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前的阶级结构像一个富有、中等和贫穷的分层蛋糕，创造性阶层就像一个高处掉到蛋糕上的保龄球，蛋糕溅得到处都是。种族主义仍在分裂和玷污美国，但他们忽视了创造性阶层在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社会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受过教育的精英往往是社会上最狭隘的群体


　　“波波族”如何分裂美国？

　　大卫·布鲁克斯原作，熊一舟编译，《社会科学报》总第1775期7版


　　2000年，美国著名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其畅销书《天堂里的波波族》（Bobos in Paradise）一书中提出了“波波族”的概念。波波族是“波西米亚”（Bohemian）和“布尔乔亚”（Bourgeoisie）的混合体，既雅痞，又自由，既追求生活品位，又不拘泥于世俗的繁文缛节。然而20余年后，通过对美国社会现状的分析，大卫·布鲁克斯认为，波波族加剧了美国的社会冲突，造成了社会分裂，现代精英体制亟需新的变革。2021年9月，《大西洋月刊》发表大卫·布鲁克斯的文章《波波族如何分裂美国》（How the Bobos Broke America），对此进行了分析。


　　“布布族”与“波波族”的冲突

　　2020年夏秋，多艘“特朗普式”游船巡游在美国水域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参与者吵吵嚷嚷地一大群一大群地聚集在一起。他们在船上挂满了国旗——美国国旗，但也挂着标志性的口号旗帜：别踩我，别再胡扯了。女人们站在前甲板上，穿着红、白、蓝三色的比基尼，举着蓝丝带和高筒牛仔裤向附近船只上的“爱国者”们致敬。男人们站在控制台上，展现出钢铁工人的那种男子气概，尽管这些人更有可能是房地产经纪人。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民粹主义赛舟会。这些人收入很高，但认为自己是普通人、被忽视的人。
　　你也可以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看到这种现象。人类学家尼古拉斯·凯姆拉（Nicolas Chemla）把这种社会类型称为“布布族”（Boorish Bourgeoisie，Boubours），即粗鄙的资产阶级。如果说中产阶级精英“波波族”（Bourgeois Bohemians，Bobos）倾向于拥有进步的价值观和都市品味，那么布布族则想方设法用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来打击他们。
　　拥有高端汽艇的人怎么可能认为自己是受压迫的人呢？事实是，他们并不是完全疯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变得混乱不堪。过去很简单：富人加入乡村俱乐部，投票给共和党；工人阶级在工厂辛苦劳作，投票给民主党；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大量的郊区中产阶级。我们清楚地知道，当阶级冲突发生时，它会是什么样子——工人阶级成员会与进步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对抗资本主义精英。
　　但不知怎么，2015年和2016年的阶级冲突来临时，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突然之间，西方的保守党派——曾经是地主贵族的拥护者——把自己描绘成工人阶级的战士。左翼政党——曾经是无产阶级起义的工具——被攻击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精英的俘虏。如今，你的教育水平和政治价值观在决定你的阶级地位方面和你的收入一样重要。正因为如此，各阶层之间的斗争不仅是上下之间的斗争，而且是与处于各自阶梯上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斗争，也是与跨越意识形态鸿沟的对立党派之间的斗争。

　　波波族控制了知识体系

　　2002年，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出版了《创造性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书中赞扬了创造性阶层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他所说的创造性阶层或多或少是由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金融家、律师、教授、医生、高管和其他专业人士组成的群体。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可以将新想法转化为软件、娱乐、零售概念，等等。
　　在过去的20年里，波波族或者说创造性阶层迅速增长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力量引发了全球的强烈反对，这种反对越来越恶毒、越来越疯狂，甚至像世界末日一样。然而，这并非毫无根据。波波族已经联合成一群孤立的婆罗门精英，主宰着文化、媒体、教育和科技。创造性阶层将文化成就转化为经济特权，反之亦然。它控制着乔纳森·劳奇（Jonathan Rauch）在他的新书《知识的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Knowledge）中所描述的知识体系——由决定真理的学者和分析师组成的庞大网络。最重要的是，它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它决定了什么被认可和尊重，什么被轻视和摒弃。当然，网络已经民主化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扩音器。但精英品位的制定者仍倾向于那些生活在创造性阶层聚居地的精英大学毕业生。如果你觉得自己被社会看到了，那是因为创造性阶层看到了你。如果你觉得自己被忽视了，那是因为创造性阶层没有看到你。
　　如果我们以前的阶级结构就像一个分层蛋糕——富有、中等和贫穷，那么创造性阶层就像一个从很高的地方掉到蛋糕上的保龄球。大块蛋糕溅得到处都是。在《阶级大转变》（The Great Class Shift）一书中，蒂博·穆泽格（Thibault Muzergues）认为，创造性阶层已经扰乱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受过教育的都市精英的崛起导致了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反抗。特朗普的支持者将媒体——创造性阶层的缩影——列为美国最大的威胁。瑞典政治学家博·罗斯坦（Bo Rothstein）指出：“工业工人阶级和所谓的知识文化左派之间150多年的联盟结束了。”今天的工人阶级不仅强烈地排斥创造性阶级，而且排斥它所控制的知识体系。
　　种族主义仍在分裂和玷污美国，但他们忽视了创造性阶层在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社会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他们都在谈论开放，创造性阶层却非常狭隘。在《21世纪的社会阶层》（Social Class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社会学家迈克·萨维奇（Mike Savage）发现，通过与不同职业群体的人接触来衡量，受过教育的精英往往是社会上最狭隘的群体。在《大西洋月刊》的一项研究中，阿曼达·里普利（Amanda Ripley）发现，最缺乏政治容忍度的美国人“往往是白人，受教育程度更高、年龄更大、更都市化、党派色彩更浓的人”。
　　如果创造性阶层只是努力工作，赚的钱比其他人多，可能就不会引发如此激烈的政治冲突。导致心理危机的是创造性阶层散发出的“比聪明”“比开明”和“比宽容”的气息。那些觉得自己被忽视了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被关注，感到羞辱的人会为他们的羞辱报仇。

　　增加通向成功的途径

　　随着波波族在经济、文化，甚至是我们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理解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控制，社会开始向他们靠拢，旧的三部分阶级结构分裂成令人困惑的混乱的小群体，他们以各种方式争夺地位和地位。例如，波波族拥有强大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实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精英们拥有巨大的文化力量和不断增长的政治力量，但仍然没有多大的经济力量；而从事服务行业的阶层和农村工人阶层，既没人听，也没人看，几乎没有任何力量。与此同时，美国的政治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身份变得更加突出。
　　拜登是自罗纳德·里根以来首位没有常青藤大学学位的总统。拜登倡导的项目——新冠肺炎救济法、基础设施法案、家庭支持提案——代表着将资源输送到那些没有大学毕业的人以及被创造性阶级经济甩在后面的人的努力。正如拜登今年4月在国会联席会议上所吹嘘的那样，“在美国就业计划中创造的基础设施工作中，近90％不需要学士学位，75％不需要副学士学位”。
　　如果有一种经济方法可以消除美国日益扩大的阶级鸿沟，拜登的一揽子立法方案无疑是最佳选择。它将缩小造成当今阶级仇恨的收入差距。但经济再分配只能到此为止。真正的问题在于排序机制本身。它决定了谁被归入社会上层，谁被排斥在外；谁可以搭乘自动扶梯到达卓越的地位和世俗的成功，谁面对的却是一堵墙。
　　现代精英统治是一台产生怨恨的机器。在青春期有完成学业的能力是很好的，但是围绕着它组织你的社会是荒谬的。团队合作的能力，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牺牲的能力，诚实、善良和守信的能力，以及创造性和自我激励能力是更重要的。一个明智的社会会奖赏具备这些能力和特质的人，不会赞美企业顾问的技能，而轻视家庭护士的技能。
　　纠正这一体系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制度改革。例如，我们需要更多的成功途径，所以那些不倾向于学术的人有通往社会领导层的途径；使有和没有大学学位的人彼此之间有更多的直接联系。终结像住宅分区条例这样将富人隔离在顶层的政策。更广泛地说，改变这种分类机制需要改变我们整个的道德生态，这样，拥有斯坦福学位的人就不再被视为更高层次的存在。
　　波波族一开始并没有想要成为精英统治阶级。他们只是让自己适应一个奖励某种成就的体系，然后让自己的孩子们也能在这个体系中茁壮成长。但是，他们忽视了自己的力量，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以及令人更痛苦的尊重上的不平等。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废除养育我们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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