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有什么境外势力在背后指使？”一个成都本地的孤女，在只有几百本藏书的社区图书馆工作，因为举报领导上班时间打麻将而被关进精神病院达八年之久。如果这都能扯上“境外势力”，那这个势力的手伸得未免也太长了点，甚至伸进了麻将桌的抽屉里


　　老高按：多事之秋。这一个多月来，美国、中国和国际上大事纷呈，惊涛巨浪扑面而来，让人目不暇接。成都精神卫生中心里一名年轻女患者引发的小小涟漪，实在只能说是小事一桩。但是一篇律师探视碰壁记，却让我们以小见大，细思极恐。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寻找徐欣蕊》在社交媒体上刚刚流传，立即被404——让人想起那句网络语言：“解决不了民众提出的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民众。”
　　香港也已经有样学样。信誓旦旦香港回归后“五十年不变”，但人们发现，最近宏福苑的惨烈大火之后，香港政府对付要求全面调查的民众，手法与北京高度相似，警方国安处宣称“防止黑暴余毒借机死灰复燃”，国安公署发声明，指坚定支持特区毫不手软打击“以灾乱港”行径，几位敢于提出要求的民众被拘捕……


　　寻找徐欣蕊

　　作者：李宇琛，来源：电邮 2025年11月30日


　　2025年11月25日，成都市成华区。来自山东青岛的于凯律师与同行律师杨晖，抵达了挂着“成都市精神卫生中心”与“成都市德康医院”多块牌匾的大门前。他们此行的目的很明确：
　　探视已被强制收治在此长达八年的徐欣蕊。
　　但最终，他们无功而返。
　　一份由律师现场整理的谈话笔录，为这场跨越八年的治疗给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真相：在这套严丝合缝的闭环逻辑里，把徐欣蕊送进精神病高墙的人，拥有决定她是否痊愈的：
　　唯一解释权。
 
　　1
 
　　成都市德康医院的门口挂着很多块牌子。除了医院的招牌，还有成华区残疾人联合会、第八人民医院联盟医院等头衔。这些金光闪闪的铜牌在成都阴沉的天空下暗示着一个事实：
　　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场所，更是基层治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神经末梢。
　　律师于凯和杨晖是带着法律条文来的。根据《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必须极其审慎，且患者有权要求出院或由监护人接回。但当他们真正坐在院长唐某的对面时，才发现法律在这里遭遇了物理学的困境：
　　阻力太大。
　　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女性院长。唐院长看起来比徐欣蕊更像一个受害者。面对关于收治合法性的质疑，她承认手续上确实存在：
　　历史遗留问题。
　　但紧接着，话锋一转，她强调医院也是没办法。在她的叙述中，徐欣蕊目前生活在三科病房，没有绝食，甚至没有受到虐待，一切都在合规的轨道上运行。
　　但当律师追问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她现在是否已经康复、是否可以出院？”时，唐院长展示了高超的语言艺术。她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反复强调一个逻辑：
　　谁送来的，谁接走。

　　这是一个经典的死循环：徐欣蕊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她的监护权被移交给了送她就医的社区街道办；如果要出院，需要监护人签字；但监护人认为她有病，拒绝签字。
　　约瑟夫·海勒在半个世纪前的《第22条军规》就预言过这类困境：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出院，但如果你申请出院，就证明你没疯，所以你必须留下。在德康医院的三科病房里，徐欣蕊面对的是一种更朴素的真理：
　　疯癫不是一种病理状态，而是一种行政状态。
　　根据律师的一级录音证据显示，唐院长对外界的关注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她认为医院在——
　　替政府分忧，却莫名其妙背上了非法拘禁的黑锅。
　　在谈话的最后，这位院长甚至抛出了一个在当今互联网上万能的防御性词汇，她怀疑这件事背后有人在操弄：
　　是不是有什么境外势力在背后指使？
　　一个成都本地的孤儿，在只有几百本藏书的社区图书馆工作，因为举报领导打麻将而被关了八年。如果这都能扯上境外势力，那这个势力的手伸得未免也太长了点，甚至伸进了：
　　麻将桌的抽屉里。
 
　　2
 
　　时间倒回八年前。
　　2017年的徐欣蕊，拥有一份让许多人羡慕的履历：大学本科毕业，年轻，在成华区猛追湾街道石油社区的图书馆工作。那是一个安静的、充满书香的闲职。按照一般的人生剧本，她会在这里安稳地度过一生。
　　但她犯了两个错。
　　第一个错是她太较真。彼时的社区书记似乎对麻将的热爱超过了对图书的管理。在图书馆这个本该静穆的空间里，麻将声此起彼伏。这或许是四川的一种松弛感，但在刚毕业的徐欣蕊眼里，这是对公共资源的侵占，更是违纪。
　　于是，她做了一个年轻人的选择：实名向四川省纪委举报社区书记带头赌博及其他问题。
　　她按下了举报键，以为会等来正义的裁决，没想到等来的是：
　　一群将她强行带离的人。
　　她想解决问题，但对于某些基层管理者来说，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显然更符合：
　　成本效益。
　　第二个错，也是最致命的错，是她的身世。
　　根据公众号“有戏Hopeful”披露的信息，徐欣蕊父母双亡，是家中的独生女。在基层治理的逻辑学里，这都不算一个软肋，而是一个完美的：
　　软柿子。
　　没有父母，意味着没有直系亲属会为了她去上访、去闹事、去拼命。没有兄弟姐妹，意味着她在社会网络中是一个孤岛。只要切断她与外界的联系，她就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揉捏的橡皮泥。
　　于是，甚至不需要经过复杂的司法程序，仅仅由派出所和社区出面，她就被定义为了精神病患者，并被送往了成都德康医院。
　　在那之后，她的人生被强行按下了暂停键。图书馆的麻将声或许停了，或许没停，但徐欣蕊再也没能回到那张办公桌前。她从一个有血有肉的公民，变成了一个只有编号的：
　　收治对象。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曾冷峻地指出，社会通过将不正常的人隔离，来定义所谓的正常。在石油社区的某些领导眼中，一个不懂人情世故、敢于举报领导的下属，显然是最大的不正常：
　　为了证明领导是对的，必须证明徐欣蕊疯了。
 
　　3
 
　　回到2025年的德康医院。
　　于凯律师向唐院长提出了查看病历的要求。唐院长拒绝了。理由依然是那句万能的：
　　保护患者隐私。
　　这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荒诞：
　　把一个大活人关起来，不需要保护她的隐私；让她接受长达八年的强制服药和可能的电击治疗，不需要保护她的隐私；但当律师想要查阅她到底得了什么病时，隐私权突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
　　据一位接近德康医院内部的人士透露，实际上医院内部对于徐欣蕊的情况心知肚明。甚至：
　　德康精神病院五科谢主任承认“徐欣蕊病情稳定，早可出院”。
　　但在“谁送来谁接走”的铁律面前，医学诊断书不过是一张：
　　废纸。
　　只要石油社区不来接人，徐欣蕊哪怕在病房里考过了注册会计师，她也是一个需要被治疗的精神病人。
　　这不仅仅是医院的悲哀，更是医学的耻辱。当白大褂成为了权力的拘束衣，希波克拉底誓言就变成了一句笑话。
　　于凯和杨晖律师走出了德康医院的大门。身后的那几块铜牌依然闪闪发光。他们知道，真正锁住徐欣蕊的，不是医院的铁门，而是一张看不见的大网。
　　要想解开这个结，他们必须去寻找那个系结的人：石油社区。
　　而在那里，一个更荒诞的真相正在等着他们。那将是整个基层治理图景中，最令人细思极恐的一块拼图。
 
　　4
 
　　如果不把她送进去，她可能会自残，甚至危害社会安全。
　　在石油社区的会议室里，面对律师的质问，社区负责人给出了这样一个充满温情的理由。
　　但当律师们将目光投向墙上的公示栏时，一个惊悚的细节让所有温情的面纱瞬间破碎：原来负责裁决纠纷的裁判员，和负责制造纠纷的运动员，在一个身体里完成了完美的：
　　内循环。
　　成华区猛追湾街道石油社区，一个典型的城市基层自治组织。
　　2025年11月25日下午，于凯和杨晖律师走进了社区办公楼的六层。会议室里的气氛从一开始就剑拔弩张。坐在对面的是社区周副书记（男）和一名主任（女），旁边还有一位专门负责记录的工作人员。
　　双方都没有寒暄，非常有默契地掏出了手机，互相对着拍摄。镜头对准镜头，像是一场无声的枪战。在这个充满不信任的空间里，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
　　律师们的诉求很简单：徐欣蕊有表姐，不属于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监护人的三无人员。社区作为居委会，强行代理监护权并将人送进精神病院长达八年，涉嫌滥用职权。
　　周副书记的回答滴水不漏。他咬死徐欣蕊就是三无人员，社区的代管是迫不得已，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如果不送医，她在外面出了事谁负责？她当时的状态很危险，可能会自残，甚至伤害他人。
　　这套说辞听起来无懈可击，充满了家长式的关怀。但在场的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所谓徐欣蕊的“危险状态”，恰恰发生在她实名举报社区书记之后。
　　在这里，安全被重新定义了。把你关起来，你就不会自残，更不会去举报，对你安全，对社区更安全。这是一种双赢，除了失去自由的那个代价之外。
　　面对律师关于举报信的追问，社区干部们选择了顾左右而言他。他们反复强调程序的合规性——是派出所和上级部门共同决定的，社区只是执行者。
　　这种平庸之恶的踢皮球战术，让整个对话陷入了胶着。直到律师走出会议室，在这栋办公楼的墙上，发现了一个名字。

　　5
 
　　我在非虚构写作中常常发现，有时候我写下的现实比小说更像小说。
　　于凯律师在走访调查中，先是去了辖区的猛追湾派出所，希望能以非法拘禁报案。但在派出所的警务公示栏上，他们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照片上的男人身穿警服，目光如炬，警号010520，岗位是：社区警务队。他的名字叫：刘健。
　　这本身没什么奇怪的。但在随后到达的石油社区党组织成员公示栏里，律师们再次看到了这张脸。
　　照片一模一样，名字一模一样。唯一的不同是，这里的头衔变成了：
　　石油社区党委副书记。
　　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闭环。
　　这是一个核弹级的实锤。它解释了这八年来所有的死结：
　　为什么徐欣蕊报警没有用？为什么律师打110举报非法拘禁，接警的派出所却说无权处置？为什么社区能如此顺滑地调动警力将人送进医院？
　　因为刘健就是那个连接点。他既是身穿警服的执法者，又是社区里的：
　　党务干部。
　　当徐欣蕊因为举报社区问题而成为麻烦时：
　　作为社区副书记的刘健需要解决麻烦。
　　而当需要动用强制力将人送走时：
　　作为警察的刘健拥有合法的暴力工具。
　　最后，当徐欣蕊试图报警求助时：
　　接警的依然是刘健的同事，甚至是刘健本人。
　　这是一场完美的魔术。左手是执法的威严，右手是基层的自治。当这两只手长在同一个人的肩膀上时，徐欣蕊就注定走不出那个圆圈。
　　这个被称为警民融合或穿警服的社区副书记的制度创新，在很多宣传稿中被称为：
　　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但在徐欣蕊的案例中，这最后一公里成了：
　　她通往精神病院的单行道。
　　原来负责裁决纠纷的裁判员，和负责制造纠纷的运动员，在一个身体里完成了完美的内循环。
　　在刘健的照片旁边，是石油社区党委书记罗晓娟的照片。在这个严密的组织架构图中，每一个格子里的人都各司其职，维持着社区的稳定与和谐。而在格子之外，那个叫徐欣蕊的名字，已经被：
　　彻底抹去。
 
　　6
 
　　发现了双面人的秘密后，于凯律师意识到，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孤立的违法行为，而是一个已经运转了八年的精密系统。
　　这个系统由四个齿轮咬合而成，每一个都为了自身的利益或免责而转动：

　　齿轮一：医院。
　　德康医院不仅是一个医疗机构，更是一个拥有长期稳定客源的生意。
　　徐欣蕊作为三无人员由政府供养，这意味着她的治疗费用是由：
　　民政局或医保基金全额买单的。
　　对于医院来说，只要人不出去，这就是一张长期的饭票。所以唐院长必须坚持“谁送来谁接走”。
 
　　齿轮二：社区。
　　石油社区通过送走徐欣蕊，消灭了一个不稳定的举报源。只要拥有监护权，他们就能永远让徐欣蕊闭嘴。所以周副书记必须坚持她是“三无人员”。
 
　　齿轮三：派出所。
　　以刘健为代表的警力，为这个流程提供了强制力的背书。他们将行政拘留无法解决的问题，转化为医疗收治，从而规避了法律审判的繁琐程序。所以警方必须坚持这是“医疗纠纷”。
 
　　齿轮四：民政局。
　　作为出资方，民政局本该审核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但在稳定的大局下，花钱买平安成了默认的规则。
　　这四个齿轮互相咬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徐欣蕊就在这个黑洞的中心，被一点点吞噬。
　　律师们试图用法律的扳手卡住其中一个齿轮，比如去民政局查询账目，或者去市公安局提级报案。
　　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他们将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踢皮球艺术。那是一种将责任像滚烫的煤球一样在各个部门间传递，却始终不落地的：
　　绝技。
 
　　7
 
　　你们这个事儿，不归我们管。
　　这是律师于凯在成都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从派出所到民政局，再到市公安局，每一扇门都对他打开了一条缝，然后又迅速关上。
　　2025年11月27日，当于凯拿着登机牌站在成都天府机场的安检口时，他知道，这场关于寻找的旅程不得不画上一个句号。飞机即将起飞，而徐欣蕊依然在那座以德康为名的医院里，等待着一个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
　　签字。
　　前一天，在发现了双面人刘健的秘密后，于凯律师决定不再在这个完美的基层闭环里打转，他们选择了提级报案——直接找上级部门。
　　这一天的行程，堪称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踢皮球观摩课。
　　第一站是成都市民政局。既然派出所说是政府救助，社区说是代管，那这八年的医药费总得有人出，如果是财政拨款，就涉及公款使用；如果是骗取医保，就涉及诈骗。
　　但民政局的大门比医院还要难进。门卫森严，律师只能在门口通过内部电话与社会救助处沟通。
　　电话那头的公务员语气礼貌而疏离。面对是否骗取国家资金的质问，对方记录了问题，然后给出了那个熟悉的回答：“涉及个人隐私，不予公开。”
　　把一个大活人关了八年不叫侵犯隐私，查一下这八年花了纳税人多少钱反倒成了侵犯隐私。
　　在这个逻辑里，隐私权就像一块橡皮泥，需要遮羞的时候它就变大，需要稳定的时候它就消失。
　　如果不给看账本，那就报警。于凯拨打了110。
　　他在电话里明确举报：
　　猛追湾派出所和石油社区涉嫌非法拘禁。
　　按照常识，举报派出所应当由上级机关或者异地公安处理。
　　但仅仅过了十几分钟，于凯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的单位让他感到一种黑色幽默般的荒谬：
　　猛追湾派出所。
　　那个被他举报的单位，打电话来处理他的举报。电话里的警察语气强硬，对于110把警情分流给他们感到不满，并直接定性：
　　这不归他们管。
　　于凯在电话里愤怒地质问：
　　你们是被举报人，依据法律应当回避，怎么能由你们来处理对自己的举报？
　　沟通再次陷入了无效的死胡同。
　　在去市局之前，于凯律师还曾亲自前往猛追湾派出所。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曾的副所长。
　　面对面的交锋比电话里更加直接。曾副所长试图用一个程序问题来堵住律师的嘴：
　　你不是家属，也不是当事人，你凭什么来问这个事？
　　这是一个在基层执法中常见的“身份门槛”。如果你不是利害关系人，你就没有资格发问。在这个逻辑里，法律问题被巧妙地转化为了一个资格问题。
　　但于凯的反击精准而有力，他没有纠结于“亲属”的身份，而是直接搬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身份：
　　我是公民。根据法律规定，任何公民发现犯罪线索，都有权利和义务向国家机关举报。
　　这句回答让谈话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它绕开了所有关于“家属”、“委托”的程序壁垒，直接回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一个公民在举报一起可能持续了八年的非法拘禁罪时，需要什么资格？
　　但沉默之后，派出所给出的最终答复依然是：
　　这事儿，我们管不了。 
　　既然电话、当面报案行不通，那就只能向上一级继续报案。律师们来到了成都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在市局大门口，律师足足等了：
　　一个半小时。
　　最终，刑警支队四大队的杜大队长不得不出来接待。但他显然没打算把这个烫手山芋接在手里。
　　他拒绝制作正式的询问笔录，更拒绝出具《受案回执》。
　　于凯搬出了公安部的硬性规定：
　　公安机关接受报案，必须当场进行，当场制作笔录，当场出具回执。
　　这是著名的“三个当场”。
　　但在杜大队长那里，这三个当场变成了：
　　三个不管。
　　“我不给你回执。”
　　杜大队长说得理直气壮。
　　在那一刻，于凯感到了生理上的极限。长期的奔波、激烈的争论以及面对高墙时的无力感，让他的心脏剧烈跳动。不久，因心脏剧烈不适，于凯吞下了一片硝酸甘油。
　　药片在舌下融化，苦涩的味道蔓延开来。这或许是整场行动中最具象征意味的一幕：法律的救济像这颗药片一样，虽然被吞下去了，但只能缓解症状，治不好这个系统性的顽疾。
 
　　8
 
　　在现实世界碰壁的同时，虚拟世界的战斗也遭遇了降维打击。
　　律师和志愿者们试图将调查的情况发布在网络上。一篇题为《徐欣蕊被强制收治八年：法律何在，公义何在？》的文章刚刚发出不到两小时，就变成了那个熟悉的红色感叹号：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删帖的速度快到让人惊叹。这说明：
　　虽然有关部门在解决问题上效率不高，但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方面，效率却高得惊人。
　　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医院内部情况的碎片信息开始在网络上流传。据微博账号保护医保披露，精神病院内存在对不听话患者的电击、捆绑等强制措施。
　　虽然这些信息的真实性难以一一核实，但它们像是一阵阵阴冷的背景音，侧面烘托出墙内那个世界的恐惧。
　　公众号“有戏Hopeful”在文章中写道：
　　“治疗她的不是药，是恐惧；控制她的不是医生，是沉默。”
　　徐欣蕊，就是那个被静音了八年的姑娘。而现在，所有试图为她发声的人，也正在被一个个静音。
　　2025年11月27日，一张山东航空的登机牌显示，律师于凯即将乘坐SC4860航班离开成都。在那个名为“徐欣蕊事件研究”的微信群即将被解散的时刻，律师于凯在群里发出了一张照片，并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
　　返青岛。成都，再见。
　　这不是一次凯旋，更像是一次无奈的撤退。
　　飞机轰鸣着滑向跑道，巨大的推背感将人死死按在座椅上。随着高度的攀升，成都这座繁华的城市逐渐变成了一张平面的地图。
　　在那个庞大的城市肌理中，德康医院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而在那个点里，某个病房的一张铁床上，徐欣蕊依然在那里。
　　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什么。也许她在想那张八年前的麻将桌，也许她在想那一封没有回音的举报信，也许她已经什么都不想了，只是在药物的作用下，安静地看着窗外的天空。
　　我们寻找徐欣蕊，其实是在寻找一种确定性。
　　这不仅仅是徐欣蕊的故事：
　　如果你也是独生子女，如果你也没有权势背景，如果你也碰巧看到了那一桌不该看的麻将，如果你也像她一样相信规则并按下了举报键，你会是下一个徐欣蕊吗？
　　在飞机穿过云层的那一刻，阳光刺眼而冷酷。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并没有人在寻找徐欣蕊，因为那个被关在笼子里、被定义为疯子的徐欣蕊，才是这个系统最需要的徐欣蕊。只要她还在那里，某些人的安全感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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