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部文化冲突的发生机制是什么？文化冲突何以展现出如此强烈的政治爆发力？60年代以来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观念差距，主要来源于前者大幅进步化而非后者大幅保守化；由于文化量变积累的质变，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和代际观念更迭的趋势，右翼产生“被围困心态”


　　老高按：下周二就要投票了。一般来说，除非出现“十月（月底）惊奇”，各人的投票意愿已经基本上不可能改变了。那么你老高撰写或者转发这些文章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
　　非也。
　　我并不奢望，要去改变什么人的政治观念和追求意向。我的这些帖子，其实主要是用来梳理我自己的繁杂纷乱、自相矛盾的思绪。我在美国已经经历过八次大选，这是第九次；我投票也已经投过六次，这是第七次。“吃一堑，长一智”，总应该在认识上有所提升、有所收获吧，总应该超越现实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左与右的喧嚷纷争，从更高的角度、更广的视野、更优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我们的时代吧？
　　所以，在大选倒计时第八天，我转发刘瑜副教授写于五年前的一篇文章。五年的时光，足以让我们用来验证她说的是否正确？她的预言是否实现？她对美国的分析，是否切中肯綮？


后现代化与乡愁：特朗普现象背后的美国政治文化冲突

　　刘瑜，转载自“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2019年1月21日

　　刘瑜，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关键词】美国政治 特朗普现象 政治极化 文化冲突 后现代化

　　【内容摘要】
　　本文试图论证文化冲突是特朗普现象的根本动力。确切地说，本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美国内部文化冲突的发生机制是什么？二是何以这种文化冲突在当下展现出如此强烈的政治爆发力？关于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权利革命”逐渐造就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观念差距，这一差距的主要来源是自由派的大幅“进步化”而非保守派的大幅“保守化”；关于第二个问题，本文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右翼以观念强度的变化来应对左翼观念幅度的变化——由于文化量变所积累出来的质变、文化产业显著的自由派倾向，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和代际观念更迭的趋势，右翼产生了一种“被围困心态”，这种心态最终触发了特朗普现象。
　　本文的研究得到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的资助，项目名称为“制度如何影响文化”(项目编号：20165080061) 。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笔者文责自负。


　　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有目共睹。特朗普现象与其说是这种两极化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结果——当然，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又加剧了这种趋势。政治两极化在美国各个政治领域都有呈现：在国会，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僵持局面严重影响了立法效率——第80届国会（1947～1948）的重大议题中只有30％无法实现立法，到了112届国会（2011～2012），则有71％的重大议题无法实现立法；在最高法院，近年的每一次大法官提名都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诸多重大判决以五比四的微弱优势通过，显示出司法高度政治化的后果。此外，在普通民众当中,两党支持者对彼此的敌意逐渐加深。1994年，对共和党人抱有“负面”和“非常负面”印象的民主党人分别占比57％和16％；到2017年，这两个比例已分别上升至81％和44％。同样，1994年，对民主党人抱有“负面”和“非常负面”印象的共和党人分别占比68％和17％；到2017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上升为81％和45％。
　　任何一个对民主崩溃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这种两极化趋势感到担忧。远至20世纪上半叶的魏玛共和国、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近至21世纪的埃及、泰国，都显示出尖锐的政治两极化很可能诅咒民主的前景。而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其政治走向更会对世界政治产生巨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为什么美国政治会出现这种两极化的现象？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大体而言，人们倾向于认为，由于一大批美国底层右翼白人被全球化进程所抛弃，其经济上的失意导致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情绪高涨，其激进化推动了特朗普的当选以及美国政治的极化。
　　这个思路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漏洞。与这种“经济全球化”的视角相对，本文强调从政治文化冲突的视角来阐释美国政治的两极化现象。具体而言，本文试图论证：(1)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在更大程度上由政治文化的两极化——而非经济因素——引发；(2)这种政治文化的两极化，主要由左翼自由派政治观念“自由化加速”所推动；(3)为应对左翼观念幅度的巨大变化，右翼诉诸观念强度的变化，即在情感上更加愤怒、行为上更为激烈——至少在特朗普当选前如此，多个因素所导致的“被围困心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愤怒。
　　为论述上述观点，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美国政治两极化的常见视角——经济视角和制度视角——及其不足；第二部分切入文化视角，展示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国文化中的“权利革命”；第三部分分析为什么权利革命会成为政治文化两极化的动力，并指出文化撕裂的主要动力是左翼的“自由化加速”；第四部分分析为什么右翼以观念强度的变化来应对左翼观念幅度的变化。

　　1，既有视角及其不足

　　为理解美国政治的两极化现象，很多人从经济视角出发，强调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或者诉诸制度视角，着眼于美国政治制度设计上的一些缺陷。这些观察为解释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带来很多洞见，但其解释力有限。
　　一种常见的看法是，经济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诸多不良后果，诸如不平等的加剧、制造业岗位的外移、移民（尤其非法移民）对国内工作机会的抢夺等，这些后果刺激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会遭遇一些解释困境。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贫富差距上升最快的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但这一阶段并没有出现右翼民粹主义显著抬头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近20年时间里，美国的基尼指数没有明显变化，始终在40～42之间浮动，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段里，美国政治两极化的现象明显加剧。
　　可能有人会说，重要的不是不平等的上升，而是不平等的绝对程度，长期的高度不平等是滋生民粹主义的土壤。但是，如果不平等的绝对程度是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何在北欧、中欧和东欧等几乎是全世界财富最平等的地区，也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法国2015年的基尼指数是33，瑞典的是29，荷兰的是29，奥地利的是31，波兰的是32，匈牙利的是30，瑞士2014年的基尼指数是33，英国2013的基尼指数是33……然而，这些收入水平差距相对不大的国家都是右翼民粹主义的“重灾区”。可见，以经济的不平等或上升来解释右翼民粹主义的复兴，说服力是有限的。
　　又比如，如果全球化引发的失业或工资被抑制造成了广泛的民怨，那么应该能够观察到右翼民众对贸易和移民普遍上升的敌意，但事实并非如此。盖洛普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从2001年到2017年，美国民众认为“贸易是美国经济的机会”的比例普遍上升，其中民主党支持者的比例从51％上升至80％,共和党支持者的比例从55％上升到66％，独立党派者的比例从49％升至71％，说明不同派系民众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贸易倾向。当然，认同该观点的共和党支持者的比例曾经下跌，2008～2012年达到谷底，2012年一度跌至40％。这可能是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和心理后果所致，但是这之后又重新出现上升趋势。就移民问题而言，右翼对移民的态度的确更有敌意，但是这种敌意也并非呈现为一条清晰可见的上升曲线。盖洛普调查显示，从2001到2018年，美国民众对外来移民水平“非常或有点不满”的比例，在共和党人中从69％升至70％，在民主党人中从57％降至50％，都并非戏剧性的巨大变化。的确，共和党支持者的这种敌意在2016年，也就是特朗普当选的这一年，曾升至86％的巅峰，但是之前和之后的这几年，这一比例都明显低于这个峰值水平，显示出这种敌意有可能是当年选举政治动员的结果，而非一个长期的发展趋势。总之，无论是贸易问题还是移民问题，都只能部分地解释特朗普现象，鉴于相关数据的波动性和复杂性，很难将其作为一个核心的解释因素。
　　就“制度视角”而言，一种常见的看法是，由于“政治活跃分子”更倾向于去投票、捐款和游说，美国独特的初选制度和选举筹款制度给予了“政治活跃分子”更大的政治表达权重，又由于两党“政治活跃分子”往往更加激进，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其实是政治精英的两极化，而不是政治文化的两极化。政治学者莫里斯·菲奥里纳(Morris Fiorina)在《文化战争？》和《失去联系》两本书里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政治制度的安排就要为美国政治的两极化负主要责任，而政治文化冲突的因素并不显著。
　　的确，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很可能以一种夸大的方式表达了政治两极化的程度。但是，这不意味着“美国的政治文化冲突不显著，只存在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美国政治文化本身的两极化——而不仅仅是政治家的两极化，是一个被各种民调所捕捉到的事实，这一点不应该被“政治家更加两极化”所遮盖。如皮尤研究中心(PewＲesearch Center)的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两党支持者在十个政治价值观念上的差距已经从1994年的15个百分点扩大至2017年的36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政治价值观念谱系两端具有“意识形态一致性”的人口比例明显增加(从1994年的10％上升至2014年的21％)，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并且，如前所述，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现象，而且是西方世界的普遍现象。众所周知，欧美各国民主制度的设计千差万别，因此，要考察和捕捉各国同时出现的右翼民粹主义上升现象，不能仅仅立足于美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独特性。

　　2，权利的革命

　　相比经济视角和制度视角，文化冲突的视角更有力。概括而言，西方世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了一场文化巨变，这场巨变被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称为“权利的革命”，被世界观念调查组织纳德·英格利哈特(Ｒonald Inglehart)称为政治文化的“后现代(post-modern)转型”或“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t)转型”。不管如何命名，这一文化巨变推动了西方世界的政治两极化。这是因为，这一进步主义变革主要发生于西方左翼阵营，而右翼或拒绝这一变化，或接受这一变化的速度相对缓慢，于是西方世界逐渐呈现出一种一方奔跑、一方缓行所造成的文化撕裂态势。长期以来，这种文化撕裂以一种量变的方式在发生，但到了21世纪初，量变的积累引发质变，加上新兴经济体带来的挑战，移民和难民问题日益凸显，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文化差异终于引爆了一场整个西方世界内部的“文化战争”。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政治极化的重要成因。
　　尽管很多人早已注意到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文化冲突，但对这一冲突的性质存在着诸多误判。很多分析着眼于一个相对短期的时间框架，描述了这样一幅画面：一群经济地位被边缘化的“白人垃圾”试图寻找个体失败的替罪羊，在政客的煽动下，其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保守主义情绪高涨，最终将特朗普推上了总统的位置。在这种短期视野里，右翼保守派是观念变化的“进攻方”，左翼则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被动而惊骇地观望着一场文化海啸的发生。
　　有趣的是，短期视野里的画面如果放到“权利的革命”这个相对长期的视野里，角色却正好互换：西方左翼成为文化变化的“进攻方”，右翼则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被动而惊骇地观望一场文化海啸的发生。作为对这场“海啸”的反应，他们诉诸一系列激烈的姿态来表达其怨恨，包括将特朗普这样极受争议的政治家选上台去。换言之，右翼以观念强度的变化来应对左翼的观念幅度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场文化冲突中，右翼保守派比左翼自由派常常显得更加激愤的原因。
　　也就是说，“权利的革命”是理解当今西方世界政治撕裂现象的一把钥匙。在本文中，“权利的革命”意指不同群体权利意识的“多米诺骨式”觉醒和深化，包含“权利主体的扩散”和“权利内容的扩展”两个维度。权利主体的扩散，是指以往唯有白人男性享有的权利，逐步向女性、有色人种、同性恋、移民、儿童甚至动物扩散；权利内容的扩展，则是指以往聚焦于政治自由的权利，逐步向社会和经济权利、福利主义、环境权利、文化权利等方向深化。
　　众所周知，普通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但是，20世纪60、70年代左右以来，权利观念在上述两个维度上的变化出现了加速化的趋势，以至于诸多政治文化研究者认为出现了一场“寂静的革命”。比如，平克在其经典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专用一章介绍“权利的革命”，以大量数据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权利主体”的急剧扩散现象，即平等权利的主张者不断从白人男性向女性、有色人种、同性恋、移民、儿童甚至动物扩散。政治学者斯科特·弗勒南根(Scott Flanagan)则以“威权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型”来概括西方世界的文化变化。
　　关于为什么这场观念革命会在近半个世纪内发生，不同学者提出过不同看法，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来自英格利哈特和政治文化学者维尔泽尔(Christian Welzel)。他们认为，过去半个世纪左右以来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模式转型，是爆发“权利革命”的根本原因。根据他们的观点，经济发展改变了人类的价值排序——随着物质和资源越来越丰富，“宽容的成本”逐渐降低，人们越来越愿意接受权利和资源的“分享”，于是，物质化的角逐开始让位于一种后物质主义的人本主义观念。同时，经济模式的转型也会重塑人类社会的价值结构。工业经济模式要求劳动力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和纪律性，而知识经济模式则对人的个体性、创造性有更高的要求。加上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认知和组织资源，使得权利观念的传播和实践大大加快。所有这些结构性因素叠加起来，成为权利革命的动因。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现代化、文化变化与民主》等著作中，英格利哈特及其合作者根据不断更新的“世界观念调查”数据，逐步发展、完善其看法，最终形成了上述文化变迁理论。在不同的著作中，英格利哈特描述这种变迁的语言不尽相同，包括“后现代转型”“后物质主义转型”“自我表达的价值上升”“文化规范的女性化”等等，但是其核心观点大致稳定。政治学者阿兰·阿博拉莫维茨(Alan Abramowitz)则强调，教育程度的提升会增强思维的“意识形态一致性”(ideological consistency)，这种“一致性要求”是进步主义思潮加速化的动力之一。当然，也正是这种对“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追求使得对立双方达成妥协的可能性降低，从而导致文化撕裂。
　　本文更关注的是文化巨变的结果而非其原因。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对这场权利革命的反弹。英格利哈特正是从这一角度去分析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的。在《特朗普、英国脱欧以及民粹主义的崛起》一文中，他和哈佛大学的政治学者皮帕(Norris Pippa)以“文化反弹”(cultural backlash)来诠释当下的右翼崛起现象，并以定量分析的方式论证了“文化反弹说”比“经济不满说”更有说服力。但是，该文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欧洲而非美国；并且英格利哈特的分析常常被批评“测量指标之间缺乏概念上的一致性”。比如，当他和维尔泽尔在《现代化、文化变化和民主》一书中将“快乐、宽容、信任和参与”组合成为一个“自我表达的价值”(self-expression values)概念时，人们有理由怀疑这四个指标能否有机地合成为一个概念。事实上，他们不得不发明一个新词“自我表达的价值”来描述这种组合，本身就说明了概念一致性面临的困境。在《特朗普、英国脱欧以及民粹主义的崛起》一文中，英格利哈特再次以一个“大杂烩”的方式，从排外程度、对全球治理的信任程度、对国家级政府（相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威权主义的态度、左右谱系上的自我认知等维度，来衡量文化上的“后物质主义”程度。这种衡量方式固然能够增加模型的解释力，但这五个概念内在联系的薄弱削弱了其理论的明晰程度。比如，在何种意义上，对地方自治的信任与对威权主义的信奉构成了一个可以融会贯通的概念？信任地方自治是否是信奉民主的一种方式？有鉴于此，本文虽然非常认同英格利哈特/皮帕的“文化反弹”说，但更愿意用“权利的革命”这个理论上更清晰的概念来描述西方政治文化的巨变，并试图从这个视角来分析当代美国政治的走向。

　　各种调查显示，“权利的革命”的发生是真实的、持续的和影响显著的。由于本文聚焦于美国，故以下分析将以美国的经验材料为依据。从权利主体的扩散而言，不妨以美国主流社会对同性恋、黑人和女性的态度作为三个观察点。图1展示的是美国公众对同性恋婚姻看法的变迁。在短短20余年(1996～2018)时间里，美国公众接受同性恋婚姻的人口比例从27％上升至67％，反对的比例则从68％下降至31％。

　　图2展示的是美国公众接受黑人和白人“跨种族婚姻”比例的变化。1959年接受黑人和白人联姻的人口比例只有4％，但是到2013年，已经上升至87％。实际的跨种族婚姻人数显然要少得多，毕竟美国的黑人和白人比例失衡，而且还受阶层、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但是调查显示，1980～2015年，黑人的跨种族婚姻比例已经从5％上升至18％，白人的跨种族婚姻比例也从3％上升至11％。这说明无论是观念上还是行动上，美国人的种族主义观念都处在一个淡化的过程中。

　　图3则反映了美国人对女性态度的变化。盖洛普民意调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找到一个新工作，你更希望老板是男人还是女人”，从1953年到2017年，男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表示“无所谓男人还是女人”的比例从21％升至68％；表示希望是女性的从2％升至13％；表示希望老板是男性的男性则从75％跌至19％。这说明越来越多的男性不再认为女性应当是弱小、温顺的从属物，而可以是强势、自主的职业领导。
　　就权利内涵的深化而言，在一百年前的“洛克那时代”，美国社会还在为政府是否有权干涉劳资关系、提供社会保障、资助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而犹疑。一百年后的今天，尽管公众仍然在为这些服务的尺度而斗争，但是，民众有权在各个领域享受公共服务这一基本原则已经牢不可破，这是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伟大社会”运动的遗产。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政府资助的主要公共福利和服务项目都表示支持。
　　作为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权利已不再仅仅是政治权利，也被理解为经济和社会权利。关于这一点，近年的变化尤其明显，公众对贫困扶助和医疗保障的态度即是证明。就对贫困的态度而言，尽管政府在贫困扶助方面的人均开支呈总体上升趋势，但认为政府做的仍然不够的公众比例却逐年上升。从1994年至今，支持“穷人生活困难，是因为政府资助不够”这一判断的民众比例已从39％升至53％(见图4)。

　　同样，在医疗保障问题上，21世纪之前的公众意见出现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僵持和反复，显示出美国个人主义政治文化的韧性。但是，近年来却出现了进步主义观念加速发展的趋势。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2010年支持“政府运行的医疗系统”的民众比例是34％，支持“私人保险系统”的比例是61％，二者之间差了27个百分点；但是到2017年，支持“政府运行的医疗系统”的民众比例升至47％，而支持“私人保险系统”的比例则降至48％，二者只差了1个百分点。不到十年时间发生了26个百分点的变化，不可谓不显著(见图5)。

　　观念的代际差异，最直观地说明了“权利的革命”的真实性。在几乎所有重大议题上，美国人都表现出越年轻越自由化的倾向。这一点被无数民意调查结果所证实。或许有人会将观念的代际差异理解为生命周期导致的变化，但正如英格利哈特的研究所显示的，这种代际变化是真实的观念变迁，而不仅仅是生命周期所造成的观念转变。

　　如图6所显示的，对于“歧视是黑人进步的主要障碍”这种看法，“沉默的一代”认同的比例是28％，“婴儿潮一代”认同的比例是36％，“X一代”认同的比例是40％，而“千禧一代”认同的比例则高达52％，这彰显出不同代际对于维护少数族裔权利的不同态度。图7显示，不同代际的人对移民的态度与此类似，尽管总体上都在变得更加正面，但显然越年轻的人对移民的认同感越强。根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47％的“沉默一代”认为“移民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而在另一端,多达79％的“千禧一代”同意此判断。图6种族歧视的代际观念差异在对“权利的内涵”的理解上，代际差异也十分明显。根据2017年的调查结果，对于“希望更大的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这一表述，30％的“沉默一代”表示认同，“千禧一代”的认同比例则高达57％(见表1)；对“政府有责任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医疗覆盖”这个判断，“沉默一代”和“千禧一代”的认同比例分别是52％和67％(见图8)。事实上，在已登记的选民中，“沉默一代”的民主党支持者和共和党支持者的比例是43：52，共和党比民主党多出9个百分点；而到了“千禧一代”，民主党支持者和共和党支持者的比例是59：32，民主党比共和党多出27个百分点。这说明美国的代际观念更替清晰地朝着“自由派”的方向位移。

　　3，权利的革命与政治两极化

　　无论是观察整体民意的变化，还是观察观念的代际更替，都可以看到“权利的革命”在真实地发生。为何这一趋势导致美国政治文化的两极化？原因在于，这一“革命”在人群中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一部分美国人大步流星，另一部分人则踌躇不前，从而引发了文化的撕裂。换言之，美国政治文化的两极化过程主要不是处于中间位置的人群各自向两极扩散所致，而是自由派大步流星地向进步主义方向迈进、保守派没能“跟上”所致。当然，保守派在某些议题上也表现出进一步的“保守化”或阶段性的“保守化”，但总体而言，他们的政治观念位移的距离小于自由派，并且其变化方向不像自由派那么具有一致性。
　　就对同性恋的看法而言，如果以“社会是否应该接受同性恋”这个问题作为观测窗口，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出两党支持者的观念差距拉大了，但这并非因为共和党支持者变得更保守了，而是因为民主党支持者变得更自由化了，且变化的速度明显快于共和党支持者。事实上，共和党支持者认同“社会应该接受同性恋”的观点的比例也在增长，从1994年的38％上升至2017年的54％，但是同一时期，民主党支持者的这一比例则从54％上升至83％，因此,最后结果反而是两党支持者的观念更加两极化了(见图9)。

　　就对移民的看法而言，对“移民通过勤劳工作和才干使国家更加强大”这一表述，共和党支持者的认同比例从1994年的30％上升至2017年的42％。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共和党支持者事实上总体变得对移民更加包容了，而且变化幅度并不算小（12个百分点）。但是，同一时期认同这一表述的民主党支持者的比例却从32％升至84％，上升了52个百分点，可以说是极其显著的变化。结果,两党支持者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也是更加两极化了(见图10)。

　　皮尤中心的这一调查中还包含了对种族问题的看法。对“国家应当继续改变，赋予黑人和白人平等权利”这个判断，2010～2017年持赞同意见的共和党支持者从30％上升至36％，但同一时期民主党支持者的这一比例则从57％上升至81％(见图11)。同样，民主党支持者在这一问题上观念变化的幅度(24个百分点)远远大于共和党支持者的变化(6个百分点)。尽管近年来，共和党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也发生了趋于自由化的变化，却无法缓解政治越来越两极化的态势。

　　在宗教问题上趋势类似，民主党支持者同样比共和党支持者发生了更加显著的变化。2002～2017年，对“就建立道德和良好价值观而言，宗教并非是必须的”这一论断，共和党支持者的认同比例从50％降至47％，是一个趋于保守化但是温和的变化；民主党的认同比例则从52％升至64％，是更为显著的趋于自由化的变化。在“伊斯兰教与暴力的关系”问题上，两党支持者的观点也出现了幅度相似但方向相反的变化。针对“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倾向于鼓励暴力”这一判断，表示认同的民主党支持者比例从2002年的40％降至2017年的25％，表示认同的共和党支持者比例则从51％上升至65％。可以说，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变化是基本对称的。所以，前述变化趋势并非发生在每一个观念维度上，只是一个大致趋势。
　　同样，在“权利的内涵”问题上，如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算起，总体而言，双方观点的变化并不对称。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里有多个问题涉及对福利国家的看法，其中之一是“穷人之所以生活艰难是因为政府福利不够吗？”，同意这个看法的共和党支持者比例从1994年的28％降至2017年的25％，是一种温和的趋于保守的变化。同一时段认同这一看法的民主党支持者的比例则从49％上升至76％，也就是27个百分点的变化，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激烈的变化(见图12)。

　　一个有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表述是，“政府管理市场对于保护公共利益是必要的”。1994～2017年，认同这一看法的共和党支持者的比例从33％降至31％，变化温和但趋于保守化；认同这一看法的民主党支持者的比例则从49％升至66％，是一个相对显著的变化(见图13)。

　　对经济不平等的看法，同样是民主党支持者的变化幅度明显大于共和党支持者的变化幅度。针对“如果人们愿意努力工作，他们就能够前进”这一说法，1994～2016年，表示认同的共和党的比例从73％升至77％，温和地趋于保守化；表示认同的民主党的比例则从65％降至49％，更明显地趋于自由化。观念的两极化同样主要因为民主党人的观念变化幅度更大(见图14)。

　　不过，有必要指出，共和党支持者在某些议题上保守化的趋势更为明显。比如在环保问题上，1994～2016年，认同“更严格的环境立法和管控是值得的”这一说法的共和党支持者的比例从58％跌至36％，相比之下，民主党支持者的认同率则从66％升至77％。在这个问题上，共和党支持者的态度位移距离更大。因此，“自由派位移距离更大”这个判断是就总体而言的，并不严格适用于每一个议题。
　　政治观念的两极化主要由“进步”所驱动，这可能有违很多人的直觉，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阵营在民调方面的变化轨迹大体支持这一结论。当然,右翼中存在一些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排外主义者，有可能历经了观念的激进化变化，但这并不代表两党支持者观念的总体变化趋势，不能反映美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全貌。

　　进一步分析共和党支持者的观念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在涉及同性恋者、黑人、移民和女性等身份政治议题上，保守派的观念表现出更大的弹性；而在政府的经济角色议题上，其观点则表现出更强的刚性。就对同性恋的态度而言，共和党支持者认同“社会应当抑制同性恋”立场的比例从1994年的58％降至2017年的37％；持“移民是我国的负担”立场者的比例，也从1994年的64％降至2017年44％。尽管“进步”幅度不如民主党支持者大，但确实在向进步的方向变化。
　　相比之下，对“政府管控企业弊大于利”这一论断，共和党认同者的比例从1994年的64％降至2017年的63％，几乎没有变化；同一时期对于“政府今天已经没有余力更多地帮助穷人”这一说法的支持率，甚至从58％上升至69％，可见其经济保守主义立场之坚定。尽管在经济问题上，共和党支持者的看法往往随着执政党轮替而历经明显的起落，但是从过去几十年的变化来看，几番起落之后，其观念位置最终往往回归一个长期的均值。相比之下，保守派在身份政治议题上的立场却不断演化，并在一个新的“台阶”上实现相对的稳定。

　　对比美国人在跨种族婚姻（作为“身份政治”的一个指标）和政府的医保责任（作为“政府经济角色”的一个指标）问题上的观念演化路径，可以看出美国保守主义的重心何在。盖洛普关于是否接受“黑白跨种族婚姻”的民意调查显示，1959～2013年，美国白人接受黑人和白人联姻的比例从17％升至84％，并且这一上升趋势一直没有逆转——2000～2013年，从60％上升到84％。尽管这一调查并没有区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态度的演变，并且有理由相信自由派的变化幅度远大于保守派，但全民在此问题上的变化如此显著，保守派的变化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换言之，这一变化幅度显示，保守派在“跨种族婚姻”问题上变得更加自由化了。至少从这个指标来看，保守派更远离种族主义了。相比之下，保守派对政府经济角色的态度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变化趋势。在1975年到2013年这个相对长的时段里，认为“政府应该帮助支付医疗费用”的保守派比例虽然起起落落，但大体围绕着30％左右变化。到了2017年，支持这一判断的民主党支持者比例已高达85％，而共和党支持者的比例仍然只有32％。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谈论保守主义的时候，应认清保守主义者在“保守”什么。将族群身份问题和政府经济角色问题混为一谈，无助于认识美国文化冲突的根源。从保守派在身份政治问题上的相对弹性和政府经济角色问题上的相对刚性来看，将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底层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是不妥的。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成因既有族群观念元素，也有经济观念元素，甚至从本质上和长远来看，经济保守主义是保守派更坚硬的“内核”。

　　4，保守派的“反击”

　　随着观念差异不断加大，量变逐步积累为质变，一只脚迈出去很远，另一只脚却踌躇不前，政治撕裂迟早会发生，而21世纪初正是这种撕裂爆发的一个时间点。何以21世纪初会成为这个爆发点？一些国际因素，如21世纪初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但是，国际因素只是加速了国内文化战争的爆发，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内部的文化变迁才是美国政治两极化的主因。
　　如果说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文化战争在20世纪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拉锯战”，那么到21世纪初，几个因素使得保守派越来越像是这场文化战争的“必败方”。这种逐渐清晰的失败意识使得保守派开始激进化。不过，这里所说的激进化并不是指其观点的位置发生了系统性巨变，而是指其观点的强度在显著增加。换言之，他们用偏好的强度的变化来对抗左翼的偏好位置的变化。
　　哪几个因素？首先是权利革命的累积和加速效应及其不可逆性；其次是文化产业（包括主流媒体、影视和大学等领域）的“自由派偏向”及其引发的社交媒体反弹；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是人口结构走向和观念代沟相互叠加所造成的未来趋势。在这几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右翼保守派陷入“被围困心态”(siegementality)，而这种心态也强化了其内部的情绪极化。
　　就权利革命的累积和加速效应而言，文化冲突并非仅仅是观念之争，更表现为政治斗争和政策斗争。在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政治斗争中，尽管保守派赢得了某些“战役”，但从历史轨迹来看，他们是在输掉这场“战争”：同性婚姻已被最高法院认可；黑人民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稳固，其经济和社会权利也受到平权法案的保护；女性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地位得到提升；联邦政府的各项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呈上升态势，逐渐远离经济保守主义……固然，这些发展变化的程度和速度是否令人满意，尚存在很多争议，但就总体和长期而言，政策是朝着自由派支持的方向变化的，对这一点没有太大争议。换言之，无论就权利主体还是权利内涵的扩展而言，自由派理念的政策转化率都高于保守派理念的政策转化率。保守派的抵制可能减缓了这一变化的速度，但是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却无力改变变化的方向。
　　就文化产业的“自由派偏向”而言，美国的主流媒体、大学、好莱坞等影视产业总体而言倾向于自由派，并且这种“一边倒”的倾向近年来呈加速趋势。这强化了保守派在公共领域代言人不足的印象，从而加深了其政治怨恨。以哈佛大学为例，83％的文理学院教职员工自我认定为“自由派”或“倾向于自由派”，15％自我认定为“温和”的中间派，只有不到2％的人自我认定的标签是“保守派”或“倾向于保守派”。这一比例分布相较于整个社会的政治倾向分布而言，是明显一边倒的。近年来美国大学校园内的保守派发言人被驱逐甚至被暴力驱逐的案例频繁发生，即是这种一边倒的校园政治文化的体现。
　　影视娱乐产业的情况类似。据统计，在2016年的选举中,影视和音乐产业的竞选捐款有80％流向了民主党。在传统媒体方面，固然还有福克斯新闻(FOX News)这种明显倾向于保守派的媒体，但是传统主流媒体更加且越来越倾向于民主党，这一点为历史追踪性调查所佐证。1971年，自我认同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记者分别占美国记者总数的36％和26％左右，相当于1.4：1，但是到了2017年，这个比例变成了28％和7％，相当于4：1。
　　综合这些趋势，美国的文化保守派逐渐发现，自己在主流媒体、影视界和知识精英所掌握的话语体系里，不但声音越来越“小”，而且形象越来越负面，进而产生出一种被主流文化抛弃甚至妖魔化的怨恨。这种积蓄已久的怨恨在社交媒体时代终于找到了一个爆发口。这就是社交媒体成为特朗普的政治动员“主战场”的背景，也是社交媒体上各种“假新闻”满天飞的心理土壤。
　　保守派陷入“被围困心态”的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未来趋势。如前所述，政治观念的代际差异在美国已经非常明显：美国人一代比一代更加自由化，这似乎已成为一个加速的、不可逆的趋势。另一个令保守派感到雪上加霜的趋势，是少数族裔人口的比例不断加大，而少数族裔的政治倾向总体而言同样是更倒向自由派的。尽管在白人当中，共和党的支持者超过民主党的支持者，但是白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预计将从1965年的82％左右降至2065年的46％左右。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2017年，白人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口比例分别是43％和51％——这是美国唯一一个支持右翼多于左翼的族群；黑人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口比例分别是84％和8％；西班牙裔的这一比例分别是63％和28％；亚裔的分别是65％和27％。因此，有理由认为，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如果共和党不对其政纲做大幅调整的话，它将走向衰落。结合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和代际观念的差异，可以想象，对于很多视保守主义为美国灵魂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几代人之后，美国将不再“美国”。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美国保守派陷入一种“被围困心态”，其表现是愤怒情绪的高涨和政治动员的白热化。特朗普竞选动员大会上支持者群情激奋地不断高喊“把她关起来!把她关起来!”(“Lock her up! Lock her up!”)的狂热画面，即是这种愤怒的缩影。当然，愤怒是双向的，两党支持者，尤其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对彼此都充满了敌意，这种敌意的程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罕见的。但是,至少在特朗普当选前，共和党支持者的愤怒更加显著。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1％的共和党支持者表示，过去一年的新闻令其更加愤怒；相比之下，42％的民主党支持者持同一看法。在2016年的另一项调查中，3/4的共和党人表示对政府的运作方式感到愤怒，而只有18％的民主党支持者有同样的感受。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了不同候选人支持者的愤怒程度。其中,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对联邦政府感到“愤怒”或者有“受挫”感的比例分别是50％和48％，加起来高达98％；希拉里支持者中感到“愤怒”和“受挫”者的比例则分别为6％和57％，加起来是63％(见表2)。

　　另一个佐证两党支持者不同愤怒程度的，是双方对政治妥协的态度。特朗普当选之前的调查数据显示，相比共和党支持者，民主党支持者对妥协的态度更加开放。2010年盖洛普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民主党支持者强烈认同政治妥协的比例是39％，强烈认同、比较认同和态度中立的比例，加起来高达81％；相比之下，共和党支持者的这两个比例分别是19％和57％。对“是否接受当选官员向意见相左者妥协”这一问题，69％的民主党人表示可以接受这种妥协，而只有46％的共和党人持同一立场(见表3)。有研究显示，相比于其他情绪，愤怒更容易导致政治参与。这或许正是特朗普竞选动员大会上出现狂热场景的原因。

　　结语

　　综上所述，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权利的革命——很大程度上即英格利哈特所说的“西方文化的后现代转型”——带来了进步主义观念爆炸式的发展。但是，这一发展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一部分人迅速接受了权利主体的扩散和权利内涵的深化，另一部分人则对这一变化感到难以接受。这种不均匀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治文化的冲突和两极化。换言之，政治文化两极化的主要动力是左翼自由派的大幅“进步化”。右翼保守派虽然在某些议题上也有保守化的倾向，但政治立场总体而言相对稳定，甚至在诸多议题上跟随着左翼向“左”移动。更确切地说，相关民调显示，保守派在族群身份政治议题上表现出相对的弹性，在经济议题上则表现得更为刚性，甚至表现出阶段性的强硬化。可以说，经济保守主义是保守派更顽固的堡垒。
　　在很大程度上，保守派以观念强度的变化，或者说愤怒的升温，来应对自由派观念幅度的变化。三个因素导致了保守派的“被围困心态”：从长时段的趋势来看，自由派观念的政策转化率高，并且形成越来越不可逆的趋势；传统文化产业中的保守派逐渐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激化了其心理上的怨恨，并激发其在社交媒体上聚集；人口族群结构的变化和代际观念的变迁，使得保守派的衰亡成为可预见的未来图景。保守派的“被围困心态”在奥巴马时代达到沸点。在这一阶段，相比民主党支持者，有更多的共和党支持者表达其政治上的愤怒与受挫感，他们也更加反对政治上的妥协。愤怒带来的激情，正是特朗普现象背后的助推力。
　　或许英格利哈特的一段话恰当地总结了很多保守派的心态：“这些人最可能在他们的国家感到自己已经沦为主流价值的陌生人，已经被他们无法共享的进步主义文化变迁的潮流抛在了后面……眼见他们的主导权力和优越地位日渐衰落。20世纪70年代寂静的革命如今似乎已经酿成一股愤怒和怨恨的反弹。”在201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针对“今天发生的很多事情让我觉得不安，我在自己的国家感到无所适从”这个表述，7/10的共和党支持者表示认同，而只有3/10的民主党支持者表示认同，说明保守派人士认为自己在价值观上已经沦为“祖国的陌生人”，并为此感到深深的焦虑。
　　文化的两极化推动着政治的两极化，反过来政治的两极化又加剧了文化的两极化，因此，在可见的未来，美国政治很可能进一步撕裂。即使特朗普不连任总统，他所呈现的文化两极化的趋势及其激发的怨恨也不会很快消散。另一方面，正如英格利哈特和皮帕所说，在很大程度上，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观念鸿沟以代际观念差异为载体，随着老一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口族群结构不断变迁，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这种撕裂也有可能最终被弥合。也就是说，政治斗争无法弥合的矛盾，时间或许可以。届时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裂痕或许将被不同程度的自由派之间的裂痕所取代。至于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能交由时间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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