爆發一直持續到2024年12月阿薩德政權倒台。其中，戰鬥最激烈、傷亡最慘重的是2012年至2017年。
　　這樣就可以解釋兩個問題。第一，難民數量的增加與內戰的激烈程度直接相關，難民人數的峰值出現在2015年，大約128.3萬。第二，難民中的一半以上來自敘利亞。自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敘利亞已有超過420萬人被迫逃往鄰國或更遠的地區。
　　對此，還有幾個問題要進一步說明：
　　第一，當時難民海難事故的情況遠比那位讀者朋友說的還要嚴重。據聯合國統計，僅2015年一年，就有超過3770名難民在穿越地中海時死亡或失蹤。那一年，一張敘利亞3歲男童艾蘭·庫爾迪伏屍土耳其海灘的照片，震撼了全世界。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古特雷斯2015年9月4日發表聲明，說3歲小難民遇難照片刺痛了全世界公眾的心。他呼籲歐洲能像自己宣稱的那樣堅持人道主義和人權價值觀，擴大正規渠道，以接納更多逃避戰亂的難民。

　　第二，那個穿着紅色T恤、藍色短褲的小小身軀，臉埋在沙灘里，海浪輕輕拍打着他的照片，刺痛了無數人的心。正如另一位網友評論的，當時全世界都在抨擊歐洲不人道，見死不救。因此，可以說，歐洲對難民的接收也有巨大壓力下無奈之舉的因素。
　　第三，當時為什麼不採取“集中居住、戰後送回、不給予國籍”的難民管理辦法？現在看來，這是一種起碼後患較少的處理方式。但在當時，幾百萬難民突如其來，難民營建設確有困難。更重要的是，面對難民的慘狀，在歐洲人那裡，情緒和價值觀占了上風。於是，那些後患較少的做法就被歐洲人自己從道德上否決了。
　　第四，為什麼戰後沒有大規模遣返？根據國際法，難民身份是暫時的。當時的歐洲各國確實沒有大規模賦予難民國籍，多數人獲得的是“輔助保護”或“臨時居留”。在理論上，戰爭結束後應遣返回國。但問題在於，戰爭一打就是十年，許多難民在當地生兒育女，孩子在當地上學、說當地語言，於是，“臨時”變成了事實上的“永久”。
　　第五，在最近幾年，歐盟各國近期初步批准了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移民政策提案。包括將庇護申請被駁回的人員送往歐盟之外的“安全第三國”處理。但問題是，遣返的實際執行率一直很低——目前在歐盟境內收到遣返決定的非法移民中，有四分之三仍滯留在歐洲。

　　今天全世界都在指責歐洲瞎胡鬧

　　儘管上述背景呈現了難民及移民問題形成的複雜原因，但今天很多人指責的同情心泛濫的問題，並不能完全否認。
　　可以說，在2015年夏天，當數以萬計的難民徒步穿越巴爾幹半島，當那些死去的兒童照片傳遍社交網絡，歐洲確實陷入了一種集體情感震盪。在這個經歷過種族屠殺和難民潮的大陸，在面對新的難民潮時，本能反應是打開大門，而不是築起高牆。築起高牆的也有，那就是匈牙利的歐爾班。後來，被歐爾班擋在門外的難民，大量進入了德國。
　　用當時的話說，這叫“歡迎文化”（Willkommenskultur）。
　　在這裡，也許我們應該來追究一下這種同情心泛濫的歷史根源。英國的保守主義評論家道格拉斯·默里曾經寫過一本《歐洲的奇怪死亡》的書。在這本書中，他通過大量歷史分析與現場觀察，深入地分析了當今歐洲文化中的兩個重要元素：“負疚感”與“自我否定”。
　　默里認為，二戰後歐洲對自身文明的批判逐步演變成了一種長期的負疚感。他在書中寫道，歐洲人開始接受一種觀念：“幾個世紀以來的歐洲擴張，不僅僅是歷史，而是一項需要終身救贖的罪行。他甚至將這個情節稱之為負疚感暴政（The tyranny of guilt）。
　　強烈負疚感導致的就是自我否定，甚至是自我仇恨。默里指出，這種心態在知識分子中尤其嚴重，他們陷入了一種“自我譴責”。他描述道：“他們已經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他們的國家歷史基本上是一部犯罪記錄”。因而，人們不再討論移民政策的實際利弊，而是將其視為歐洲必須承受的、為歷史贖罪的懲罰。
　　當移民帶來種種問題的時候，歐洲人往往表現出令人難以理解的沉默或自我安慰，因為他們內心深處有一種“我們活該”的潛台詞。默里引用過一種流行的精英觀點：“我們偷走了他們的未來，所以他們現在來偷走我們的現在。我們活該。”默里更進一步指出，“多元文化主義之所以在歐洲盛行，不是因為歐洲人真的相信所有文化都同樣出色，而是因為他們不再敢說自己的文化更好。”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些美國的保守主義者說歐洲文化在消亡，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但令人有點哭笑不得的是：當初全世界都在抨擊歐洲不人道，今天全世界都在指責歐洲瞎胡鬧（其實，說全世界有點誇張了，應該是不少人）。
　　令人欣慰的是，歐洲現在也在反思，並在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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