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左派的崛起相對應，保守主義在大學中的影響力明顯下降。保守派思想強調個人自由、市場經濟和有限政府，曾在美國教育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但近年來已逐漸被邊緣化。持保守立場的師生常面臨輿論和學術壓力，被認為與大學“進步”方向不符
老高按：經常聽見有人——尤其是一些自詡“右派”的華人朋友——忿忿地說：除了極個別的“白烏鴉”之外，美國的大學都被左派把持，美國的媒體全是左派喉舌。姑且不論這種評價是否中肯、準確，我一直疑惑不解的是：學校也好，媒體也好，不是都處在開放市場體系中嗎？左派、右派不都擁有平等的權利參與自由競爭嗎？與中國“定於一尊”“口徑一致”“輿論一律”的專制政治環境截然不同，美國並沒有中央宣傳部之類權力機構，敢於下令“大學姓黨”“媒體姓左”、敢於悍然禁止右派辦校辦報呀。
事實上，川普痛恨《紐約時報》、CNN之類所謂“主流媒體”太左，他的Facebook和Twitter帳號又被封禁，索性就由川普媒體與科技集團TMTG合作推出了一個社交媒體平台“Truth Social”；馬斯克更財大氣粗，索性豪擲數百億美元買下看不順眼的Twitter，改名“X”，果然情況大變。
這就是最著名的兩例。這不是挺好的嗎？左派有渠道發聲，右派也有渠道發聲，雙方或多方都來唱對台戲，都來使出十八般兵器，爭取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社會需要這樣，消費者需要這樣。
但是這樣的舉措，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採取呀，媒體市場一直都是開放的呀，二十年前、十年前，2016年大選、2020年大選……右派都一直在抨擊媒體是“左派喉舌”，為什麼不更早地像川普和馬斯克這麼做、來改變這種狀態呢？有業內人士告訴我，他們不是沒有這樣做，他們有過多種嘗試，不過，做不出《紐約時報》CNN之類所謂“主流媒體”那樣的影響力，所以發不出很大聲音，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這就怪不得左翼“主流媒體”了！機會是平等的，但得到什麼結果，是靠自由競爭的！只要不搞違反遊戲規則的小動作，誰贏誰輸，都怪不得別人！
上面我談的是媒體，學校的情況更讓我摸不着頭腦。學術界、教育界是怎麼就越來越向左偏轉的呢？下面我轉載兩篇文章，都對我有一定啟發，但是都不足以讓我解開這個謎。各位博友讀者，請不吝賜教！
從自由到極左的美國大學
楊大巍，原載“印象與邏輯” 2024年11月27日
近年來，極左的意識形態在美國大學中迅速蔓延，影響了校園文化、學術自由和思想的多樣性。民主黨認為這一趨勢推動了社會公正，但共和黨則指出，它限制了言論自由，破壞了學術環境，並對美國政治氣候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華二代大學生們全面傾向左翼，以至於華人家庭時常出現價值觀的大分裂。風行的極左思潮，讓今日的美國亦步亦趨、重蹈着中國文革的覆轍。
極左派思潮的興起
極左派的崛起並非一夜之間，它源於美國大學幾十年的思想演變。20世紀中期，美國大學是自由主義的中心，學生們在1960年代通過民權運動、反戰運動推動社會進步，主張個體權利和社會公正。
然而，進入21世紀，校園的政治氣候開始從傳統自由主義向極左派轉變。特別是隨着“文化戰爭”（Culture Wars）的加劇，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社會正義成為主要議題。
1970年代的Neo-Marxism、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等左翼理論，逐漸取代了傳統自由主義的主導地位。這一轉變導致了極左派思想在大學中的迅速擴展。
要理解美國大學中的極左派現象，必須區分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利、法治、自由市場和有限的政府干預，其哲學基礎可以追溯到約翰·洛克和亞當·斯密，主張通過漸進改革實現社會進步。
進步主義則更加關注系統性不平等，主張通過大規模政府干預和制度改革解決社會不公。認為必須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和父權制等制度。
進步主義比自由主義更願意採用激進措施，認為快速的結構性變革比漸進式改革更有效。在大學校園中，進步主義逐漸取代自由主義，成為主流意識形態。
這種區別也在美國的政治舞台上得到體現。自由主義者如克林頓強調漸進性政策和妥協，而進步主義者如伯尼·桑德斯和目前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則主張快速的大規模變革，如全民醫保、取消學生債務等。
以前的左派稱自己為自由派liberal left，而現在的左派稱自己為進步派progressive left.
極左派與法國大革命的激進主義
極左派思想與法國大革命的激進主義存在歷史上的相似之處。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派（Jacobins）代表了最激進的革命力量，他們推翻了君主制，實行了恐怖統治，以實現他們對社會平等和正義的願景。
這些激進的思想與方法與現代極左派有相似之處，特別是在通過激進行動追求社會變革的方式上。
今天，雖然大學中的極左派並未像雅各賓派那樣採用暴力手段，但他們的行動方式反映了同樣的哲學基礎——通過“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抵制和抗議，壓制與他們立場不同的聲音。
這種策略不僅僅在言論自由問題上引發爭議，還讓人聯想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排他態度。
例如，2021年，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喬舒亞·卡茨因批評校園激進主義被校方施壓，甚至面臨解僱的威脅。卡茨曾公開反對一封由數百名普林斯頓教職工簽署的信，該信要求實施一系列與種族有關的政策改革。
他的遭遇反映了大學中的極左派如何通過輿論和行政手段壓制異見，這與雅各賓派在法國大革命中的手段頗為相似。
極左派對大學的影響
言論自由的削弱
美國大學曾是思想自由的堡壘，但“取消文化”如今威脅着言論自由。越來越多的教授、演講者和學生因持不同政見而面臨沉默壓力。 例如，2020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因抗議而取消了保守派演講者安·庫爾特的演講。
抗議者認為她的觀點種族主義且充滿仇恨，反對其在大學這一公共平台上發聲。這類事件反映了大學中言論自由的削弱，也引發了關於思想多樣性被壓制的廣泛討論。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曾被稱為“自由言論的搖籃”，現在卻成為極左派的堡壘。
極左派認為，言論自由應服務於社會正義，某些“有害”言論應受到限制，尤其是那些可能激化種族、性別不平等的言論。這種觀念導致持保守主義觀點的師生往往在校園中被迫沉默。
學術自由的政治化
學術自由在某些大學中面臨挑戰，極左派的政治議程正在影響學術研究。例如，麻省理工學院（MIT）因大批學生抗議，取消了地質學家達里奧·艾林頓的演講，僅因他批評了大學的多樣性DEI政策。
2019年美國學術自由協會的報告顯示，30％的教授認為發表與主流觀點不符的研究會威脅其職業。這種趨勢反映了學術界的政治化壓力。
思想多樣性的侵蝕
許多美國大學的課程設置越來越集中於社會正義、批判種族理論和性別研究，而傳統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j經典理論被邊緣化。學生只能接觸到單一的意識形態，限制了他們的思想成長。
例如，紐約市立大學系統大量投資“社會正義”課程，但對保守主義或自由派的理論則避而不談。這種課程單一化被批評為可能培養出缺乏批判性、多元思維的學生。
校園的激進化與招生政策
隨着極左派思想在校園中的影響力增加，抗議活動也變得更加激進。例如，2017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抗議導致保守派演講者米洛·揚諾普洛斯的演講取消。這類抗議使得校園活動無法正常進行，也影響了大學的思想開放性與安全環境。
此外，極左派推動的多樣化招生政策也引發了爭議。2023年，哈佛大學因其“種族平衡”政策被起訴，最高法院最終裁定該政策違憲。支持者認為這些政策對長期被壓迫群體是必要的，但批評者認為它們是“逆向歧視”，違反了自由競爭和平等機會的原則。
保守主義在大學的衰落
與極左派的崛起相對應，保守主義在大學中的影響力明顯下降。保守派思想強調個人自由、市場經濟和有限政府，曾在美國教育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但近年來已逐漸被邊緣化。持保守立場的教授和學生常面臨輿論和學術壓力，保守派的聲音被認為與大學的“進步”方向不符。
例如，2019年斯坦福大學的保守派學生報《斯坦福評論》因批評校園內的進步主義政策，遭到部分教授和學生團體的強烈反對。這一趨勢反映了保守主義思想在大學中的衰退，取而代之的是進步主義和激進左派思潮。
民主黨的政策轉變
民主黨的政策轉變是極左派在大學崛起的另一個重要反映。20世紀90年代，比爾·克林頓總統曾推動了一系列以務實為主導的政策，如福利改革、削減赤字和自由貿易協議（NAFTA），這些政策使民主黨在相對保守的選民中贏得了廣泛支持。克林頓的政策強調市場經濟的靈活性，同時適度地改善社會安全網，保持了自由主義的漸進性。
然而，近年來，民主黨逐漸遠離克林頓時期的務實路線，轉而採納了更多與歐洲社會主義接近的政策。這些政策包括全民醫保（類似於歐洲的全民健康保險體系）、大規模政府支出計劃和財富重分配等。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人是這一轉向的象徵，他們主張類似於歐洲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強調通過高稅收和高福利來實現社會公平。
這一轉變在2020年大選中尤為明顯。雖然喬·拜登在競選時依然以“溫和派”自居，但他在政策平台上卻採納了激進進步派的諸多提議，如加強氣候政策、擴大公共衛生服務、推進最低工資上漲等。這些政策反映了民主黨內部激進左派的影響力日益增強，推動該黨遠離克林頓時期的“第三條道路”（Third Way），向歐洲社會主義靠攏。
民主黨的這一左轉引發了廣泛的社會討論。許多傳統的中間選民對這種政策方向表示擔憂，認為它可能削弱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市場競爭力，並導致財政赤字失控。
未來選舉中，極左派在美國政治中的影響力可能繼續上升，尤其是在年輕選民持續增加的情況下。隨着社會對氣候變化、種族不平等等議題的關注，進步派可能會在政策辯論中占據更多主導地位。然而，激進政策的推行依然面臨來自中間派和保守派的阻力。
西方文明大約已經不可避免會改變其路徑了。我們也許不必太過擔心，我們這代人一生努力，已經為後半生打下了穩實的基礎。然而我們不敢對我們的後代抱以太大希望。華裔子女在道德崇高的理念中成長，充滿了同情心，但是甚少寬容心，這讓我們痛心疾首。
左右之爭是歷史時時刻刻的、也是永遠的印記，但願我們從中汲取智慧，在文明的起伏之中，促成並見到文明綿延不盡的輝光。
（作者楊大巍，鳳凰衛視美國問題專家組成員）
我在排名第一的藤校，親歷特朗普贏後的全校悲傷
嗶嗶精兒，選自“百度百科”2024-11-28
普林斯頓大學學生因特朗普勝選陷入悲傷，校園內瀰漫憂鬱氛圍。特朗普上台引發藤校內部價值觀分化，影響國際學生。藤校招生注重“多樣性”和“包容性”，排斥右翼價值觀學生。（此摘要由作者通過智能技術生成）
大家好，我是JQ，目前在普林斯頓大學法律和公共政策項目讀大二。
再過一個多月，特朗普就要正式就職了。
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結果出來的那天，校園裡瀰漫着濃重的悲傷氣氛，有的同學悲傷到無法去上課，有教授把課題改成了安慰茶歇，提供免費食物，討論時不少人痛哭流涕。
我作為一個來自中國的局外人，情緒非常複雜。
一方面，我開始試圖去理解為什麼特朗普獲勝，在像普林斯頓這樣全美排名第一的精英大學引發了巨大的震盪。
另一方面，身為來自中國的國際生，卻也面臨着美國同學們不會面臨的處境。就在這幾天，各大大學紛紛發布了旅行警告。比如康奈爾建議大家在2025年的1月21日前返回校園，因為新總統可能會使入境有所變化。
“旅行禁令很可能在特朗普就職後不久生效。禁令可能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政府所針對的國家公民……也會有新國家可能會加入名單，尤其是中國和印度。”
身為一個見證了特朗普上台，又將經歷他任期四年的大學生，我從其獲勝後的第一天裡，仿佛窺視到了藤校招生的真相。
特朗普獲勝後的第一天
美國大選日後的第一天，我很幸運能夠在美國最頂尖的高等教育機構之一——普林斯頓大學——觀察我的老師和同學們對於選舉結果的驚愕。
校園裡濃厚的憂鬱氛圍在早餐的餐桌上就展露無餘。哥特式的屋頂下坐滿了沉默飲食的男男女女；偶爾的交談中，他們相互確認着自己對於競選結果無比地痛心。
在社會學系課程中，教授不約而同地取消了課堂任務，將講座改成了“競選結果討論和安慰會”，並且擺出了蛋糕、茶點，旨在為“因得知競選結果而感到需要支持”的同學提供溫暖。
“我記得9·11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正在上課，”社會學老師說，“我那天剛好上了一節關於恐怖主義的課程。我很希望老師能講講當天發生的恐怖主義事件，但他沒有。我很失望。我不會對你們這麼做。所以讓我們來討論一下昨晚競選結果吧。”
同學們絡繹不絕地講述自己昨夜一夜無眠、痛哭流涕的經歷。面如死灰。有一位同學聲淚俱下。
在普林斯頓度過特朗普勝選的第一天，我饒有趣味地察覺到他的勝選沒有被當作一次政治討論的結果，而被視作一場不可被理解的災難，第一反應是痛心疾首和歇斯底里。
大家無一把特朗普的勝選劃歸於“合理政治討論”之外（此句中“無一”，我懷疑是筆誤，作者實際上想說的是“無不”——老高注）：
特朗普的選民是瘋子（crazy trump supporters）、特朗普的選民信息匱乏（low-information voters)、特朗普的選民都是被誘騙（cheated）的——特朗普的選民不是無知的傻子，就是明明知道特朗普如此之壞卻仍然支持他的壞人。
仿佛沒有這樣一種可能：
特朗普所代表的事物和價值中存在這個聯邦真正需要理解和重視的。
我今日在校園中的所見所聞是美國社會中危險的信號：當我的同學們——最頂級大學裡的新精英——完全拒絕承認具有其合理的訴求和利益時，美國的分裂可見一般。
很可惜的是，我的同學們今晨起床，發現國家已然如此變化，第一反應是痛斥其他非精英人群犯了錯誤，而不是反思是不是自己也做錯了什麼呢？
我想，這好像這就是那句“知識分子脫離群眾”在異國的寫照了。
■普利斯頓的國際學術中心發布的郵件，表示正在密切關注跨國旅行政策，並將安排與移民律師的線上會議。
爬藤的真相
為什麼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會如此呢？
回歸到大學申請，我想更需要問的是：為什麼普林斯頓大學等美國頂尖大學的學生都是如此呢？為什麼只接受認同以“開放”和“包容”為代表的左派價值觀的高中生作為它們的學生？
第一個答案是，學校希望通過教育學生中獲得什麼：維持自身作為頂尖高等教育機構的地位。
普林斯頓大學等“藤校”們所享受的盛譽並非自其成立以來就產生，而這些學校根據經濟社會條件不斷改變其招生標準和方式的結果。
普林斯頓大學在其1746年成立時僅是“新澤西學院”（College of New Jersey），主要用來教育新澤西州希望成為基督教教士的白人男性學生。
“普林斯頓”這一名字當時在新澤西州外鮮有人知，更不要說在美國的其他州縣，或是全球範圍內。
■1896年的普林斯頓大學
這一校園定位直到美國進入鍍金時代（gilded age）後才得以改變。
19世紀70年代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科學技術的蓬勃帶來了新興的城市資產階級。
時任校長托馬斯·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敏銳地洞察到“大學”這一概念所需的轉變，在招生中將重心前移到學術要求上，開始使用標準化考試測評學生進行學習、研究和創新的潛質。
“威爾遜讓普利斯頓大學從一個昏昏欲睡的小學院轉變成了一所強大的綜合性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現任校長Christopher Eisgruber寫道。
當越來越多的大學發現只有通過錄取高學術成就的學生才能維持自身的存在時，SAT考試在1926年被發明了。
而1960年代後，頂尖學術機構開始錄取非白人男性學生，部分出於其害怕錯失人才的恐懼，擴大自己對於非裔招生數量。
普林斯頓因同樣的原因在1973屆中開始招收女性學生。今年，最高法院法官Elena Kagan（1981屆）就是普林斯頓最早一批女性校友之一。
90年代末的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浪潮，大學需要吸納人才的範圍擴大了，伴隨此改變的是一所學校需要證明自身價值的範圍——
頂尖的學術機構愈發需要證明自身的「全球影響力」或者對於「全人類」的影響。
2013年上任後，Eisgruber校長在普林斯頓的校訓“普林斯頓為國家服務（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後加了一句“同時為人類文明服務（and in the service of humanityy）”。
於是，其要求學生具擁抱“多樣性”（diversity）——堅信愈多國家和文化的人聚在一起，愈有利於成功——和“包容性”（inclusion）——要接受各個國家和文化的人。
“多樣性”和“包容性”因此從來都不是學術機構自發的道德準則，而是資本和信息全球化下對於學術機構競爭力的要求。
藤校成為價值觀最單一的地方
於是，無論學生來自哪個國家或文化，是否能成為“各個國家和文化的代表”成為了普林斯頓的本科招生標準之一。
文書就是重要呈現，申請者被要求講述自身“無法缺少的重要性”，能為學校的多樣性產生怎樣的價值；附加文書再次要求學生講述自己的身份，同時解釋自己為什麼符合學校對於多樣性的需求。
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的附加文書，則要求學生解釋自己能為解決人類共同的問題作出怎樣的貢獻。
一定程度上，美國學校的身份政治是要求學生將一種植根於全球化的身份——“全球公民”——墊在任何的性別、族裔、國籍、甚至是宗教信仰之下。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美國頂尖大學既是文化、性別、宗教身份上最多樣的地方，又是價值觀上最單一的地方。
我在普林斯頓大學認識的猶太人和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或是韓國人和牙買加人，無一不對特朗普的民族主義、反全球化主義思想而退避三尺，即使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韓國國內中充斥的這些聲音。
可能這就是大多數國際學生無法被錄取的緣故。
可是對於大多數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甚至是受其負面影響的美國人來講，“多樣性”和“包容性”被當作左翼政客試圖通過進一步的經濟全球化來損傷自身利益的藉口。
所以當普林斯頓大學為其全球競爭力先入為主地拒絕一切不以“多樣性”和“包容性”為價值觀的學生時，自然就無法期待自己的校園內出現理解右翼政治的學生群體。
■哈佛校報《深紅》曾調查過教授的政治傾向，發現保守派是極其稀缺的
與此同時，“高等教育已經成為灌輸左翼價值觀的場所”，已成為美國許多公眾對於頂尖高等教育機構的重要印象。
美國的右翼政治和頂尖高等教育機構，已成為從本質上無法妥協的兩方。
在“多樣化”的旗幟下，美國的頂尖高等教育機構正在招收和教育一個價值觀及其雷同的學生群體；有更多希望得到錄取的申請者，正在努力在申請中爭先恐後地迎合“多樣性”和“包容性”，自身具有能夠參與全球化、擴大全球化的潛力。
可惜的是，如普林斯頓這樣的頂尖高等學校仍然拒絕反思“多樣性”“包容性”的左翼價值觀來源，而一味地拒絕錄取和貶低具有反對左翼價值觀傾向的學生和民眾。
我能來到普林斯頓讀書，也受益於全球化和多元化，但這也不妨礙我反思，到底什麼是真正的“多元化”？
如今，特朗普上台後一系列政策，引發了藤校內部價值觀的細微分化，也將切實影響國際學生的未來。
我想，如果美國精英大學仍然不做出改變，那麼在未來的大趨勢下，可能普林斯頓會召開越來越多“安慰會”，發出越來越多的安慰蛋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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