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在重新定義大學的身份。過去，大學主要被理解成一個開放的知識生產系統；今天，它越來越被當成國家科技競爭體系一部分。過去美國擔心教授有沒有偷偷拿外國錢，今天擔心整個大學是否成為技術、人才、數據向戰略競爭對手流動的通道


　　老高按：川普兩屆總統任期內，都與大學尤其是名校的關係疙疙瘩瘩，有好幾次雙方動了肝火，對簿公堂。過去我解讀為美國校園左派麇集，大牌教授動見觀瞻，自然讓川普很不爽；雙方鬧出風波時，儘管我並不一概認同大學的立場和說辭，但我更盯緊的是學術自由是不是受到政治權力的粗暴干預。
　　這些都沒錯。但是前天讀到李志德在《翰墨中國》的文章《美國政府為什麼向大學開刀》，才發現我過去想的簡單了，這類事有更複雜的因素，不可不察。向各位推薦此文！
　　文中數次提到“GAO報告”，這個“GAO”是什麼機構，恕我駑鈍，不明所以。用Google查，可能是指“美國政府問責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簡稱GAO），成立於1921年，原名“美國總審計局”（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簡稱也是GAO），2004年改為現名。我查得對不對？請識者指教！

　　美國政府為什麼向大學開刀

　　李志德，翰墨中國 Aug 21, 2026


　　2026年8月17日，美國五角大樓突然把30所大學拉進了一場只有兩個星期準備時間的“大體檢”。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學、康奈爾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紐約大學等都在名單上。它們被要求在8月31日前全面審查與外國機構之間的學術、資金和科研關係，重點對象包括美國政府認定存在安全風險的中國、俄羅斯和伊朗機構，以及一些與原孔子學院有關的組織。學校還要檢查敏感研究和出口管制技術是否可能暴露，並提出整改辦法，嚴重的合作關係可能需要終止。不能完成要求的學校，未來獲得聯邦研究經費的資格可能受到影響。
　　五角大樓並沒有公開說明這30所大學分別因為什麼具體項目進入名單。
　　一天以後，美國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約翰·穆勒納爾公開支持這一行動。他的說法很直接：大學如果接受美國納稅人的錢，就不能一邊拿聯邦科研經費，一邊同美國政府已經認定具有安全風險的外國機構進行科研合作。
　　看起來，這不過是一輪科研安全檢查。事情卻沒有這麼簡單。如果把近十年美國科技政策連起來看，就會發現美國正在重新定義大學的身份。過去，大學主要被理解成一個開放的知識生產系統；今天，它越來越被當成國家科技競爭體系的一部分。過去美國擔心的是教授有沒有偷偷拿外國錢，今天擔心的是整個大學有沒有成為技術、人才、數據和知識向戰略競爭對手流動的通道。這才是“美國政府為什麼向大學開刀”背後真正發生的變化。

　　美國大學早就不只是大學

　　理解這件事，要從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說起：美國最重要的一部分基礎研究，本來就是政府出錢、大學來做。2023財年，美國高校研發支出為1088億美元，其中聯邦政府提供597億美元，占55％；2024財年，美國高校研發支出進一步增加到1177億美元。美國大學因此並不只是收學費、教本科生的教育機構，它們也是美國國家創新體系上游最重要的一組實驗室。
　　這套制度有很深的歷史。1945年，萬尼瓦爾·布什向美國總統提交《科學：無盡的前沿》，主張聯邦政府持續資助大學裡的基礎研究。1950年國家科學基金會成立以後，“政府出錢，科學家研究，大學保持相當大的學術自主”逐漸成為美國戰後科學制度的一塊地基。美國政府相信，基礎研究不必每天想着造飛機、造導彈、賺錢，只要讓優秀的人自由探索，知識最後會轉化成醫學、工業、軍事和經濟優勢。
　　這套制度後來取得的成績已經不需要多說，問題也恰好出在這裡。
　　20世紀中期，基礎研究和軍事技術之間還有比較長的距離。到了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無人系統、先進材料和半導體時代，這條距離越來越短。一篇看起來完全公開的論文，一套數據，一個算法，一位訪問學者掌握的方法，都可能很快進入產業甚至軍事系統。於是，一個原來依賴開放而成功的科學體系，遇到了一個很麻煩的悖論：美國越是把最好的知識放在開放大學裡，它的創新能力越強；可美國與中國進入全面科技競爭以後，這種開放本身又被越來越多的安全部門視為漏洞。這不是一個靠“開放好”或者“安全好”就能解決的問題。
　　把這輪行動簡單解釋成特朗普政府反大學，會漏掉很長的一段歷史。美國對中國科研合作的警惕至少已經持續了近十年。2018年，第一屆特朗普政府司法部啟動“中國行動計劃”，重點調查經濟間諜、商業秘密盜竊、外國人才計劃以及科研人員未披露中國方面關係的問題。司法部當時稱，大約80％的經濟間諜起訴涉及可能使中國獲益的行為，在商業秘密盜竊案件中約60％存在某種中國關聯。
　　但是，這套方法很快遇到另一個問題。一些學者受到調查後沒有被證明犯有間諜罪，大學和亞裔團體開始質疑執法是否把“中國關係”逐漸等同於“中國威脅”。2022年，拜登政府司法部終止了“中國行動計劃”這個名稱。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助理司法部長馬修·奧爾森當時解釋得很清楚：來自中國政府的安全威脅是真實的，但以“中國行動計劃”統一包裝案件，已經造成一種印象，好像司法部對中國人和華裔研究人員採用了不同標準，也可能在科學界製造寒蟬效應。司法部沒有放棄反間諜和科研安全工作，而是把它放進範圍更廣的“應對國家行為體威脅戰略”。
　　所以，從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政府，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政府真正持續下來的不是一個名稱，而是一個判斷：大學裡的國際科研合作已經進入國家安全政策。變化的是手段。早期方法偏向查“人”：這個教授有沒有隱瞞外國收入？有沒有參加外國人才計劃？有沒有把技術帶走？現在開始查“機構”：大學跟誰合作？誰提供資金？論文跟誰聯名？實驗室跟誰共建？研究數據誰能看？訪問學者從哪裡來？學生由誰共同指導？這是性質相當大的變化。
　　穆勒納爾今年5月提出的《保護創新與研究免受對手侵害法案》，英文簡稱SIRA，最能說明這個變化。它目前仍是國會中的提案，並不是已經生效的政府普遍法律。政府出版局的記錄顯示，H.R. 8901於2026年5月19日提出，並被交給眾議院科學、空間與技術委員會。可是看看法案怎樣定義“科研合作”，就會發現華盛頓正在把網織得多大。
　　法案規定，獲得聯邦科研資助的個人或機構，不得利用這些資金同美國政府限制名單上的外國實體以及與這些實體有關聯的個人進行科研合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合作”已經不只是兩所大學簽一份合同。法案明確把共同研究、共同發表論文、數據交換、軟件與科研設施共享、聯合實驗室、訪問學者、人員交流以及共同指導學生，都包括進去。 換句話說，過去管理的是“錢有沒有流出去”，現在準備管理的是知識關係本身。
　　而且這不是一張簡單的中國大學黑名單。法案引用了商務部實體清單、軍事最終用戶清單、財政部制裁名單、國防部中國軍事公司名單、軍民融合相關機構名單、通信安全名單、強迫勞動實體名單、生物技術關注名單等多套制度。
　　法案也留下豁免口子。如果某項合作對美國國家安全十分必要，或者具有明確而且無法通過其他方式完成的科學、公共衛生或國家安全價值，聯邦機構負責人可以逐案批准，但需要向國會說明理由和風險控制辦法。
　　這套制度背後的邏輯已經很清楚：美國正在從“披露外國關係”走向“限制某些外國關係”。過去的原則是，你可以合作，但要告訴政府；現在的原則越來越接近，有些對象即使全部公開，也不能合作。這是美國科研政策一個很重要的轉彎。

　　為什麼現在下重手

　　一個原因當然是中國。2026年1月，美國政府問責局公布了一份很值得看的報告。它調查了國防部、能源部、NASA、NIH和NSF五個主要科研資助機構。NIH數據顯示，2017年至2024年共收到657起“不當外國影響”指控，其中570起涉及中國。這個數字不能解釋每一個案件是否成立，卻足以說明為什麼美國安全機構一直把中國放在研究安全問題的中心。
　　中國也已經不再是二三十年前那個主要向美國學習技術的國家。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生物技術、新能源、無人機、通信和先進製造，都已經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重要領域。很多技術又具有明顯的軍民兩用性質。實驗室里的一項算法，幾年以後可能既控制工業機器人，也控制無人作戰平台。安全部門面對這種技術時，很難再沿用“民用研究歸大學、軍事研究歸軍方”的老辦法。
　　還有一個原因，是美國政府對大學產生了明顯的“信任赤字”。教育部今年公布的外國資金數據稱，2025年美國大學申報了8300多筆、總額超過52億美元的外國贈款和合同，其中來自中國的超過5.28億美元。這裡必須說清楚：外國資金本身並不等於非法資金，更不等於間諜活動。美國《高等教育法》第117條要求的是達到一定規模以後進行披露，而不是禁止大學接受所有外國資金。
　　問題在於，美國政府這些年發現部分學校存在遲報、漏報或關係透明度不足，於是政策思路開始發生變化：如果學校自己不能可靠管理外國合作，華盛頓就會替它規定哪些合作能做、哪些不能做。8月13日，也就是這次30校審查開始前幾天，眾議院兩個委員會剛剛發布一份針對哈佛的調查報告，指責哈佛與一些美國政府認為存在中國軍方或人權風險的機構保持關係，並建議國會通過SIRA法案。需要強調的是，這些是國會委員會的調查結論和指控，不等於法院判決。幾天以後，哈佛就出現在五角大樓30校名單上，兩件事情放在一起，很難看成完全偶然。
　　這裡必須劃一條線。五角大樓到現在沒有公開解釋每一所學校為什麼被選中。美國官員向媒體提供了30校名單，卻沒有提供逐校證據。美國教育委員會因此提出異議：名單和措辭容易給外界造成一種印象，好像這些大學已經被查出存在違法合作，可不少學校多年來一直在按照聯邦要求調整相關項目，而且大學界本身也參與過早期科研安全制度的建設。
　　這個批評有道理。審計和定罪是兩回事，存在中國合作關係也不能自動推出存在技術盜竊。發表一篇中美合著論文，更不能自動推出幫助解放軍。真正的風險判斷應該看研究內容、合作機構、人員身份、資金關係、技術敏感程度和最終用途。如果把“與中國有關”本身變成風險指標，美國很可能重新走回“中國行動計劃”曾經暴露的問題。
　　今年1月那份GAO報告特別有意思，因為它同時證明了兩件看起來互相衝突的事情。一邊，涉及中國的不當外國影響案件確實很多；另一邊，GAO又發現，五個主要科研機構沒有一個真正評估過自己的科研安全制度能否充分防止種族和國籍歧視。就國防部而言，一些透明程序、反歧視培訓和領導層承諾仍然只有部分落實或者沒有落實。威脅是真的，誤傷也是真的。承認其中一個，並不要求否認另一個。

　　美國真正害怕的是失去未來

　　如果只把這件事理解成“美國不讓大學跟中國合作”，還是太表面。美國真正爭奪的是未來技術的時間差。基礎研究有一個特點：今天很難知道哪項東西十年以後最重要。激光剛出現時，人們並不知道它後來會進入通信、醫療、製造和武器系統。互聯網最早也不是為了今天的電商、短視頻和人工智能而設計。
　　這意味着國家安全部門面對前沿科研時有天然焦慮：等一個技術已經證明有戰略價值，再去保護，可能已經晚了。所以美國政策正在向“提前設防”移動。這可以理解，卻也有一個很大的副作用。美國過去為什麼能夠長期吸引世界最好的科學家？原因當然包括工資、實驗室和資本，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東西：開放。
　　GAO在今年的報告中也承認，美國成為全球科研強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長期吸收國際人才和國際合作。美國國家科學院的研究安全項目同樣提醒，“中國行動計劃”等措施曾讓一些外國科研人才感到美國科研環境不再友好，而開放交流本身又是美國科技創新優勢的一部分。於是美國現在面對一個真正的安全困境：門開得太大，可能發生技術外流；門關得太緊，人才也可能不來了，而人才本身就是技術。
　　這就是為什麼科研安全不能簡單複製軍事基地的保密制度。一所大學如果最後變成一個所有外國人都需要被懷疑的巨大保密單位，它可能非常安全，卻也可能不再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學。
　　當然，這輪行動也不能完全從特朗普政府與大學的政治衝突中剝離出來。第二任特朗普政府與哈佛等精英大學已經在聯邦經費、招生、校園治理和其他問題上發生多輪衝突。美聯社在報道此次30校審計時，也把它放在政府對哈佛持續展開多項調查的大背景下。
　　所以，有兩種簡單解釋都不夠。一種說，這是特朗普借“中國安全”打擊不喜歡的自由派大學；另一種說，這完全是與黨派無關的純粹國家安全執法。現實落在兩者之間。研究安全問題跨越了特朗普和拜登兩屆政府，也獲得國會長期支持，它不是2026年突然創造出來的政治口號；但第二任特朗普政府明顯更願意使用聯邦資金作為槓桿，把原來漸進、分散的安全要求變成期限很短、後果很明確的機構性壓力。也就是說，問題本身有真實的國家安全基礎，執行方式卻不可避免地受到當前政治環境影響。區分這兩件事，才能真正看懂美國。
　　這30所學校最後有多少項目被取消，現在不知道；SIRA能不能通過國會，現在也不知道。但有一件事已經發生了：美國大學和聯邦政府之間那份延續七十多年的默契正在被重新書寫。
　　過去的大致模式是：政府提供經費，大學創造知識，科學共同體決定研究方向，成果儘可能公開，優秀人才從全世界流入美國。新的模式越來越像：政府仍然提供經費，但同時決定哪些外國機構不能進入科研網絡，大學需要調查資金、人員、論文、數據、軟件、聯合實驗室和學生指導關係，國際合作必須接受國家安全篩選。這並不意味着美國大學從此失去自由，它意味着美國正在從開放科學時代進入選擇性開放時代。
　　真正值得中國觀察的，也正在這裡。這不是簡單的“美國開始排斥中國”。美國正在把大學、芯片、人工智能、投資、貿易、數據和人才逐漸放進同一張國家安全地圖。過去中美競爭主要發生在關稅、企業和軍工領域，現在已經進入實驗室、論文作者名單和博士生導師關係，競爭正在向知識生產的最上游移動。
　　對美國來說，最大的考驗是能不能把真正危險的合作切斷，同時又不摧毀使美國成為科技強國的開放制度。如果它把安全做成國籍審查，把實體清單無限擴大，把所有中國學者都變成潛在風險，美國可能保護了一些技術，卻傷害自己的創新能力。對大學來說，也不能繼續把“學術自由”理解成對資金來源和合作對象不承擔責任。拿聯邦的錢，就意味着納稅人有權要求透明；研究具有明顯軍民兩用價值，也不能假裝國際政治不存在。
　　所以，這場爭論真正的邊界不在“要不要科研安全”，而在安全應該精確到什麼程度：以行為為標準，還是以身份為標準？針對具體機構，還是針對整個國家？要求披露，還是直接禁止？發現風險以後允許整改，還是取消經費？大學有沒有申辯權？限制名單由誰制定，又怎樣退出？這些問題決定美國是在建立一套更成熟的科研安全制度，還是在把大學拖進一場不斷擴大的政治安全化運動。
　　1945年的美國相信，科學是一片“無盡的前沿”。八十多年以後，美國沒有放棄這個信念，只是第一次如此認真地問：前沿的大門究竟應該向誰打開？而這個問題一旦由五角大樓開始回答，美國大學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就已經和過去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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