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以往研究，宋永毅新著展示：文革發動者的非理性精神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如何造成了或改變了文革歷史；該書還追溯和比較了文革中重要人物的政治行為、特殊歷史現象，與中國數千年皇權體制“剪不斷、理還亂”的無意識積澱的關聯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曾親歷北京報道六四鎮壓、兩次榮獲普利策獎的紀思道，多年來被視作“大左派”，他所任職的《紐約時報》也被視作“左派媒體”。最近紀思道在該報發表文章《A Farewell to Readers, With Hope》（帶着希望告別讀者）

　　如果以前的階級結構像一個富有、中等和貧窮的分層蛋糕，創造性階層就像一個高處掉到蛋糕上的保齡球，蛋糕濺得到處都是。種族主義仍在分裂和玷污美國，但他們忽視了創造性階層在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和社會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受過教育的

　　這幾天全網關注一個事件：歐金中的殺人和自殺。可是，您知道43年前，也就是1978年的“蔣愛珍事件”嗎？——24歲的新疆兵團女護士蔣愛珍用步槍射殺3人，竟贏得全國上下一片同情，成為著名“烈女”，連《人民日報》都發表長文，為其請命！

　　為什麼人類經濟在過去二三百年，駛出“零增長時代”的隧道，進入“正增長時代”？《商貿與文明》的答案是：“商貿秩序”的拓展。在現代化之前，“暴力秩序”是人類文明的主導模式，往往造成零增長；而商貿秩序的崛起，才使得正增長成為可能


　

　　最能快速提升國人幸福感和優越感的事情有兩件：嘲笑朝鮮的貧窮封閉和印度的髒亂差。與中產階級人士一同去這兩國旅行，就能領悟：中國只有經濟意義上的中產階級，缺少文化和政治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他們只能引領消費革命，卻無法主導社

　　魯迅的長孫周令飛在上海交通大學的一場講演，直截了當問道：“魯迅是誰？”這可能是迄今為止關於魯迅的最為激烈而諷刺的發問，宣告七十年來我們被告知的那一位魯迅先生，面目全非。而陳丹青說，願把“魯迅”兩個字改成“我們”——我

　　精英手中的資源與百姓心中的需求，需要有一個接通的契機。巨片《長津湖》，正好提供了這麼一個契機。這部影片本身的是非對錯姑且不論，它觸發了廣大民眾內心的需求，喚醒了他們獲得朝鮮戰爭真實歷史信息的願望，這，就是一件巨大的功

　　一個高中生說：愛自己的國家，就是因為偏愛自己，出發點是人的自私本能，算不上什麼美德。既然是本能，何須培育？愛國也並不是因為祖國有偉大歷史和功績，假設你生在不那麼偉大的國家，就不愛國了？要澄清他所說的這些看法，並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