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孔子一样，孙文生前很不得志，死后多年才被抬高到顶峰。国民政府明令尊其为国父，蒋介石也要高举这面旗帜；毛泽东把中共的事业和孙文的思想进行了对接，占据解释孙文制高点……两相抬举，孙文被奉为神祇，成为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政治领袖


　　老高按：今天，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一百周年。百年前，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因胆囊癌，在北京病逝，享年59岁。
　　孙中山的一生大起大落，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国民党尊其为“国父”，共产党称其为“伟大革命先行者”，将其巨幅画像矗立于天安门广场。海内外的精英和大众，都有评价两极的看法——最近几年，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热传十多年前冯胜平首发于我主编的《新史记》双月刊的文章《一国国贼，两党党父》。不少朋友深感振聋发聩，竟转发给最先编辑此文的我，让我哭笑不得。
　　武汉老文友罗时汉，我结识已近半个世纪，当年他是武钢的工人业余作者，锥处囊中，脱颖而出，到大报担任编辑、记者，又写又编，长篇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成果累累，尤其专注于发掘武汉的变迁史，他编辑的许多书选题让我耳目一新。今天一早收读他的一篇评述孙中山的旧作。我读关于孙中山的书籍和文章也有若干，但读他这篇文章，其中有些史料我还是首次得知，他的观点，我更基本认同——虽然他在国内，谈出自己真实看法，难免瞻前顾后，“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韩愈语），但其潜台词是清楚的。今天应景应时，转发于此与大家共享，将原来打算进一步讨论川普现象的若干想法，押后推出。


　　他有个外号叫“孙大炮”

　　罗时汉，公众号“孤云独去glz” 2025年3月12日


　　“恪遵国父遗教！”近知这是“双十”国庆八大口号之一，足见他在国家的地位。
　　近些年，孙中山被人提及的不多，顶多跟雷锋一样，每年有那么几天。
　　今天是他的百年忌日，有几个纪念活动。我有事未能参加。想起自己对他还是小有研究的，拙著中将其跟袁世凯、黎元洪、黄兴一起作“民国巨人等闲谈”。特将旧作转发于此，也算应个景吧。

　　武昌首义是孙文颇感意外的事。爆发时，他正由南洋到达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这是一般认可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似对他有所不敬。武昌起义爆发前，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一家卢姓唐餐馆当企台（粤语茶房）。一天他正手捧茶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一同事大叫，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把那份来电丢到他面前的茶盘。那份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要他立刻束装回国。这种说法是稗官还是野史？文见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科州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其长子卢琪新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孙氏在他们餐馆做企台原不是什么秘密。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若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故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亦未多向外人道。其实，在美打工，何损国父日月之明？相反，正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孙先生一辈子未尝自称孙中山。他的名字大致有十来个，但是在历史上活动的名字则叫孙文。他生前所习用的以及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孙文。中山一名，有人说他一度用过化名之一“中山樵”，也有人说那是日本人取的，含有贬抑中国的意味。梁启超向康有为作报告时亦偶用中山一辞，似有不敬之意。二次革命之后，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渐普遍。首用中山先生这一称呼并含有敬意的据说是章士钊。满清及袁世凯对孙公之通缉令，亦用孙文。为叙述方便，并尊重孙先生意愿，我们在本书中尽量采用了孙文这一称谓。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听过他多次演讲，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18岁刚好成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辛亥革命就像我们经历的“文化革命”一样，影响着全国的青年，包括毛泽东。据说他曾投笔从戎参加新军，要到武汉与清兵作战。所用的“汉阳造”步枪编号为“8341”。现在能够确知的一封信说明他跟辛亥革命伟人的一次联系。那是1917年4月，黄兴遗体归葬长沙，他的挚友宫崎寅藏前往参加安葬仪式，并应邀在湖南一师讲演。毛泽东和同学萧植蕃前往拜访，留下一张纸条：“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很多文章由此而把辛亥革命与毛泽东后来的革命联系起来，这当然是可以的。40年后，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1日所作的上述评价，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孙文的一个入口。

　　从13岁到45岁之间，孙文只有4年时间呆在中国大陆。1894年元月，28岁的孙文在澳门撰写“上李鸿章书”，同年６月，郑观应写信推荐孙文赴天津上书李鸿章。这是孙文第一次表达他的政治抱负，时在甲午之年国难当头。他写道：“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细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与地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留心于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这总共8000多言的上书中免不了自谦、恭维和表决心，如“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夫复何所指陈。”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不知北洋大臣是否读到此书，但没有回复这位“生逢盛世”的“草野小民”是肯定的，这多少伤害了孙文的自尊心，那就你不仁我不义，不再跟官方合作。
　　对于此次上书，张难先道：“总理革命之初，国人中于康、梁之言，诬总理目不识丁，故录此文以刺其狂吠。据冯自由先生《革命遗史》谓，总理国学，乃师区凤、陈仲尧两先生而大进者也。此书草成后，过上海，就正于太平天国状元王韬，仅易数语而已；嗣由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员徐秋畦介上。李不能纳，仅予以农学会筹款护照，总理始绝望于清廷，而致力国民革命。”唐德刚说，如果李鸿章看中了孙文，他不就成了清政府的能臣了吗，还搞什么革命？那么，孙文之矢志反清，乃“勿谓言之不预也”。
　　孙文革了一辈子命，所忙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宣传，二是筹款，这都是很累的。1904年初，孙文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3月底抵美。一文钱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只找到邝华泰一人。因此，是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他形单影只地住在纽约贫民窟一间单人房，真是四壁萧然。可就是命运最低潮的时候，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的巨款，据说有8000法郎之多。并汇法郎把孙文请到欧洲去的正是一群湖北籍的留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柯、魏宸组等，通过与孙文有旧的鄂籍留美学生刘成禺邀请。这些官费生手头比较充裕，每月学杂费为400法郎。由于他们争相捐助，孙文在巴黎、伦敦活动一阵，尚余“万余法郎”，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
　　有人称孙文为“洪秀全第二”，他自言在驱除鞑虏、恢复汉土上是相同的，但不是建立天国而是要建立民国。唐德刚认为，孙文之幸运和伟大之处，便是他居然能两度掌握主题，并从而领导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两个极重要阶段——那个面向英美的辛亥革命和面向苏联的“联俄容共”。民族主义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天王洪秀全的错误，便是没有抓住这个主题，而乱搞其不急之务的“天父天兄”，终至身死国灭，为史家说笑。他如只搞单纯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早已望风披靡了。从实力上说，孙文比起洪秀全来相差不知几千几万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国不亡于洪杨却被孙文的几个口号叫垮了，何哉？主题使然也。孙文把主题摸对了，几颗炸弹一丢，满清帝国就土崩瓦解了。“驱除鞑虏”，在这个主题之下，把大清帝国之内的一切罪恶，都派给鞑虏去承担，打击面缩小，抵抗力也减少。这一响当当的口号，在那时既可服人之口，也可服人之心。

　　梁启超流亡海外，与孙文多有接触和了解。他曾说：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利用。第三、他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孙君人物的价值，就在这三件。我对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在现代这种社会里头，不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相当的原谅。
　　早在1996年，苏全有、郭剑林就不为尊者讳发表文章，揭示孙中山的一贯亲日，不惜辱国。如1910年，孙中山为惠州起义事求助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要求供应武器，儿玉表示：“若孙以己之势力搅乱厦门，为日本制造割让的借口，使日本得以占领厦门，以后当可援助武器。”孙中山曲己顺人，极尽能事。1912年1月26日，孙中山促成民国政府、汉冶萍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于南京签订合同：“由公司借政府500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武器与军火之需。”2月3日，孙中山向日本财界表示：“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日本答应另借一千万元，以中止与袁世凯和议。但最后日款未到，只有与袁世凯言和。1913年他访问日本时多次讲演，认为“只有日本拥有维持东亚和平之力量。”二次革命时，他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向外国借款57项，日本占绝大多数。1918年11月28日，孙中山会见吉明，言明因南北妥协造成的中国统一对中日不利，要求日本“以断然干涉之决心”阻止中国南北和平。“五四”运动中，孙中山联合投靠日本出卖山东主权的安福系、交通系和皖系，向“有条件和暂时的同盟者借助力量——即使这种同盟者本质上也是自己的敌人”，跟段祺瑞“化敌为友”，以“开创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此种政治举动不免有亲日同伙之嫌，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章太炎为此写一挽联：“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我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日本学者松元英纪《二十一条问题与孙中山》中即指孙文当时不惜牺牲足以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中国权益，想联日、讨袁，并与袁速战。斯时日本侵华当道，曾不惜巨资通过各种渠道，四处支援在中国境内之反袁实力派，孙公是其中之一。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当时是国家的最高主政者，他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顾维钧暗中泄密，以期引起国际间的注意和声援甚至干涉。这时，因反袁而流亡的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表现出爱国政治领袖们伟大襟怀和器度。孙文却与日本暗中往还，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愿接受的二十一条要求主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孙文于是年5月11日函致大隈，劝其助己倒袁，一旦倒袁成功，孙氏返华当政，当让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军事与经济上之特权。虽系空头支票，实为大隈内阁对袁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张本。1915年3月14日，孙文再度密函大隈内阁之小池张造，重申前函之建议，并加重出让中国权益之具体内容，较之二十一条，实有过而无不及。孙文多次与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还，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接济达140余万元，折合美金约70万元。反对袁氏窃国称帝是义正词严的盛举，然接受日本军部别有用心的暗中接济，那就难免是不择手段了。
　　时人认为孙文是“理想家”，是不断革命论者。他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仍有不是皇帝的皇帝，不过名字改成总统、总理或主席。当时卷在政治漩涡里的袁世凯和孙文等人都深有体会，解决中国问题，舍弃枪杆子出政权、武力解决，打出个“寡头政治”的中央集权的政体来，别无他途。所谓议会政治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实行的。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文再度逃亡日本。9月27日乃用强制办法把那个三权相制的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由他个人来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这是一个革命政党在性质上的转变，也可说是国民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清党。被清除出党或不愿加入的，都是誉满中国的同盟会、国民党前期的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人。自此以后的国民党就变成了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政党了。正如卢梭所说，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

　　护法运动中，南北军阀再开纷争。这一下给久居沪上著书而静极思动的孙文有了可乘之机。恰在此时，德国政府运用曹亚伯私下给了孙文两百万银元（因其反参战）。孙文遂南下广州，割据自立，组织个非常国会和中华民国军政府——对列强自称中国惟一合法政府。此一南一北实力派政府之对立，孙文是始作俑者。1917年9月1日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孙文被选为大元帅之后，中国即再未统一，始终维持两个法统，所迄于今。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之初期之数年，虽较协调，然亦只是貌合而已。
　　武昌起义时孙文在海外，连遥控也谈不上。他真正说得上直接领导武汉革命还是在反袁反黎斗争中。据蔡寄鸥《鄂州血史》载：“其时湖北党人詹大悲、季雨霖、蔡济民、吴醒汉、丁人杰、王华国、潘康时、钟仲衡、查光佛及湖南蒋翊武、杨王鹏、唐牺支、钟畸及山西温楚珩、河南刘化欧等，分居于英租界国民党交通部、法租界伊达医院及日租界松西家等处，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在鄂图谋大举。后领来运动费六十余万，联络汉阳兵工厂工人及各军队的关系，约定发难。均被一一破获，惨遭屠戮。詹大悲叹道，满盘都失败了；宁调元怒道，用去这多钱，一点收获也没有，其何以对答孙先生！”（一说熊秉坤与季雨霖奉黄兴命回汉，分居在汉口日本人的九原旅馆与松西家。九原欺革命党人不便出面提款，竟鲸吞黄兴寄来的十万革命经费的大半。）
　　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人，为什么失败？时过境迁，此时的武汉，已不再是彼时的武汉，远较上海封闭，执政者黎元洪及段祺瑞比瑞澂更独裁、更强有力；而革命者的目标变成了一党之利益，不为大众所接受，且行恐怖主义之道，与人心思治、人心思安相悖反。
　　李剑农的《政治史》一书中说：同盟会时代这一阶段政治运动的主题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袁世凯既已逼清帝退位，又表示拥护民国，因此主题完成，革命再无必要，遂劲头顿失，乃造成非袁不可的局面。这是当年国民党内外一致公认的形势，包括孙文自己，非张謇、严复等少数人之意也。孙文连其党内之纷乱也无法统驭，财政更临绝境，遑论全国。甚至胡汉民都劝他让位于袁。孙文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系孙主张参加北洋军阀的混战而率师北伐；陈则主张暂在两广“保境息民”之后再图大举。胡适由于同情陈氏模范省之主张，在北方撰文呼应，称陈之叛孙为革命，而引起拥孙派之大不满。终中山之世，广东甚或广州尚为孙氏招来之客军所盘据。客军将领横征暴敛，从不受孙之约束，孙亦无可奈何。反桂炮声一响，粤军及民团竟无应者。
　　1917年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一举推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孙文面壁九年始大彻大悟，乃尽弃所学而学焉——以俄为师，提出了“联俄容共”，然而未竟全功便死。以俄为师之孙公名言，首见于1924年10月9日致蒋中正函。孙文民初尚明言：“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亨利·乔治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现竟弃乔治之服膺列宁。1922年春，孙文统一两广后率部进驻桂林，大总统行辕和北伐军大本营就设在古老的王城，他在这里多次接见了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共产党人张太雷。马林是荷兰人，出席了中共一大，建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界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政党，创办一所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留苏的周恩来就此平步青云。马林说，“他们中大多数参加过辛亥革命，其中的一部分在日本或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他们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他亲口对我说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孙文彻底抛弃了利用南北军阀的矛盾来实现政治主张的幻想。据说孙文来桂林时，欢迎的人群由城内一直排到城郊将军桥，长达十里，街上张灯结彩，路面铺垫松叶，隆重至极。他去世后，王城独秀峰树立一块石碑，上刻“中山不死”。
　　其实，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功劳簿上，先烈、首义诸君以及革命党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形象载入民众心中，其记忆是模糊和抽象的。孙文以及同盟会人物是辛亥之役中不可忽视的群体，民初舆论对其评价如何呢？开国之初《大公报》等媒体对孙黄同盟会诸人缔造共和、建立民国的作为视而不见，并且大加丑化。有文章说，袁世凯执政之初，“黄兴获全国矿务权，闻陈其美获全国邮电权”，同盟会诸公可谓“身入宝山，不空手而返”，并不无讥诮地称之为“英雄造权利，权利造英雄”。对孙文的指责更有甚焉，有文章调侃曰：“我第一聪明伶俐之大总统，夫固有遇化存神之妙焉，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无为而登总统之位者，其第一开大口，说大话，成大功之孙逸仙欤？仙乎仙乎，孙逸仙之为第一大总统也。”不但抹杀功劳，还讥刺得位不正，语气尖酸刻薄，超乎想象。

　　跟孔子一样，孙文生前东奔西走，可谓很不得志，死后多年才被抬高到顶峰。国民政府于1940年4月1日明令尊称其为国父，这是与蒋介石的努力分不开的。当时，毛泽东写了几篇文章，把中共的事业和孙文的思想进行了对接，终于占据了解释孙文的制高点；蒋介石也要打孙文这面旗帜，说明自己是孙文事业的继承者和国民革命的“捍卫者”。由此两相抬举，孙文的地位更加崇高，奉为神祇。而且成为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政治领袖，只是信奉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吴稚晖这样评价：“孙文从不记人过……能说海阔天空的大话；他有勤快、寡怨、服善三长。他惟此三长，就此三长，把他装扮成一个首领，比檀香木雕着的木头首领自胜……”
　　章士钊曾对人说：“我每次去看孙文，未进他的门以前，觉得他是不对的；可是见了面听他讲话时，又觉得他头头是道，确有道理；等到走出来之后，又觉得他还是错的。”
　　鲁迅说：“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俱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张难先在50年代初写道：“总理旷世岳立，其典型遗教之崇高伟大，充塞天地之间，举世罕有其俦。其思想永为我人所信仰；其精神永为我人所宗式；其革命事业更永留诸我人之脑海而不消失。”“此伟大崇高之导师，人类救星。”倘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把这种赞语用在毛泽东身上了。
　　1896年10月11日，大清驻英使馆秘密绑架了客居伦敦的孙文。在这12天里，孙文失去了人身自由。事后在给他的老师区凤墀的信中说道：“……弟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惟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
　　看来孙文一生确有神助，他一旦成为“孙中山”，基本上就是神坛上的人物了。
　　（原载《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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