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互聯網曾被譽為“信息民主化”奇蹟，似乎每個人都可發聲，都可能被聽見，都會匯入公共領域，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然而今天人們發現這只是幻象。人人皆可發聲，但幾乎無人被聽見。最致命的是：互聯網釋放了表達的權利，卻並未構建起回應的機制


　　老高按：三十年前互聯網興起，讓初來美國的我欣喜若狂——吃夠了權力者鉗制言論的苦頭、壟斷信息的苦頭、禁錮思想的苦頭，預感到互聯網這一新科技將對專制制度產生摧毀性的衝擊：“說真話，探真相，求真理”這條長鏈的第一環就是“說真話”啊，“言論扼殺者，你們的末日到了！”
　　三十年過去了。言論扼殺者的末日到了嗎？
　　不能不說，當時的我太幼稚了。
　　是的，有了互聯網，發聲越來越容易了。眾聲喧譁，當然比萬馬齊喑或者眾口一詞，要好上不知多少倍！但是，互聯網上泥沙俱下、真假混雜，如何從眾聲喧譁中辨識出真話、真相和真理？如果說，過去專制權力壟斷髮聲渠道是遮蔽真實的主要原因，現在我們卻發現，即便有了互聯網這種突破壟斷的手段，通往真實的障礙還大大的有：且不說當局憑藉權力和資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與時俱進祭出極多手段：刪帖、封號、防火牆、撒豆成兵的“水軍”……其它的干擾更是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利益集團的圖謀，民族大義的誤導，愛情親情友情交情的羈絆，還有信息發出者、接收者價值理念的屏障，以及注意力、理解力、記憶力的限制……真是“一山放過一山攔”！
　　互聯網與言論自由、互聯網與政治民主、互聯網與民粹心理……近年來這些話題讓我念茲在茲，苦思求解。讀到中國學者王力雄的一篇短文，與此有關。轉發於此。
　　二十多年前向王力雄請教過很多問題，協助過出版他的部分著作，還參與在新澤西請他舉辦講座。四分之一世紀過去，王力雄筆耕不輟，著作等身：1.小說“中國命運三部曲”《黃禍》《大典》《轉世》；2.民族問題《天葬》《我的西域，你的東土》（電子書下載https://jidaibooks.com/donation）；3.政治專著《溶解權力》《遞進民主》《權民一體論》；4.創油管臉書《絕地今書》；5.獲美國專利《網絡共同體自組織系統》US9,223,887

　　當表達沒有回應——互聯網民粹的崛起

　　王力雄-AI，轉自：茶先生@liaoping2020


　　早期的互聯網曾被譽為“信息民主化”奇蹟，似乎每個人都可以發聲，每個聲音都可能被聽見，每個意見都會匯入公共領域，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然而今天人們發現這種夢想的正面圖景只是幻象。
　　充滿矛盾的現實是：

　　★ 所謂“人人皆媒體”，實際上是“人人皆可發聲，但幾乎無人被聽見”；
　　★ 所謂“信息自由流動”，實際上是“情緒與操控的自動分發”；
　　★ 所謂“數字民主”，實際上是“算法資本與國家權力的聯合治理”。
　　其中最致命的一點是：互聯網釋放了表達的權利，卻並未構建起回應的機制。

　　在現實生活中，民主制度的參與大多集中在周期性的投票之中，雖然普通人在大規模民主中同樣渺小如塵，但幾年才會面對這種現實，且每張選票雖渺小，卻是實實在在計入了結果。而在互聯網環境中，發聲門檻幾乎為零，表達可以時時刻刻進行，然而卻幾乎從來得不到回應——既無權力機關的制度性回應，也無平台的對話機制，更難有社會意義上的反饋與轉化——多數人天天都要面對這種不被理睬。
　　這就構成了我們時代最典型的一種認知體驗：
　　“我可以說任何話，但沒有人真正聽；我可以看到所有不公，但沒有任何機制讓我改變它。”
　　互聯網的確提供了一個“時時刻刻都可參與”的民主平台，但也因此讓人“時時刻刻都被拒絕參與”。這與現實中“周期性選舉”的有限民主形式形成共振，加劇了個體在公共政治中的無能感。
　　長期處於這種狀態的普通人，特別是社會底層和邊緣群體，在一次次“表達—無效—再表達—再無效”的循環中，逐漸陷入一種深刻的結構性無力感。這種無力感並不會使他們沉默，反而會在特定條件下凝聚為集體性憤怒與極端化動員的基礎。正是這種被壓抑的表達欲與持續的挫折經驗，為民粹主義動員提供了最佳土壤。
　　而且，這種心理機制還具有進一步的演變邏輯：當個人發現“我一個人說沒有用”，便會自發意識到“只有一塊兒喊，才會被聽見”。這種“群體發聲”的需求，在互聯網平台上並無通過理性討論形成共識的機制和管道，於是便只能通過尋找一個可供聚焦的“符號”或“偶像”來完成。這個符號未必真實地代表所有人的立場，只是提供了一個情緒出口：一個可以咒罵、歡呼、投射憤怒的對象。
　　於是網上形成的是一種看似“共鳴”、實則“去方向”的共動局面—— 一群在現實中彼此隔絕、意見不一的人，在信息流中圍繞一個標語、一段話、一個人、一種姿態，形成了如同廣場式的數字化吼叫。他們要的未必是真理、制度或改變，他們要的是一種被看見的存在感，一種終於有人一起出聲的確認。
　　它像是一種群眾性的儀式，不以理性為基礎，而以共同的挫折、無力與憤怒為能量。在這樣的情境中：

　　★ 反覆失效的個體表達 → 激發對集體表達的依賴；
　　★ 缺乏組織與協商機制 → 導致“象徵性替代”動員；
　　★ 象徵本身越空洞 → 越容易吸納多種不滿匯流，形成更大聲浪。

　　這正是民粹主義強人崛起的溫床。川普之於美國，正是這樣一個“可咒罵體制者的替代符號”；他不一定為所有人代言，但他“讓人可以罵出來”，因而獲得了巨大動員力。
　　最終看到的是：民主規模愈形龐大，個體的感覺愈加微小；而互聯網在放大了表達的同時，也同步放大了“無回應的羞辱”，最終驅使個體理性轉向群體的非理性起鬨——不是為了說清楚什麼，只是為了被聽見。
　　這種“放聲”的行為，本質上是一種集體性發泄而非建構。它看似激進，實則空心；看似團結，實則無方向；看似民主的復活，實則是民主協商機制的崩解。
　　這不是美國獨有的現象。從歐洲的極右派崛起，到越來越多的“社交媒體治國”領袖，民粹政治的橫掃正是建立在這樣一種互聯網驅動的心理結構之上：人們越意識到自己毫無作用，越促使他們投向最不民主的政治方向。
　　事實就是如此：在沒有結構性回應機制的環境中，“表達自由”將淪為“情緒武器”；“平台民主”則會退化為“極端心理的共鳴箱”。

　　王力雄-AI
　　作者說：我用這個簽名表示，文章是以“我出思路-AI論證-循環互動-我改定”的方式完成。AI的論證能力比我強，但是沒有我的思路，不會有文章的思想，AI也就無從產生論證。這種方式對我的最大好處是將消耗於論證（包括考證）的時間用於思考。我相信讀者更需要思想，且既然AI的論證超過我，讀者當然也願意看到好論證。所以這種“人-AI合作”的方式效果最佳，今後會是我常用的寫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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