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强大，既取决于它有能力守住什么，也取决于它有能力吸收什么。美国最值得珍惜的历史优势，是能够不断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思想和创造力，并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动力。如果美国开始把开放视为威胁，就可能削弱创造未来利益的能力


　　老高按：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既是中国开放的受益者，也是美国开放的受益者。虽然远隔重洋，我以感恩的心情纪念祖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四十周年，坚信开放、搞活、自由竞争，是发展物质生产力的不二法门，也是推动精神生产力的强大动力。怎么料想得到，一向被我视作开放标杆的美国，竟连续出现与开放背道而驰、影响深远的迹象？这预示着什么样的趋势、什么样的后果？只是一时的摇摆动荡，终将物极必反，像钟摆一样甩回来吗？还是会愈演愈烈，一路向下，不知伊于胡底，最终酿出大祸？
　　我看不明、说不清，在此转载一文，提请更多网友留意这一迹象。


　　从闭关到锁国——美国正在改变开放传统

　　AI中国，Contemporary China Society（当代中国社会）Nov 7，2026


　　2026年11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一项重要人事任命：长期担任其移民政策核心设计者的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将于11月9日接替苏西·怀尔斯（Susie Wiles），出任白宫幕僚长。这一任命发生在共和党中期选举失利、民主党即将控制新一届国会的敏感时刻。面对选民对经济、就业和移民执法的不满，特朗普没有选择一位以政治妥协见长的协调者，而是把白宫日常运作的指挥权交给了政府中最坚定的强硬移民政策支持者之一。

　　白宫新幕僚长斯蒂芬·米勒。

　　这一变化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一次白宫人事调整。米勒长期主张严格限制移民、扩大遣返、强化边境执法，并推动政府运用行政权力重新界定外国人在美国的居留条件。他进入幕僚长办公室，意味着这些政策主张的主要设计者，将获得更强的跨部门协调能力和议程控制权。
　　美国是否正在从一个以吸引全球资本、人才与知识为优势的开放国家，转向一个以边境、安全和本国人优先为核心原则的封闭国家？这个问题需要放进美国历史中考察。从早期移民国家到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从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到关税壁垒的重建者，美国的国家身份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开放与排斥之间的矛盾。今天发生的变化，可能正在使这一矛盾进入新的阶段。
　　如果把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的政策变化称为某种程度的“闭关”，那么，米勒的上升是否预示着美国进一步走向制度性的“锁国”？这仍然是一种需要检验的趋势判断，但其政治和经济后果已经值得认真讨论。

　　从移民国家到本国人优先：美国政治逻辑的逆转

　　美国的现代繁荣与移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十九世纪以来，欧洲移民参与美国的工业化建设；二十世纪，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和留学生，使美国逐渐成为全球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的中心。美国大学的国际化、硅谷的创业文化、跨国企业的人才网络，共同构成了美国经济长期保持活力的重要条件。
　　然而，移民从来不是没有争议的美国共识。1882年的《排华法案》、1924年建立的限制性移民配额制度，以及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排外主义运动，都说明美国社会一直存在保护既有居民利益与吸引外来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今天的政策变化并非毫无历史先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限制性政策发生在全球资本、技术和人才流动已经成为美国竞争优势重要组成部分的时代。
　　米勒所代表的政治思想，正是试图重新排列这些利益的优先顺序。在这一逻辑中，美国的就业机会首先属于美国公民，外国劳动力的进入必须以不损害本国劳动者为前提；国家安全优先于跨境流动的便利，政府有权对移民资格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查。这些目标本身包含可以合理讨论的公共利益。任何国家都有管理边境、保护劳动者和制定合法移民标准的权利。问题在于，当保护本国就业逐渐被理解为限制外国人才，当移民管理成为回应社会经济焦虑的主要政治工具，美国是否会以损害自身长期竞争力为代价，换取短期的政治支持？
　　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区别：保护本国劳动者，不等于必须减少外国劳动者。工资增长取决于资本投资、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市场竞争和劳动力供求等多重因素。某些外国劳动力可能与本国劳动者形成竞争，另一些则能够创造新的企业、需求和就业岗位。如果忽视这种差异，把复杂的就业问题归结为移民过多，政策就可能偏离真正需要解决的经济结构问题。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美国政治对外来者的理解上。过去，美国的国际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样一种预期：一个人可以出生在其他国家，通过教育、专业能力与创业活动，逐渐获得进入美国社会的机会。如今，这一预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不确定性冲击。当外国人才不再能够可靠地规划自己在美国的未来，美国作为机会之国的信誉便可能受到侵蚀。

　　从边境封锁到合法移民限制：锁国的制度路径

　　米勒的政治经历说明，严格限制非法移民只是其政策主张的一部分。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他参与推动旅行禁令、收紧庇护制度和强硬边境执法。家庭分离政策曾引发重大争议，也暴露了以威慑为中心的执法方式可能带来的人道主义代价。
　　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并扩大了限制性移民政策。2025年6月，白宫宣布针对19个国家实施全面或部分入境限制；同年12月，又通过新的总统公告扩展相关限制。政府将这些措施解释为保护国家安全、强化身份核验以及降低移民制度风险的必要手段。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政策限制的对象正在从非法入境者进一步延伸到合法留学、合法工作和家庭生活领域。美国的H-1B专业工作签证制度在2026年进入新的筛选阶段。2025年12月公布、2026年2月27日生效的最终规则，建立了向较高工资等级倾斜的加权选择机制。政府认为，这有助于防止企业利用签证制度压低美国人的工资，同时保留引进高技能人才的渠道。值得澄清的是，这项规则并未完全取消低工资等级岗位的申请资格，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全面禁止外国毕业生留美工作。
　　与此同时，政府在2026年9月延长了针对部分境外H-1B申请人的高额费用限制。有关政策对雇主招聘海外专业人才形成新的成本约束，尤其可能影响预算有限的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
　　留学生面临的制度环境也在变化。2026年7月发布的最终规则，将相关学生及交流访问人员的居留期限管理转向固定期限制度，使部分人员需要申请延期才能继续合法完成学习和相关活动。政府强调此举有利于监督身份合规，教育界则担忧，它增加了长期科研和跨学科学习的不确定性。
　　至于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政府曾试图通过行政命令改变适用范围，但美国最高法院已于2026年6月30日在 Trump v. Barbara 案中确认，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继续保护在美国出生、父母为非法或临时居留者的子女取得出生公民权。
　　这些事实说明，美国尚未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移民制度，行政权力也仍受到司法和法律程序的约束。然而，政策变化已经使大量原本通过合法渠道来到美国的人，面临更高的经济成本、行政负担与未来不确定性。
　　真正值得警惕的“锁国”，未必表现为宣布关闭国门。它也可能表现为一道道逐渐提高的制度门槛，使人们虽然在法律上仍然能够进入，却越来越难以在美国长期生活、工作和建立家庭。

　　保护就业的悖论：美国会失去自己的创新优势

　　特朗普政府强调保护美国劳动者，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过去几十年，美国制造业地区经历产业转移、工厂关闭和社区衰退，一部分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缓慢，经济安全感下降。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分配并不均衡，资本和高技能群体往往能够更快获得收益，而缺乏流动能力的普通劳动者承受了更多调整成本。这些问题真实存在，也不能简单归咎于选民的排外情绪。
　　但是，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区分全球化带来的结构性不平等与移民政策本身的作用。限制外国专业人才，未必能够直接增加本国青年人的就业机会。一家科技企业如果无法招聘所需的工程师，可能选择提高工资、培训本国员工，也可能将研发部门转移到海外，或者推迟投资。不同企业、不同职业以及不同地区的反应并不相同。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才竞争已经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大学吸引全球最优秀的学生，实验室吸纳各国研究人员，技术企业通过国际人才网络实现知识交流。这种制度长期以来使美国能够分享其他国家的教育投入与人才培养成果。某种意义上，世界各国帮助培养人才，美国则利用开放的大学与就业制度，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才转化为本国创新能力。
　　现在，这一优势正在受到挑战。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于2026年8月发布的预测认为，在不利情景下，2026年秋季美国国际学生人数可能减少约11.1万人，由此造成最高34亿美元的经济贡献损失，并使近4万个就业岗位面临风险。这里必须强调，这些数字属于预测情景，并非已经完成的全年实际统计。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长期影响。2026年10月，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新发F-1学生签证数量在2025年明显低于此前两年，尤其集中于暑期签证发放高峰。学生签证变化既涉及政策限制，也可能与行政处理、国际需求及其他因素有关。
　　留学生流失的代价，不能仅以学费和生活消费计算。一个博士研究生可能参与基础科学突破，一个工程师可能帮助企业开发新技术，一位创业者可能在十年后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这些收益具有长期性、外溢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普通财政统计很难完整衡量。
　　这就产生了美国当前政策中最明显的矛盾：政府希望通过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重新确立美国的技术优势，却可能同时削弱支撑这种优势的全球人才网络。
　　如果美国把保护本国劳动者理解为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固定利益分配，就容易忽视经济增长和创新带来的共同收益。一个国家当然需要保护自己的劳动者，但更有效的途径可能是改善教育、扩大职业培训、增加住房供给、强化劳动者议价能力，并使技术创新的收益得到更加公平的分配。关闭竞争渠道或许能够暂时保护某些既有岗位，却不一定能够创造未来的产业。

　　米勒入主白宫：从政治主张到国家治理方式

　　米勒出任白宫幕僚长的意义，在于他能够把长期坚持的政策主张，更直接地转化为政府运行的优先事项。幕僚长虽然不是独立制定法律的机构负责人，却能够影响总统获得什么信息、召开什么会议、哪些事项进入政策议程，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顺序。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事任命有时比单项政策更能反映政府的长期方向。怀尔斯以组织管理和政治协调能力著称。米勒则以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强硬的政策风格以及推动行政执行的能力受到关注。在中期选举失利之后，特朗普作出这样的选择，可以理解为对既有政治路线的进一步坚持，而非主动寻求中间路线。
　　但米勒同样面临一个根本矛盾：选民的不满究竟是因为政府的限制政策还不够严格，还是因为过度强调移民执法，已经偏离他们更关心的工资、物价、住房和生活成本问题？
　　如果选民主要关注经济生活，那么更加严厉的移民政策能否回应他们的需求，就需要实际经济结果来检验。政治动员能够把复杂的社会焦虑集中到一个易于识别的对象身上，却不能保证针对这一对象的政策会解决焦虑的经济根源。
　　米勒所面临的另一个限制来自美国制度本身。行政命令可以改变政府的执行方向，但不能任意修改国会制定的法律，更不能绕过宪法。最高法院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裁决已经说明，即使总统提出明确的政治目标，司法机关仍可能对其实施实质性限制。
　　与此同时，2026年中期选举产生的国会权力变化，将使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冲突更加突出。未来两年，白宫可能更依赖行政措施推进政策，而国会监督、司法诉讼和社会组织的挑战也可能更加频繁。
　　因此，把米勒上任直接解释为美国即将全面锁国，还为时过早。更准确的判断是，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围绕国家边界、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制度竞争，其最终结果仍未确定。

　　从自由贸易到国家保护：美国正在反对自己建立的秩序

　　如果只从移民政策理解美国的封闭倾向，就会忽略更大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设计者。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都与美国推动的国际经济规则密切相关。美国企业在世界市场扩张，美国金融体系吸引国际资本，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吸纳全球人才。开放的国际秩序不仅是美国对世界的制度安排，也是美国获得经济和战略优势的重要条件。
　　然而，当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越来越集中，国内社会分配矛盾持续扩大，美国政治对全球化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从产业回流、供应链安全到关税保护和技术出口管制，国家经济安全逐渐成为政策的重要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一种新的国家主义正在形成。它不完全排斥全球市场，而是要求全球经济活动更加直接地服从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希望外国资本继续进入美国，希望本国企业继续掌握全球市场，同时限制可能挑战美国技术、产业和安全优势的跨境流动。
　　这里存在一个内在张力：如果美国希望继续享有全球经济中心的收益，就需要维持其他国家参与其市场和制度的信心；如果美国不断提高进入门槛，甚至使规则变得难以预测，其他国家和企业就会有更强的动机寻找替代市场、技术体系和金融安排。
　　国家保护主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维护战略产业，也可能改善供应链韧性。但如果保护主义逐渐成为支配整个经济体系的原则，它就可能削弱竞争压力、提高生产成本、减少知识交流，并诱发其他国家的报复性限制。
　　更深刻的问题在于，美国过去能够长期处于世界经济中心，依靠的并不只是自身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全球资源愿意向美国汇聚。大学、资本市场、科研机构和移民制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吸引力，使美国能够不断从外部获得新知识、新资本和新的人力资源。
　　开放本身就是美国国家能力的一部分。如果这一能力被削弱，美国可能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先进技术和庞大市场，却逐渐失去使这些优势不断更新的社会机制。这才是从闭关走向锁国可能带来的深层历史代价。

　　从闭关到锁国：美国正在经历怎样的历史转折

　　“闭关”与“锁国”具有不同的政治含义。闭关主要表现为限制对外联系，锁国则意味着限制外部交往的原则逐渐制度化，并扩展到经济、人口、知识和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美国今天显然还没有达到传统意义上的锁国状态。它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重要的国际金融市场、庞大的跨国企业和广泛的国际人口流动。
　　但值得警惕的是，美国一些政策正在呈现出从选择性限制走向系统性排斥的倾向。边境管理的目标延伸到合法移民，劳动力保护扩展到国际人才竞争，国家安全的理由越来越多地进入教育、科技和商业领域。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外来者进入美国社会的条件将不断提高，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
　　这一过程尤其值得从政治哲学角度审视。现代国家当然具有保护公民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但这种责任必须受到法律与权利原则的约束。国家不能因为能够限制外国人的进入，就认为任何限制都具有正当性；也不能因为某项政策符合一部分选民的利益，就忽略其对其他人的权利以及国家长期利益造成的影响。
　　美国当前面临的根本矛盾，是一个依靠开放成长起来的国家，正在尝试通过限制开放重新获得安全感。它希望保护国内就业，又需要世界人才；希望保持技术领先，又不断强化技术壁垒；希望维护全球影响力，又越来越怀疑国际合作的价值。
　　斯蒂芬·米勒的上任，使这一矛盾变得更加鲜明。他代表的政策方向，试图通过强化国家边界和行政权力，回应美国社会对经济衰退、文化变化与国家地位下降的焦虑。然而，国家的竞争力无法仅仅通过排斥外部竞争者得到恢复。它最终仍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制度的适应能力、社会的创新活力，以及能否为普通劳动者提供更加稳定的生活机会。
　　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因为担忧外部竞争而选择限制开放，有些限制在特定时期具有合理性，但当防御性政策逐渐演变为制度性封闭，国家往往也会付出失去学习能力和发展机会的代价。
　　美国是否会重复这样的历史，仍然取决于未来的政治选择。它并非注定走向锁国，美国社会内部仍然存在强大的开放力量，大学、科技企业、司法机构、州政府和普通公民都可能影响这一过程。问题在于，当保护国家逐渐被理解为阻止外部世界进入，国家究竟会因此变得更加强大，还是更加孤立？
　　美国最值得珍惜的历史优势，是能够不断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思想和创造力，并把这些外部资源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动力。如果美国开始把这种开放视为威胁，就可能在保护既有利益的同时，削弱创造未来利益的能力。一个国家的强大，既取决于它有能力守住什么，也取决于它有能力吸收什么。
　　从闭关到锁国的危险，正在于国家可能把保护自身的边界，误认为维持自身力量的全部答案。当保护逐渐变成排斥，当安全逐渐取代开放，当国家把外部世界主要看作威胁，它失去的可能恰恰是曾经使自己强大的历史条件。
　　美国的未来，最终取决于它能否在维护边界与保持开放之间重新找到平衡。这不仅关系到移民与留学生的命运，也关系到美国能否继续成为世界科技、经济与文化创新的重要中心。

　　主要资料： 白宫：2026年11月6日米勒任命公告；美国《联邦公报》H-1B加权选择最终规则；美国最高法院《Trump v. Barbara》判决；NAFSA：2026年国际学生入学及经济影响预测；里士满联储：学生签证下降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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