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研讨会，主办者有意邀请对这个主题持有各种观点的人士参加，有时甚至要特别物色观点截然对立的人士。三年来参加过研讨会的有著名的自由民主学者，也有著名的左派理论家，有老资格的台湾民进党元老级人物、有达赖喇嘛的北美代表和

　　“钱学森之问”為人熟知：当今中国，国家投入巨资，为什么就是出不了大师？人们都会为“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样一个痛心的事实而感慨，其中的有识者，也不难悟出这个事实背后的历史元素和要因，深知往日何以不可追，今日和来日何以

　　近年来无论是在处理台湾、香港、西藏、新疆等内部事务上，还是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都产生了使事态严重恶化的负面效果。许多人也意识到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整体而言国人却有意无意

　　造反派本质上是体制外的势力，毛泽东无论有多少疯狂的想法，来利用民怨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但不可能改变体制本身，最终必然回到体制原点。造反派兔死狗烹的结局是必然的。这里没有逻辑，不讲道理，没有法律，不择手段，只有利益，有的

　　西周太大了，人口太稀了。这就是西周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它的政治文化创新，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运作的。周天子在镐京、洛阳开了总店，然后在全国各地开了140多个加盟店。这些加盟店独立经营，但要承认总店的领袖地位，接受总店的企业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不朽名著《1984》中描述：如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变得很可怕，他们都被系统地训练成了放肆的小野人，却不会令他们产生任何反对党的纪律的倾向。他们的凶残是对外的，指向国家公敌、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以及思想

　　会场陷入了沉默——比最初美国代表面对陌生的中文文本时更寂寥。这或许是由于没人能提出有效的化解隔绝之策，之前也从未预料到这种隔绝有多么严峻。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参会者打破了沉默：她在翻译中意识到，塑造观念的过程，甚至不必借

　　街名的稳定与政治的稳定是呈正相关的，政治越稳定，街名也越稳定；政治不稳定，街名也不稳定——街名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是一座城市最便宜的纪念碑，更换街名，就是对政治游戏的背景重新设定，用“官方批准”的方式，来突出或删除某段

　　2016年元月17日，一批华人学者、律師、作家、诗人和媒体工作者，在纽约连续举行了两场闭门小型研讨会，先后讨论了前一天（元月16日）台湾大选揭晓和一段时间以来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接连失联事件。这是中国研究院自2013年创立以来举行

　　粗鄙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文革”写就了我们这一代人思维和情感的源代码。除民主法治之类的国家制度建设外，日常生活中的规则意识和礼让精神也不可或缺。且不说理性、建设性，吵架都有吵架的规则，一个民族如果学不会吵架，就只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