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與大眾，永遠是人類社會的一對矛盾。中國與美國都有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反智傳統：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卑賤者最聰明，精英則往往是保守的、自私的、反動的。但精英的眼中則反過來，“上智與下愚不移”，自己遠比大眾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是大眾的啟蒙者


　　老高按：精英與大眾，永遠是人類社會的一對矛盾。
　　這對矛盾，不是那麼容易處理的。甚至如何看待這對矛盾，彼此如何看待對方，就是非常傷腦筋的難題。
　　中國與美國都有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反智傳統：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卑賤者最聰明，而精英則“往往最沒有知識”（毛澤東語錄），必須接受工人、農民的再教育。但在精英的眼中則反過來，“上智與下愚不移”，自己比大眾站得更高、看得更遠，那些淳樸又鄙陋、迷信又麻木的大眾，需要自己去啟蒙、去灌輸。
　　在當代社會，隨着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盛行，精英與大眾的矛盾，日益到了撕裂的地步。
　　這個問題應該如何處理才好？在日常生活中和在虛擬世界裡，都有很多討論（雖然有的不一定明確地用精英與大眾這兩個詞）。在眾多的回答中，我看到有兩種正相反的說法，比較典型地點出兩種迥然不同的理想狀態：
　　“在大眾中被看成大眾一員，在精英中被看成一個精英。”
　　“大眾看你，你是一個精英；精英看你，你是大眾一員。”
　　不止一次地，我反躬自問：我算精英，還是算大眾？幾十年歲月中，我的回答有過多次搖擺，卻無法給出確切的、滿意的回答。不管算哪一種，都相當勉強：既不夠格當精英，又脫離大眾。
　　後來似乎有所省悟：在日常生活和虛擬世界，更常碰到、更要常常做出選擇的一個問題是：應該站在精英一邊，還是站在大眾一邊？
　　歷史學家張宏傑最近一篇分析美國的文章，就涉及這個問題，對我頗有啟發，轉載於下。文章後面本有很多注釋，為簡便起見，我就刪略了，但是在文中保留了注釋號，以示作者都是有所本的。


　　美國何以至此？

　　張宏傑，選自“張宏傑講歷史” 2025年3月4日

　　一

　　很多人喜歡把美國比喻成衰落的羅馬，其實就現在這個時刻來講，美國更像晚期的雅典。
　　一提到雅典，人們馬上會想到“民主的典範”。我們讀過的書對雅典民主絕大多數是熱情的稱頌，可能沒多少人注意到，對它的批評一直貫穿希臘的歷史。
　　最著名的批評者，是大名鼎鼎的哲學家柏拉圖。柏拉圖說，統治是一項專門的技藝，需要專門的人才，而民主則是由缺乏才能的普通人統治國家。民主制並非最佳的政治制度，在他看來，共和制最優，君主制次之，民主制只能排在第三位。

　　亞里士多德對雅典民主的看法則更為全面。他說，民主在平衡狀態下，才是健康的。他說，梭倫時期的民主是平衡的典範。“他（梭倫）消除了過分專橫的寡頭政治，解放平民，使其免於奴役，並建立了雅典‘平民政體的祖制’。”但是後來，雅典的民主進一步前進，公民權擴大，窮人可以取得津貼，有時間和條件來從政，結果是“法律漸漸失去了固有的尊嚴而貧民群眾遂掌握了這種政體的最高治權”。
　　雅典早期的民主，可以稱為“溫和民主”，做出決定的更多是行政官員，民眾的權力更多局限於選舉行政官員，並向他們問責。到了後期，則演變成“激進民主”，民眾越來越直接參政，貴族精英的權力被大大削弱，[1]結果是民主品質的劣化。亞里士多德批評說，到這一時期，民眾以人民大會的命令代替法律，煽動家盛行，平民成為“集體君主”，奸佞橫行，烏煙瘴氣。[2]
　　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也同意這一觀點。他認為，民主只有在伯里克利這樣的傑出人物的操縱下才能成功，因為 “他……能夠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時又能夠控制他們。是他領導他們，而不是他們領導他。”

　　但是伯里克利的後繼者缺乏這種才能。他們唯一的能力是不惜代價地討好民眾，特別是底層民眾。典型代表是克勒翁，他是一個另類演講者，在他之前，政治家在公共發言時往往用詞典雅，而他性情粗野，語言激烈而偏執，經常狂吼濫罵。“他使演講時的莊嚴氣氛蕩然無存，代之以他對人民講演時的那種高聲大叫，脫下長袍，拍着大腿，一面說一面來回亂跑的方式。”但是這種方式卻大受底層民眾歡迎，認為他“真實”、“平易近人”。他在演講中挑動民眾的情緒，煽動他們的仇恨，當選後他的政策則是全力迎合民眾的意願。
　　然而伯里克利認為，民眾是無知的，他們缺乏基本的判斷力，“事實上，大多數人不願意找麻煩去尋求真理，而很容易聽到一個故事就相信它了。”[3]雅典人容易受人蠱惑、煽動，性情多變。這導致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不幸結局：民眾缺少政治智慧和判斷能力，卻要指導戰爭。他們提出種種不切實際的戰爭目標，而執政者又迎合這些民眾，導致雅典在戰爭中犯了大量嚴重錯誤，最終敗北。
　　雅典的活力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不幸中消耗殆盡，並且再也沒有復甦。

　　二

　　通過這段敘述，相信你已經明白我想說什麼了：民主可能是好東西，但一般來講，間接民主更可能是好東西，因為它在精英和大眾之間尋求平衡。而直接民主往往通向民粹，最終帶來不幸的結局。美國正在這條路的半途。
　　眾所周知，美國不是一個民主制的國家，而是共和制。在這美國憲法中體現得很清楚。查遍美國的《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沒有“民主”二字。
　　這是因為美國的開國者們對“民主”懷有極大的戒心。他們對民主的恐懼，和對專制的恐懼一樣強烈。Walter E.Williams（美國經濟學教授）說：
　　我們國家的創始人蔑視民主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中說，在純粹的民主社會裡，“把犧牲少數人或不得人心的人送上祭壇的衝動，不會受到任何制約。”在1787年憲法大會上，倫道夫說“這些惡行都能追溯到民主造成的騷亂和荒唐之中。”首席大法官馬歇爾說“受制衡的共和與民主的差別，就像是秩序與紊亂之間的差別一樣。”立國者們知道民主會導致暴政。他們追求的是共和。[4]

　　如何區分共和與民主呢？簡單地講，共和制是間接民主，由民眾選舉的代表進行決策。開國者們恐懼的民主是直接民主，就是追求權力的絕對平等，由民眾直接進行決策。
　　美國開者們制定這部憲法的根本意圖，就是確保精英對美國社會的主導。他們認為，民眾選舉的代表，比普通民眾更冷靜，更不受情緒影響。被譽為憲法之父的麥迪遜強調參議院人數要少而精，要由充滿智慧的精英充任，以控制眾議院的浮躁衝動,保持國家各部分利益的平衡。[5]
　　在這一制度的約束下，美國原本不是一個民粹盛行的國家。霍夫斯塔德在《美國的政治傳統》中說，雖然美國的歷史充滿了激烈的鬥爭，但大多數政治家都有基本的共識：反對激進的社會變革與階級鬥爭；對有產階層、企業家階層大致抱有同情性立場；主張政治寬容與經濟自由主義。
　　因此劉瑜說，美國的政治傳統是一種溫和的中間派傳統，缺乏極端主義的土壤。譚道明也說，拉美的民粹主義如同狂濤大浪，而特朗普之前的美國民粹主義頂多算得上幾朵小小 “浪花”。[6]
　　所以川普之前的美國相當程度上是精英主義的。《民主的反諷》一書認為，精英主義是美國民主得以良好運行和延續的“秘密”。經濟學家 Caplan 在2007年指出，如果美國的底層民眾投票率和中上層一樣高（事實是前者低得多），那麼美國的經濟政策會“不理性得多”。劉瑜說，甚至從批評精英的馬丁·吉倫斯的研究也可以推出這樣一個結論，如果美國的公共政策更貼近“底層民意”，那麼美國會比他研究的時段，即從1981年到2002年，更排外、更不寬容。[7]

　　三

　　然而，現在，一切不同了。川普是美國二百多年歷史上最特別的一個總統。
　　影星德尼羅說：“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壞人。我研究過他們的性格、行為舉止、他們殘忍的平庸之處。然而，唐納德·川普卻與眾不同。當我看着他時，我看不到一個壞人。真的。我看到的是一個邪惡的人。……他是一個沒有道德或倫理的硬漢。沒有是非觀念。他不顧及任何人，只顧及自己——不顧及他本應領導和保護的人，不顧及與他做生意的人，不顧及盲目忠誠地追隨他的人，甚至不顧及自認為是他‘朋友’的人。”
　　德尼羅的看法可能不見得會獲得所有人的同意，不過川普行事在絕大多數人看來，至少是“離經叛道”的。那麼他何以能在共和黨內一呼百應，讓所有大佬唯他馬首是瞻，不敢說半個不字？
　　無他，牢牢掌握了基本盤也。自 2015 年川普宣布競選總統以來，他便在未接受大學教育、以白人為主具有保守傾向的選民中享有極其穩定的支持度。而且這些選民只忠於川普個人，並不忠於共和黨。[8]
　　憑藉這個“鐵盤”，川普在競爭初期，不僅沒有屈服於共和黨建制派，反而迅速“接管”了共和黨，將其改造為“川普黨”。套用川普對小澤和歐洲所說的話，並不是川普離不開共和黨，而是共和黨離不開川普。[9]
　　這個基本盤中的白人，很多過去是光榮的工人階級，現在卻景況不佳，有些甚至淪為了“白色垃圾”（The White Trash）。他們通常生活在房車中（trailer）居無定所，在不同的臨工中換來換去，在酒精和毒品中過一天算一天。美國副總統萬斯就是在這樣的底層白人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外公外婆年輕時在鋼鐵廠打工，正好趕上了美國工業的黃金時代，過上了中產階級的生活。但萬斯的父母輩長大時，鋼鐵廠遷離了美國，無數家庭的生活陷入困頓。萬斯的母親18歲懷孕結婚，不到一年成為單親媽媽，帶着年幼的萬斯輾轉於不同男人之間，結了很多次婚。她經常無法控制自己情緒，不僅濫交，還吸食毒品。
　　如果要理解美國白人工人階級，想一想中國東北就明白了。美國的產業轉移導致鐵鏽帶出現類似中國東北的下崗潮。萬斯所描述的中西部老工業基地衰敗後的情景，很像東北的重工業城市。萬斯家族代表的鏽帶白人工人階級，也擁有曾經的中國東北國企“長子”式的自豪。今天很多東北上了年紀的人都認為，現在的時代遠不如國企的黃金時代美好，如果回到改開之前，一切都迎刃而解：那時候沒有污染，沒有貧富差距，人人有信仰，國家很強大……美國白人工人階級的想法是一樣的。如果回到白人占優勢的時代，製造業占優勢的時代，那麼一切問題迎刃而解，美國將再次偉大。

　　川普憑其敏銳的政治直覺，把准了美國中下階層白人的脈，以不受道德束縛的優勢，和無所顧忌的勇氣，打破兩黨建制派長期堅持的傳統理念，公開半公開地打起民族主義、本土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的大旗，反對“政治正確”，以竭力迎合保守的中下層白人的訴求，[10]因此獲得了成功。
　　但是，川普能解決問題嗎？大概率不能。川普其實只能提供情緒價值，當然情緒價值也是非常重要的。
　　許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並不在乎他做成了什麼，而是更關心他有沒有“狠狠地教訓”他們所厭惡的自由派敵人。與其他問題相比，共和黨選民更渴望那些“在與民主黨的鬥爭中不會退縮”的候選人。特朗普提供給支持者的不僅僅是理念和政策，還有情感的共鳴與釋放。對於厭倦了被精英侮辱、輕視和指手畫腳的人來說，特朗普給他們帶來了一種打破“政治正確”束縛的希望。特朗普特立獨行的“政治表演”方式，是共和黨內的競爭者很難模仿或超越的。[11]

　　四

　　精英與民眾，永遠是人類社會的一對矛盾。在我們習慣的思維定勢中，人民是“天然合理”的，人民是正義的、革命的、進步的。而精英往往是保守的、自私的、反動的。
　　但事實可能並不如此簡單。
　　西班牙思想家奧爾特加寫了一本很有意思的書，《大眾的反叛》，對大眾極盡蔑視和嘲諷。他說，精英是努力生活、有所追求、有責任感的一群人，他們尋求身外的、高於自身的規則，並且服從這樣的規則。因此“真正生活在奴僕狀態中的人，不是大眾，而是精英。”而大眾是惰性的、無生氣的，生活也是固步自封的。大眾不傾聽，不睜眼看，卻喜歡強加他的想法，發表他的意見。所以他們代表着一種野蠻。

　　他認為人類歷史一直都是由少數精英統治，民主也是由少數精英(他稱之為文明少數)創造的，如果多數人尊重優秀少數人的權威，民主就可成為一種現實可行的制度。否則現代文明的毀滅將在劫難逃。
　　他說，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自由式民主”所賜，人類社會取得了巨大進展，但是如今的大眾已經忘了人類是從什麼樣的艱難困苦中走到今天的，對生活的便利性和各種福利習以為常，這些大眾輕信、短視、易被煽動、不求上進、欲望膨脹、沒有責任感，同時又自以為是，被自己的喜惡支配，傾向於毀掉自己生活的源頭。他預見到了大眾在政治上的幼稚終將導致希特勒式的人物上台。他說，庸眾得勢，可能會令歐洲文明毀於一旦。
　　奧爾特加的觀點看起來似乎過於極端，但事實上，他的聲音並不孤獨。奧爾特加非常欣賞英國政治。而在18世紀英國，普遍的觀點是大眾的聲音是一種不應該聽到的聲音：“人民的聲音是來自地獄的吶喊，導致偶像崇拜，叛逆，謀殺以及魔鬼所能提出的所有邪惡要求。”[12]他們說，窮人沒有“學習知識的時間以及相應的洞察能力、不懈追求最美好事物的毅力，以及任何有效的手段來抵禦少數人的權力”。[13]
　　比奧爾特加稍年長的韋伯同樣認為群眾的非理性是民主政治的極大威脅。“群眾民主在國家政治方面的危險，最首當其衝的是感情的因素在政治中占強大優勢的可能性。‘群眾’本身‘只想到後天’：因為正如種種經驗告訴我們一樣，群眾總是處於現實的純粹感情的和非理性的影響之下。”
　　韋伯認為，由人民直接做出決定，那麼結果只能導致專制獨裁。“任何形式的直接由人民選舉權力的最高體現者，除此之外，任何建立在群眾———而不是議會———信任的事實之上的政治權力地位，包括軍人的人民英雄的權力地位，都處在通往獨裁專制式的歡呼喝彩的‘純潔的形式’之道路上。”[14]
　　在奧尓特加之後，與他呼應的思想家也人數眾多。李普賽特說：“大眾關心政治對民主未必是好事，相反這是一種危險，因為普通大眾進入政治領域可能‘粉碎’民主制度，因為大眾是一種非理性的權威主義的政治力量。”[15]
　　以上這些觀點，相信很多人讀了不會感覺舒服。然而，他們所描述的現象卻在很多國家，比如韋內瑞拉的政治實踐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民粹主義領袖查韋斯和馬杜羅都是被大眾擁戴上台，他們向選民承諾會讓富人多納稅，把利潤收歸全體委內瑞拉國民，而不是被貪婪的外國資本家賺走。這些口號讓民眾非常受用，認為這些具有神奇能力的領導人能用小蔥拌豆腐式的簡單方法就能輕易把天堂搬到地上。為了報答中下層民眾的選票，自2003年起，委內瑞拉政府免費提供了上百萬套住房提供給窮人，委內瑞拉國民享受着世界上最便宜的汽油——僅為成本的10%，比水都便宜。這些措施一開始確實讓窮人們非常開心，但問題是不能持續：經濟不久就如專家們預測的那樣迅速崩潰了，窮人受到的那些恩惠也立刻變成泡影。嚴重的通貨膨脹讓委內瑞拉人將紙幣當做餐巾紙來用，因為紙幣比紙巾便宜。數百萬人逃離委內瑞拉，剩下的人則在絕望中掙扎。
　　民粹的結果大概率是與自己最初的設想南轅北轍，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說：“民粹主義的問題並不在於它刻意迎合民眾的心理，而在於它所提供的短期方案實際上會損害窮人的長遠發展。”美國也不會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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