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讀者讚賞許倬雲的宏闊通透，部分專業學者卻質疑其“考據密度”不足，甚至嘲諷他“宏大敘事的段子手”。批評卻未能撼動他的讀者緣，不少曾狂熱追捧民族主義敘事的青年，在閱讀許倬雲的文本後，轉而開始討論“天下主義”“多元文明對話”


　　老高按：今天早上一睜眼就驚悉一個噩耗：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今晨去世，享年95歲。
　　震驚之下，立即寫了一條X（即推特），說：“許倬雲先生患有先天肌肉萎縮，有人預言活不過15歲。但他用近一個世紀歲月告訴世人：輸在起跑線，也能成為人生贏家。……”
　　雖然我早就知道許倬雲先生，讀過他一些著作，但並不很喜歡，關注課題和語言風格我都覺得有點格格不入，有些觀點我也不以為然。但我的一位大學同窗，讀博士成為許先生的關門弟子；另一位好友多年前就深得許先生的青睞，許先生看好其潛質，抱有厚望。他們講述過許先生的一些軼事，例如說起許先生與金庸的交往，金庸在其《明報》連載武俠小說，許倬雲竟然是天天追讀《明報》豆腐塊的粉絲，催促每天多登一點，甚至忍不住要求作者透底：某個人物後來到底如何了？讓我這個“金庸迷”大感親切。
　　上個星期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被抓之後，我驚訝地發現：好像文人寫手早就盤馬彎弓、枕戈待旦地等着了，消息一出來，當天就呼啦啦噴湧出來那麼多精彩文字和視頻？今天我也同樣感到驚詫：許倬雲先生今晨去世到下午三點的此刻，不過十來個小時吧？網上竟然就出現了數百篇悼念、緬懷、甚至全面評價許倬雲的文章，其中固然有感事應景的急就章，卻也不乏旁徵博引、掰開揉碎的剖析文章。這裡我轉發兩篇短文。
　　第一篇是加拿大的好友謝寶瑜發來的，他十九年前創作了一部反映毛澤東時代中農民和地主悲慘命運的長篇小說《玫瑰壩》，是這一代大陸背景的作者寫出的第一部尖銳揭露中共土改殘酷罪行的作品，謝寶瑜自己成立了一個綠野出版社，出版這部60多萬字的作品，受到廣泛重視，我在我的博客上也曾經做過介紹。今天讀謝寶瑜這篇文章才知道，原來許倬雲先生主動要求為這部小說再版電子版寫序，還對作者坦承：讀到小說女主人公之死時，流下了熱淚。
　　另一篇，是我上午11點半在電子郵箱中收到的馬四維文章《在時間切面上取火——許倬雲生平、史觀與民族文化觀評述》，快不快？
　　許先生的成就、得失如何，見仁見智，盡可討論。但許先生的兩個警句，銘刻在我的心底：
　　你把自己圈得越小，敵人就越多。
　　歷史學最動人的地方，不在於權威的完滿，而在於後浪一次次的改寫與追問。

　　悼念許倬雲先生

　　謝寶瑜


　　打開電腦，就見到許倬雲先生於今天凌晨去世的消息，深感突然和悲痛。
　　許先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的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在史學界是咤叱風雲的人物。我不是學歷史的，本來無緣與許先生有什麼交集。然而，2012年，我的好友臧小林告訴我，許先生讀了我的小說《玫瑰壩》，很喜歡，願意為拙作的第二版（電子版）作序。許先生是學術界的泰斗級人物，願意為拙作作序，我自然非常感動，甚至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當然非常歡迎。不過，我當時也很好奇。歷史與文學畢竟是兩個不同的領域。作為歷史學家，許先生會為這本小說寫些什麼呢？
　　很快，我收到了許先生為拙作《玫瑰壩》而寫的〈前言〉。許先生〈前言〉中說：“《玫瑰壩》這本書不是小說，在我看來，它是真實的、為了隱去而給主角們用了假名的實錄。”
　　顯然，許先生在讀拙作的時候，不僅是在讀小說，也是在讀歷史。把小說當成歷史來讀的人很多。據說某革命家就把小說《紅樓夢》當成歷史來讀，甚至還從《紅樓夢》中讀到了階級鬥爭。因此，我並不感到奇怪。從〈前言〉中可以看出，許先生不僅把拙作當成中國的歷史來讀，甚至還當成了世界史的一部分來讀。他比較了英國清教徒革命與中國的革命，認為兩者之間有共同之處。英國清教徒們曾經努力革除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們的敗德和對一般平民的迫害，結果卻造成了一個全無生機的社會，也是上面壓迫下面的社會。中國也是這樣。許先生說：“《玫瑰壩》中的人物抱着一番理想，進入這個山村，想要改變一切。由於他們自信站在‘理’的一邊，扛着這個‘理’的組織就擁有絕對的權力。”許先生認為，英國的清教徒和中國的革命者都想建立一個伊甸園，一個人間的樂園，結果卻都失去了這個樂園。“這是近代中國人切身經歷的悲劇，也是人類歷史上不斷上演的悲劇。”
　　顯然，歷史學家的眼光與普通的文學批評家的眼光有所不同。許先生總結出來的很多東西，我在寫《玫瑰壩》的時候並不是有意識地去寫的。然而，讀了許先生寫的〈前言〉後，我覺得他說的話極有道理。
　　2018年11月，我受到美國查塔姆大學（Chatham University）的Karen Kingsbury教授、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錢坤教授和張海惠館長的邀請，去查塔姆大學和匹茲堡大學，與兩所大學的一些學生和我的一些讀者見面，給他們作講座，和他們一起討論我在創作《玫瑰壩》過程中所用的素材、寫作時的靈感、以及其它有關的問題。利用這個機會，我在11月16日去許倬雲先生的府上拜訪了他。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許先生，也是唯一的一次與他見面。
　　許先生和許師母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和我相談甚歡。我們談話的題目非常廣泛，涉及到了許先生的身體，他的求學，他的學術活動，美國的政治，台灣的政治，等等。
　　在談話中，許先生問我：“你在小說的最後寫到陳素芬死去的時候流淚了嗎？”我說，“我沒有流淚，但是寫的時候我的心情很沉重。”許先生說，“讀到她死去的那一段時，我流淚了。”
　　我聽到許先生這句話的時候感到十分驚訝。我一向覺得，許先生是歷史學家，見慣了歷史上數不清的苦難和死亡，況且他當時已經八十八歲了，感情應該不再衝動，似乎不應該為一本小說中的一個人物之死而流淚。我甚至懷疑我是不是聽錯了：或許許先生說的不是流淚，應該是別的什麼。
　　與許先生和許師母道別，出了門，走了幾步後，我問陪同我前去拜訪許先生的臧小林好友：“許先生剛才說，讀到小說中陳素芬死去的那一段時他流淚了。他說過這句話嗎？”臧小林證實說許先生的確是說過這句話。
　　這件事讓我對許先生更加尊敬了。可見，儘管許先生長年與冷冰冰的歷史資料和數據打交道，卻沒有形成我的想象中的歷史學家應該有的冷冰冰的鐵石之心。他在八十八歲的高齡，仍然保持了豐富的感情，充滿了人文關懷，悲天憫人，關心人間的疾苦，希望“……我們知道如何審查樂園的美好承諾，不再輕易上當”。
　　今天，許倬雲先生離我們而去了。本來還希望找機會再次去看望他，向他請教很多與歷史、現實和未來有關的問題。然而，這一切現在已經不可能了。許先生在史學上留下了巨大的影響，也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以及對這位大師的永久懷念。
　　許倬雲先生千古

　　謝寶瑜
　　2025年8月4日，多倫多

　　許倬云：《玫瑰壩》（電子版）前言
　　2012．9．14．
　　請見：
　　https://www.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65&extra=page%3D3

　　在時間切面上取火
　　——許倬雲生平、史觀與民族文化觀評述

　　馬四維，《中華藝術評論》2025年8月4日


　　二零二五年八月四日清晨，位於匹茲堡郊外的那幢灰磚小屋剛剛透出清新的晨光，許倬雲在安靜中合上了最後一本書——據照料他的學生回憶，那本書是他年輕時帶去美國的《史記》，扉頁仍夾着父親當年為他寫下的詩句。那一刻離他九十五歲生日僅餘月余；消息傳到大洋彼岸，朋友圈與學術微信群瞬間刷屏，“大河入海”“替老百姓寫史的人走了”成為當日最醒目的悼詞。人們忽然意識到，這位終身以輪椅為舟、以書頁為槳的史家，就這樣從歷史的前台悄然隱沒，而他留下的，是橫跨上古考古、宏觀社會史與大眾文化論述的浩瀚書海。倘若說中國二十世紀史學自梁啓超以來如一條分流眾多的江河，那麼許倬雲無疑是那道不急不緩、卻格外堅韌的支流：他既在專業學術的深壑里縱橫，也在大眾閱讀的淺灘上浸潤民心，用他慣說的“做時間線上的切面”方法，為中國讀者打開了理解自身文化基因的立體透視圖。
　　許倬雲一九三零年生於廈門鼓浪嶼，籍貫則在江南水韻豐沛的無錫。許家自乾嘉以來便是士大夫門第，家學淵源之深，使得他自小浸潤在漢宋之學與近代西學並置的書房氣息中。父親許鳳藻畢業於曾國藩創辦的江南水師學堂，先是海軍炮艇副長，後轉文職，精通英語與古文。抗戰爆發後，全家輾轉川渝，父親在防空洞外的油燈下朗誦《瀧岡阡表》，對“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句句頓首，讓尚不到十歲的倬雲意識到“寫史不僅是書齋功課，更關乎庶民安危”。那一幕——電線杆上掛着半具屍體、樹幹下散落一條血跡斑駁的大腿、無頭女屍胸前嬰兒仍在吮乳——成為他此後一生疏離“英雄史觀”的心理原點，他後來在口述回憶錄中坦言：“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為小民添了痛苦，我對偉大人物已無敬意和幻想。”
　　戰後回到無錫，他因天生足疾未曾走過正規義務教育，直接插班讀高中。那份“錯位”使他對制式教育保持距離，卻也讓他從父親書房裡習得古文、英文與史學的混合養分。一九四九年全家赴台，他本報考台灣大學外文系，但入學作文、國史試卷被批卷教師呈給時任校長傅斯年。傅氏的判語是“此子當為史料之眼”，隨即力邀轉系。今天看來，這個轉折決定了華語世界未來半個世紀的一道獨特史學光譜：倘若無此調劑，許氏或許只是一位文筆雋永的翻譯家，而非後來那位在上古銅器銘文與現代社會理論之間搭橋的通才。
　　一九五七年，胡適四度致信募款，終為足疾未愈的許倬雲爭取到紐約僑領徐銘信捐出的一千五百美元獎學金，使他抵達芝加哥大學。芝大當時正是社會學“宏觀取向”的策源地，帕森斯的結構功能分析、韋伯的比較文明論與湯恩比的“挑戰—回應”範式在此激烈碰撞。許在顧立雅門下主攻《春秋時代的社會變動》，卻一頭扎進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的課堂。他常說自己學習像“打滷面”：考古、甲骨、社會學與經濟學扔進同一鍋，以文化系統、社會系統、經濟系統、政治系統“四小系統”連成動態結構。正是這種“滷麵式”的雜糅，讓他的博士論文超出傳統“禮制沿革”範疇，而朝向階層流動、戰爭頻率與區域貿易網絡的多維分析。也因此，當他一九七零年移居匹茲堡大學、融入美國大學城特有的跨學科空氣時，幾乎沒有“身份差”的痛苦——在鋼城的河谷里，他照樣能同時與考古學家討論碳十四測年，同社會學家探討宗教韌性，又與計算機系實驗室借用運算資源測算古代人口估算模型。
　　真正奠定他專業史家地位的，是連貫出版於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三部英文巨著：《Chinese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後改名《中國古代社會史論》）、《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in Han China》（《漢代農業》）與《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A History of Western Zhou》（《西周史》）。若將中國文明比作一具活體，這三部書分別剖析其社會肌理、經濟血流與政治骨架；許氏以“做時間線切面”的方式，將商周之際貴族—平民流動的“換血”、秦漢統一後市場取向農業的“脈動”、以及宗周—成周遷都所象徵的“天下”觀念成形，分別定格為三個“動態圖層”。李濟之先生曾讚嘆，這種“系統—斷面”雙矩陣不僅突破了單線王朝史，也糾正了靜態結構功能學派“動因缺失”的通病。今日年輕學者在寫上古史時，不提“許氏模型”幾乎無法開展田野與文本比對——哪怕是持反對意見，也得在他劃定的坐標系裡辯駁。

　　然而對普通讀者來說，使許倬雲真正“火出圈”的是九十年代末退休後的通俗寫作。許自嘲：“專業論文是同行看的，我卻更想對街坊叔伯有所交代。”《萬古江河》正是在這種心態下問世：他不再以朝代為敘事單位，而是以青銅器帶動的權力整合、水利網絡塑造的農業區間、佛教與伊斯蘭輸入後形成的多層文化拼圖等“巨系統”來敘述“中國”這條大河的發源與匯流。繼而《說中國》追問：是什麼力量讓這條河裡的百姓認同自己屬於同一文化體？《中國文化的精神》更由內在價值觀層面——禮樂之教的和諧理想、天下觀的開放胸襟、士紳自治的責任倫理——解析何以“華夏”能屢遭破碎卻再次凝聚。三書接連入選各類暢銷榜，在自媒體時代被大量年輕讀者引用為“擺脫碎片史觀”的入門鑰匙，也被部分批評者指為“文化本質主義的新名片”。許在公開演講里回應：“我反文化優越論，但我也反文化虛無。”他認為，無論基督教共同體還是伊斯蘭共同體，皆有其宗教排他性，而華夏傳統歷經多神信仰與實踐主義沖刷，因而具備“海納百川而不溶於自大”的潛能。正因如此，他對當下官方與民間急速升溫的民族主義持警惕態度——“你把自己圈得越小，敵人就越多”，一句話在微博被轉發數萬次。
　　許倬雲與胡適、黃仁宇的比較，經常成為史學講座里的經典議題。胡適秉承清代小學傳統，倡“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重在微觀考據；黃仁宇則受湯恩比“文明互釋”影響，以《萬曆十五年》為標本，提出“大歷史觀”。許倬雲在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一次訪談中打了個比方：“胡適是微距鏡頭，對一枚甲骨文拍特寫；黃仁宇是廣角鏡頭，站在延禧宮屋頂俯瞰紫禁城；我想嘗試移軸鏡頭，既保持邊緣清晰，也讓焦距平面傾斜，看看局部如何嵌進整體。”這種移軸手段在他後期寫作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他可以在同一段文字裡提及周公制禮作樂與今日歐盟共同體治理框架，以系統論把兩者連接，並以平民生活的“日常成本”衡量歷史轉型的成敗。
　　許氏一生最大爭議也由此而生：大眾讀者讚賞他的宏闊通透，部分專業學者卻質疑其“考據密度”不足，甚至嘲諷他“宏大敘事的段子手”。在他與李敖的筆戰中，李敖譏其“拿學術大帽子嚇唬人”，許淡淡回“我寫史只是給百姓一個參照系，若有人非要把帽子當兵器，那便隨他去吧”。批評未能撼動讀者緣，一位高校教師統計，二〇一五至二〇二五的十年間，大陸高校本科“通識類史學閱讀清單”中，《萬古江河》的出鏡率僅次於錢穆《國史大綱》和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更有意思的是，不少曾狂熱追捧民族主義敘事的青年，在閱讀許的文本後轉而開始討論“天下主義”“多元文明對話”。
　　如果要概括許倬雲的核心學術理念，或可歸納為四點：其一，歷史是一系列動態系統的交互，唯一不變的是變本身；其二，小民的生計與情感是衡量制度優劣的底線尺度；其三，跨學科對話不是添味佐料，而是重塑問題本身；其四，文化認同應以開放與自我反省為雙輪，既拒絕虛無，也抗拒優越論。這四點貫穿他上古史專著與當代評論之間，看似跨度甚大，實則同源於“做時間切面”與“替老百姓寫史”的雙重自覺。
　　回溯許倬雲的人生軌跡，很難忽視幾個時刻的歷史暗合：他在抗戰流離中悟得“平民視角”；在冷戰高峰時移居美國，卻用中文向世界闡釋中國文化；在全球化遭遇逆流之際，他提醒國人“天下主義”的初衷。有人說他像擺渡者，用通俗文字把傳統史識渡到數字時代的青年心裡；也有人說他自己便是一滴浪花，始終向前，不肯沉靜。二〇二五年送別儀式上，他生前學生為他朗讀了自選墓志銘：“江河入海，寸心不泯。”這句話源自《禮記·中庸》，卻更像他對後學的叮嚀：去河床挖掘變化的紋理，也別忘了河水最終奔向眾流匯聚之處。
　　如今，他的講義、書信、手稿正在台北與匹茲堡兩地數字化，年輕的數字人文團隊嘗試用網絡分析工具重建《漢代農業》裡的農耕—手工業—交通路線交互模型；考古專業的學生則在《西周史》註疏中標註最新田野發現，試圖檢驗他關於“姬姜婚姻網絡”理論的預測誤差。當新的切片被切下，或許舊有斷面會顯露瑕疵，但那恰恰是許倬雲願意看到的：他始終相信，歷史學最動人的地方，不在於權威的完滿，而在於後浪一次次的改寫與追問。而對所有仍在書桌前奮筆的讀者來說，許倬雲留下的，也許不僅是一套解釋中國的宏大框架，更是一種不疾不徐卻永遠在路上的精神姿態——正如他年輕時書房窗前掛着的自題聯：“以工作雕塑自己，以歷史安頓眾生。”


　　近期文章：

　　《1984》又被禁了！這次是在美國
　　釋永信寓言：天下武術皆出少林，少林榮辱皆出朝廷
　　互聯網悖論：“時時刻刻都可參與”“時時刻刻被拒絕參與”
　　愛潑斯坦檔案會讓川普陷入最大的信任危機嗎？
　　偏執狂人士受雙重折磨：受現實世界折磨，還受自己幻想折磨
　　自由、責任與幻想：索維爾看馬斯克“美國黨”的命運
　　這還是美國？這就是美國——這不是美國！
　　法案確實夠大，是“大而美”，還是“大而丑”？
　　妖魔化中國公民形同自我蒙蔽，只會傷害美國自身
　　川普不能容忍監督白宮的“第四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