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孔子一樣，孫文生前很不得志，死後多年才被抬高到頂峰。國民政府明令尊其為國父，蔣介石也要高舉這面旗幟；毛澤東把中共的事業和孫文的思想進行了對接，占據解釋孫文制高點……兩相抬舉，孫文被奉為神祇，成為國共兩黨都能接受的政治領袖


　　老高按：今天，3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一百周年。百年前，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因膽囊癌，在北京病逝，享年59歲。
　　孫中山的一生大起大落，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國民黨尊其為“國父”，共產黨稱其為“偉大革命先行者”，將其巨幅畫像矗立於天安門廣場。海內外的精英和大眾，都有評價兩極的看法——最近幾年，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熱傳十多年前馮勝平首發於我主編的《新史記》雙月刊的文章《一國國賊，兩黨黨父》。不少朋友深感振聾發聵，竟轉發給最先編輯此文的我，讓我哭笑不得。
　　武漢老文友羅時漢，我結識已近半個世紀，當年他是武鋼的工人業餘作者，錐處囊中，脫穎而出，到大報擔任編輯、記者，又寫又編，長篇小說、散文、詩歌和報告文學成果纍纍，尤其專注於發掘武漢的變遷史，他編輯的許多書選題讓我耳目一新。今天一早收讀他的一篇評述孫中山的舊作。我讀關於孫中山的書籍和文章也有若干，但讀他這篇文章，其中有些史料我還是首次得知，他的觀點，我更基本認同——雖然他在國內，談出自己真實看法，難免瞻前顧後，“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韓愈語），但其潛台詞是清楚的。今天應景應時，轉發於此與大家共享，將原來打算進一步討論川普現象的若干想法，押後推出。


　　他有個外號叫“孫大炮”

　　羅時漢，公眾號“孤雲獨去glz” 2025年3月12日


　　“恪遵國父遺教！”近知這是“雙十”國慶八大口號之一，足見他在國家的地位。
　　近些年，孫中山被人提及的不多，頂多跟雷鋒一樣，每年有那麼幾天。
　　今天是他的百年忌日，有幾個紀念活動。我有事未能參加。想起自己對他還是小有研究的，拙著中將其跟袁世凱、黎元洪、黃興一起作“民國巨人等閒談”。特將舊作轉發於此，也算應個景吧。

　　武昌首義是孫文頗感意外的事。爆發時，他正由南洋到達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從當地報紙上看到了“武昌為革命黨占領”的消息。這是一般認可的說法，還有一種說法似對他有所不敬。武昌起義爆發前，他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一家盧姓唐餐館當企台（粵語茶房）。一天他正手捧茶盤自廚房出來為客人上茶時，忽然一同事大叫，老孫，你有份電報。說着那同事把那份來電丟到他面前的茶盤。那份電報顯然是黃興打來的，要他立刻束裝回國。這種說法是稗官還是野史？文見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科州這家餐館的主人盧瑞連，其長子盧琪新曾任國民黨中央社駐美京特派員，孫氏在他們餐館做企台原不是什麼秘密。在那清末民初勞工並不神聖的中國社會，若傳說孫總統曾在美國當茶房，恐怕會引起國內守舊分子不必要的誤會，故孫公諱言之。盧家父子亦未多向外人道。其實，在美打工，何損國父日月之明？相反，正說明先賢締造民國的艱難，足為後世子孫追念耳。
　　孫先生一輩子未嘗自稱孫中山。他的名字大致有十來個，但是在歷史上活動的名字則叫孫文。他生前所習用的以及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孫文。中山一名，有人說他一度用過化名之一“中山樵”，也有人說那是日本人取的，含有貶抑中國的意味。梁啓超向康有為作報告時亦偶用中山一辭，似有不敬之意。二次革命之後，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漸普遍。首用中山先生這一稱呼並含有敬意的據說是章士釗。滿清及袁世凱對孫公之通緝令，亦用孫文。為敘述方便，並尊重孫先生意願，我們在本書中儘量採用了孫文這一稱謂。
　　“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我聽過他多次演講，感到他有一種宏偉的氣魄。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辛亥革命爆發時，毛澤東18歲剛好成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辛亥革命就像我們經歷的“文化革命”一樣，影響着全國的青年，包括毛澤東。據說他曾投筆從戎參加新軍，要到武漢與清兵作戰。所用的“漢陽造”步槍編號為“8341”。現在能夠確知的一封信說明他跟辛亥革命偉人的一次聯繫。那是1917年4月，黃興遺體歸葬長沙，他的摯友宮崎寅藏前往參加安葬儀式，並應邀在湖南一師講演。毛澤東和同學蕭植蕃前往拜訪，留下一張紙條：“植蕃澤東湘之學生嘗讀詩書頗立志氣今者願一望見丰采聆取宏教”。很多文章由此而把辛亥革命與毛澤東後來的革命聯繫起來，這當然是可以的。40年後，毛澤東在1956年11月11日所作的上述評價，可以作為我們認識孫文的一個入口。

　　從13歲到45歲之間，孫文只有4年時間呆在中國大陸。1894年元月，28歲的孫文在澳門撰寫“上李鴻章書”，同年６月，鄭觀應寫信推薦孫文赴天津上書李鴻章。這是孫文第一次表達他的政治抱負，時在甲午之年國難當頭。他寫道：“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細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與地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留心於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這總共8000多言的上書中免不了自謙、恭維和表決心，如“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夫復何所指陳。”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不知北洋大臣是否讀到此書，但沒有回覆這位“生逢盛世”的“草野小民”是肯定的，這多少傷害了孫文的自尊心，那就你不仁我不義，不再跟官方合作。
　　對於此次上書，張難先道：“總理革命之初，國人中於康、梁之言，誣總理目不識丁，故錄此文以刺其狂吠。據馮自由先生《革命遺史》謂，總理國學，乃師區鳳、陳仲堯兩先生而大進者也。此書草成後，過上海，就正於太平天國狀元王韜，僅易數語而已；嗣由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委員徐秋畦介上。李不能納，僅予以農學會籌款護照，總理始絕望於清廷，而致力國民革命。”唐德剛說，如果李鴻章看中了孫文，他不就成了清政府的能臣了嗎，還搞什麼革命？那麼，孫文之矢志反清，乃“勿謂言之不預也”。
　　孫文革了一輩子命，所忙的只有兩件事：一是宣傳，二是籌款，這都是很累的。1904年初，孫文加入洪幫致公堂，當了洪棍。3月底抵美。一文錢未籌到，正式加盟願意和他一道革命的只找到鄺華泰一人。因此，是年風雪交加的嚴冬，他形單影隻地住在紐約貧民窟一間單人房，真是四壁蕭然。可就是命運最低潮的時候，他忽然收到中國旅歐學生匯來的巨款，據說有8000法郎之多。並匯法郎把孫文請到歐洲去的正是一群湖北籍的留學生朱和中、賀之才、胡秉柯、魏宸組等，通過與孫文有舊的鄂籍留美學生劉成禺邀請。這些官費生手頭比較充裕，每月學雜費為400法郎。由於他們爭相捐助，孫文在巴黎、倫敦活動一陣，尚余“萬餘法郎”，乘高級郵輪，直奔遠東。
　　有人稱孫文為“洪秀全第二”，他自言在驅除韃虜、恢復漢土上是相同的，但不是建立天國而是要建立民國。唐德剛認為，孫文之幸運和偉大之處，便是他居然能兩度掌握主題，並從而領導了中國現代化運動中的兩個極重要階段——那個面向英美的辛亥革命和面向蘇聯的“聯俄容共”。民族主義成為當時的時代精神。天王洪秀全的錯誤，便是沒有抓住這個主題，而亂搞其不急之務的“天父天兄”，終至身死國滅，為史家說笑。他如只搞單純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早已望風披靡了。從實力上說，孫文比起洪秀全來相差不知幾千幾萬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國不亡於洪楊卻被孫文的幾個口號叫垮了，何哉？主題使然也。孫文把主題摸對了，幾顆炸彈一丟，滿清帝國就土崩瓦解了。“驅除韃虜”，在這個主題之下，把大清帝國之內的一切罪惡，都派給韃虜去承擔，打擊面縮小，抵抗力也減少。這一響噹噹的口號，在那時既可服人之口，也可服人之心。

　　梁啓超流亡海外，與孫文多有接觸和了解。他曾說：孫君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不公認的事實。我對於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堅強，經歷多少風波，始終未嘗挫折；第二、是臨事機警，長於應變。尤其對於群眾心理，最善觀察，最善利用。第三、他操守廉潔，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亂弄錢，便弄錢也絕不為個人目的。孫君人物的價值，就在這三件。我對孫君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在現代這種社會裡頭，不會用手段的人便悖於“適者生存”的原則；孫君不得已而出此，我們也相當的原諒。
　　早在1996年，蘇全有、郭劍林就不為尊者諱發表文章，揭示孫中山的一貫親日，不惜辱國。如1910年，孫中山為惠州起義事求助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要求供應武器，兒玉表示：“若孫以己之勢力攪亂廈門，為日本製造割讓的藉口，使日本得以占領廈門，以後當可援助武器。”孫中山曲己順人，極盡能事。1912年1月26日，孫中山促成民國政府、漢冶萍公司、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於南京簽訂合同：“由公司借政府500萬元應付現金若干，其餘作為政府向三井購買武器與軍火之需。”2月3日，孫中山向日本財界表示：“余等希望將滿洲委託給日本，而日本給革命以援助。”日本答應另借一千萬元，以中止與袁世凱和議。但最後日款未到，只有與袁世凱言和。1913年他訪問日本時多次講演，認為“只有日本擁有維持東亞和平之力量。”二次革命時，他在廣州組織軍政府，向外國借款57項，日本占絕大多數。1918年11月28日，孫中山會見吉明，言明因南北妥協造成的中國統一對中日不利，要求日本“以斷然干涉之決心”阻止中國南北和平。“五四”運動中，孫中山聯合投靠日本出賣山東主權的安福系、交通系和皖系，向“有條件和暫時的同盟者藉助力量——即使這種同盟者本質上也是自己的敵人”，跟段祺瑞“化敵為友”，以“開創國民革命的新局面”，此種政治舉動不免有親日同夥之嫌，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議。章太炎為此寫一輓聯：“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萌芽，江表豈曾忘襲許；南國本我家舊物，怨靈修浩蕩，武關無故入盟秦。”
　　日本學者松元英紀《二十一條問題與孫中山》中即指孫文當時不惜犧牲足以與二十一條相匹敵之中國權益，想聯日、討袁，並與袁速戰。斯時日本侵華當道，曾不惜巨資通過各種渠道，四處支援在中國境內之反袁實力派，孫公是其中之一。1914年歐戰爆發，日本人利用歐洲列強無暇東顧的機會，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當時是國家的最高主政者，他一面拖延談判時間，一面由大總統府和國務院雙重秘書顧維鈞暗中泄密，以期引起國際間的注意和聲援甚至干涉。這時，因反袁而流亡的黃興等大都為顧全大局，主張暫停反袁活動，並為袁世凱撐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對外，表現出愛國政治領袖們偉大襟懷和器度。孫文卻與日本暗中往還，甘心以袁世凱亦不願接受的二十一條要求主動出讓予日本，以換取日本對其個人及其政黨之援助。孫文於是年5月11日函致大隈，勸其助己倒袁，一旦倒袁成功，孫氏返華當政，當讓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軍事與經濟上之特權。雖系空頭支票，實為大隈內閣對袁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之張本。1915年3月14日，孫文再度密函大隈內閣之小池張造，重申前函之建議，並加重出讓中國權益之具體內容，較之二十一條，實有過而無不及。孫文多次與田中義一為骨幹的日本軍部秘密往還，透過居間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後收受接濟達140餘萬元，折合美金約70萬元。反對袁氏竊國稱帝是義正詞嚴的盛舉，然接受日本軍部別有用心的暗中接濟，那就難免是不擇手段了。
　　時人認為孫文是“理想家”，是不斷革命論者。他認為辛亥革命後中國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中國仍有不是皇帝的皇帝，不過名字改成總統、總理或主席。當時卷在政治漩渦里的袁世凱和孫文等人都深有體會，解決中國問題，捨棄槍桿子出政權、武力解決，打出個“寡頭政治”的中央集權的政體來，別無他途。所謂議會政治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可能實行的。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孫文再度逃亡日本。9月27日乃用強制辦法把那個三權相制的國民黨，改組成一個由他個人來獨裁專制的中華革命黨。這是一個革命政黨在性質上的轉變，也可說是國民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清黨。被清除出黨或不願加入的，都是譽滿中國的同盟會、國民黨前期的革命元勛，如黃興、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李烈鈞、柏文蔚等人。自此以後的國民黨就變成了一個由領袖個人獨裁專制的政黨了。正如盧梭所說，一個人如使用沒有節制的權力，這權力是沒有不被濫用的。

　　護法運動中，南北軍閥再開紛爭。這一下給久居滬上著書而靜極思動的孫文有了可乘之機。恰在此時，德國政府運用曹亞伯私下給了孫文兩百萬銀元（因其反參戰）。孫文遂南下廣州，割據自立，組織個非常國會和中華民國軍政府——對列強自稱中國惟一合法政府。此一南一北實力派政府之對立，孫文是始作俑者。1917年9月1日在廣州成立軍政府，孫文被選為大元帥之後，中國即再未統一，始終維持兩個法統，所迄於今。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戰之初期之數年，雖較協調，然亦只是貌合而已。
　　武昌起義時孫文在海外，連遙控也談不上。他真正說得上直接領導武漢革命還是在反袁反黎鬥爭中。據蔡寄鷗《鄂州血史》載：“其時湖北黨人詹大悲、季雨霖、蔡濟民、吳醒漢、丁人傑、王華國、潘康時、鍾仲衡、查光佛及湖南蔣翊武、楊王鵬、唐犧支、鍾畸及山西溫楚珩、河南劉化歐等，分居於英租界國民黨交通部、法租界伊達醫院及日租界松西家等處，奉孫中山先生之命，在鄂圖謀大舉。後領來運動費六十餘萬，聯絡漢陽兵工廠工人及各軍隊的關係，約定發難。均被一一破獲，慘遭屠戮。詹大悲嘆道，滿盤都失敗了；寧調元怒道，用去這多錢，一點收穫也沒有，其何以對答孫先生！”（一說熊秉坤與季雨霖奉黃興命回漢，分居在漢口日本人的九原旅館與松西家。九原欺革命黨人不便出面提款，竟鯨吞黃興寄來的十萬革命經費的大半。）
　　同樣的地點同樣的人，為什麼失敗？時過境遷，此時的武漢，已不再是彼時的武漢，遠較上海封閉，執政者黎元洪及段祺瑞比瑞澂更獨裁、更強有力；而革命者的目標變成了一黨之利益，不為大眾所接受，且行恐怖主義之道，與人心思治、人心思安相悖反。
　　李劍農的《政治史》一書中說：同盟會時代這一階段政治運動的主題是“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袁世凱既已逼清帝退位，又表示擁護民國，因此主題完成，革命再無必要，遂勁頭頓失，乃造成非袁不可的局面。這是當年國民黨內外一致公認的形勢，包括孫文自己，非張謇、嚴復等少數人之意也。孫文連其黨內之紛亂也無法統馭，財政更臨絕境，遑論全國。甚至胡漢民都勸他讓位於袁。孫文和陳炯明之間的矛盾，系孫主張參加北洋軍閥的混戰而率師北伐；陳則主張暫在兩廣“保境息民”之後再圖大舉。胡適由於同情陳氏模範省之主張，在北方撰文呼應，稱陳之叛孫為革命，而引起擁孫派之大不滿。終中山之世，廣東甚或廣州尚為孫氏招來之客軍所盤據。客軍將領橫徵暴斂，從不受孫之約束，孫亦無可奈何。反桂炮聲一響，粵軍及民團竟無應者。
　　1917年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一舉推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國。孫文面壁九年始大徹大悟，乃盡棄所學而學焉——以俄為師，提出了“聯俄容共”，然而未竟全功便死。以俄為師之孫公名言，首見於1924年10月9日致蔣中正函。孫文民初尚明言：“余乃極端之社會黨，甚欲采亨利·喬治氏之主義施行於中國……”現竟棄喬治之服膺列寧。1922年春，孫文統一兩廣後率部進駐桂林，大總統行轅和北伐軍大本營就設在古老的王城，他在這裡多次接見了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和共產黨人張太雷。馬林是荷蘭人，出席了中共一大，建議組織一個能聯合各界尤其是工農大眾的政黨，創辦一所軍官學校以培養革命武裝的骨幹力量，留蘇的周恩來就此平步青雲。馬林說，“他們中大多數參加過辛亥革命，其中的一部分在日本或法國接觸了社會主義，他們自稱是社會主義者，孫中山就是其中之一，他親口對我說他認為他自己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孫文徹底拋棄了利用南北軍閥的矛盾來實現政治主張的幻想。據說孫文來桂林時，歡迎的人群由城內一直排到城郊將軍橋，長達十里，街上張燈結彩，路面鋪墊松葉，隆重至極。他去世後，王城獨秀峰樹立一塊石碑，上刻“中山不死”。
　　其實，在北洋政府時期的功勞簿上，先烈、首義諸君以及革命黨是作為一個群體的形象載入民眾心中，其記憶是模糊和抽象的。孫文以及同盟會人物是辛亥之役中不可忽視的群體，民初輿論對其評價如何呢？開國之初《大公報》等媒體對孫黃同盟會諸人締造共和、建立民國的作為視而不見，並且大加醜化。有文章說，袁世凱執政之初，“黃興獲全國礦務權，聞陳其美獲全國郵電權”，同盟會諸公可謂“身入寶山，不空手而返”，並不無譏誚地稱之為“英雄造權利，權利造英雄”。對孫文的指責更有甚焉，有文章調侃曰：“我第一聰明伶俐之大總統，夫固有遇化存神之妙焉，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無為而登總統之位者，其第一開大口，說大話，成大功之孫逸仙歟？仙乎仙乎，孫逸仙之為第一大總統也。”不但抹殺功勞，還譏刺得位不正，語氣尖酸刻薄，超乎想象。

　　跟孔子一樣，孫文生前東奔西走，可謂很不得志，死後多年才被抬高到頂峰。國民政府於1940年4月1日明令尊稱其為國父，這是與蔣介石的努力分不開的。當時，毛澤東寫了幾篇文章，把中共的事業和孫文的思想進行了對接，終於占據了解釋孫文的制高點；蔣介石也要打孫文這面旗幟，說明自己是孫文事業的繼承者和國民革命的“捍衛者”。由此兩相抬舉，孫文的地位更加崇高，奉為神祇。而且成為國共兩黨都能接受的政治領袖，只是信奉的程度有所不同罷了。
　　吳稚暉這樣評價：“孫文從不記人過……能說海闊天空的大話；他有勤快、寡怨、服善三長。他惟此三長，就此三長，把他裝扮成一個首領，比檀香木雕着的木頭首領自勝……”
　　章士釗曾對人說：“我每次去看孫文，未進他的門以前，覺得他是不對的；可是見了面聽他講話時，又覺得他頭頭是道，確有道理；等到走出來之後，又覺得他還是錯的。”
　　魯迅說：“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俱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集外集拾遺·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
　　張難先在50年代初寫道：“總理曠世岳立，其典型遺教之崇高偉大，充塞天地之間，舉世罕有其儔。其思想永為我人所信仰；其精神永為我人所宗式；其革命事業更永留諸我人之腦海而不消失。”“此偉大崇高之導師，人類救星。”倘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就把這種贊語用在毛澤東身上了。
　　1896年10月11日，大清駐英使館秘密綁架了客居倫敦的孫文。在這12天裡，孫文失去了人身自由。事後在給他的老師區鳳墀的信中說道：“……弟在牢中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雲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
　　看來孫文一生確有神助，他一旦成為“孫中山”，基本上就是神壇上的人物了。
　　（原載《城市英雄——武昌首義世紀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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