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內部文化衝突的發生機制是什麼？文化衝突何以展現出如此強烈的政治爆發力？60年代以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觀念差距，主要來源於前者大幅進步化而非後者大幅保守化；由於文化量變積累的質變，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和代際觀念更迭的趨勢，右翼產生“被圍困心態”


　　老高按：下周二就要投票了。一般來說，除非出現“十月（月底）驚奇”，各人的投票意願已經基本上不可能改變了。那麼你老高撰寫或者轉發這些文章不是“瞎子點燈——白費蠟”嗎？
　　非也。
　　我並不奢望，要去改變什麼人的政治觀念和追求意向。我的這些帖子，其實主要是用來梳理我自己的繁雜紛亂、自相矛盾的思緒。我在美國已經經歷過八次大選，這是第九次；我投票也已經投過六次，這是第七次。“吃一塹，長一智”，總應該在認識上有所提升、有所收穫吧，總應該超越現實的民主黨與共和黨、左與右的喧嚷紛爭，從更高的角度、更廣的視野、更優的思維方式，來理解我們的時代吧？
　　所以，在大選倒計時第八天，我轉發劉瑜副教授寫於五年前的一篇文章。五年的時光，足以讓我們用來驗證她說的是否正確？她的預言是否實現？她對美國的分析，是否切中肯綮？


後現代化與鄉愁：特朗普現象背後的美國政治文化衝突

　　劉瑜，轉載自“國關國政外交學人” 2019年1月21日

　　劉瑜，清華大學社科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


　　【關鍵詞】美國政治 特朗普現象 政治極化 文化衝突 後現代化

　　【內容摘要】
　　本文試圖論證文化衝突是特朗普現象的根本動力。確切地說，本文試圖回答兩個問題：一是美國內部文化衝突的發生機制是什麼？二是何以這種文化衝突在當下展現出如此強烈的政治爆發力？關於第一個問題，本文認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權利革命”逐漸造就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觀念差距，這一差距的主要來源是自由派的大幅“進步化”而非保守派的大幅“保守化”；關於第二個問題，本文認為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是右翼以觀念強度的變化來應對左翼觀念幅度的變化——由於文化量變所積累出來的質變、文化產業顯著的自由派傾向，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和代際觀念更迭的趨勢，右翼產生了一種“被圍困心態”，這種心態最終觸發了特朗普現象。
　　本文的研究得到清華大學自主科研計劃的資助，項目名稱為“制度如何影響文化”(項目編號：20165080061) 。感謝《美國研究》匿名評審專家提出的修改意見，筆者文責自負。


　　美國政治的兩極化有目共睹。特朗普現象與其說是這種兩極化的原因，不如說是它的結果——當然，特朗普的個人風格又加劇了這種趨勢。政治兩極化在美國各個政治領域都有呈現：在國會，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的僵持局面嚴重影響了立法效率——第80屆國會（1947～1948）的重大議題中只有30％無法實現立法，到了112屆國會（2011～2012），則有71％的重大議題無法實現立法；在最高法院，近年的每一次大法官提名都成了政治鬥爭的焦點，諸多重大判決以五比四的微弱優勢通過，顯示出司法高度政治化的後果。此外，在普通民眾當中,兩黨支持者對彼此的敵意逐漸加深。1994年，對共和黨人抱有“負面”和“非常負面”印象的民主黨人分別占比57％和16％；到2017年，這兩個比例已分別上升至81％和44％。同樣，1994年，對民主黨人抱有“負面”和“非常負面”印象的共和黨人分別占比68％和17％；到2017年，這兩個比例分別上升為81％和45％。
　　任何一個對民主崩潰的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會對這種兩極化趨勢感到擔憂。遠至20世紀上半葉的魏瑪共和國、西班牙第二共和國，近至21世紀的埃及、泰國，都顯示出尖銳的政治兩極化很可能詛咒民主的前景。而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其政治走向更會對世界政治產生巨大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為什麼美國政治會出現這種兩極化的現象？對這個問題眾說紛紜。大體而言，人們傾向於認為，由於一大批美國底層右翼白人被全球化進程所拋棄，其經濟上的失意導致排外主義、種族主義和保守主義情緒高漲，其激進化推動了特朗普的當選以及美國政治的極化。
　　這個思路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漏洞。與這種“經濟全球化”的視角相對，本文強調從政治文化衝突的視角來闡釋美國政治的兩極化現象。具體而言，本文試圖論證：(1)美國政治的兩極化在更大程度上由政治文化的兩極化——而非經濟因素——引發；(2)這種政治文化的兩極化，主要由左翼自由派政治觀念“自由化加速”所推動；(3)為應對左翼觀念幅度的巨大變化，右翼訴諸觀念強度的變化，即在情感上更加憤怒、行為上更為激烈——至少在特朗普當選前如此，多個因素所導致的“被圍困心態”，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憤怒。
　　為論述上述觀點，本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分析美國政治兩極化的常見視角——經濟視角和制度視角——及其不足；第二部分切入文化視角，展示20世紀60、70年代以來美國文化中的“權利革命”；第三部分分析為什麼權利革命會成為政治文化兩極化的動力，並指出文化撕裂的主要動力是左翼的“自由化加速”；第四部分分析為什麼右翼以觀念強度的變化來應對左翼觀念幅度的變化。

　　1，既有視角及其不足

　　為理解美國政治的兩極化現象，很多人從經濟視角出發，強調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後果；或者訴諸制度視角，着眼於美國政治制度設計上的一些缺陷。這些觀察為解釋美國的政治極化現象帶來很多洞見，但其解釋力有限。
　　一種常見的看法是，經濟全球化給美國帶來了諸多不良後果，諸如不平等的加劇、製造業崗位的外移、移民（尤其非法移民）對國內工作機會的搶奪等，這些後果刺激了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這種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會遭遇一些解釋困境。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貧富差距上升最快的時段是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但這一階段並沒有出現右翼民粹主義顯著抬頭的跡象。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從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的近20年時間裡，美國的基尼指數沒有明顯變化，始終在40～42之間浮動，而恰恰是在這個時段里，美國政治兩極化的現象明顯加劇。
　　可能有人會說，重要的不是不平等的上升，而是不平等的絕對程度，長期的高度不平等是滋生民粹主義的土壤。但是，如果不平等的絕對程度是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根本原因，那麼就很難解釋為何在北歐、中歐和東歐等幾乎是全世界財富最平等的地區，也出現了右翼民粹主義抬頭的趨勢。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法國2015年的基尼指數是33，瑞典的是29，荷蘭的是29，奧地利的是31，波蘭的是32，匈牙利的是30，瑞士2014年的基尼指數是33，英國2013的基尼指數是33……然而，這些收入水平差距相對不大的國家都是右翼民粹主義的“重災區”。可見，以經濟的不平等或上升來解釋右翼民粹主義的復興，說服力是有限的。
　　又比如，如果全球化引發的失業或工資被抑製造成了廣泛的民怨，那麼應該能夠觀察到右翼民眾對貿易和移民普遍上升的敵意，但事實並非如此。蓋洛普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從2001年到2017年，美國民眾認為“貿易是美國經濟的機會”的比例普遍上升，其中民主黨支持者的比例從51％上升至80％,共和黨支持者的比例從55％上升到66％，獨立黨派者的比例從49％升至71％，說明不同派系民眾都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反貿易傾向。當然，認同該觀點的共和黨支持者的比例曾經下跌，2008～2012年達到谷底，2012年一度跌至40％。這可能是2008年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和心理後果所致，但是這之後又重新出現上升趨勢。就移民問題而言，右翼對移民的態度的確更有敵意，但是這種敵意也並非呈現為一條清晰可見的上升曲線。蓋洛普調查顯示，從2001到2018年，美國民眾對外來移民水平“非常或有點不滿”的比例，在共和黨人中從69％升至70％，在民主黨人中從57％降至50％，都並非戲劇性的巨大變化。的確，共和黨支持者的這種敵意在2016年，也就是特朗普當選的這一年，曾升至86％的巔峰，但是之前和之後的這幾年，這一比例都明顯低於這個峰值水平，顯示出這種敵意有可能是當年選舉政治動員的結果，而非一個長期的發展趨勢。總之，無論是貿易問題還是移民問題，都只能部分地解釋特朗普現象，鑑於相關數據的波動性和複雜性，很難將其作為一個核心的解釋因素。
　　就“制度視角”而言，一種常見的看法是，由於“政治活躍分子”更傾向於去投票、捐款和遊說，美國獨特的初選制度和選舉籌款制度給予了“政治活躍分子”更大的政治表達權重，又由於兩黨“政治活躍分子”往往更加激進，美國政治的兩極化其實是政治精英的兩極化，而不是政治文化的兩極化。政治學者莫里斯·菲奧里納(Morris Fiorina)在《文化戰爭？》和《失去聯繫》兩本書裡都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如果這個說法是對的，那麼政治制度的安排就要為美國政治的兩極化負主要責任，而政治文化衝突的因素並不顯著。
　　的確，美國政治制度的設計很可能以一種誇大的方式表達了政治兩極化的程度。但是，這不意味着“美國的政治文化衝突不顯著，只存在政治精英之間的衝突”。美國政治文化本身的兩極化——而不僅僅是政治家的兩極化，是一個被各種民調所捕捉到的事實，這一點不應該被“政治家更加兩極化”所遮蓋。如皮尤研究中心(PewＲesearch Center)的調查結果所顯示的，兩黨支持者在十個政治價值觀念上的差距已經從1994年的15個百分點擴大至2017年的36個百分點，這是一個必須正視的現實。政治價值觀念譜系兩端具有“意識形態一致性”的人口比例明顯增加(從1994年的10％上升至2014年的21％)，也是一個重要的事實。並且，如前所述，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不僅僅是一個美國現象，而且是西方世界的普遍現象。眾所周知，歐美各國民主制度的設計千差萬別，因此，要考察和捕捉各國同時出現的右翼民粹主義上升現象，不能僅僅立足於美國政治制度設計的獨特性。

　　2，權利的革命

　　相比經濟視角和制度視角，文化衝突的視角更有力。概括而言，西方世界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生了一場文化巨變，這場巨變被心理學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稱為“權利的革命”，被世界觀念調查組織納德·英格利哈特(Ｒonald Inglehart)稱為政治文化的“後現代(post-modern)轉型”或“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t)轉型”。不管如何命名，這一文化巨變推動了西方世界的政治兩極化。這是因為，這一進步主義變革主要發生於西方左翼陣營，而右翼或拒絕這一變化，或接受這一變化的速度相對緩慢，於是西方世界逐漸呈現出一種一方奔跑、一方緩行所造成的文化撕裂態勢。長期以來，這種文化撕裂以一種量變的方式在發生，但到了21世紀初，量變的積累引發質變，加上新興經濟體帶來的挑戰，移民和難民問題日益凸顯，伊斯蘭極端主義興起，文化差異終於引爆了一場整個西方世界內部的“文化戰爭”。這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的政治極化的重要成因。
　　儘管很多人早已注意到美國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文化衝突，但對這一衝突的性質存在着諸多誤判。很多分析着眼於一個相對短期的時間框架，描述了這樣一幅畫面：一群經濟地位被邊緣化的“白人垃圾”試圖尋找個體失敗的替罪羊，在政客的煽動下，其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和保守主義情緒高漲，最終將特朗普推上了總統的位置。在這種短期視野里，右翼保守派是觀念變化的“進攻方”，左翼則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位置，被動而驚駭地觀望着一場文化海嘯的發生。
　　有趣的是，短期視野里的畫面如果放到“權利的革命”這個相對長期的視野里，角色卻正好互換：西方左翼成為文化變化的“進攻方”，右翼則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位置，被動而驚駭地觀望一場文化海嘯的發生。作為對這場“海嘯”的反應，他們訴諸一系列激烈的姿態來表達其怨恨，包括將特朗普這樣極受爭議的政治家選上台去。換言之，右翼以觀念強度的變化來應對左翼的觀念幅度的變化。這也是為什麼在這場文化衝突中，右翼保守派比左翼自由派常常顯得更加激憤的原因。
　　也就是說，“權利的革命”是理解當今西方世界政治撕裂現象的一把鑰匙。在本文中，“權利的革命”意指不同群體權利意識的“多米諾骨式”覺醒和深化，包含“權利主體的擴散”和“權利內容的擴展”兩個維度。權利主體的擴散，是指以往唯有白人男性享有的權利，逐步向女性、有色人種、同性戀、移民、兒童甚至動物擴散；權利內容的擴展，則是指以往聚焦於政治自由的權利，逐步向社會和經濟權利、福利主義、環境權利、文化權利等方向深化。
　　眾所周知，普通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但是，20世紀60、70年代左右以來，權利觀念在上述兩個維度上的變化出現了加速化的趨勢，以至於諸多政治文化研究者認為出現了一場“寂靜的革命”。比如，平克在其經典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專用一章介紹“權利的革命”，以大量數據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權利主體”的急劇擴散現象，即平等權利的主張者不斷從白人男性向女性、有色人種、同性戀、移民、兒童甚至動物擴散。政治學者斯科特·弗勒南根(Scott Flanagan)則以“威權主義到自由主義的轉型”來概括西方世界的文化變化。
　　關於為什麼這場觀念革命會在近半個世紀內發生，不同學者提出過不同看法，其中最有影響力的觀點來自英格利哈特和政治文化學者維爾澤爾(Christian Welzel)。他們認為，過去半個世紀左右以來經濟的迅猛發展和模式轉型，是爆發“權利革命”的根本原因。根據他們的觀點，經濟發展改變了人類的價值排序——隨着物質和資源越來越豐富，“寬容的成本”逐漸降低，人們越來越願意接受權利和資源的“分享”，於是，物質化的角逐開始讓位於一種後物質主義的人本主義觀念。同時，經濟模式的轉型也會重塑人類社會的價值結構。工業經濟模式要求勞動力具有集體主義精神和紀律性，而知識經濟模式則對人的個體性、創造性有更高的要求。加上交通通信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拓展了人類的認知和組織資源，使得權利觀念的傳播和實踐大大加快。所有這些結構性因素疊加起來，成為權利革命的動因。在《發達工業社會的文化轉型》《現代化與後現代化》《現代化、文化變化與民主》等著作中，英格利哈特及其合作者根據不斷更新的“世界觀念調查”數據，逐步發展、完善其看法，最終形成了上述文化變遷理論。在不同的著作中，英格利哈特描述這種變遷的語言不盡相同，包括“後現代轉型”“後物質主義轉型”“自我表達的價值上升”“文化規範的女性化”等等，但是其核心觀點大致穩定。政治學者阿蘭·阿博拉莫維茨(Alan Abramowitz)則強調，教育程度的提升會增強思維的“意識形態一致性”(ideological consistency)，這種“一致性要求”是進步主義思潮加速化的動力之一。當然，也正是這種對“意識形態一致性”的追求使得對立雙方達成妥協的可能性降低，從而導致文化撕裂。
　　本文更關注的是文化巨變的結果而非其原因。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對這場權利革命的反彈。英格利哈特正是從這一角度去分析西方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的。在《特朗普、英國脫歐以及民粹主義的崛起》一文中，他和哈佛大學的政治學者皮帕(Norris Pippa)以“文化反彈”(cultural backlash)來詮釋當下的右翼崛起現象，並以定量分析的方式論證了“文化反彈說”比“經濟不滿說”更有說服力。但是，該文分析的對象主要是歐洲而非美國；並且英格利哈特的分析常常被批評“測量指標之間缺乏概念上的一致性”。比如，當他和維爾澤爾在《現代化、文化變化和民主》一書中將“快樂、寬容、信任和參與”組合成為一個“自我表達的價值”(self-expression values)概念時，人們有理由懷疑這四個指標能否有機地合成為一個概念。事實上，他們不得不發明一個新詞“自我表達的價值”來描述這種組合，本身就說明了概念一致性面臨的困境。在《特朗普、英國脫歐以及民粹主義的崛起》一文中，英格利哈特再次以一個“大雜燴”的方式，從排外程度、對全球治理的信任程度、對國家級政府（相對於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對威權主義的態度、左右譜系上的自我認知等維度，來衡量文化上的“後物質主義”程度。這種衡量方式固然能夠增加模型的解釋力，但這五個概念內在聯繫的薄弱削弱了其理論的明晰程度。比如，在何種意義上，對地方自治的信任與對威權主義的信奉構成了一個可以融會貫通的概念？信任地方自治是否是信奉民主的一種方式？有鑑於此，本文雖然非常認同英格利哈特/皮帕的“文化反彈”說，但更願意用“權利的革命”這個理論上更清晰的概念來描述西方政治文化的巨變，並試圖從這個視角來分析當代美國政治的走向。

　　各種調查顯示，“權利的革命”的發生是真實的、持續的和影響顯著的。由於本文聚焦於美國，故以下分析將以美國的經驗材料為依據。從權利主體的擴散而言，不妨以美國主流社會對同性戀、黑人和女性的態度作為三個觀察點。圖1展示的是美國公眾對同性戀婚姻看法的變遷。在短短20餘年(1996～2018)時間裡，美國公眾接受同性戀婚姻的人口比例從27％上升至67％，反對的比例則從68％下降至31％。

　　圖2展示的是美國公眾接受黑人和白人“跨種族婚姻”比例的變化。1959年接受黑人和白人聯姻的人口比例只有4％，但是到2013年，已經上升至87％。實際的跨種族婚姻人數顯然要少得多，畢竟美國的黑人和白人比例失衡，而且還受階層、文化差異等因素的影響，但是調查顯示，1980～2015年，黑人的跨種族婚姻比例已經從5％上升至18％，白人的跨種族婚姻比例也從3％上升至11％。這說明無論是觀念上還是行動上，美國人的種族主義觀念都處在一個淡化的過程中。

　　圖3則反映了美國人對女性態度的變化。蓋洛普民意調查的一個問題是，“如果找到一個新工作，你更希望老闆是男人還是女人”，從1953年到2017年，男性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表示“無所謂男人還是女人”的比例從21％升至68％；表示希望是女性的從2％升至13％；表示希望老闆是男性的男性則從75％跌至19％。這說明越來越多的男性不再認為女性應當是弱小、溫順的從屬物，而可以是強勢、自主的職業領導。
　　就權利內涵的深化而言，在一百年前的“洛克那時代”，美國社會還在為政府是否有權干涉勞資關係、提供社會保障、資助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而猶疑。一百年後的今天，儘管公眾仍然在為這些服務的尺度而鬥爭，但是，民眾有權在各個領域享受公共服務這一基本原則已經牢不可破，這是羅斯福“新政”和約翰遜“偉大社會”運動的遺產。201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對政府資助的主要公共福利和服務項目都表示支持。
　　作為這種變化的表現之一，權利已不再僅僅是政治權利，也被理解為經濟和社會權利。關於這一點，近年的變化尤其明顯，公眾對貧困扶助和醫療保障的態度即是證明。就對貧困的態度而言，儘管政府在貧困扶助方面的人均開支呈總體上升趨勢，但認為政府做的仍然不夠的公眾比例卻逐年上升。從1994年至今，支持“窮人生活困難，是因為政府資助不夠”這一判斷的民眾比例已從39％升至53％(見圖4)。

　　同樣，在醫療保障問題上，21世紀之前的公眾意見出現過相當一段時間的僵持和反覆，顯示出美國個人主義政治文化的韌性。但是，近年來卻出現了進步主義觀念加速發展的趨勢。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2010年支持“政府運行的醫療系統”的民眾比例是34％，支持“私人保險系統”的比例是61％，二者之間差了27個百分點；但是到2017年，支持“政府運行的醫療系統”的民眾比例升至47％，而支持“私人保險系統”的比例則降至48％，二者只差了1個百分點。不到十年時間發生了26個百分點的變化，不可謂不顯著(見圖5)。

　　觀念的代際差異，最直觀地說明了“權利的革命”的真實性。在幾乎所有重大議題上，美國人都表現出越年輕越自由化的傾向。這一點被無數民意調查結果所證實。或許有人會將觀念的代際差異理解為生命周期導致的變化，但正如英格利哈特的研究所顯示的，這種代際變化是真實的觀念變遷，而不僅僅是生命周期所造成的觀念轉變。

　　如圖6所顯示的，對於“歧視是黑人進步的主要障礙”這種看法，“沉默的一代”認同的比例是28％，“嬰兒潮一代”認同的比例是36％，“X一代”認同的比例是40％，而“千禧一代”認同的比例則高達52％，這彰顯出不同代際對於維護少數族裔權利的不同態度。圖7顯示，不同代際的人對移民的態度與此類似，儘管總體上都在變得更加正面，但顯然越年輕的人對移民的認同感越強。根據2017年的統計數據，47％的“沉默一代”認為“移民使國家變得更加強大”，而在另一端,多達79％的“千禧一代”同意此判斷。圖6種族歧視的代際觀念差異在對“權利的內涵”的理解上，代際差異也十分明顯。根據2017年的調查結果，對於“希望更大的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務”這一表述，30％的“沉默一代”表示認同，“千禧一代”的認同比例則高達57％(見表1)；對“政府有責任為所有美國人提供醫療覆蓋”這個判斷，“沉默一代”和“千禧一代”的認同比例分別是52％和67％(見圖8)。事實上，在已登記的選民中，“沉默一代”的民主黨支持者和共和黨支持者的比例是43：52，共和黨比民主黨多出9個百分點；而到了“千禧一代”，民主黨支持者和共和黨支持者的比例是59：32，民主黨比共和黨多出27個百分點。這說明美國的代際觀念更替清晰地朝着“自由派”的方向位移。

　　3，權利的革命與政治兩極化

　　無論是觀察整體民意的變化，還是觀察觀念的代際更替，都可以看到“權利的革命”在真實地發生。為何這一趨勢導致美國政治文化的兩極化？原因在於，這一“革命”在人群中的分布是極不均勻的——一部分美國人大步流星，另一部分人則躊躇不前，從而引發了文化的撕裂。換言之，美國政治文化的兩極化過程主要不是處於中間位置的人群各自向兩極擴散所致，而是自由派大步流星地向進步主義方向邁進、保守派沒能“跟上”所致。當然，保守派在某些議題上也表現出進一步的“保守化”或階段性的“保守化”，但總體而言，他們的政治觀念位移的距離小於自由派，並且其變化方向不像自由派那麼具有一致性。
　　就對同性戀的看法而言，如果以“社會是否應該接受同性戀”這個問題作為觀測窗口，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顯示出兩黨支持者的觀念差距拉大了，但這並非因為共和黨支持者變得更保守了，而是因為民主黨支持者變得更自由化了，且變化的速度明顯快於共和黨支持者。事實上，共和黨支持者認同“社會應該接受同性戀”的觀點的比例也在增長，從1994年的38％上升至2017年的54％，但是同一時期，民主黨支持者的這一比例則從54％上升至83％，因此,最後結果反而是兩黨支持者的觀念更加兩極化了(見圖9)。

　　就對移民的看法而言，對“移民通過勤勞工作和才幹使國家更加強大”這一表述，共和黨支持者的認同比例從1994年的30％上升至2017年的42％。也就是說，在這一階段，共和黨支持者事實上總體變得對移民更加包容了，而且變化幅度並不算小（12個百分點）。但是，同一時期認同這一表述的民主黨支持者的比例卻從32％升至84％，上升了52個百分點，可以說是極其顯著的變化。結果,兩黨支持者在移民問題上的觀點也是更加兩極化了(見圖10)。

　　皮尤中心的這一調查中還包含了對種族問題的看法。對“國家應當繼續改變，賦予黑人和白人平等權利”這個判斷，2010～2017年持贊同意見的共和黨支持者從30％上升至36％，但同一時期民主黨支持者的這一比例則從57％上升至81％(見圖11)。同樣，民主黨支持者在這一問題上觀念變化的幅度(24個百分點)遠遠大於共和黨支持者的變化(6個百分點)。儘管近年來，共和黨支持者在這個問題上也發生了趨於自由化的變化，卻無法緩解政治越來越兩極化的態勢。

　　在宗教問題上趨勢類似，民主黨支持者同樣比共和黨支持者發生了更加顯著的變化。2002～2017年，對“就建立道德和良好價值觀而言，宗教並非是必須的”這一論斷，共和黨支持者的認同比例從50％降至47％，是一個趨於保守化但是溫和的變化；民主黨的認同比例則從52％升至64％，是更為顯著的趨於自由化的變化。在“伊斯蘭教與暴力的關係”問題上，兩黨支持者的觀點也出現了幅度相似但方向相反的變化。針對“伊斯蘭教比其他宗教更傾向於鼓勵暴力”這一判斷，表示認同的民主黨支持者比例從2002年的40％降至2017年的25％，表示認同的共和黨支持者比例則從51％上升至65％。可以說，至少在這個問題上，雙方的變化是基本對稱的。所以，前述變化趨勢並非發生在每一個觀念維度上，只是一個大致趨勢。
　　同樣，在“權利的內涵”問題上，如果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算起，總體而言，雙方觀點的變化並不對稱。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里有多個問題涉及對福利國家的看法，其中之一是“窮人之所以生活艱難是因為政府福利不夠嗎？”，同意這個看法的共和黨支持者比例從1994年的28％降至2017年的25％，是一種溫和的趨於保守的變化。同一時段認同這一看法的民主黨支持者的比例則從49％上升至76％，也就是27個百分點的變化，可以說是一個相對激烈的變化(見圖12)。

　　一個有關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表述是，“政府管理市場對於保護公共利益是必要的”。1994～2017年，認同這一看法的共和黨支持者的比例從33％降至31％，變化溫和但趨於保守化；認同這一看法的民主黨支持者的比例則從49％升至66％，是一個相對顯著的變化(見圖13)。

　　對經濟不平等的看法，同樣是民主黨支持者的變化幅度明顯大於共和黨支持者的變化幅度。針對“如果人們願意努力工作，他們就能夠前進”這一說法，1994～2016年，表示認同的共和黨的比例從73％升至77％，溫和地趨於保守化；表示認同的民主黨的比例則從65％降至49％，更明顯地趨於自由化。觀念的兩極化同樣主要因為民主黨人的觀念變化幅度更大(見圖14)。

　　不過，有必要指出，共和黨支持者在某些議題上保守化的趨勢更為明顯。比如在環保問題上，1994～2016年，認同“更嚴格的環境立法和管控是值得的”這一說法的共和黨支持者的比例從58％跌至36％，相比之下，民主黨支持者的認同率則從66％升至77％。在這個問題上，共和黨支持者的態度位移距離更大。因此，“自由派位移距離更大”這個判斷是就總體而言的，並不嚴格適用於每一個議題。
　　政治觀念的兩極化主要由“進步”所驅動，這可能有違很多人的直覺，但民主黨和共和黨兩個陣營在民調方面的變化軌跡大體支持這一結論。當然,右翼中存在一些極端的種族主義者和排外主義者，有可能歷經了觀念的激進化變化，但這並不代表兩黨支持者觀念的總體變化趨勢，不能反映美國政治文化變遷的全貌。

　　進一步分析共和黨支持者的觀念變化趨勢，可以發現在涉及同性戀者、黑人、移民和女性等身份政治議題上，保守派的觀念表現出更大的彈性；而在政府的經濟角色議題上，其觀點則表現出更強的剛性。就對同性戀的態度而言，共和黨支持者認同“社會應當抑制同性戀”立場的比例從1994年的58％降至2017年的37％；持“移民是我國的負擔”立場者的比例，也從1994年的64％降至2017年44％。儘管“進步”幅度不如民主黨支持者大，但確實在向進步的方向變化。
　　相比之下，對“政府管控企業弊大於利”這一論斷，共和黨認同者的比例從1994年的64％降至2017年的63％，幾乎沒有變化；同一時期對於“政府今天已經沒有餘力更多地幫助窮人”這一說法的支持率，甚至從58％上升至69％，可見其經濟保守主義立場之堅定。儘管在經濟問題上，共和黨支持者的看法往往隨着執政黨輪替而歷經明顯的起落，但是從過去幾十年的變化來看，幾番起落之後，其觀念位置最終往往回歸一個長期的均值。相比之下，保守派在身份政治議題上的立場卻不斷演化，並在一個新的“台階”上實現相對的穩定。

　　對比美國人在跨種族婚姻（作為“身份政治”的一個指標）和政府的醫保責任（作為“政府經濟角色”的一個指標）問題上的觀念演化路徑，可以看出美國保守主義的重心何在。蓋洛普關於是否接受“黑白跨種族婚姻”的民意調查顯示，1959～2013年，美國白人接受黑人和白人聯姻的比例從17％升至84％，並且這一上升趨勢一直沒有逆轉——2000～2013年，從60％上升到84％。儘管這一調查並沒有區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態度的演變，並且有理由相信自由派的變化幅度遠大於保守派，但全民在此問題上的變化如此顯著，保守派的變化顯然起了重要的作用。換言之，這一變化幅度顯示，保守派在“跨種族婚姻”問題上變得更加自由化了。至少從這個指標來看，保守派更遠離種族主義了。相比之下，保守派對政府經濟角色的態度卻沒有出現這樣的變化趨勢。在1975年到2013年這個相對長的時段里，認為“政府應該幫助支付醫療費用”的保守派比例雖然起起落落，但大體圍繞着30％左右變化。到了2017年，支持這一判斷的民主黨支持者比例已高達85％，而共和黨支持者的比例仍然只有32％。
　　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談論保守主義的時候，應認清保守主義者在“保守”什麼。將族群身份問題和政府經濟角色問題混為一談，無助於認識美國文化衝突的根源。從保守派在身份政治問題上的相對彈性和政府經濟角色問題上的相對剛性來看，將西方民粹主義崛起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底層的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是不妥的。西方右翼民粹主義的成因既有族群觀念元素，也有經濟觀念元素，甚至從本質上和長遠來看，經濟保守主義是保守派更堅硬的“內核”。

　　4，保守派的“反擊”

　　隨着觀念差異不斷加大，量變逐步積累為質變，一隻腳邁出去很遠，另一隻腳卻躊躇不前，政治撕裂遲早會發生，而21世紀初正是這種撕裂爆發的一個時間點。何以21世紀初會成為這個爆發點？一些國際因素，如21世紀初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興起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但是，國際因素只是加速了國內文化戰爭的爆發，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內部的文化變遷才是美國政治兩極化的主因。
　　如果說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文化戰爭在20世紀看起來更像是一場“拉鋸戰”，那麼到21世紀初，幾個因素使得保守派越來越像是這場文化戰爭的“必敗方”。這種逐漸清晰的失敗意識使得保守派開始激進化。不過，這裡所說的激進化並不是指其觀點的位置發生了系統性巨變，而是指其觀點的強度在顯著增加。換言之，他們用偏好的強度的變化來對抗左翼的偏好位置的變化。
　　哪幾個因素？首先是權利革命的累積和加速效應及其不可逆性；其次是文化產業（包括主流媒體、影視和大學等領域）的“自由派偏向”及其引發的社交媒體反彈；最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是人口結構走向和觀念代溝相互疊加所造成的未來趨勢。在這幾個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右翼保守派陷入“被圍困心態”(siegementality)，而這種心態也強化了其內部的情緒極化。
　　就權利革命的累積和加速效應而言，文化衝突並非僅僅是觀念之爭，更表現為政治鬥爭和政策鬥爭。在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政治鬥爭中，儘管保守派贏得了某些“戰役”，但從歷史軌跡來看，他們是在輸掉這場“戰爭”：同性婚姻已被最高法院認可；黑人民權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不斷穩固，其經濟和社會權利也受到平權法案的保護；女性在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地位得到提升；聯邦政府的各項社會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呈上升態勢，逐漸遠離經濟保守主義……固然，這些發展變化的程度和速度是否令人滿意，尚存在很多爭議，但就總體和長期而言，政策是朝着自由派支持的方向變化的，對這一點沒有太大爭議。換言之，無論就權利主體還是權利內涵的擴展而言，自由派理念的政策轉化率都高於保守派理念的政策轉化率。保守派的抵制可能減緩了這一變化的速度，但是在絕大多數問題上卻無力改變變化的方向。
　　就文化產業的“自由派偏向”而言，美國的主流媒體、大學、好萊塢等影視產業總體而言傾向於自由派，並且這種“一邊倒”的傾向近年來呈加速趨勢。這強化了保守派在公共領域代言人不足的印象，從而加深了其政治怨恨。以哈佛大學為例，83％的文理學院教職員工自我認定為“自由派”或“傾向於自由派”，15％自我認定為“溫和”的中間派，只有不到2％的人自我認定的標籤是“保守派”或“傾向於保守派”。這一比例分布相較於整個社會的政治傾向分布而言，是明顯一邊倒的。近年來美國大學校園內的保守派發言人被驅逐甚至被暴力驅逐的案例頻繁發生，即是這種一邊倒的校園政治文化的體現。
　　影視娛樂產業的情況類似。據統計，在2016年的選舉中,影視和音樂產業的競選捐款有80％流向了民主黨。在傳統媒體方面，固然還有福克斯新聞(FOX News)這種明顯傾向於保守派的媒體，但是傳統主流媒體更加且越來越傾向於民主黨，這一點為歷史追蹤性調查所佐證。1971年，自我認同為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的記者分別占美國記者總數的36％和26％左右，相當於1.4：1，但是到了2017年，這個比例變成了28％和7％，相當於4：1。
　　綜合這些趨勢，美國的文化保守派逐漸發現，自己在主流媒體、影視界和知識精英所掌握的話語體系裡，不但聲音越來越“小”，而且形象越來越負面，進而產生出一種被主流文化拋棄甚至妖魔化的怨恨。這種積蓄已久的怨恨在社交媒體時代終於找到了一個爆發口。這就是社交媒體成為特朗普的政治動員“主戰場”的背景，也是社交媒體上各種“假新聞”滿天飛的心理土壤。
　　保守派陷入“被圍困心態”的最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政治文化的未來趨勢。如前所述，政治觀念的代際差異在美國已經非常明顯：美國人一代比一代更加自由化，這似乎已成為一個加速的、不可逆的趨勢。另一個令保守派感到雪上加霜的趨勢，是少數族裔人口的比例不斷加大，而少數族裔的政治傾向總體而言同樣是更倒向自由派的。儘管在白人當中，共和黨的支持者超過民主黨的支持者，但是白人占美國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預計將從1965年的82％左右降至2065年的46％左右。這一人口結構的變化將產生重大的政治後果。2017年，白人支持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人口比例分別是43％和51％——這是美國唯一一個支持右翼多於左翼的族群；黑人支持民主黨和共和黨的人口比例分別是84％和8％；西班牙裔的這一比例分別是63％和28％；亞裔的分別是65％和27％。因此，有理由認為，隨着人口結構的變化，如果共和黨不對其政綱做大幅調整的話，它將走向衰落。結合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和代際觀念的差異，可以想象，對於很多視保守主義為美國靈魂的人來說，這意味着幾代人之後，美國將不再“美國”。

　　正是由於上述因素，美國保守派陷入一種“被圍困心態”，其表現是憤怒情緒的高漲和政治動員的白熱化。特朗普競選動員大會上支持者群情激奮地不斷高喊“把她關起來!把她關起來!”(“Lock her up! Lock her up!”)的狂熱畫面，即是這種憤怒的縮影。當然，憤怒是雙向的，兩黨支持者，尤其是其中的積極分子,對彼此都充滿了敵意，這種敵意的程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罕見的。但是,至少在特朗普當選前，共和黨支持者的憤怒更加顯著。201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61％的共和黨支持者表示，過去一年的新聞令其更加憤怒；相比之下，42％的民主黨支持者持同一看法。在2016年的另一項調查中，3/4的共和黨人表示對政府的運作方式感到憤怒，而只有18％的民主黨支持者有同樣的感受。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了不同候選人支持者的憤怒程度。其中,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對聯邦政府感到“憤怒”或者有“受挫”感的比例分別是50％和48％，加起來高達98％；希拉里支持者中感到“憤怒”和“受挫”者的比例則分別為6％和57％，加起來是63％(見表2)。

　　另一個佐證兩黨支持者不同憤怒程度的，是雙方對政治妥協的態度。特朗普當選之前的調查數據顯示，相比共和黨支持者，民主黨支持者對妥協的態度更加開放。2010年蓋洛普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民主黨支持者強烈認同政治妥協的比例是39％，強烈認同、比較認同和態度中立的比例，加起來高達81％；相比之下，共和黨支持者的這兩個比例分別是19％和57％。對“是否接受當選官員向意見相左者妥協”這一問題，69％的民主黨人表示可以接受這種妥協，而只有46％的共和黨人持同一立場(見表3)。有研究顯示，相比於其他情緒，憤怒更容易導致政治參與。這或許正是特朗普競選動員大會上出現狂熱場景的原因。

　　結語

　　綜上所述，自20世紀60、70年代以來，權利的革命——很大程度上即英格利哈特所說的“西方文化的後現代轉型”——帶來了進步主義觀念爆炸式的發展。但是，這一發展的分布是不均勻的，一部分人迅速接受了權利主體的擴散和權利內涵的深化，另一部分人則對這一變化感到難以接受。這種不均勻帶來的後果，就是政治文化的衝突和兩極化。換言之，政治文化兩極化的主要動力是左翼自由派的大幅“進步化”。右翼保守派雖然在某些議題上也有保守化的傾向，但政治立場總體而言相對穩定，甚至在諸多議題上跟隨着左翼向“左”移動。更確切地說，相關民調顯示，保守派在族群身份政治議題上表現出相對的彈性，在經濟議題上則表現得更為剛性，甚至表現出階段性的強硬化。可以說，經濟保守主義是保守派更頑固的堡壘。
　　在很大程度上，保守派以觀念強度的變化，或者說憤怒的升溫，來應對自由派觀念幅度的變化。三個因素導致了保守派的“被圍困心態”：從長時段的趨勢來看，自由派觀念的政策轉化率高，並且形成越來越不可逆的趨勢；傳統文化產業中的保守派逐漸被邊緣化甚至妖魔化，激化了其心理上的怨恨，並激發其在社交媒體上聚集；人口族群結構的變化和代際觀念的變遷，使得保守派的衰亡成為可預見的未來圖景。保守派的“被圍困心態”在奧巴馬時代達到沸點。在這一階段，相比民主黨支持者，有更多的共和黨支持者表達其政治上的憤怒與受挫感，他們也更加反對政治上的妥協。憤怒帶來的激情，正是特朗普現象背後的助推力。
　　或許英格利哈特的一段話恰當地總結了很多保守派的心態：“這些人最可能在他們的國家感到自己已經淪為主流價值的陌生人，已經被他們無法共享的進步主義文化變遷的潮流拋在了後面……眼見他們的主導權力和優越地位日漸衰落。20世紀70年代寂靜的革命如今似乎已經釀成一股憤怒和怨恨的反彈。”在2015年的一項民意調查中，針對“今天發生的很多事情讓我覺得不安，我在自己的國家感到無所適從”這個表述，7/10的共和黨支持者表示認同，而只有3/10的民主黨支持者表示認同，說明保守派人士認為自己在價值觀上已經淪為“祖國的陌生人”，並為此感到深深的焦慮。
　　文化的兩極化推動着政治的兩極化，反過來政治的兩極化又加劇了文化的兩極化，因此，在可見的未來，美國政治很可能進一步撕裂。即使特朗普不連任總統，他所呈現的文化兩極化的趨勢及其激發的怨恨也不會很快消散。另一方面，正如英格利哈特和皮帕所說，在很大程度上，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觀念鴻溝以代際觀念差異為載體，隨着老一代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人口族群結構不斷變遷，教育水平不斷提高，這種撕裂也有可能最終被彌合。也就是說，政治鬥爭無法彌合的矛盾，時間或許可以。屆時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的裂痕或許將被不同程度的自由派之間的裂痕所取代。至於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只能交由時間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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