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维尔指出，马斯克低估了选举制度的结构性约束（选举人团、单一席位制、政党控制的提名机制等），高估了“民调情绪”所代表的行动意志。不否定马斯克个人的理想与热忱，但花数亿美元成立一个注定失败的党，不如用这些资源去改造党内候选人、推动立法斗争、影响议题方向
老高按：下面的文章真是美国著名黑人保守派学者托马斯·索维尔所写的吗？不能肯定。美国政经学者杨大巍通过公众号“印象与逻辑”发出的文章中也只是说：“95岁的索维尔据称也做出回应。虽然我们尚无法确认评论文章是否由他亲笔撰写，但其内容与风格与索维尔的思想体系高度一致，这也正是我们撰写此文的原因”。比较奇怪的是，杨大巍竟也没有注明转发索维尔原文的出处。
不管怎么样吧，杨大巍的论述和转述的索维尔的看法，都启发我们深思。
自由、责任与幻想：索维尔看马斯克“美国党”的命运
杨大巍，印象与逻辑 2025年7月9日
在一个被幻想、科技狂热与政治短视裹挟的时代，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的声音格外清醒。他出身贫寒，却从不怨恨社会；身为黑人，却从不依赖身份标签；从左翼转向保守之后，更坚定地捍卫自由、责任与制度的尊严。
2025年7月，当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组建“美国党”，试图打破两党统治、重塑政治格局时，95岁的索维尔据称也做出回应。虽然我们尚无法确认评论文章是否由他亲笔撰写，但其内容与风格与索维尔的思想体系高度一致，这也正是我们撰写此文的原因。
托马斯·索维尔生于1930年，出身北卡罗来纳州一个贫困的非裔家庭，在纽约布朗克斯长大，自学成才。他先后在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深造，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他的思想历经从左翼理想到现实主义保守的深刻转变，这一变化并非出于幻灭，而是出于对政策效果的长期观察与制度逻辑的理解。他将哈耶克式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与芝加哥学派的实证精神融合，被誉为“现实主义的守门人”。
他一生著述等身，代表作有《基础经济学》《特权观念》《知识分子与社会》《财富、贫困与政治》等。他的语言犀利简练，逻辑清晰强悍，被誉为“用最少的词说出最多的真理”的典范。
他是现代保守派中少数具有跨种族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以其自身的经历和无情的理性，挑战了“结构性压迫”与“身份决定论”的主流叙事。
索维尔坚信市场的价格机制是社会协调最有效的工具。他在《基础经济学》中指出：“市场不会让你得到一切你想要的，但它能让你在现实中得到最多可能。”政府干预反而打乱秩序，制造短缺、浪费与腐败。
他始终主张限制政府而非扩大福利。他警告说：“政府无法给予任何人某种东西，除非它先从别人那里拿走，通常是在你尚未察觉的地方。”他反对大政府、反对计划经济、反对“由上而下”的道德工程。
他指出，族群经济表现差异多源于教育态度、家庭结构与文化价值观，而不是肤色或制度压迫。他强调：“历史不是从某一点开始的，它是所有选择、价值观和制度互动的结果。”
他长期批评左派政策常常以“好意”自居，却忽视现实后果。他曾说：“真正的悲剧，不在于我们的敌人是什么，而在于我们自以为知道的太多都是错的。”对索维尔来说，道德感不能替代激励结构，愿景不能代替制度逻辑。
他也深知政治制度的力量。他引用杜维热法则指出，在“胜者全得”的选举制度下，第三党注定陷入边缘化。罗斯·佩罗、纳德、“No Labels”都未能打破这一铁律。他主张通过初选与基层推动变革，而非幻想制度外造神。
从表面看，马斯克以“打破两党垄断、建设技术理性中间派”为口号成立“美国党”，试图将“未来主义”植入政治。索维尔说，这不是创新，而是对制度与人性的误解。
他指出，马斯克低估了选举制度的结构性约束（选举人团、单一席位制、政党控制的提名机制等），高估了“民调情绪”所代表的行动意志。他提醒我们，选民的“战略投票行为”是理性选择，而非保守落后。
索维尔不否定马斯克个人的理想与热忱，但他指出：如果资源是稀缺的，那么花数亿美元成立一个注定失败的党，不如用这些资源去改造党内候选人、推动立法斗争、影响议题方向。他警告说：
“资源有限，而幻想无限。问题在于我们把最多资源用在了最不现实的地方。”
索维尔从不逃避现实，也不幻想革命。他的理性保守主义，是一种长期主义：相信制度的修复力，胜过激进的破坏欲。
马斯克的冒险宣布虽然声势浩大，但在组织层面上极其薄弱。他假定魅力、财富以及对“中间80％”的模糊呼吁可以颠覆一个已延续数百年的政治结构。这不仅仅是乐观主义，而是一种对权衡取舍、资源稀缺性和选民行为现实的无视所导致的幻想。
美国的政治体制不是一个空白画布，而是一台会无情碾压理想主义者的机器。
即使马斯克拥有无与伦比的资源和声量，他也无法改变这一点。制度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让“救世主”更轻松，而是为了防止社会被他们随意改写。
埃隆·马斯克是天才，但不是政治结构设计师。他可以设计火箭、算法和电动车，但不能凭一己之力重构宪政。托马斯·索维尔的提醒，在今天显得尤为宝贵：不是每一个不满现状的人，都有资格重启制度；不是每一次高呼“改变”的声音，都代表真正的进步。
在这个充满泡沫、喧嚣与道德姿态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索维尔式的冷静。那种穿透数据、尊重经验、直面制度限制的清醒。正如他所说：
“有些事情如果你认真看了数字，就再也无法认真对待了。”
以下是索维尔的评论原文翻译：
埃隆·马斯克推出“美国党”的举动是一个以大胆著称的政治壮举，但在历史与制度现实的重压下会迅速瓦解。这是我在《特权观念》中所描述的经典案例：一个自我祝贺的精英阶层自以为他们的愿景可以超越嵌入系统、激励机制和人类行为中的长期智慧。
马斯克的冒险宣布虽然声势浩大，但在组织层面上极其薄弱。他假定魅力、财富以及对“中间80％”的模糊呼吁可以颠覆一个已延续数百年的政治结构。这不仅仅是乐观主义，而是一种对权衡取舍、资源稀缺性和选民行为现实的无视所导致的幻想。
让我以所需的精确度来剖析此事，从结构性障碍、意识形态缺陷与实践后果这几个层面进行讨论，所有分析皆建立在历史证据与经验理性之上。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政治体系的结构性障碍，它们不仅是一些令人头疼的小问题，而是根植于制度设计之中的“铁律”。选举人团制度、单一议席选区与“胜者全得”的投票机制，共同造就了政治学家所称的“两党优势趋势”。这不是阴谋，而是激励机制的逻辑结果。选民在一个赢家通吃的制度下，倾向于支持那些真正有可能获胜的候选人，以免浪费自己的一票。
1992年，罗斯·佩罗所领导的改革党获得了18.9％的普选票，几乎是五分之一的美国人支持他，然而他却没有赢得一张选举人票。到1996年，他的得票率下降到8.4％；到了2000年，这个政党已成历史脚注，帕特·布坎南获得的选票还不到0.5％。
这不是一个偶然，而是一个模式。自由党，尽管几十年来努力在所有50个州取得选票资格，却从未在总统选举中超过3.3％的得票率——2016年的加里·约翰逊就是如此。
选票法由主要政党控制，进一步收紧了第三党的生存空间，要求它们在严格的时间限制下收集成千上万份签名。即使是马斯克的财富，也无法轻松跨越这些障碍。
这个体系不是一块空白画布，而是一台会无情碾压理想主义者的机器。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计划的意识形态基础，它充满了我在《特权观念》中所批判的“无限愿景”的气味。马斯克假设，仅凭一个有民意支持的人物和一些显示对两党不满的民调数据，就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秩序。这是精英主义傲慢的教科书式例子。
诸如盖洛普那样的民调显示，58％的人支持第三党，这些数字虽然诱人，但却具有误导性。它们反映的是一时的挫败感，而不是一致的政治授权。
马斯克所瞄准的“中间80％”不过是修辞的花招，而非真正有政治内容的阵营。这群人有何共通之处？低税收？能源创新？反裙带资本主义？这些只是口号，而不是战略。
“无限愿景”认为好意和有魅力的领袖可以超越数百万人的分散知识和利益冲突。而现实远没有那么顺从。
改革党的崩溃，就是在佩罗1996年退出之后迅速发生的。没有广泛而可持续的组织架构，一个依附于单一领袖的政党终究只是纸牌屋。
马斯克的分析预示着同样的脆弱性。“美国党”可能只是一个以个性为中心的政治标签，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运动。一旦其创始人的注意力转移，或者他的吸引力减弱，这个党也将随之瓦解。
这将我们带到“个人魅力型领导”带来的风险，这是历史一再强调的警讯。所有以个人为中心的第三党运动，无论是罗斯·佩罗、西奥多·罗斯福（1912年）或乔治·华莱士（1968年），一旦其领导人退出，便会迅速消散。
1912年，罗斯福的进步党获得了27.4％的选票，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绩。但到了1916年，该党就已不复存在，被重新吸纳进共和党内部。
华莱士的“美国独立党”在1968年获得了13.5％的选票，但在1972年已无足轻重。
为何如此？因为魅力无法取代组织结构。
“美国党”至今没有基层组织、没有州级候选人、没有清晰的政策架构，只是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的零散发言。缺乏这些，注定不过是昙花一现，而不是一场持久的革命。
市场反应也给出了警示。特斯拉股票的下跌反映了投资者对马斯克政治冒险的怀疑。这不仅仅是市场杂音，它是一个明确的市场信号，揭示出将资源从企业转向政治的真实后果。
在缺乏明确成功路径的情况下，马斯克对于一个“浪费支出与裙带资本主义组成的一党统治”的批评，尤其是针对2025年《伟大而美丽的法案》的指责，确实引发了真实的民众共鸣。该法案据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估计将增加2.4万亿美元的赤字，体现了那种导致公众不信任的财政鲁莽行为。
但正如我在《经济学通识》中强调的那样，识别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解决之道并不在于成立一个象征性的第三党，而在于改革现有体制中的激励结构。
“茶党”运动在2010年代就曾成功改变共和党的财政政策走向，完全不依赖新政党。通过在初选中支持理念一致的候选人，它取得了实际成果，远超过几十年来所有第三党的成就。
马斯克拥有数千亿美元的资源，完全可以用来资助这类初选运动，锁定国会或州议会这些真正产生政策影响的关键战场。而一个新政党反而会削弱这种杠杆，在权力高度集中于两极的体系中稀释影响力。
这将我们带到经济学的核心原则：权衡取舍与资源稀缺。资源——包括时间、金钱和注意力——都是有限的。马斯克投在“美国党”上的每一美元，都是没投在扶持共和党或民主党中改革派候选人上的一美元。他在此投入的每一小时，都是没花在优化特斯拉运营或推进SpaceX创新上的一小时。机会成本巨大。
历史数据对此早已做出判断。1992年，佩罗花费超过6000万美元自掏腰包，但改革党始终未能赢得任何选举人票。自由意志党即便常年获得资助，截至2025年也没有一位联邦公职当选者。
马斯克的财富虽惊人，但也无法改写政治资源分配的规则。这个体系奖励的是那些在制度限制下运作的人，而不是那些向风车冲锋的理想主义者。
选民行为也进一步削弱“美国党”的前景。美国人投票时会进行战略性考量，特别是在高风险的选举中。“搅局者效应”——即第三方候选人分流选票导致最不受欢迎者当选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2000年，拉尔夫·纳德在佛州拿到2.7％选票，被认为是导致乔治·W·布什胜选的关键因素，波士顿大学今日新闻网对此有深入分析。2016年，加里·约翰逊和吉尔·斯坦的总票数虽达4.3％，未改写结果，但却在关键州分流了选票。
明白这些的选民会优先选择“务实而非抗议”的投票方式。这种行为并不愚蠢，反而是对这个惩罚分裂的体系的理性反应。
“美国党”即便在民调中获得60％的替代选项支持，也无法动摇这种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除非出现百年未见的心理转变，而这正是历来第三党未曾做到的。
与其逃避制度，不如在制度内部进行修复。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20世纪初的进步派，还是2010年的茶党运动，真正产生变革的都是在两党内部的改革力量。
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财政政策的主导权在于国会而非总统。这意味着掌控立法席位比组建一个新党更为关键。即便拥有马斯克的财富，第三党也远不如锁定几个关键选区来得高效，在这些地方，数百万美元就足以撼动局势。
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是对政治激励机制规律的敬畏。
市场信号也为此提供了理性校验。特斯拉股价下跌、投资者（如Azoria）观望不前，都表明将企业与政党斗争混合所带来的风险。在经济学术语中，这是反馈机制，提示马斯克的政治冒险可能正在腐蚀他的商业信誉。
在看重稳定性的市场环境下，这些代价并非抽象，而是具体可见的金钱与岗位损失。这印证了我一贯的主张：行动有后果，且往往是未曾预料到的。
马斯克的财富无法让他免于这些现实的制约，反而因其全球影响力而被放大。
最后我们来谈“中间80％”这一假设的致命缺陷。它假定一个统一的温和中间派存在，而事实是，美国选民深度分裂，约有80％的民众不信任对方政党。
任何试图争取这一广泛群体的第三党，都必须跨越这一深渊。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第三党往往只是加剧碎片化，而非实现整合。
绿党和自由意志党各自代表着狭窄的意识形态分支，从未能成为主流平台。
“美国党”同样面临这种风险，吸引一部分人，却疏远另一部分人，最终无法形成可持续的政治力量。
长期治理需要的不仅是轰动效应，还需要可执行的政策框架。无论是减债承诺还是能源创新，在缺乏立法细节和执行机制的情况下，都只是空话。
目前为止，“美国党”尚未发布任何具体政策纲领，只是依赖于马斯克本人的言辞。这不是治国，这是表演。
一个政党需要的是组织深度、州级分支、本地候选人与政策文件，而这些，“美国党”都未提供。缺乏这些基础，它就只是一道闪电，而非一把持续燃烧的火焰。
“美国党”是一个大胆但注定失败的政治尝试，它被制度现实、意识形态误判与资源错配所拖垮。美国的体制天然抗拒理想主义者的挑战，选举人团与选民行为共同保障了两党统治。
在现有政党内部推动改革，远比打造一个代价高昂的新实体更具杠杆效应。即使是马斯克的财富，也无法重写体制规则。
特斯拉股价下跌说明这一点：市场是现实的，它不会为政治冒险买单。
归根结底，一个政党必须有实质内容——政策、组织与结构，而不仅仅是风头与魅力。“美国党”或许能吸引头条，但它极不可能赢得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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