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大众，永远是人类社会的一对矛盾。中国与美国都有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反智传统：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卑贱者最聪明，精英则往往是保守的、自私的、反动的。但精英的眼中则反过来，“上智与下愚不移”，自己远比大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是大众的启蒙者


　　老高按：精英与大众，永远是人类社会的一对矛盾。
　　这对矛盾，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甚至如何看待这对矛盾，彼此如何看待对方，就是非常伤脑筋的难题。
　　中国与美国都有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反智传统：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卑贱者最聪明，而精英则“往往最没有知识”（毛泽东语录），必须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但在精英的眼中则反过来，“上智与下愚不移”，自己比大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那些淳朴又鄙陋、迷信又麻木的大众，需要自己去启蒙、去灌输。
　　在当代社会，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盛行，精英与大众的矛盾，日益到了撕裂的地步。
　　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才好？在日常生活中和在虚拟世界里，都有很多讨论（虽然有的不一定明确地用精英与大众这两个词）。在众多的回答中，我看到有两种正相反的说法，比较典型地点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理想状态：
　　“在大众中被看成大众一员，在精英中被看成一个精英。”
　　“大众看你，你是一个精英；精英看你，你是大众一员。”
　　不止一次地，我反躬自问：我算精英，还是算大众？几十年岁月中，我的回答有过多次摇摆，却无法给出确切的、满意的回答。不管算哪一种，都相当勉强：既不够格当精英，又脱离大众。
　　后来似乎有所省悟：在日常生活和虚拟世界，更常碰到、更要常常做出选择的一个问题是：应该站在精英一边，还是站在大众一边？
　　历史学家张宏杰最近一篇分析美国的文章，就涉及这个问题，对我颇有启发，转载于下。文章后面本有很多注释，为简便起见，我就删略了，但是在文中保留了注释号，以示作者都是有所本的。


　　美国何以至此？

　　张宏杰，选自“张宏杰讲历史” 2025年3月4日

　　一

　　很多人喜欢把美国比喻成衰落的罗马，其实就现在这个时刻来讲，美国更像晚期的雅典。
　　一提到雅典，人们马上会想到“民主的典范”。我们读过的书对雅典民主绝大多数是热情的称颂，可能没多少人注意到，对它的批评一直贯穿希腊的历史。
　　最著名的批评者，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说，统治是一项专门的技艺，需要专门的人才，而民主则是由缺乏才能的普通人统治国家。民主制并非最佳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共和制最优，君主制次之，民主制只能排在第三位。

　　亚里士多德对雅典民主的看法则更为全面。他说，民主在平衡状态下，才是健康的。他说，梭伦时期的民主是平衡的典范。“他（梭伦）消除了过分专横的寡头政治，解放平民，使其免于奴役，并建立了雅典‘平民政体的祖制’。”但是后来，雅典的民主进一步前进，公民权扩大，穷人可以取得津贴，有时间和条件来从政，结果是“法律渐渐失去了固有的尊严而贫民群众遂掌握了这种政体的最高治权”。
　　雅典早期的民主，可以称为“温和民主”，做出决定的更多是行政官员，民众的权力更多局限于选举行政官员，并向他们问责。到了后期，则演变成“激进民主”，民众越来越直接参政，贵族精英的权力被大大削弱，[1]结果是民主品质的劣化。亚里士多德批评说，到这一时期，民众以人民大会的命令代替法律，煽动家盛行，平民成为“集体君主”，奸佞横行，乌烟瘴气。[2]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也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民主只有在伯里克利这样的杰出人物的操纵下才能成功，因为 “他……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

　　但是伯里克利的后继者缺乏这种才能。他们唯一的能力是不惜代价地讨好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典型代表是克勒翁，他是一个另类演讲者，在他之前，政治家在公共发言时往往用词典雅，而他性情粗野，语言激烈而偏执，经常狂吼滥骂。“他使演讲时的庄严气氛荡然无存，代之以他对人民讲演时的那种高声大叫，脱下长袍，拍着大腿，一面说一面来回乱跑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却大受底层民众欢迎，认为他“真实”、“平易近人”。他在演讲中挑动民众的情绪，煽动他们的仇恨，当选后他的政策则是全力迎合民众的意愿。
　　然而伯里克利认为，民众是无知的，他们缺乏基本的判断力，“事实上，大多数人不愿意找麻烦去寻求真理，而很容易听到一个故事就相信它了。”[3]雅典人容易受人蛊惑、煽动，性情多变。这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不幸结局：民众缺少政治智慧和判断能力，却要指导战争。他们提出种种不切实际的战争目标，而执政者又迎合这些民众，导致雅典在战争中犯了大量严重错误，最终败北。
　　雅典的活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不幸中消耗殆尽，并且再也没有复苏。

　　二

　　通过这段叙述，相信你已经明白我想说什么了：民主可能是好东西，但一般来讲，间接民主更可能是好东西，因为它在精英和大众之间寻求平衡。而直接民主往往通向民粹，最终带来不幸的结局。美国正在这条路的半途。
　　众所周知，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制的国家，而是共和制。在这美国宪法中体现得很清楚。查遍美国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没有“民主”二字。
　　这是因为美国的开国者们对“民主”怀有极大的戒心。他们对民主的恐惧，和对专制的恐惧一样强烈。Walter E.Williams（美国经济学教授）说：
　　我们国家的创始人蔑视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在纯粹的民主社会里，“把牺牲少数人或不得人心的人送上祭坛的冲动，不会受到任何制约。”在1787年宪法大会上，伦道夫说“这些恶行都能追溯到民主造成的骚乱和荒唐之中。”首席大法官马歇尔说“受制衡的共和与民主的差别，就像是秩序与紊乱之间的差别一样。”立国者们知道民主会导致暴政。他们追求的是共和。[4]

　　如何区分共和与民主呢？简单地讲，共和制是间接民主，由民众选举的代表进行决策。开国者们恐惧的民主是直接民主，就是追求权力的绝对平等，由民众直接进行决策。
　　美国开者们制定这部宪法的根本意图，就是确保精英对美国社会的主导。他们认为，民众选举的代表，比普通民众更冷静，更不受情绪影响。被誉为宪法之父的麦迪逊强调参议院人数要少而精，要由充满智慧的精英充任，以控制众议院的浮躁冲动,保持国家各部分利益的平衡。[5]
　　在这一制度的约束下，美国原本不是一个民粹盛行的国家。霍夫斯塔德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说，虽然美国的历史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大多数政治家都有基本的共识：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与阶级斗争；对有产阶层、企业家阶层大致抱有同情性立场；主张政治宽容与经济自由主义。
　　因此刘瑜说，美国的政治传统是一种温和的中间派传统，缺乏极端主义的土壤。谭道明也说，拉美的民粹主义如同狂涛大浪，而特朗普之前的美国民粹主义顶多算得上几朵小小 “浪花”。[6]
　　所以川普之前的美国相当程度上是精英主义的。《民主的反讽》一书认为，精英主义是美国民主得以良好运行和延续的“秘密”。经济学家 Caplan 在2007年指出，如果美国的底层民众投票率和中上层一样高（事实是前者低得多），那么美国的经济政策会“不理性得多”。刘瑜说，甚至从批评精英的马丁·吉伦斯的研究也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美国的公共政策更贴近“底层民意”，那么美国会比他研究的时段，即从1981年到2002年，更排外、更不宽容。[7]

　　三

　　然而，现在，一切不同了。川普是美国二百多年历史上最特别的一个总统。
　　影星德尼罗说：“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坏人。我研究过他们的性格、行为举止、他们残忍的平庸之处。然而，唐纳德·川普却与众不同。当我看着他时，我看不到一个坏人。真的。我看到的是一个邪恶的人。……他是一个没有道德或伦理的硬汉。没有是非观念。他不顾及任何人，只顾及自己——不顾及他本应领导和保护的人，不顾及与他做生意的人，不顾及盲目忠诚地追随他的人，甚至不顾及自认为是他‘朋友’的人。”
　　德尼罗的看法可能不见得会获得所有人的同意，不过川普行事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至少是“离经叛道”的。那么他何以能在共和党内一呼百应，让所有大佬唯他马首是瞻，不敢说半个不字？
　　无他，牢牢掌握了基本盘也。自 2015 年川普宣布竞选总统以来，他便在未接受大学教育、以白人为主具有保守倾向的选民中享有极其稳定的支持度。而且这些选民只忠于川普个人，并不忠于共和党。[8]
　　凭借这个“铁盘”，川普在竞争初期，不仅没有屈服于共和党建制派，反而迅速“接管”了共和党，将其改造为“川普党”。套用川普对小泽和欧洲所说的话，并不是川普离不开共和党，而是共和党离不开川普。[9]
　　这个基本盘中的白人，很多过去是光荣的工人阶级，现在却景况不佳，有些甚至沦为了“白色垃圾”（The White Trash）。他们通常生活在房车中（trailer）居无定所，在不同的临工中换来换去，在酒精和毒品中过一天算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就是在这样的底层白人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外公外婆年轻时在钢铁厂打工，正好赶上了美国工业的黄金时代，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但万斯的父母辈长大时，钢铁厂迁离了美国，无数家庭的生活陷入困顿。万斯的母亲18岁怀孕结婚，不到一年成为单亲妈妈，带着年幼的万斯辗转于不同男人之间，结了很多次婚。她经常无法控制自己情绪，不仅滥交，还吸食毒品。
　　如果要理解美国白人工人阶级，想一想中国东北就明白了。美国的产业转移导致铁锈带出现类似中国东北的下岗潮。万斯所描述的中西部老工业基地衰败后的情景，很像东北的重工业城市。万斯家族代表的锈带白人工人阶级，也拥有曾经的中国东北国企“长子”式的自豪。今天很多东北上了年纪的人都认为，现在的时代远不如国企的黄金时代美好，如果回到改开之前，一切都迎刃而解：那时候没有污染，没有贫富差距，人人有信仰，国家很强大……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想法是一样的。如果回到白人占优势的时代，制造业占优势的时代，那么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美国将再次伟大。

　　川普凭其敏锐的政治直觉，把准了美国中下阶层白人的脉，以不受道德束缚的优势，和无所顾忌的勇气，打破两党建制派长期坚持的传统理念，公开半公开地打起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大旗，反对“政治正确”，以竭力迎合保守的中下层白人的诉求，[10]因此获得了成功。
　　但是，川普能解决问题吗？大概率不能。川普其实只能提供情绪价值，当然情绪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
　　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在乎他做成了什么，而是更关心他有没有“狠狠地教训”他们所厌恶的自由派敌人。与其他问题相比，共和党选民更渴望那些“在与民主党的斗争中不会退缩”的候选人。特朗普提供给支持者的不仅仅是理念和政策，还有情感的共鸣与释放。对于厌倦了被精英侮辱、轻视和指手画脚的人来说，特朗普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打破“政治正确”束缚的希望。特朗普特立独行的“政治表演”方式，是共和党内的竞争者很难模仿或超越的。[11]

　　四

　　精英与民众，永远是人类社会的一对矛盾。在我们习惯的思维定势中，人民是“天然合理”的，人民是正义的、革命的、进步的。而精英往往是保守的、自私的、反动的。
　　但事实可能并不如此简单。
　　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大众的反叛》，对大众极尽蔑视和嘲讽。他说，精英是努力生活、有所追求、有责任感的一群人，他们寻求身外的、高于自身的规则，并且服从这样的规则。因此“真正生活在奴仆状态中的人，不是大众，而是精英。”而大众是惰性的、无生气的，生活也是固步自封的。大众不倾听，不睁眼看，却喜欢强加他的想法，发表他的意见。所以他们代表着一种野蛮。

　　他认为人类历史一直都是由少数精英统治，民主也是由少数精英(他称之为文明少数)创造的，如果多数人尊重优秀少数人的权威，民主就可成为一种现实可行的制度。否则现代文明的毁灭将在劫难逃。
　　他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自由式民主”所赐，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如今的大众已经忘了人类是从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中走到今天的，对生活的便利性和各种福利习以为常，这些大众轻信、短视、易被煽动、不求上进、欲望膨胀、没有责任感，同时又自以为是，被自己的喜恶支配，倾向于毁掉自己生活的源头。他预见到了大众在政治上的幼稚终将导致希特勒式的人物上台。他说，庸众得势，可能会令欧洲文明毁于一旦。
　　奥尔特加的观点看起来似乎过于极端，但事实上，他的声音并不孤独。奥尔特加非常欣赏英国政治。而在18世纪英国，普遍的观点是大众的声音是一种不应该听到的声音：“人民的声音是来自地狱的呐喊，导致偶像崇拜，叛逆，谋杀以及魔鬼所能提出的所有邪恶要求。”[12]他们说，穷人没有“学习知识的时间以及相应的洞察能力、不懈追求最美好事物的毅力，以及任何有效的手段来抵御少数人的权力”。[13]
　　比奥尔特加稍年长的韦伯同样认为群众的非理性是民主政治的极大威胁。“群众民主在国家政治方面的危险，最首当其冲的是感情的因素在政治中占强大优势的可能性。‘群众’本身‘只想到后天’：因为正如种种经验告诉我们一样，群众总是处于现实的纯粹感情的和非理性的影响之下。”
　　韦伯认为，由人民直接做出决定，那么结果只能导致专制独裁。“任何形式的直接由人民选举权力的最高体现者，除此之外，任何建立在群众———而不是议会———信任的事实之上的政治权力地位，包括军人的人民英雄的权力地位，都处在通往独裁专制式的欢呼喝彩的‘纯洁的形式’之道路上。”[14]
　　在奥尓特加之后，与他呼应的思想家也人数众多。李普赛特说：“大众关心政治对民主未必是好事，相反这是一种危险，因为普通大众进入政治领域可能‘粉碎’民主制度，因为大众是一种非理性的权威主义的政治力量。”[15]
　　以上这些观点，相信很多人读了不会感觉舒服。然而，他们所描述的现象却在很多国家，比如韦内瑞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民粹主义领袖查韦斯和马杜罗都是被大众拥戴上台，他们向选民承诺会让富人多纳税，把利润收归全体委内瑞拉国民，而不是被贪婪的外国资本家赚走。这些口号让民众非常受用，认为这些具有神奇能力的领导人能用小葱拌豆腐式的简单方法就能轻易把天堂搬到地上。为了报答中下层民众的选票，自2003年起，委内瑞拉政府免费提供了上百万套住房提供给穷人，委内瑞拉国民享受着世界上最便宜的汽油——仅为成本的10%，比水都便宜。这些措施一开始确实让穷人们非常开心，但问题是不能持续：经济不久就如专家们预测的那样迅速崩溃了，穷人受到的那些恩惠也立刻变成泡影。严重的通货膨胀让委内瑞拉人将纸币当做餐巾纸来用，因为纸币比纸巾便宜。数百万人逃离委内瑞拉，剩下的人则在绝望中挣扎。
　　民粹的结果大概率是与自己最初的设想南辕北辙，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民粹主义的问题并不在于它刻意迎合民众的心理，而在于它所提供的短期方案实际上会损害穷人的长远发展。”美国也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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