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運動的當事人、親歷者，無可挽回地一茬茬陸續離開了世界。甚至第二代、第三代也都凋零老去。這是中國權力者最盼望、最期待的事！但是，證人走了，證詞還在，證據仍存。在他們留下的證詞和證據基礎上，後人一步一步深入的研究也不會停止


　　老高按：今天在電子郵件中得知一個噩耗：反右運動的受害者、控訴者和鳳鳴女士去世了，享年93歲。
　　近年來，我感覺中國海內外的思想者、文化人，頑強地探索在高科技背景下如何多渠道發出自己的聲音，電子郵件，這種比較傳統、已經相對邊緣化的傳播方式，被不少人重新關注，幾乎每天我都收到來自不同媒體、觀點各異的群發文章。
　　和鳳鳴女士以如此高齡仙逝，並不出人意外，反右已過去68個寒暑，當年的受害者中最年輕的中學生，現在也都年過八旬，風燭殘年，絕大部分人已經永遠閉上了眼睛、閉上了嘴巴。
　　和鳳鳴不是這個群體中遭遇最慘的，但是她非常值得我們銘記，正如錢理群教授所盛讚：她是“偉大的中國女人”。

　　有的文章談到她，說她是“夾邊溝親歷者”，其實不確。她1957到1961年被發配至甘肅偏遠的安西農場，並不是夾邊溝，但她同在《甘肅日報》工作、也同被打成“右派”的丈夫王景超，1960年餓死在夾邊溝。
　　和鳳鳴是中國最早出書，對大眾披露夾邊溝駭人聽聞的慘劇的人。
　　我收到這個電子郵件之後，在網上檢索了一下有關資料。下面是從“波士頓書評”的一個編者按和維基百科的“和鳳鳴”辭條中了解到的有關史實——
　　和鳳鳴，1932—2025，甘肅西北民族學院退休女教師。
　　和鳳鳴用10年時間將自己的經歷，記錄成書《經歷：我的1957年》。居然在中國大陸出版了！（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年3月）。
　　隨後，2002年5月，天津作家楊顯惠將兩年來在《上海文學》連載的系列短篇結集《夾邊溝記事》出版（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年10月，甘肅作家邢同義歷時數載寫成《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蘭州大學出版社）；
　　2005年4月，上海《文學報》發表特稿《翻開一頁塵封四十年的歷史》；
　　2007年，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徐賁教授發表《“反右”創傷記憶與群體共建》；
　　著名紀錄片導演王兵分別在2007年完成《和鳳鳴》、2018年完成《死魂靈》兩部有關夾邊溝的紀錄片；
　　艾曉明教授於2017年完成紀錄片《夾邊溝祭事》……
　　夾邊溝由此，成為了中國的“古拉格群島”。

　　中國政治運動的受害者、當事人、親歷者，無可挽回地一茬又一茬陸續離開了世界：土改，鎮反，肅反，反右，大饑荒，四清，文革……甚至，最早的受害者的第二代、第三代也都凋零、老去。這是中國權力者最盼望、最期待的事！但是，證人走了，證詞還在，證據仍存。在他們留下的證詞和證據基礎上，後人一步一步深入的研究也不會停止。
　　今天我轉載電郵中收到的馬四維的文章《用反記憶抵抗遺忘》。標題中的“反記憶”一度讓孤陋寡聞的我困惑。但文章中做了解釋，我也在網上查證了，原來“反記憶”理論（counter-memory）出自福柯，有時也被譯為“對抗記憶理論”，是一種不同以往的歷史記錄方式，強調與官方記憶和官方歷史進行對抗，用不同的方式再現記憶中的事件。


　用反記憶抵抗遺忘：評和鳳鳴《經歷：我的1957年》

　　馬四維，中華書法評論，Jun 16, 2025

　　《經歷：我的1957年》（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年初版；2006年修訂版）

　　2025年6月4日，93歲的和鳳鳴離世。噩耗沿着電話、電郵與私密群組迅速擴散，穿過仍在守望反右記憶的學者、影人和倖存者的社群，將凌晨的靜夜擊出一道回聲。她的離去像一隻頑強的節拍器突然停擺——三十年來，那節拍器不知疲倦地敲擊着與官方史書相異的節律。《經歷：我的1957年》便是這股節律最凝鍊的化身：十年手寫，2001年付梓，它不僅記錄了毛時代最致命的“再教育”營——夾邊溝，更以道德勇氣撕開國家機器的遺忘結痂。從“反記憶”（counter-memory）視角看，和鳳鳴以個人之聲撬動宏大敘事，讓私語成為政治實踐，將抹平與緘默拖回公共辯場。九十年代開筆時，官方敘述宣稱反右早已“改正”。她以逐字痛史——列名批示人，清點每間工棚死者——拒絕國家遺忘邀請，實踐學者Charles Armstrong“反記憶”，以柔韌在檔案縫隙里阻滯遺忘。
　　全書的敘事骨架極簡：蘭州記者的青春、1957年的驟然墜落、1978年的遲到昭雪。但情感密度濃如壓縮餅乾。黃河堤畔的周末散步、編輯部的打趣、對“百花齊放”的天真信任，在數周內全數塌陷為審訊室的燈泡、批鬥場的高聲、悶熱車廂的饑渴以及夾邊溝夜裡的凍沙。二十年賤籍生涯結束時，文化大革命已在大地再度刻疤，她那天資卓絕的兒子也死於飢餓。高速壓縮的事實讓人無處遁形，個體履歷與宏大史觀的“線性進步”形成正面撞擊，反記憶鋒利地切入：它拒絕把災難納入“已經過去”的時間，反而讓讀者在當下重新承擔痛感。
　　能在世紀之交面世，本身就是出版史的險渡。2001年，敦煌文藝出版社首版問世；2006年再版時，錢理群寫下長序，盛讚她為“偉大的中國女人”。隨後輿論氣候驟冷，再版計劃被迫擱置，盜版PDF、影印本與香港版本卻在暗處繁殖，地下流通讓文本持續呼吸。王兵的紀錄片《和鳳鳴》（2007）用三小時靜攝把她的講述凝固在熒幕，影像與文字互為回聲，擴大了見證的聲場，也昭示反記憶可以在體制外自我複製、對抗刪檔。
　　反右運動標誌着毛澤東從有限寬鬆轉向全面圍剿。官方數字寫着“55萬”，獨立學者估逾200萬；荒漠深處，夾邊溝三千囚犯中兩千人餓殍。和鳳鳴雖未被羈押於此，丈夫卻死裡逃生（此話不確。應該說“丈夫卻難逃一死”。——老高注）。她把蘭州省報辦公室那些雞毛蒜皮的揭發與沙丘萬骨坑的遲緩慘劇縫在同一張帆布上，讓“日常怨隙”與“國家暴力”並置。福柯指出，權力滲透於毛細血管；和鳳鳴則用細節解剖這些血管——照片標註、稿件延期、會議座次，本是微塵，卻在惶恐的空氣里變成斷頭台。通過逐件追溯，她揭示了極權如何動員“小惡”完成“大惡”，也暴露了官方統計數字背後的呼吸與體溫。
　　如果說暴力的生成依賴麻木，那麼反記憶的力量就源自克制的書寫。和鳳鳴的句子簡短如賬簿，卻常在收束處投射詩性的光斑：月光擊落沙丘、凍高粱殼在齒間碎裂、松節油燈散出的微醺味道——感官碎屑讓讀者嗅到、觸到1957年的物質現場。她拒絕以文學修辭美化苦難，在語言的留白里讓鈍痛自行滲出。當官方話語將反右定義為“歷史錯誤，業已糾正”，她選擇點名批示者，逐居統計死者人數；這種“逐字痛史”正是對“編檔—封存—歸檔”機制的反向操作，使檔案無法在黑箱裡被靜默地歸檔。
　　與當代其它回憶反右文章不同，《經歷》幾近“反文學”。它沒有宏大理論，沒有戲劇化殉道，只有一位渴望收音機與平凡日子的普通婦人被捲入驟雨。把敘事焦點從名人挪向沉默多數，尤其是女性受難者，本身即是一種記憶政治：它打破精英化的右派譜系，將性別、階層、地域嵌入同一權力網，凸顯了“誰被記錄、誰被遺忘”這一本體問題。
　　文本之外，影像為沉默提供另一種聲音。王兵讓鏡頭靜止，留下咳嗽、啜水、暖氣管作響；觀眾的耐心被拉伸，也被迫在凝視中承擔沉默的倫理。影像的極簡與文字的節制像兩片音叉，在被刪改的年代裡共振，提示“看”與“聽”本身即具有政治負荷：每一次呼吸、每一次拿起水杯，都是對歷史的無聲質詢。
　　官方檔案封鎖，倖存者證詞遂成替代文獻。和鳳鳴在書內標註日期、工棚方位、病亡名單，後來者用衛星圖與口述史比對，從中拓印地理與身體的雙重坐標。民間檔案鏈由此生成，證明反記憶的另一重價值：它不只揭露權力，還填補史料空洞，迫使“國家記憶”面對自身漏洞。
　　書中“fanqiang”場景——囚徒夜半刮鍬霜舔舌——以近乎解剖的精確度刻畫飢餓。她列舉樹皮、鼠骨、用棉衣換來的腐薯，像普里莫·萊維在奧斯維辛的清單。兩段遠隔萬里的饑荒在文字裡相互凝視，壓迫的回聲盒被開啟：國家製造的飢餓從未局限於某種政體或某片沙漠，而是一種全球共享的煉獄經驗。
　　然而，煉獄經驗卻被國民刻意遺忘。“軟骨病”原是喉舌譏諷幹部缺乏精神鈣質，如今卻映射社會整體的道德鬆弛。和鳳鳴挺直脊梁，讓“缺鈣”之譏反射到更廣泛的怯懦：對新舊集中營視若無睹、轉發愛國口號卻迴避史實、以沉默換取課題經費的知識人。她的在場迫使讀者審視自己與權力的潛在共犯關係：反記憶不僅是對過去的抵抗，更是對當下軟骨症的診斷書。
　　從這個意義上看，她的證詞是代表軟骨症患者的申訴。雖然她的作品難免面對“代表性”質疑。和鳳鳴在回憶的縫隙插入獄友引言、官方電報副本，讓文本內部形成交叉檢驗的小型檔案館。多聲部的拼貼削弱了獨白的恣意，也避免把創傷神聖化。在福柯意義上，這是對知識與真理壟斷的挑戰：通過互證，個人記憶取得事實地位，而權力話語的單音軌被迫讓位給復調。平反三十餘年，她仍需點燈而眠，仍被高粱味喚醒噩夢。創傷的化學殘留瓦解了“改革凱歌”，提醒人們：政策翻案無法抹去身體儲存的毒素。若國家不肯銘記，便由嘔吐與失眠替代記憶——這是反記憶最終、也是最私人的堡壘。
　　《經歷》的時間線偶有跳躍、引語失考、對話重構顯得粗糲，卻恰因未經拋光而帶着“證物”質感。福柯說，反記憶不是博物館裡的完美展品，而是在裂縫中暴露權力缺口的碎片。粗糲因此成為誠實。
　　《經歷：我的1957年》得以長存，並非因史料與文學技巧無懈可擊，而是因為它“流血”。官話在紙面上崩解，個人悲痛壓垮了口號，戈壁的風仍吹動半掩白骨。讀者在呼吸間與作者並肩，對抗遺忘的熵增。和鳳鳴那根因苦難鈣化的脊梁，成為對偏愛營養標語卻缺乏道德鈣質時代的譴責。史料價值與倫理價值在此難分彼此：它為無聲死者復權，也召喚生者繼續說話。如今她的聲音已止，卻仍高過沉默——在那層迴響里，記憶已經永遠戰勝死亡。《經歷：我的1957年》撬開了未來緘默的嘴巴，喊出右派們經歷的苦難而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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