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八十年,我們生活在一個異常和平的世界裡,使我們誤以為這就是歷史的常態,但這其實不過是一個“精心構建的歷史例外”。這個例外已經結束了!誰若相信1945年之前數百年的世界真實面貌永遠一去不復返了,那才是真正的烏托邦式幻想
老高按:半個月前,社群媒體上流傳一篇文章《21年前的神預言:一本老書揭開美歐世紀大決裂的真相》,幾個朋友分別發給我或發到微信群里——其實文章介紹的這個羅伯特·卡根寫的“神預言”“老書”,是2003年出版的,不是21年前,而是23年前。我沒讀過這本書,說老實話,那時即使接觸到這本書,恐怕我也看不進去。但在川普二進宮、美歐大翻臉之際,這篇介紹文章給我很大啟發,打算在我的博客上轉載。不料前天讀到孫立平教授的文章,不僅介紹這篇文章、介紹這本“老書”,更介紹這位作者羅伯特·卡根的近作,以及二十多年來的思想發展深化,信息量更大,對於我們理解當今川普的思想行為邏輯,理解美國與歐洲關係的劇變,更有幫助。於是,就轉載孫教授的這篇吧。 孫立平在文中聲明:“這裡主要是介紹,並不代表筆者(孫自己)完全同意他(卡根)的觀點。”這也是我想聲明的。
特朗普為什麼執意要拆散美歐聯盟?
孫立平,老孫薦讀 2026年1月23日
一個巨大的謎團
最近,一篇文章“帶熱”了一本書——如果不說是帶火的話。這篇文章是一篇書評,它的題目是《21年前的神預言:一本老書揭開美歐世紀大決裂的真相》。這篇文章最近傳得很廣,它評論的那本書就是: 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天堂與實力》(中文版將power譯成權力,這裡依據其使用時的含義,將其譯為實力,下同)。


好幾位朋友給我發來這篇書評,有的還發來書的電子版。其實,我在這幾年曾兩次轉載過這本書的節選,《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 我知道,有的朋友轉來這些材料,是為了證明歐美裂痕,甚至走到今天接近決裂的地步,是多麼的勢所必然。而且,《天堂與實力》一書不僅是對這種走勢的一種預見,而且似乎也是為這種決裂所做的一種論證。 但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的是,在過去的20多年中,卡根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和研究是在逐步推進的。在2003年出版了《天堂與實力》一書後,他在2024年又出版了《叛逆:反自由主義如何再次撕裂美國》一書。在今年1月份的《大西洋月刊》上,他又發表了《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經終結》一文。 卡根是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多次被《外交政策》雜誌評為“全球頂級百位思想家”。卡根1958年9月26日生於希臘雅典,先後獲得耶魯大學歷史學學士、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共政策碩士和美利堅大學美國史博士學位。在過去的20多年中,他研究的重點是歐美關係。在思想界,卡根通常被看作是一位保守主義者。 現在,很多人腦海中都有一個巨大的謎團:特朗普為什麼執意要拆散美歐聯盟?拆散這個聯盟的影響和後果將會是什麼?羅伯特·卡根連續不斷的思考與研究,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有關這個問題的答案。 當然這裡主要是介紹,並不代表筆者完全同意他的觀點。
《天堂與實力》:美歐分歧的實質
《天堂與實力》出版於2003年。他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正好是伊拉克戰爭的前夕。當時,美歐在對伊拉克動武問題的立場上尖銳對立,法國、德國公開反對美國的單邊軍事行動,歐盟內部也分裂為“支持派”與“反戰派”。這種分歧使得雙方的關係一度降至二戰後的冰點。 這種分歧的原因是什麼?卡根認為,分歧的實質並非是價值觀的衝突,而是“世界觀的根本對立”。 這裡需注意一點,卡根是在將價值觀與世界觀加以區別的前提下討論這個問題的。我們都知道,美歐聯盟當然是建立在共同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的基礎上的,至少在當時是如此。但卡根認為,兩者在世界觀上,可以說是“兩個世界、兩種邏輯”。 他在書中一開篇就提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論斷:“現在到了停止假裝的時候了,我們不能再假裝認為歐洲和美國對於這個世界擁有共同的看法,甚至也不能再假裝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在涉及實力(power)的所有問題上,如實力的效用,實力的道德性,實力的可欲性,美國和歐洲的觀點都在產生分歧。” 為此,卡根在《天堂與實力》一書中,仿照《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那本書的書名,提出了那個著名的“星球比喻”:美國來自“火星”,崇尚實力與決斷;歐洲來自“金星”,寄望於法律與協商。 在卡根看來,歐洲是屬於康德式天堂中的“後實力文明” 。因為在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打擊與冷戰的長期消耗後,歐洲已徹底脫離強權政治的“霍布斯叢林”,進入以規則、法律與多邊合作為核心的“康德式天堂”。這種轉變絕非源於歐洲文明的道德升華,而是實力耗盡後的必然選擇與路徑依賴。 而冷戰時期美國提供的核保護傘與軍事同盟(北約),為歐洲構築了絕對的安全屏障,使其得以徹底放棄武力競爭,專注於內部和平秩序的構建與經濟復甦,最終形成了“以理服人、以規則行事”的後現代文明形態。“戰爭過時論”,已經深植於歐洲的集體認知中。 但卡根以尖銳的筆觸指出,歐洲的“和平理想”在本質上是一種“寄生式安全模式”。其引以為傲的高福利社會,之所以能維持數十年的穩定運轉,核心是美國承擔了全球防務的主要成本。他進一步預判,若歐洲被迫獨立承擔自身防禦責任,其高福利體系將因軍費大幅擠壓而難以為繼,社會穩定也將受到衝擊。這種深度的安全依賴,為後續美歐在國際事務中的分歧與裂痕埋下了根本性伏筆。 與此同時,美國則承擔了霍布斯式叢林中的“霸權守護者” 角色。卡根堅信實力的力量,他直言不諱地說,手裡的傢伙硬不硬,決定了你是講道理還是講武力。正因為如此,美國因為擁有壓倒性軍事優勢,在面對國際威脅時,更願意直接使用武力或武力威懾解決問題;而歐洲因軍事能力持續弱化,只能被迫相信談判、制裁、外交斡旋等非軍事手段的有效性。 於是,一種“寄生者俯視宿主”的荒誕格局形成了,歐洲依賴美國的安全保護才得以維繫和平,但同時卻通過否定美國的實力邏輯,來彰顯自身文明的優越性。1999年爆發的科索沃戰爭,使這種裂痕從“隱性”轉向“顯性”。
《叛逆》:“意願基礎”的瓦解
兩個世界,兩種邏輯,或者說是兩種看世界的方式,這是卡根在《天堂與權力》一書中揭示的美歐聯盟深刻的內在分歧。這是一個事實,但分歧是一回事,如何面對和對待這種分歧,則是另一回事。 現在,很多人把美國對歐洲的作為解釋成是美國對歐洲的矯正,是促使歐洲自立自強。但卡根認為,事情不是這麼簡單。為什麼?這源於美國內部的因素。在2024年出版的《叛逆》一書中,卡根揭示了事情的另一面:面對美歐之間的分歧,特朗普所代表的反自由主義力量將會把歐美之間的這種分歧引向何方?答案是: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瓦解。 卡根認為,在美國制度表象的背後,其實始終存在着一條暗線,而人們往往忽略了這條暗線的存在。 在人們的心目中,美國建國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主義。如果將這種自由主義放到當時世界舞台的背景上,更可以彰顯其對於人類進步和文明所具有的意義。在當時,整個世界,包括歐洲,都是按照種族、宗教、財富和社會地位的等級制度構建出來的。卡根強調指出,美國國父們創建的自由主義這一革命性的理念,是對這種舊秩序的顛覆。自由主義唯一的功能,就是保護個人的某些基本權利不受國家和更廣泛社區的侵害。 但實際上,美國自建國起就一直存在 “兩個美國” 。一個是秉持《獨立宣言》的平等、天賦人權原則的自由主義美國,一個是捍衛白人基督教至上傳統、抵制這些原則的反自由主義的美國。在美國自由主義秩序建構的過程中,一開始就存在兩者之間的妥協。在制訂美國憲法的時候,在南方各州的壓力之下,在憲法中加入了保護奴隸制的條款。 卡根指出,這種妥協不僅是對人權的背叛,更重要的是,它確立了一種反自由主義的傳統——為了維護特定群體的特權,可以犧牲普遍的自由原則。 卡根在書中指出,在美國250多年的歷史上,這條反自由主義的傳統在不斷演變,歷經三K黨暴力活動、麥卡錫主義的政治迫害、基督教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最終逐步滲透進共和黨主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反自由主義敘事:否定聯邦政府權威、質疑普世價值、反對全球化與國際合作、主張回歸孤立主義。 從卡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背後的反自由主義力量的邏輯是非常清晰的:自由主義的理念和所建構的秩序是應該反對的,而當今的國際秩序是美國自由主義主導的,那為什麼要為依自己反對的理念建構起來的秩序支付成本呢? 這樣,卡根就得出他的一個基本結論:當前自由秩序的危機並非源於美國的“能力衰退”,美國的軍事、經濟、科技實力仍居全球首位,而是源於“意願枯竭”: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民粹主義浪潮,使得美國精英階層與普通民眾均不願再為全球秩序支付成本,因此,他們主張放棄“世界警察”與盟友保護傘的角色,回歸19世紀的孤立主義。 這種意願的消退,使得自由秩序失去了唯一的權力支撐,它的崩塌將成為必然。
最新判斷:《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經終結》
如果把卡根最近發表的《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經終結》一文與前面兩書的分析結合起來的話,也許可以概括出卡根的完整思想脈絡: 在本世紀初歐美聯盟還很牢固的時候,基於一種樂觀和信心,卡根揭示了聯盟內部分歧的世界觀基礎,儘管其筆調犀利甚至不惜辛辣的挖苦和諷刺,但還是一種內部人的恨鐵不成鋼式的批評;而到了2024年的時候,深刻的分析和辛辣的諷刺,已經被一種深深的擔憂所取代,在反自由主義力量的推動下,美歐聯盟的破裂可能已經不可避免,而這種破裂,與其說是來自雙方的分歧,不如說是來自美國社會對這種分歧的反應;在剛剛進入2026年的時候,卡根內心的擔憂,已經在變成一種客觀的現實,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經終結。 在卡根看來,冷戰時期形成的“安全聯盟+價值共同體”的雙重紐帶已經全面鬆動,取而代之的是“利益導向型夥伴關係”。雙方之間的分歧也從具體政策之爭,升級為根本性的戰略定位、利益訴求之爭,合作成為暫時的、有條件的,分歧則是長期的、結構性的。 對於人們更加關心的美歐聯盟解體後的世界會是一種什麼樣子?卡根持一種強烈的悲觀態度。他在文中發出嚴厲警告:那些懷念19世紀“大國協調”多極世界、認為多極格局更能保障和平的人,是一種致命的“歷史幻覺”。自由秩序終結後,世界將不可避免地回歸“無規則的多極格局”:大國不再受自由主義規則與多邊機制的約束,轉而圍繞勢力範圍、資源控制權、戰略通道展開激烈爭奪,全球軍備競賽將重新啟動,大國間的信任徹底瓦解,中小國家只能被迫在各大國之間選邊站。 他用歷史來說明那個所謂大國協調的多極世界的殘酷。從1815年到1914年,那段時間曾被一些人視為歐洲的“長期和平”時期,但在那段時間裡,大國之間打了數十場全面戰爭,死亡人數動輒數十萬。克里米亞戰爭死亡50萬人,普法戰爭在不到一年內造成超過40萬人死亡。幾乎每個十年都至少有一場涉及兩個以上大國的戰爭。 卡根說,在過去八十年裡,我們生活在一個異常和平的世界裡。如此的和平使我們以為這就是歷史的常態。但現在看,這八十年的全球和平其實不過是一個“精心構建的歷史例外”。現在,這樣的一個例外已經結束了。他說,如果用19世紀的多極化來類比今天,那將是一個這樣的世界:大國以某種組合方式至少每十年打一場大戰,導致重劃國界、迫使人口遷移、擾亂國際貿易,並冒着毀滅性衝突的風險。 他說,這就是1945年之前數百年來世界的真實面貌。相信這樣的世界永遠不會回來,恐怕才是真正的烏托邦式幻想。 而美歐作為曾經的“自由陣營核心”,也將捲入這種殘酷的權力博弈。卡根預測說,歐洲為維護自身能源安全與領土完整,可能與俄羅斯、中東地區大國達成妥協,犧牲部分價值觀原則;美國則可能通過構建“選擇性聯盟”,聚焦於印太等核心利益區域,維護自身霸權地位,而非重建全球自由秩序;全球衝突的頻率與烈度都將大幅上升,地區動盪將成為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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