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算法”，從根本上重塑了言論自由的本質：不一定是通過限制可以說什麼，而是通過決定誰可以看到什麼。算法引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形式，不是讓思想自由競爭，而是干擾了思想的自由交流，放大或者抑制了信息的傳播範圍


　　老高按：作為多年媒體人，又正逢媒體形式多次巨變的歷史階段，自然一直非常關注、長期思考媒體遇到的新課題、新挑戰——這也就是言論自由遇到的新課題、新挑戰。在美國大選期間，媒體的作用格外重要，受到的抨擊也格外激烈，甚至，我聽到的消息說，長期不受媒體待見的川普，正在調兵布陣，將在跨進白宮之後，鐵腕重拳整治媒體，已經弄得一些媒體神經緊張，惴惴不安。
　　據我掌握的不完整資料，僅在今年競選期間，川普多次在演講中威脅要吊銷CBS、NBC、ABC和Fox等新聞頻道的廣播執照。據行業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一項分析統計，特朗普在9月1日至10月24日期間至少108次在演講中口頭“攻擊或威脅媒體”，這還不包括他在社交媒體上的動作。
　　我列出了幾十條與媒體有關的課題，正在逐一學習、調研，以求弄個明白。諸如：
　　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異同——二者如何找到自己生存的合適空間；
　　新興媒體的優勢和缺陷，如何看待和化解新興媒體在信息市場上的極大副作用；
　　媒體不僅要處理與政治權力的關係，現在又加上了如何處理與有極大影響力、甚至在信息市場上可達壟斷程度的個人企業和資本的關係；
　　媒體“理中客”的真諦及受到的衝擊；
　　媒體市場形成和發育的過程及其規律；
　　等等。
　　許多內容，美國立法制憲先賢不可能預見到，需要我們在實踐中體會、總結和規範。昨天我讀到一篇BBC一個月前發表的深度報道《社交媒體如何改變了我們交流的方式？》，很有收穫。其中有兩個觀點讓我腦洞大開——
　　一個是：人們期望社交媒體提供了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讓所有人的聲音都能被平等地聽到，但數年來的事實證明，這並沒有做到。我本以為這可以改進、改善，但不少學者指出：“社交媒體平台的功能從一開始就不允許思想自由和公平地競爭。”
　　另一個是：“言論自由”僅僅是指說話的權利，還是也指被傾聽的權利？普林斯頓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阿爾溫德·納拉亞南所說：“當我們在網上說話時……誰會聽到我們的聲音？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算法。”
　　看來，高科技對言論自由的影響相當複雜，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釐清。轉載BBC這篇報道，與大家分享。


　　社交媒體如何改變了我們交流的方式？

　　尼古拉斯·巴拉特（Nicholas Barrett），BBC，2024年10月13日
　　

　　算法如何影響和塑造我們的言論？


　　人們所熟知的社交媒體算法已經存在15年了。
　　2009年，隨着臉書（Facebook）推出排名式個性化新聞推送，算法應運而生，並改變了我們在線互動的方式。
　　和許多青少年一樣，算法對希望控制他們過度行為的成年人也構成了挑戰。
　　這並不是因為我們對此無所事事。僅今年一年，世界各國政府就試圖限制有害內容和虛假信息對社交媒體的影響，而這些內容的影響都被算法放大了。
　　在巴西，當局近期曾短暫禁用原名Twitter的X，直到該網站同意在該國任命一名法定代表人並屏蔽一份黑名單上的賬戶，當局指控這些賬戶質疑該國上次選舉的合法性。
　　與此同時，歐盟出台了新規則，威脅稱，如果科技公司不能防止平台干預選舉，就要對它們處以營業額6％的罰款，並暫停其服務。
　　在英國，一項新的網絡安全法案旨在迫使社交媒體網站加強內容審核。
　　在美國，一項擬議的法律正要出爐，該國表示，如果中國母公司不拋售TikTok，美國用戶將失去這個軟件。
　　各國政府面臨限制言論自由和干涉互聯網早期制定的原則的批評。
　　美國詩人兼牧場主約翰·佩里·巴洛 (John Perry Barlow) 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辯稱：“工業世界的政府，你們是令人厭倦的血肉和鋼鐵巨人，我來自網絡空間，這是思想的新家園。代表未來，我請求你們這些過去的人們不要打擾我們。你們不受歡迎。在我們聚集的地方，你們沒有主權。”
　　亞當·坎德布 (Adam Candeub) 是一名法學教授，曾擔任特朗普總統的顧問，他自稱是言論自由絕對主義者。
　　他告訴BBC，社交媒體“兩極分化、爭執不休、粗魯無禮、毫無升華，由此，我認為這是進行公共討論的糟糕方式。但同時，起碼在我看來，很多政府都在推動將其作為社會和政治控制的工具，這更糟。”
　　坎德布教授認為，除非內容“當下存在明顯的危險”，否則“最好的方法是建立一個思想集市，對不同觀點持開放態度。”

　　數字城鎮廣場的局限性

　　“思想集市”這一理念體現了這樣一種觀點：社交媒體提供了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讓所有人的聲音都能被平等地聽到。2022 年，埃隆·馬斯克接管X時表示，他將該平台視為一個“數字城鎮廣場”。

　　馬斯克接手X時認為這個平台是一個數字城鎮市場。

　　但這是否沒有考慮到算法的作用？
　　美國律師兼耶魯大學全球事務講師阿莎·蘭加帕 (Asha Rangappa) 表示，馬斯克“忽略了傳統城鎮廣場和在線城鎮廣場之間的一些重要區別：在不考慮這些差異的情況下取消所有內容限制將損害民主辯論，而不是幫助它。”
　　蘭加帕認為：“思想集市”這一概念是在20世紀初最高法院的一個案件中提出的，“其前提是思想應該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相互競爭”。她還補充說明“問題在於，像Twitter這樣的社交媒體平台與真正的公共廣場完全不同。”
　　她認為，“社交媒體平台的功能從一開始就不允許思想自由和公平地競爭……社交媒體上思想的‘價值’並不反映它有多好，而是平台算法的產物。”

　　算法的演變

　　算法可以觀察我們的行為，並決定數百萬人登錄時看到的內容——對於某些人來說，正是算法破壞了互聯網最初創建時可能存在的思想自由交流。
　　“在早期，社交媒體確實發揮着一種數字公共領域的作用，言論自由流動，”悉尼大學商學院教授凱·里默（Kai Riemer）和桑德拉·彼得（Sandra Peter）告訴 BBC。
　　“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算法從根本上重塑了言論自由的本質，不一定是通過限制可以說的內容，而是通過決定誰可以看到什麼內容”，里默和彼得教授這樣認為。他們的研究探討了為什麼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社交媒體上的言論自由。
　　“算法不是讓思想自由競爭，而是放大或抑制信息的傳播範圍……引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形式，干擾了思想的自由交流，而這種形式往往被忽視。”
　　臉書是社交媒體推薦算法的先驅之一。作為一個坐擁30億用戶的巨大平台，它的首頁推薦功能可以說是代表作之一。
　　15年前，當該平台推出基於用戶數據的排名算法時，人們看到的不是按時間順序排列的帖子，而是臉書希望他們看到的內容。
　　臉書平台還根據每條內容的討論情況、優先顯示有爭議的話題的帖子，因為這些帖子獲得了最多的參與度。

　　社交媒體獎勵更有爭議性的言論。圖像來源，Oscar Wong

　　塑造我們的言論

　　由於有爭議的帖子更有可能得到算法的獎勵，因此出位的政治觀點可能會在社交媒體上被過度放大。批評者認為，社交媒體不是自由開放的公共論壇，而是提供一面扭曲和聳人聽聞的公眾情緒鏡像，誇大了分歧，壓制了大多數人的觀點。
　　因此，雖然社交媒體平台指責政府威脅言論自由，但他們自己的算法是否也可能無意中構成同樣威脅？
　　“推薦引擎不會屏蔽內容——相反，社區準則會根據平台的偏好限制言論自由，”TikTok前公共政策副總裁西奧·伯特倫（Theo Bertram）告訴BBC。
　　“推薦引擎對我們看到的內容有很大影響嗎？ 絕對是的。但你在注意力經濟中成功還是失敗，與你是否擁有言論自由是兩回事。”
　　然而，“言論自由”僅僅是指說話的權利，還是也指被傾聽的權利？
　　正如普林斯頓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阿爾溫德·納拉亞南（Arvind Narayanan）所說：“當我們在網上說話時——當我們分享想法、寫文章、發布照片或視頻時——誰會聽到我們的聲音？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算法。”
　　通過確定每篇發布內容的受眾，平台“切斷了演講者和受眾之間的直接關係”，里默和彼得教授認為，“言論不再取決於演講者和受眾組織，而是由算法決定。”
　　他們聲稱，這一點並未被納入當前關於言論自由的辯論中，因為目前辯論的焦點是“發聲的一方”。他們認為，算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擾了言論自由”。

　　算法社會

　　我們的時代被稱為“算法社會”。可以說，在這個社會中，社交媒體平台和搜索引擎與國家管理言論的方式相同。
　　這意味着，根據耶魯大學的傑克·巴爾金（Jack Balkin）的說法，美國憲法中對言論自由的直接保障僅限如此：“通常理解的第一修正案不足以保護的言論實踐”。
　　里默和彼得教授同意法律需要迎頭趕上。 “平台在塑造言論方面發揮的作用比法律目前承認的要積極得多。”
　　他們聲稱，監控有害帖子的方式也需要改變。“我們需要擴展對言論自由監管的看法。當前圍繞內容審核的辯論忽視了更深層次的問題，即平台的商業模式如何激勵它們通過算法塑造言論。”
　　雖然坎德布教授是“言論自由絕對主義者”，但他也對平台集權持謹慎態度，這些權力可以通過計算機代碼成為言論的守門人。“我認為我們最好將這些算法公開，否則我們就只是被操縱了。”
　　然而，算法不會消失。正如伯特倫所說，“城鎮廣場和社交媒體的區別在於，社交媒體上有幾十億人。人們有權在網上享有言論自由，但每個人卻沒有權利平等地被傾聽：我們不可能看每一個TikTok視頻或閱讀每一條推文。”
　　那麼，解決方案是什麼呢？對算法進行適度調整能否培養出更具包容性的對話，更接近我們面對面的對話？
　　像藍天（Bluesky）這樣的新微博平台正試圖讓用戶控制顯示內容的算法，並恢復舊有的時間順序顯示邏輯，它們相信這種時間順序可以提供更少中介的體驗。
　　臉書的吹哨人弗朗西絲·豪根（Frances Haugen）在2021年向參議院作證時說：“我強烈支持按時間順序排序……因為我們不希望計算機決定我們關注什麼，我們應該擁有人性化的軟件，或者人類一起對話，而不是計算機來決定我們聽到誰的聲音。”
　　然而，正如納拉亞南教授指出的那樣，“按時間順序排列的信息並不中立：它們還受到富人越來越富效應、人口偏見和病毒式傳播不可預測性的影響。不幸的是，沒有中立的方式來設計社交媒體。”
　　平台確實提供了一些算法的替代方案，X上的用戶只能從他們關注的人中選擇提要。通過過濾大量內容，“推薦引擎提供了比僅僅關注我們已經認識的人更大的多樣性和發現”，伯特倫認為。“這感覺就像是言論自由限制的反面——它是一種發現機制。”

　　第三種方式

　　根據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說法，“無論是平台自我監管，還是未來的國家監管形式”都無法解決“網絡言論自由問題”。相反，他提出了第三種方式。
　　“中間件”可以讓社交媒體用戶更好地控制他們看到的內容，獨立服務商提供一種與平台內置內容不同的內容展示形式。福山寫道，“一個由中間件提供商組成的競爭生態系統……可以根據用戶的個人偏好過濾平台內容，而不是根據平台的內部算法提供內容。”
　　“中間件將把選擇自由交回到個人用戶手中，他們的代理權將使互聯網恢復到1990年代所渴望的那種多元化、多平台系統。”
　　在沒有中間件的情況下，我們目前可以通過一些方法提高與算法交互時的代理意識。“普通TikTok用戶通常對算法非常在意——在發現新事物的過程中向算法發出鼓勵或阻止推薦引擎的信號，”伯特倫說。
　　“他們認為自己是算法的主人。我認為這是以這種方式思考挑戰是有益方的——不是我們是否需要關閉算法，而是我們如何確保用戶擁有被代理權、控制權和選擇權，以便算法為他們服務。”
　　當然，即使我們自己制定算法，也存在着危險，我們仍然可能落入社交媒體的回音室。算法可能不會按照我們的要求去做。BBC的一項調查發現，當一名年輕男子試圖使用Instagram和TikTok上的工具說他對暴力或厭惡女性的內容不感興趣時，他的首頁推薦流里依然會出現相關內容。
　　儘管如此，有跡象表明，隨着社交媒體算法走向成熟，它們的未來可能不掌握在大型科技公司或政客手中，而是掌握在人民手中。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Gartner最近的一項調查，只有28%的美國人表示他們喜歡在網上公開記錄自己的生活，低於2020年的40%。人們反而更喜歡與值得信賴的朋友和親戚進行封閉的群聊。這種空間更強調對言論負責，對聳人聽聞和挑釁的獎勵更少。
　　Meta公司表示，現在直接消息中發送的照片數量超過了分享給所有人看的照片數量。
　　正如巴洛在1996年的文章中告訴政府“網絡空間不歡迎他們”一樣，一些網絡用戶可能也對社交媒體算法抱有類似的期望。目前，對於如何應對互聯網上任性青少年，仍然存在着極有爭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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