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警惕的是：一步步把政治原则让位于政治忠诚，把制度判断让位于领袖崇拜，把事实核查让位于信仰确认。你在专制者掌权时勇于高喊自由，但当你所拥戴的人践踏规则时，是否还有勇气站出来反对他？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了，所谓“追求宪政”还剩下什么？


　　老高按：读到郎晓君的一篇文章《为什么一群自诩追求宪政的人会成为川普的崇拜者》，其中第三节说：华川粉现象中还有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因素：神学保守主义如何把政治分歧转化为一场善恶决战。触动了我，让我想起这几天批评我的某位川粉朋友的一个观点：美国人（后来扩大到非美国人）可以批评川普，但须出于善意。我问：“是否出于善意，谁来当裁判？按照什么标准？”这位朋友答：“标准当然有。2024年美国的大多数选民就对此做了回答。”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大选票数分出了胜负，难道还能分出善恶？这位朋友的善恶标准（这可是他自己说的啊！）就这么简单明了：就看是否投川普的票！
　　这个观点的谬误一目了然，毋须我多费唇舌。
　　这里要说两句这个观点中的另一个谬误，也是此人多年来反复教诲我的观点：2024年川普赢得了多数票，你应该站在多数民众一边。不站在多数民众一边，就是看不起人民，就是自以为高贵的精英意识。
　　什么时候，“多数民众”的意愿成了裁决观点对错的标准？什么时候，要看人数多少来站队？
　　照他的说法引申，文革中几乎全民对毛泽东顶礼膜拜、对文革欢呼“就是好”之际，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就都是反民意、逆民心而动？中世纪时全民相信“太阳围着地球转”，那么布鲁诺宣传哥白尼的“地球围着太阳转”，就活该被烧死？
　　可是，民意是变化的，2024年投票川普获得49.80％的普选票，到最近只有31～33％的支持率，对川普的不认可率则达到59～66％，请问这位朋友，您是不是应该改换门庭，站到“大多数民众”一边来呢？
　　还是请大家都来读一读郎晓君的文章吧，他分析得更透彻、更全面。

　　为什么一群自诩追求宪政的人会成为川普的崇拜者

　　郎晓君文学江湖，思想的回廊 2026年10月23日


　　本文标题灵感来自法学者张雪忠老师，我昨天在朋友圈读到他一句观点：【这段时间重读阿伦特，主要是想弄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川普……会在中国一群自称追求宪政的人中间引发一场广泛、狂热而持久的个人崇拜？】这种现象我过去写过四五篇，觉得有必要从政治学与心理学角度再写一篇。
　　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有一批人多年谈论宪政，捍卫司法独立与言论自由，其中不乏学者、律师、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他们熟悉美国建国史，能够谈论洛克、孟德斯鸠与麦迪逊，也知道权力必须受到约束，政治人物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然而，当川普走进美国政治中心，其中一些人却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个人崇拜。川普冲击选举程序，他们替他辩护；川普攻击司法机构，他们指责司法系统被政治操纵；川普蔑视政治伦理，他们说这是不拘小节；川普与自身阵营之外的人为敌，他们便把那些人描绘成文明的敌人。凡是对川普不利的事实，都可能被解释成建制派的阴谋；凡是川普做出的惊人之举，又都能被包装成打破旧秩序的英明决断。
　　这个群体通常被称为“华川粉”。他们大部分身处国内，也有一些生活在美国和欧洲；其中一部分自称宪政主义者，为什么会把对一个政治人物的支持，逐渐变成对其个人的忠诚，甚至在他损害自己曾经宣称捍卫的原则时，仍然不肯改变判断？他们当中，尤以言必称加尔文、动辄引述清教徒秩序的“神学保守主义者”居多。
　　这不仅是一场政治立场的错乱，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精神溃败。当那些曾经高举“宪政、法治、自由”旗帜的人，为一场未遂的国会山骚乱击节叫好，为摧毁程序正义的强人政治极尽辩护时，他们实际上在精神上完成了对自身初心的自戕。
　　为什么会这样？究竟是怎样的认知盲区、心理代偿与灵魂病变，让一群知识分子，最终投奔了另一个民粹者的怀抱？

　　一

　　要理解这种思想反转，不能只把它归结为愚蠢或虚伪。部分华川粉的政治态度，与他们长期积累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挫折有关。一个人对某种政治语言产生强烈反感，往往不是从抽象理论开始，而是从具体生活经验开始。就像一个人被狗咬得皮开肉绽后，他此后余生看到任何带毛的生物都会产生剧烈战栗——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创伤后应激的泛化”。
　　问题是，创伤可以解释一种反应，却不能自动证明这种反应正确。对某类政治语言的反感，不等于此后凡是谈论平等、福利、公共服务或社会保障的人，都在谋划某种复辟；一个人曾经见识过运动如何伤害个体，也不意味着所有左翼思想、社会民主主义或进步主义政策都应被归入同一类。现代政治思想有着复杂的历史脉络，社会保障与全面控制不是一回事，公共医疗与取消个人自由不是一回事，反歧视政策也不能仅凭政治标签就被判定为专制的前奏。
　　然而，在部分华川粉的叙事里，这些区别越来越难以成立。“左派”成为一个可以包办一切的敌人标签。拜登与民主党被描绘成文明秩序的掘墓人，少数族裔平权被说成对传统社会的报复，移民与多元文化被包装成西方衰落的根源。政治世界被压缩成一场简单的善恶对决：只要站在他们认定的“左派”对面，无论采用什么手段，都可以获得道德上的豁免。
　　川普恰好擅长利用这种心理。他把复杂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矛盾，转化为一场关于敌人、背叛与拯救的持续表演。他不必认真解释每一种社会问题的历史成因，只要不断告诉支持者，是某些人偷走了他们的国家，是某些精英背叛了他们的利益，是某些群体破坏了他们熟悉的秩序，就能把不满凝聚成政治力量。他的语言有时粗鄙，却有极强的情绪动员能力；他的政治承诺未必自洽，却能让愤怒找到一个具体的出口。
　　他们看到川普痛骂建制派，便感到某种替自己出气的快意；看到他攻击自由派媒体，便把它理解为对自己厌恶的整个政治文化的反击；看到他打破惯例，甚至可能把破坏规则本身误认成打破旧秩序的勇气。
　　他们没有认真追问：砸碎规则之后，谁来限制砸碎规则的人？他们也没有充分考虑，一个不愿意接受约束的强人，究竟会给自由带来保障，还是会让自由更加依赖他的个人好恶？
　　于是，一场发生在美国的政治冲突，被投射成了另一场跨越国界的心理战争。川普仿佛成了一个替人复仇的代理人。他在美国国内的所作所为，常常不再根据其本身的后果来评价，而是根据他是否打击了支持者心目中的敌人来获得评分。
　　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支持一个能够打破旧秩序的人，却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把“打破秩序”本身当成了政治正确。

　　二

　　创伤并不能解释全部问题。另一条值得追问的思想脉络，是部分华川粉对自由主义的狭窄理解。
　　自由主义原本是一个宏大的文明谱系。在洛克、阿克顿勋爵乃至罗尔斯的视野里，自由从来离不开平等的尊严、社群的休戚与共以及对弱势者的制度性托底。然而，在华川学者手中，这套丰饶的思想遗产被浓缩得只剩下几句口号：“小政府、降税、去管制、低福利”。
　　他们对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产生了一种神秘主义式的拜物教迷信，却彻底无视了哈耶克晚年同样支持国家提供基本安全底线的主张。这种极端的经济放任主义迅速与传统文化中的“成王败寇”心理杂交，滑向了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穷人贫困是因为他们怠惰； 少数群体遭遇系统性歧视是因为他们缺乏竞争力； 失业者流落街头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法则。
　　正因如此，当欧洲青年走上街头抗议公共服务瘫痪、抗议资本对住房的残酷剥夺时，这群人不仅毫无同情，反而报以嘲讽。他们与川普在精神底层达成了共鸣：他们迷恋川普那种以“商业成功者”自居的傲慢，崇拜他对所谓“失败者”（Losers）的公开羞辱，赞美他把一切政治关系都降格为商贾交易。
　　自由主义并不只有“小政府、低税收、少管制”这一种表达。不同自由主义者对于市场、福利、平等、公共责任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但对个人尊严、法治约束和权力边界的重视，是其中不可轻易抛弃的核心。一个社会是否自由，不仅要看国家有没有干预市场，还要看普通人是否拥有真实的选择空间，法律是否平等适用，个人能否免于任意权力的支配。
　　可在某些极端化的市场原教旨叙事中，自由逐渐被缩减成了强者不受干预的自由。财富被理解为能力的证明，贫困被理解为个人失败，公共保障被描述为对成功者的惩罚，社会不平等则被视为竞争自然产生的结果。仿佛只要市场足够自由，所有不公就会自行消失；只要政府足够弱小，权力便不会再伤害个人。
　　这套逻辑最容易忽略的，正是自由主义自身必须面对的难题：当一个人缺乏教育、健康保障、基本收入与免于歧视的机会时，他在法律上享有的自由，究竟能够转化成多少现实选择？当经济力量集中到足以影响政治议程的程度时，仅仅要求国家退场，是否就能保证普通人不受支配？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狭窄的自由观与川普的政治风格之间，存在一种危险的相互吸引。川普热衷于把商业成功与个人权威联系起来，习惯用输家、赢家的语言评价社会关系。他的政治表达经常把公共事务处理成一场交易，把对手描绘成必须击败的敌人，把忠诚视为衡量人的首要标准。只要你赢了，你便有资格发号施令；只要你输了，你的抱怨就不值得认真倾听。
　　对于崇拜市场竞争的人来说，这种逻辑很容易被误认成强者的魄力。但商业竞争与宪政政治毕竟不是同一回事。企业可以围绕经营目标追求效率，国家却不能把公民简单划分为有用的赢家和无用的输家。选举不是企业并购，司法不是老板的私人办公室，公民权利也不是成功者发给失败者的施舍。
　　一个真正理解自由主义的人，应当警惕的不只是政府权力，也包括任何可能侵蚀个人自由的私人力量、社会偏见与政治强制。倘若有人一边反对政府对个人的控制，一边赞美政治强人对弱者的羞辱；一边高谈个人自由，一边对移民、穷人或少数群体的基本尊严不屑一顾，那么他所捍卫的，恐怕已不是普遍的自由，而是自己所认同的那部分人的特权。
　　自由如果只属于成功者，宪政如果只保护强者，那么它们就不再是普遍原则，而成了精英阶层为自己写下的免责条款。

　　三

　　华川粉现象中还有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因素：神学保守主义如何把政治分歧转化为一场善恶决战。
　　部分华川粉受到美国福音派政治文化的影响，把川普解释为《圣经》中的古列王。古列是古代波斯君王，在《圣经》的叙事中，他被视为上帝用来完成特定历史使命的统治者。按照这种解释，一个人即使品行存在严重问题，也可能被上帝选中，用来完成超越个人道德的使命。川普不必成为道德楷模，只要能够打击他们认定的邪恶力量，他的缺点便可以被解释为无关紧要。
　　这种叙事具有很强的心理吸引力。它解决了一个原本难以回避的矛盾：既然自己信奉传统道德，为什么要支持一个经常因说谎、羞辱对手、践踏政治伦理而遭到批评的政治人物？答案是，他不是来接受道德评判的普通人，而是被赋予特殊使命的工具。
　　于是，原本应该审视川普的道德标准，反过来成了替川普开脱的理由。
　　政治由此被神学化。普通的政策分歧不再是可以讨论、协商和妥协的问题，而成了善与恶、信仰与背叛、上帝与魔鬼之间的战争。反对川普的人，不再只是对他的政策持不同意见，而可能被描绘成邪恶势力的同谋；批评川普的媒体，不再是需要逐条核实其报道的新闻机构，而被整体归入敌对阵营。
　　一旦这种思维形成，事实就很难再改变一个人的判断。因为承认自己支持的领袖犯了严重错误，不再只是承认一项政治判断失误，而可能被体验成信仰上的失败，甚至是对整个精神共同体的背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争论会陷入一种奇特的循环：你拿出事实，对方回答这是阴谋；你要求证据，对方说主流媒体都不可信；你指出川普言行的矛盾，对方又说上帝使用的工具不必完美。无论出现什么新材料，都有一套现成的解释可以把它吸收进去。
　　但这里存在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任何事实都无法推翻一种信念，那么这种信念究竟还是政治判断，还是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证伪的信仰体系？
　　宗教信仰当然可以为人提供道德力量，基督教传统中的公义、怜悯、诚实与对权力傲慢的警惕，也可以成为批判政治的重要资源。但当宗教被用来赋予某个政治人物特殊豁免权，当领袖的行为不再需要接受信仰所宣称的道德标准检验，政治神学就发生了危险的倒置：人不再依据道德判断权力，而是依据自己对权力的忠诚重新解释道德。
　　这不是信仰对政治的提升，而是政治对信仰的征用。

　　四

　　华川粉现象中，最深的一层矛盾，是政治目标逐渐压倒了政治原则。
　　一个长期处于现实无力感中的人，容易把希望寄托在外部力量身上。远方的选举、国际压力与大国竞争，便可能成为人们关注的替代性出口。人们期待某个外部政治人物能够改变力量对比，打破僵局，替自己实现无法完成的目标。
　　但希望一旦失去边界，就会转变成对强人的依赖。一个人不再问政治人物是否尊重规则，而只问他是否能替自己赢得胜利；不再关心权力是否受到限制，而只关心权力是否打击了自己憎恶的对象。政治判断由此发生了根本转变：手段不再需要接受原则的审查，反而是目标开始替手段开脱。
　　川普恰好为这种心态提供了鲜明的投射对象。他善于把政治塑造成一场敌我分明的斗争，喜欢以个人意志挑战制度惯例，也习惯把对自己的批评解释成敌人的阴谋。支持者越是把他当作唯一能够扭转局势的人，就越容易把他所遭遇的法律与制度约束视为敌对势力的阻挠。于是，一个原本应当接受监督的政治人物，逐渐被塑造成必须得到保护的政治资产。
　　这套逻辑与宪政主义的根本精神恰恰相反。宪政的核心，不是保证某个阵营获胜，而是确保无论谁获胜，都不能因此获得无限权力。它的价值不在于让好人永远掌权，而在于承认人性并不可靠，所以任何人的权力都必须受到限制。一个政治人物越有号召力、越能激发群众热情，越不能成为不受约束的理由。
　　如果支持者因为川普能对外采取强硬姿态，便对他在美国国内的权力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他们认为只要能够实现自己期望的国际政治结果，程序正义、司法独立与权力制衡就可以暂时让步，那么他们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一种危险的政治逻辑：只要目的足够重要，规则就可以被牺牲。
　　而这正是所有强人政治最熟悉的辩护方式。强人从来不缺少崇高目标。有人以民族复兴为名，有人以国家安全为名，有人以文明存续为名，也有人以拯救自由世界为名。名目可以不同，结构却可能相似：领袖宣称自己肩负特殊使命，支持者则相信，普通规则不应成为伟大目标的障碍。
　　华川粉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正在于他们曾经对权力不受约束抱有深刻警惕，却可能在另一套敌我叙事中，逐渐接受了自己曾经反对的东西。
　　如果一个人只反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却欢迎自己喜欢的人获得同样的权力，那么他反对的就不是专制，而只是专制的主人不合自己的心意。

　　五

　　华川粉现象还与语言信息环境密切相关。对于一些身处大陆或主要依赖中文资讯的海外华人而言，美国政治信息常常经过多重筛选：翻译者选择什么内容，媒体突出什么议题，社交平台推荐什么视频，都会影响他们对美国政治的整体认识。
　　当一个人长期接触的中文内容集中于美国社会的混乱、进步派的争议、民主党人的失误和所谓“深层政府”的阴谋，却很少接触不同立场的原始材料、调查报道与制度分析，他看到的美国就可能变成一个被剪裁过的世界。再加上社交媒体的回音室效应，人们会不断遇到支持自己判断的内容，并逐渐把重复出现的说法误认为已经得到证实的事实。
　　在这种环境中，阴谋论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不仅因为它能够提供简单答案，更因为它把复杂现实变成了一个具有明确敌人、隐藏计划和最终决战的故事。个人可以由此获得一种认知上的确定感：所有坏消息都有幕后黑手，所有反驳都是敌人的伪装，所有失败都是因为自己尚未彻底清除敌人。
　　这套机制与强人崇拜相互强化。领袖告诉支持者谁是敌人，支持者又用领袖的言论筛选事实；任何不利证据都被解释为敌人的阴谋，任何有利信息都被当作自己阵营的胜利。政治判断由此不再是一项需要不断修正的理性活动，而变成一场确认既有信念的仪式。
　　当然，中文信息环境并不能解释每一个华川粉的立场，也不能把所有保守派媒体都等同于阴谋论媒体。问题在于，当一个人拒绝跨语言核查，拒绝区分事实与推测，拒绝承认自己支持的政治人物也可能说谎时，他就主动放弃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责任之一：让自己的判断接受事实的检验。
　　知识分子的身份，不是由学历、头衔、论文数量或政治立场决定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保留一种能力：在事实与信念发生冲突时，允许事实改变自己的信念。
　　如果一种政治立场只能靠封闭信息、排斥反证和不断制造敌人来维持，那么无论它使用多少宪政、自由与文明的词汇，都不能因此获得思想上的优越性。

　　六

　　归根结底，华川粉现象所暴露的，不只是对川普个人的判断问题，川普并没有凭空制造华川粉身上的全部矛盾。他更像一面强烈的反光镜，把某些原本就存在的思想弱点照得格外清楚：把政治立场当成道德判断的替代品，把自由简化为强者不受约束的权利，把宗教或文明叙事变成政治人物的免责理由。
　　这也是为什么，单纯争论川普究竟是一位成功的总统，还是一位失败的总统，并不足以触及问题的核心。评价一位政治人物，当然可以考察他的经济政策、移民政策、外交路线和司法任命；但对一个自称宪政主义者的人来说，还有一条更根本的标准：他是否接受权力的限制，是否尊重政治程序，是否承认反对者拥有合法存在的权利，是否愿意在自己可能失败的时候，仍然遵守同一套规则。
　　这条标准并不只针对川普，也不只针对美国。它适用于任何政治人物，适用于任何国家，适用于任何自称代表真理、民族、信仰或历史使命的力量。宪政不是一种只在政治对手掌权时才需要的工具，也不是一种帮助自己阵营获胜的策略。它是一种自我约束：即使我确信自己正确，即使我认定对手危险，即使我相信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我也不能因此要求规则只约束别人。
　　对华川粉而言，真正的考验并不是能否继续支持川普，也不是是否要改变自己的党派立场，而是能否重新建立一种不因政治好恶而改变的判断标准。如果川普的某项政策值得支持，就应当说明它为什么值得支持；如果他的言行侵犯了宪政原则，就应当明确指出问题所在。不能因为反对者也在批评他，便反过来替他的所有行为辩护；更不能因为期待他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某种作用，就默认他在国内政治中可以不受约束。
　　这并不意味着宪政主义者必须政治中立，更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有强烈的价值立场。恰恰相反，原则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允许人们坚定地反对某些政治力量，同时仍然拒绝使用自己反对的手段。真正的政治成熟，不是把所有阵营都看成一样，而是即使面对自己最憎恶的对手，也不放弃对权力、程序与权利的基本要求。
　　一个人反对专制，并不自动意味着他已经摆脱了专制思维。专制思维最顽固的遗产，不只是对权力的恐惧，也包括对强力的迷恋，对敌我的执着，以及相信只要目的足够崇高，手段便不必接受审查的习惯。
　　所以，华川粉现象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他们如何一步步把政治原则让位于政治忠诚，把制度判断让位于领袖崇拜，把事实核查让位于信仰式的自我确认。
　　宪政的考验，从来不是你能否在敌人掌权时高喊自由，而是当你所拥戴的人开始践踏规则时，你是否还有勇气站出来反对他。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了，那么所谓追求宪政，很可能只是一场尚未获得权力的强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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