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維爾指出，馬斯克低估了選舉制度的結構性約束（選舉人團、單一席位制、政黨控制的提名機制等），高估了“民調情緒”所代表的行動意志。不否定馬斯克個人的理想與熱忱，但花數億美元成立一個註定失敗的黨，不如用這些資源去改造黨內候選人、推動立法鬥爭、影響議題方向
老高按：下面的文章真是美國著名黑人保守派學者托馬斯·索維爾所寫的嗎？不能肯定。美國政經學者楊大巍通過公眾號“印象與邏輯”發出的文章中也只是說：“95歲的索維爾據稱也做出回應。雖然我們尚無法確認評論文章是否由他親筆撰寫，但其內容與風格與索維爾的思想體系高度一致，這也正是我們撰寫此文的原因”。比較奇怪的是，楊大巍竟也沒有註明轉發索維爾原文的出處。
不管怎麼樣吧，楊大巍的論述和轉述的索維爾的看法，都啟發我們深思。
自由、責任與幻想：索維爾看馬斯克“美國黨”的命運
楊大巍，印象與邏輯 2025年7月9日
在一個被幻想、科技狂熱與政治短視裹挾的時代，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的聲音格外清醒。他出身貧寒，卻從不怨恨社會；身為黑人，卻從不依賴身份標籤；從左翼轉向保守之後，更堅定地捍衛自由、責任與制度的尊嚴。
2025年7月，當埃隆·馬斯克在社交媒體上高調宣布組建“美國黨”，試圖打破兩黨統治、重塑政治格局時，95歲的索維爾據稱也做出回應。雖然我們尚無法確認評論文章是否由他親筆撰寫，但其內容與風格與索維爾的思想體系高度一致，這也正是我們撰寫此文的原因。
托馬斯·索維爾生於1930年，出身北卡羅來納州一個貧困的非裔家庭，在紐約布朗克斯長大，自學成才。他先後在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深造，後任教於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他的思想歷經從左翼理想到現實主義保守的深刻轉變，這一變化並非出於幻滅，而是出於對政策效果的長期觀察與制度邏輯的理解。他將哈耶克式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與芝加哥學派的實證精神融合，被譽為“現實主義的守門人”。
他一生著述等身，代表作有《基礎經濟學》《特權觀念》《知識分子與社會》《財富、貧困與政治》等。他的語言犀利簡練，邏輯清晰強悍，被譽為“用最少的詞說出最多的真理”的典範。
他是現代保守派中少數具有跨種族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他以其自身的經歷和無情的理性，挑戰了“結構性壓迫”與“身份決定論”的主流敘事。
索維爾堅信市場的價格機制是社會協調最有效的工具。他在《基礎經濟學》中指出：“市場不會讓你得到一切你想要的，但它能讓你在現實中得到最多可能。”政府干預反而打亂秩序，製造短缺、浪費與腐敗。
他始終主張限制政府而非擴大福利。他警告說：“政府無法給予任何人某種東西，除非它先從別人那裡拿走，通常是在你尚未察覺的地方。”他反對大政府、反對計劃經濟、反對“由上而下”的道德工程。
他指出，族群經濟表現差異多源於教育態度、家庭結構與文化價值觀，而不是膚色或制度壓迫。他強調：“歷史不是從某一點開始的，它是所有選擇、價值觀和制度互動的結果。”
他長期批評左派政策常常以“好意”自居，卻忽視現實後果。他曾說：“真正的悲劇，不在於我們的敵人是什麼，而在於我們自以為知道的太多都是錯的。”對索維爾來說，道德感不能替代激勵結構，願景不能代替制度邏輯。
他也深知政治制度的力量。他引用杜維熱法則指出，在“勝者全得”的選舉制度下，第三黨註定陷入邊緣化。羅斯·佩羅、納德、“No Labels”都未能打破這一鐵律。他主張通過初選與基層推動變革，而非幻想制度外造神。
從表面看，馬斯克以“打破兩黨壟斷、建設技術理性中間派”為口號成立“美國黨”，試圖將“未來主義”植入政治。索維爾說，這不是創新，而是對制度與人性的誤解。
他指出，馬斯克低估了選舉制度的結構性約束（選舉人團、單一席位制、政黨控制的提名機制等），高估了“民調情緒”所代表的行動意志。他提醒我們，選民的“戰略投票行為”是理性選擇，而非保守落後。
索維爾不否定馬斯克個人的理想與熱忱，但他指出：如果資源是稀缺的，那麼花數億美元成立一個註定失敗的黨，不如用這些資源去改造黨內候選人、推動立法鬥爭、影響議題方向。他警告說：
“資源有限，而幻想無限。問題在於我們把最多資源用在了最不現實的地方。”
索維爾從不逃避現實，也不幻想革命。他的理性保守主義，是一種長期主義：相信制度的修復力，勝過激進的破壞欲。
馬斯克的冒險宣布雖然聲勢浩大，但在組織層面上極其薄弱。他假定魅力、財富以及對“中間80％”的模糊呼籲可以顛覆一個已延續數百年的政治結構。這不僅僅是樂觀主義，而是一種對權衡取捨、資源稀缺性和選民行為現實的無視所導致的幻想。
美國的政治體制不是一個空白畫布，而是一台會無情碾壓理想主義者的機器。
即使馬斯克擁有無與倫比的資源和聲量，他也無法改變這一點。制度存在的意義，不是為了讓“救世主”更輕鬆，而是為了防止社會被他們隨意改寫。
埃隆·馬斯克是天才，但不是政治結構設計師。他可以設計火箭、算法和電動車，但不能憑一己之力重構憲政。托馬斯·索維爾的提醒，在今天顯得尤為寶貴：不是每一個不滿現狀的人，都有資格重啟制度；不是每一次高呼“改變”的聲音，都代表真正的進步。
在這個充滿泡沫、喧囂與道德姿態的時代，我們更需要索維爾式的冷靜。那種穿透數據、尊重經驗、直面制度限制的清醒。正如他所說：
“有些事情如果你認真看了數字，就再也無法認真對待了。”
以下是索維爾的評論原文翻譯：
埃隆·馬斯克推出“美國黨”的舉動是一個以大膽著稱的政治壯舉，但在歷史與制度現實的重壓下會迅速瓦解。這是我在《特權觀念》中所描述的經典案例：一個自我祝賀的精英階層自以為他們的願景可以超越嵌入系統、激勵機制和人類行為中的長期智慧。
馬斯克的冒險宣布雖然聲勢浩大，但在組織層面上極其薄弱。他假定魅力、財富以及對“中間80％”的模糊呼籲可以顛覆一個已延續數百年的政治結構。這不僅僅是樂觀主義，而是一種對權衡取捨、資源稀缺性和選民行為現實的無視所導致的幻想。
讓我以所需的精確度來剖析此事，從結構性障礙、意識形態缺陷與實踐後果這幾個層面進行討論，所有分析皆建立在歷史證據與經驗理性之上。
我們首先來看美國政治體系的結構性障礙，它們不僅是一些令人頭疼的小問題，而是根植於制度設計之中的“鐵律”。選舉人團制度、單一議席選區與“勝者全得”的投票機制，共同造就了政治學家所稱的“兩黨優勢趨勢”。這不是陰謀，而是激勵機制的邏輯結果。選民在一個贏家通吃的制度下，傾向於支持那些真正有可能獲勝的候選人，以免浪費自己的一票。
1992年，羅斯·佩羅所領導的改革黨獲得了18.9％的普選票，幾乎是五分之一的美國人支持他，然而他卻沒有贏得一張選舉人票。到1996年，他的得票率下降到8.4％；到了2000年，這個政黨已成歷史腳註，帕特·布坎南獲得的選票還不到0.5％。
這不是一個偶然，而是一個模式。自由黨，儘管幾十年來努力在所有50個州取得選票資格，卻從未在總統選舉中超過3.3％的得票率——2016年的加里·約翰遜就是如此。
選票法由主要政黨控制，進一步收緊了第三黨的生存空間，要求它們在嚴格的時間限制下收集成千上萬份簽名。即使是馬斯克的財富，也無法輕鬆跨越這些障礙。
這個體系不是一塊空白畫布，而是一台會無情碾壓理想主義者的機器。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計劃的意識形態基礎，它充滿了我在《特權觀念》中所批判的“無限願景”的氣味。馬斯克假設，僅憑一個有民意支持的人物和一些顯示對兩黨不滿的民調數據，就可以建立一個全新的政治秩序。這是精英主義傲慢的教科書式例子。
諸如蓋洛普那樣的民調顯示，58％的人支持第三黨，這些數字雖然誘人，但卻具有誤導性。它們反映的是一時的挫敗感，而不是一致的政治授權。
馬斯克所瞄準的“中間80％”不過是修辭的花招，而非真正有政治內容的陣營。這群人有何共通之處？低稅收？能源創新？反裙帶資本主義？這些只是口號，而不是戰略。
“無限願景”認為好意和有魅力的領袖可以超越數百萬人的分散知識和利益衝突。而現實遠沒有那麼順從。
改革黨的崩潰，就是在佩羅1996年退出之後迅速發生的。沒有廣泛而可持續的組織架構，一個依附於單一領袖的政黨終究只是紙牌屋。
馬斯克的分析預示着同樣的脆弱性。“美國黨”可能只是一個以個性為中心的政治標籤，而不是一個真正的運動。一旦其創始人的注意力轉移，或者他的吸引力減弱，這個黨也將隨之瓦解。
這將我們帶到“個人魅力型領導”帶來的風險，這是歷史一再強調的警訊。所有以個人為中心的第三黨運動，無論是羅斯·佩羅、西奧多·羅斯福（1912年）或喬治·華萊士（1968年），一旦其領導人退出，便會迅速消散。
1912年，羅斯福的進步黨獲得了27.4％的選票，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成績。但到了1916年，該黨就已不復存在，被重新吸納進共和黨內部。
華萊士的“美國獨立黨”在1968年獲得了13.5％的選票，但在1972年已無足輕重。
為何如此？因為魅力無法取代組織結構。
“美國黨”至今沒有基層組織、沒有州級候選人、沒有清晰的政策架構，只是馬斯克在社交媒體上的零散發言。缺乏這些，註定不過是曇花一現，而不是一場持久的革命。
市場反應也給出了警示。特斯拉股票的下跌反映了投資者對馬斯克政治冒險的懷疑。這不僅僅是市場雜音，它是一個明確的市場信號，揭示出將資源從企業轉向政治的真實後果。
在缺乏明確成功路徑的情況下，馬斯克對於一個“浪費支出與裙帶資本主義組成的一黨統治”的批評，尤其是針對2025年《偉大而美麗的法案》的指責，確實引發了真實的民眾共鳴。該法案據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估計將增加2.4萬億美元的赤字，體現了那種導致公眾不信任的財政魯莽行為。
但正如我在《經濟學通識》中強調的那樣，識別問題並不等於解決問題。解決之道並不在於成立一個象徵性的第三黨，而在於改革現有體制中的激勵結構。
“茶黨”運動在2010年代就曾成功改變共和黨的財政政策走向，完全不依賴新政黨。通過在初選中支持理念一致的候選人，它取得了實際成果，遠超過幾十年來所有第三黨的成就。
馬斯克擁有數千億美元的資源，完全可以用來資助這類初選運動，鎖定國會或州議會這些真正產生政策影響的關鍵戰場。而一個新政黨反而會削弱這種槓桿，在權力高度集中於兩極的體系中稀釋影響力。
這將我們帶到經濟學的核心原則：權衡取捨與資源稀缺。資源——包括時間、金錢和注意力——都是有限的。馬斯克投在“美國黨”上的每一美元，都是沒投在扶持共和黨或民主黨中改革派候選人上的一美元。他在此投入的每一小時，都是沒花在優化特斯拉運營或推進SpaceX創新上的一小時。機會成本巨大。
歷史數據對此早已做出判斷。1992年，佩羅花費超過6000萬美元自掏腰包，但改革黨始終未能贏得任何選舉人票。自由意志黨即便常年獲得資助，截至2025年也沒有一位聯邦公職當選者。
馬斯克的財富雖驚人，但也無法改寫政治資源分配的規則。這個體系獎勵的是那些在制度限制下運作的人，而不是那些向風車衝鋒的理想主義者。
選民行為也進一步削弱“美國黨”的前景。美國人投票時會進行戰略性考量，特別是在高風險的選舉中。“攪局者效應”——即第三方候選人分流選票導致最不受歡迎者當選的現象——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2000年，拉爾夫·納德在佛州拿到2.7％選票，被認為是導致喬治·W·布什勝選的關鍵因素，波士頓大學今日新聞網對此有深入分析。2016年，加里·約翰遜和吉爾·斯坦的總票數雖達4.3％，未改寫結果，但卻在關鍵州分流了選票。
明白這些的選民會優先選擇“務實而非抗議”的投票方式。這種行為並不愚蠢，反而是對這個懲罰分裂的體系的理性反應。
“美國黨”即便在民調中獲得60％的替代選項支持，也無法動搖這種根深蒂固的行為模式，除非出現百年未見的心理轉變，而這正是歷來第三黨未曾做到的。
與其逃避制度，不如在制度內部進行修復。歷史告訴我們：無論是20世紀初的進步派，還是2010年的茶黨運動，真正產生變革的都是在兩黨內部的改革力量。
國會預算辦公室指出，財政政策的主導權在於國會而非總統。這意味着掌控立法席位比組建一個新黨更為關鍵。即便擁有馬斯克的財富，第三黨也遠不如鎖定幾個關鍵選區來得高效，在這些地方，數百萬美元就足以撼動局勢。
這不是悲觀主義，而是現實主義，是對政治激勵機制規律的敬畏。
市場信號也為此提供了理性校驗。特斯拉股價下跌、投資者（如Azoria）觀望不前，都表明將企業與政黨鬥爭混合所帶來的風險。在經濟學術語中，這是反饋機制，提示馬斯克的政治冒險可能正在腐蝕他的商業信譽。
在看重穩定性的市場環境下，這些代價並非抽象，而是具體可見的金錢與崗位損失。這印證了我一貫的主張：行動有後果，且往往是未曾預料到的。
馬斯克的財富無法讓他免於這些現實的制約，反而因其全球影響力而被放大。
最後我們來談“中間80％”這一假設的致命缺陷。它假定一個統一的溫和中間派存在，而事實是，美國選民深度分裂，約有80％的民眾不信任對方政黨。
任何試圖爭取這一廣泛群體的第三黨，都必須跨越這一深淵。然而歷史告訴我們，第三黨往往只是加劇碎片化，而非實現整合。
綠黨和自由意志黨各自代表着狹窄的意識形態分支，從未能成為主流平台。
“美國黨”同樣面臨這種風險，吸引一部分人，卻疏遠另一部分人，最終無法形成可持續的政治力量。
長期治理需要的不僅是轟動效應，還需要可執行的政策框架。無論是減債承諾還是能源創新，在缺乏立法細節和執行機制的情況下，都只是空話。
目前為止，“美國黨”尚未發布任何具體政策綱領，只是依賴於馬斯克本人的言辭。這不是治國，這是表演。
一個政黨需要的是組織深度、州級分支、本地候選人與政策文件，而這些，“美國黨”都未提供。缺乏這些基礎，它就只是一道閃電，而非一把持續燃燒的火焰。
“美國黨”是一個大膽但註定失敗的政治嘗試，它被制度現實、意識形態誤判與資源錯配所拖垮。美國的體制天然抗拒理想主義者的挑戰，選舉人團與選民行為共同保障了兩黨統治。
在現有政黨內部推動改革，遠比打造一個代價高昂的新實體更具槓桿效應。即使是馬斯克的財富，也無法重寫體制規則。
特斯拉股價下跌說明這一點：市場是現實的，它不會為政治冒險買單。
歸根結底，一個政黨必須有實質內容——政策、組織與結構，而不僅僅是風頭與魅力。“美國黨”或許能吸引頭條，但它極不可能贏得權力。
近期文章：
這還是美國？這就是美國——這不是美國！
法案確實夠大，是“大而美”，還是“大而丑”？
妖魔化中國公民形同自我蒙蔽，只會傷害美國自身
特朗普不能容忍監督白宮的“第四權力”
人養金毛犬，我養白眼狼：伊朗從中國的盟友變戰略負資產
北京砸錢突圍：此前重塑了美國，眼下正重塑世界
美國的好運氣用完了？政治暗殺的魔鬼之瓶開啟
特朗普跨入政壇滿十年了，美國還回得去嗎？
她的聲音已經停止，卻仍然高過沉默
解讀有中國特色的權力控制市場邏輯的前世今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