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毓華那次採訪中有關購買樓房的對話讓我們了解到特朗普人生觀的一個有深度的角落，在當時就引起過關注。在其他採訪中，通過一些一再重複的話題，我們可以看到他更完整的人生觀。本文就以這些採訪為基本素材對特朗普的人格和行事方式做一個大致勾畫


　　老高按：《波士頓書評》網站在2024年大選進入最後衝刺之際，組織了一組文章，分別出自郝志東、倪世傑、程映虹、朱與非、嚴家祺之手，編為一個專題：《唇槍舌劍：2024美國大選你如何看？》。編者說：“特別選取幾種有代表意義的觀點，呈現給讀者思考與討論：美國到底怎麼了？美國該何去何從？”
　　大選早已塵埃落定，勝負分明，但是如何看待二進白宮的川普和川普現象，爭論方興未艾，這些文章多數並沒有讓讀者感到過時。
　　這裡我選錄德拉瓦大學歷史系教授程映虹的文章《特朗普素描：與人斗其樂無窮》。中文世界一般人包括我，了解川普，多是從2015年開始，因為他那時決心逐鹿中原。在那之前，我看過他一些電視節目，對他那句“You are fired”記憶尤深，但除了知道他是一位雖未發財、卻總能絕處逢生的地產商，了解甚少。而程映虹這篇文章，將我對川普性格形成、思想演變過程的了解，往前推溯了三四十年，實在讀來很有興味。

　　程映虹教授我此前專門介紹過，中英文著作等身，網上可以檢索到他大量文章，此處不贅。這篇文章他何時寫就，《波士頓書評》網站並未註明。我讀來感覺不是近年的，可能是2016年即川普首次競選之際寫的。談的都是已經發生過的、進入歷史範疇的內容，可以供我們更全面客觀、更具縱深感地了解川普，更有把握地從他的過去推測他的未來。
　　《波士頓書評》這個專題的鏈接如下，有對其他學者的文章感興趣的朋友，不妨移步前往。
　　https://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p/2024-4af


　　特朗普素描：與人斗其樂無窮

　　程映虹，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Oct 27, 2024


　　1990年的某一天，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華裔主持人宗毓華在特朗普位於紐約鬧市區的寫字樓採訪他。當話題轉到“你對生活有何不滿足”時，宗毓華的畫外音是“特朗普不會有滿足感，除非看到下一筆交易”。此時，特朗普和宗毓華走到落地窗前，特朗普指着不遠處一座美輪美奐的巨大樓房說自己已經把它買下了。宗問他：“你為什麼要買它？”特朗普說：“一想到它在別人手裡我就禁不住要發狂。”宗連連追問：“為什麼？”特朗普說：“你想一想，我每天都要看見它。它在別人手裡，這個感覺太糟糕。這難道不是太糟糕的感覺嗎？你每天走進自己的辦公室，窗外最漂亮的樓房是別人擁有的，我感到對不起自己。所以我要買它。”宗故意問：“我也整天看着它，我怎麼沒有這個感覺呢？”特朗普說：“我們的心態不同。”宗又說：那麼假如外面是舊金山灣的跨海大橋，你也會有這樣的感覺嗎？特朗普說那當然不會。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三十出頭的紐約地產商特朗普就成為美國媒體關注的對象。自那時起他接受過難以計數的訪談。宗毓華的那次，是他最不滿意的。他後來在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另外一個女記者的訪談中把宗毓華說成是輕浮淺薄的小女孩，問的都是愚蠢的問題，那次採訪簡直是“disaster”(災難)，他不明白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為什麼花錢雇她。他說自己原來一直認為媒體是值得信任的，但後來改變了看法，舉的事例就是宗毓華的那次採訪。
　　把宗毓華那次採訪和特朗普經歷的很多採訪相比，宗的挑戰性非常明顯，別人暗示的意思她卻直白地點出來。例如她說公共輿論都認為特朗普沒有對社會做足夠的人道慈善回饋，特朗普說自己做了。宗要他舉例，特朗普舉了個建造老年福利公寓的事例，宗說那是很久以前了。接下來宗問他的人生觀，怎樣看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沒有和某一個人的交往特別讓他高興這樣的經歷等等。當時特朗普已經很不愉快了，他說有很多人不信任自己，可能也包括你。文章開頭那一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從特朗普談論自己購買那棟大樓的語氣神態來看，很有可能是他故意對宗毓華的一種炫耀和反諷。但這恰恰讓宗毓華取得了採訪的最佳效果，讓觀眾看到特朗普的真情流露。特朗普的這番話讓我想起了塞西爾·羅德斯，英國南非殖民地的開拓者和南非金礦的擁有者，十九世紀末世界級的富豪。他有一次誇張地說：每當看到夜晚頭頂上閃爍的星星時，我不可能到那裡去將它們征服的想法就會讓我發狂。
　　像特朗普這一類地產商，又經營大量高爾夫球場再加賭場，和靠製造業和高科技創新致富的企業家相比，在美國企業家精神的光譜中位於末端，公共輿論難免視為跡近投機冒險和法外經營，其負面形象幾乎是被註定的。一些採訪中他甚至被用質疑的口吻追問有沒有正常的人際關係和宗教信仰，有沒有想過靈魂的歸宿。媒體對這樣富可敵國的成功人士不應該再從正面施予公共資源，而是多給批評性的關注，這是社會輿論環境健康的表現，至少在那個時候不是什麼“左媒”的抹黑。特朗普本能地覺得媒體都來者不善，但又要依靠輿情的聚光燈擴大影響，打造公共形象。他和美國主流媒體的關係就是這樣相互的愛恨交集，但其個性和觀點很大程度上還是通過全國性的電視節目得到了傳播。
　　宗毓華那次採訪中有關購買樓房的對話讓我們了解到特朗普人生觀的一個有深度的角落，在當時就引起過關注。在其他採訪中，通過一些一再重複的話題，我們可以看到他更完整的人生觀。本文就以這些採訪為基本素材對特朗普的人格和行事方式做一個大致的勾畫。

　　1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鬥爭

　　在很多次採訪中，特朗普都會面臨“對你這樣的人來說，生活中什麼最重要？”這樣的問題，他給出的答案都大同小異。1992年，美國公共廣播電台（PBS）的著名主持人查理·羅斯（Charlie Rose）在一個非常正式的六十分鐘人物採訪中最後問了這個問題。當時特朗普正經歷過一次事業和生活的逆境。特朗普說：“我想最重要的是我經受考驗生存下來的那種方式，那種讓我在激烈淘汰的環境下生存下來的方式。”他說很多人在那樣的考驗和環境下都敗陣了，“很多厲害的、聰明的傢伙都放棄了。他們就是放棄了。所以我想，我能生存下來，這本身就對我非常重要。”很多時候，當他被告上法庭、捲入糾紛、深陷醜聞甚至面臨局部破產時，特朗普說，“別人都覺得我這次肯定不行了，但我就是挺了下來。”
　　儘管在他人眼裡特朗普已經是生存鬥爭中令人羨慕的贏家，但他本人始終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和鬥爭意識，他在採訪中說常常有一覺醒來經濟崩潰世界末日來臨的焦慮。通常商業世界中的“競爭”一詞用在他身上並不確切。他的世界觀可以說是生命不息鬥爭不已，鬥爭讓他感到滿足。與強大的競爭對手斗，與各地政府的規章制度和行政官僚斗，與各種對抗商業利益的社會團體斗，與形形色色妨礙他地產擴張的大小業主斗，與曾經的夥伴和下屬、後來的背叛者斗，鬥爭的戰場從談判桌到賭場和法庭（據《今日美國報》報道，在過去的三十年中特朗普作為被告和原告一共捲入了4000多起訴訟案），而最重要的是與始終變幻莫測的市場斗。鬥爭成了他的常態和生存方式。雖然歷經艱辛和艱險，但多數鬥爭中他最終都倖存了下來。這個過程不但令他感到其樂無窮，而且滋生和助長了那種“不信邪”的信念。
　　他眼裡只有兩種人：不是winner（贏家）就是loser（輸家）。生意場上的勝負不但標誌事業的成敗，而且也被賦予了價值意義。“Loser” 成了他不但對於任何對手，甚至也包括與他完全無關只是被他看不起的人和事的蔑稱和誇張用語，從商業到政治和私人生活。他勝選前有媒體就他在公開場合使用loser指稱他人做過粗略的統計，約有170多人次。這些人中有商業對手、政界大佬、媒體人士和文藝體育明星，還有他曾經的競選顧問。無論是誰，只要他不喜歡或是不滿意，開口就是loser，甚至是total loser（徹底的輸家）。這些“loser”幹的事都是“disaster”，或者是“total disaster”（徹底的災難），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與自己競爭失敗的一系列商業對手、阻撓自己項目的政府官員、自己曾經資助過後來對之失望的球隊到今天奧巴馬的醫改計劃。

　　2 美國三十年前就是國際貿易的輸家

　　“輸家”和“贏家”也是他評價美國與世界之關係的概念。1987年他在紐約一家報紙上刊登致美國人民的公開信，批評美國政府扶植盟國的經濟政策使得日本、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國家的普通人都成為富翁，這些國家“totally take advantage of America”(完全就在占美國的便宜)，而很多美國人卻過着入不敷出的生活。美國領導人使自己國家成為被它的盟國暗地嘲笑的對象。
　　1988年11月，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脫口秀主持人大衛·萊特曼（David Letterman）邀請特朗普作為節目嘉賓。當時正值美國經濟滑坡和老布什當選總統。萊特曼問，照他看來美國經濟會不會崩盤？他說完全可能，美國經濟充滿危險的變數，而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過得不錯，他們過得不錯完全是因為他們占美國的便宜。美國成了這場貿易遊戲中的loser。他說日本就是如此，日本人在美國傾銷汽車和家用電器，但卻對美國商品和投資設置種種障礙，所謂自由貿易完全是單方面的。中東很多國家也是如此，他們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技術和投資，卻高價向美國出口石油。他說美國每年因為這種不公平的貿易損失兩千億美元，這兩千億美元如果用在本國可以干很多事。
　　有關特朗普的一個錯覺是認為他指出了後冷戰和全球化時代美國的困境，以此贏得了大眾支持。實際上他從80年代就這麼說了：我們的政治家很多是傻瓜，是loser，他們讓全世界都來討美國的便宜，自由貿易是單方面的，美國的盟國一面充分利用我們的善意一面暗暗笑話我們的愚蠢和顢頇，就在世界上其他人的生活越過越好時美國普通老百姓卻每況愈下，簡直是terrible（極其糟糕），美國每年起碼損失兩千億美元（這個數字不知他是從那裡得出來的，多年未變過）等等等等。

　　3 從昔日迴避蘇聯到今日的親俄

　　看他在80年代的採訪中談到國際形勢時，人們根本感覺不到那是在冷戰時期，美國對盟國的經濟關係必須從美國全球戰略的角度來評價，美國的虧和賺也不是光用美元能衡量的。實際上，明了冷戰過程的人恐怕都會同意，離開了美國在世界各地經濟上的巨大付出，蘇聯集團的瓦解是絕不可能的，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更是如此。特朗普說：我不提美國的敵人，敵人是敵人，你和敵人很難談判，我說的是我們的盟友，是他們在討我們的便宜。“我不提美國的敵人，敵人是敵人”——就這一句話，他輕輕巧巧就把自己從複雜的國際政治現實中解脫出來，進入他自己創造的國際政治現實，使用他自己的政治術語。在這個政治現實中只有貿易不平衡，在這樣的政治術語中只有如何讓盟國一起付賬。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冷戰時期，特朗普從來沒有（至少在那些重要的媒體亮相中）在談及有關美國與世界的關係時提到過蘇聯，就像他現在不把俄國視為西方世界的威脅一樣。在他看來支配美國與世界關係的就應該是真正的自由貿易，美國應該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充分利用這個體系。從這個角度來看，成問題的不是蘇聯，而恰恰是美國的盟友。被最保守的里根總統視為邪惡帝國、與美國勢不兩立的蘇聯，完全在他的視野之外。他一方面說和敵人很難談判，但另一方面，1985年他在紐約刊登的一幅政治廣告中又說他相信以自己在商界百戰百勝的談判技巧，他可以和蘇聯就裁減核武器達成協議。
　　人們盡可以把這些自相矛盾的話視為吸引眼球的離譜言論，但回想起來，他今天的親俄姿態，包括俄國情報部門在大選中助他的一臂之力，似乎其來有自，早有不祥的歷史預兆。

　　4 參選總統決不能輸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在三、四十年前，狼還不知在什麼地方的時候，特朗普就對美國人高喊“狼來了”。現在狼終於來了。這並不能說明特朗普是先知先覺，而不過是在他自己的世界觀下對社會現實一以貫之的成見。前面說過，他不是靠製造業和高科技起家的，作為一個地產投機商人，他的本行就意味着始終要面對巨大的風險和莫測的未來，他對美國社會四十年來一直存在的危機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自己特定的事業選擇和人生道路帶來的心理壓力，人們卻誤以為那完全表達了他一直以來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
　　特朗普最終走上從政之路，是這種人生觀和世界觀的結果。他經常悲觀地預言美國經濟，批評當政者把美國變成loser。所以，很多採訪者都問他將來是否會參加總統競選。1988年萊特曼的採訪中，他說美國經濟很可能崩盤，萊特曼問那麼你本人有沒有可能在這場經濟災難中生存下來？他說相信自己有這個可能。萊特曼又問你將來會競選總統嗎？特朗普先是否定，後來在萊特曼的催問下做了很含蓄又很符合他個性的答覆：“我不知道你是否願意看到美國變成贏家——你願意看到美國變成贏家嗎？”
　　同年在著名的奧芙拉脫口秀中，他回應主持人奧芙拉的提問。奧芙拉說你不久前在報紙上刊登大幅廣告批評美國對外政策，那麼照你看應該怎麼做？特朗普說必須讓盟國分擔費用，美國已經負債纍纍，不能再承受每年兩千億美元的外貿赤字，同時讓日本在美國傾銷，讓科威特普通人都生活得像國王。奧芙拉再問他將來是否會參與競選，他說自己基本不想，但如果美國的狀況確實糟到讓他看不下去的地步，他不排除這個可能性。當奧芙拉再次追問這個可能性時，他說“我還不知道。但告訴你，要是我參選，我可不會作輸的打算。我生活從來不是為了輸。如果有那麼一天，我想我一定會贏的。我不能擔保其他的，但我可以擔保讓那些已經占了我們二十五年便宜的國家付我們大筆鈔票。”他提到“二十五年”，也就是說他認為美國從六十年代初就走上了“邪路”，而當時正是美蘇冷戰因為古巴導彈危機而激化，美國亟需盟國的時候。

　　5 人生就是爭輸贏，無關理念

　　人生就是非贏即輸的鬥爭，一場零和遊戲，從商場到政界都是如此，這就是特朗普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從冷戰到全球化的四十年中，特朗普對公共問題的討論極少甚至從未涉及價值觀、道德觀和抽象理念，基本就是以成敗勝負論人生和國家。在他看來機會和談判永遠重於原則和立場，衡量得失的唯一標準是以美元計算的收益和虧損，世界和美國的關係就是前者從後者手裡騙去了幾千億美元。他頭腦中基本沒有國際關係和國家利益的複雜概念，更沒有美國作為大國的擔當。
　　他對他人的看法也與此相關：不和自己在一起的以贏家和輸家來評價，和自己在一起的以是否對自己忠誠以保證自己是贏家來衡量。1992年在查理·羅斯的那次採訪中，他深思着說自己有時很想做個loser，以此來測量究竟誰真正對自己赤膽忠心。在他勝選前後的公開場合中，他對別人的介紹和評價基本都是圍繞着和自己關係的遠近，與其說是在讚揚別人，不如說是把所有這些人放在以自己為基點的坐標軸上。某人“great”，是因為他/她幫了自己大忙。
　　當選總統後，在參加美國黑人歷史月的紀念會上，特朗普不但連官樣文章都不願意做，迴避在這個特定場合下應該出現的“自由”、“平等”、“廢奴”、“反種族歧視”這些關鍵詞，把廢奴鬥爭中的黑人英雄含含糊糊地說成是“取得偉大成就的個人”聽上去像是人生鬥爭的贏家，而且花了很多時間介紹來賓，讚賞他們對自己勝選的貢獻，幾乎把黑人歷史紀念會變成自己勝選的慶祝會。

　　6 反精英親平民姿態的背後

　　有關特朗普的神話之一是他反建制和精英，和平民大眾倒是很親近。從現象上看確實如此。1988年他作為紐約的商界名人接受正在參選的布什家族的邀請，前往布什家族在緬因州的老家莊園參加名人聚會。記者採訪時問他和美國政經界精英的關係如何，他說基本沒什麼關係，他們不喜歡我，因為他們把我看成競爭對手。他接着說，我倒是和紐約的出租汽車司機很親近，我和他們話很多。
　　當特朗普說這話的時候，美國政界可以說根本沒人視他為對手，甚至到了2015年他成為共和黨總統競選人時還有很多大佬視他為笑料。因此，與其說是別人出於競爭心理而忌諱他，不如說是他基於競爭就是生活本質的眼光來看待與精英的關係，而下層民眾或者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不是自己的競爭對手，所以相處就輕鬆自然得多。這種人際關係現象，在二十世紀的獨裁者中屢見不鮮：他們對自己的同儕不但保持距離而且嚴加防備，對下層民眾和那些完全不可能威脅自己的知名人士反倒親切有加。越過精英和建制直接和下層民眾交流是這些人為自己打造的公共形象，以此動員下層民眾更是他們重要的政治資源。

　　7 最早的拆房——有錢人的任性

　　1980年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對他的採訪是現在可以看到的特朗普最早的一次媒體亮相，當時他只有33歲，但已經在紐約房地產界聲譽鵲起，那年他買下了紐約市中心一大塊地皮並在上面拆舊建新，但卻引起了社會爭議。在那塊地段上有些歷史悠久的老房子，外面有一些十幾英尺高的塑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提出應該保留它們，但特朗普將它們全部推倒。
　　面對記者的提問，特朗普是這樣解釋他的決定的：我們買下了那塊地皮，我們有項目要建，我們確實必須拆毀那些建築，有很多人抗議和反對，要保留這些建築，但這些建築其實沒太大藝術價值，我們就把它們都拆了。拆了以後反對的聲音就不那麼響了，現在大家都覺得這樣很好。記者又問：拆了房子，那外面的塑像為什麼也不保留呢？特朗普說那些塑像很危險，朝房屋一面倒還不要緊，萬一朝人行道一面倒會傷人的。
　　換一個地產商在這樣的場合或許會把這段話倒過來說：我們做了很多研究，找了專家做了評估，這些房子並不真的那麼有價值，權衡下來還是拆掉了，我們還是很尊重那些要保留它們的人的意見的。而特朗普上來就說那塊地皮已經是我的了，我已經做了決定了，這些房子必須拆掉，然後再來說房子其實沒有多大價值。看似不同的說話方式和順序，表達的卻是對社會輿論的不同態度和對那些老建築究竟有無價值的關心。至於拆毀塑像的理由，聽上去就勉強，因為如果真要維護塑像，辦法多得很。
　　這個問答相當程度上體現了特朗普專斷的個性、對文化價值的輕視和藐視輿論的行事方式。用今天中國流行的話來說，是典型的有錢人的任性。特朗普就任後短短一兩周，聯邦政府已經擬議要大大削減對人文社科和藝術的資助，這完全符合特朗普的個性和喜好。

　　8 “斗”是特朗普主義最可預測的因素

　　特朗普現象引起了世界範圍內對“特朗普主義”的熱議，人們都在預測他的“新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會實現他選舉中的諾言或者大話，地位和身份的改變又會對他產生多大的制約，或者恰好相反，這種改變會更助長他的自信從而讓他在行使權力時更任性。
　　至今為止，特朗普主義還是美國主流政治中的異端，是一個表面上充滿矛盾的複合體。例如根據他的言論和獲得的相當一部分大眾支持，可以說他是 populist（民粹主義的），但根據他本人的背景和內閣成員的任命，也可以說他是 plutocratic （財閥主義的）甚至是 crony capitalistic（裙帶資本主義的）。
　　如果說基於各種因素的制約，特朗普很多國內外政策還有待於觀察的話，特朗普現象或者特朗普主義中的一個核心成分是恆定的，可以預測的，這就是被他的世界觀和個性所決定的行事方式。簡而言之，就是一個“斗”字。雖然國家領導人的世界觀和個性都會多多少少反映在他們的施政中，但大概無人能否認，在這一方面，特朗普是最突出和讓人擔心的。
　　甚至可以這麼說，特朗普的個人意志和行事方式與美國制度、慣例和主流文化之間的不和甚至衝突，以及特朗普政府和美國傳統盟國的關係的莫測，將是特朗普政府最可預期的前景，與此相比他的具體政策走向都是次要的。
　　認識特朗普主義的第一個層面是用他通俗語言表達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即視生存鬥爭為第一要務、以輸贏論人生和政治的世界觀。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在他獲得普利策獎的名作《美國生活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Life）中指出，社會達爾文主義雖然在英國產生，流行於歐洲，但卻受到了宗教性更強的美國社會的歡迎（雖然按理說宗教性更強的社會應該會排斥達爾文主義），在美國有更多的信徒。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美國傳播時，正值內戰後美國的社會思潮在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改革思想和平等主義（集中表現在反奴隸制）後向保守主義的回歸，這一點和當今的美國有些類似。霍夫斯塔德說，當時美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最大的特點就是基於進化論的自然選擇和淘汰的邏輯對任何感性的理念的傳統的事物的公然拒絕。看來特朗普對任何正面價值的迴避，就繼承了這一點。
　　霍夫斯塔德的分析對我們認識美國社會的兩面性很有參考價值。美國社會強烈的道德理想主義和普世宗教情懷舉世無出其右，在它們影響下的美國國策和普通的美國人的行動深刻影響了二十世紀世界歷史。但美國同樣是個人主義的天堂，推崇個人成功，重視個人利益。此外，美國奴隸制度發展和延續的程度以及後來的種族隔離也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必須正視美國社會的這些矛盾，把這些矛盾視為人類本身的局限性，既不把這個國家陰謀化、妖魔化，也不要把它理想化、神聖化。
　　認識特朗普現象的第二個層面是他的個性和他的世界觀之間的密切關聯。他一方面視自己為生存鬥爭的倖存者和成功者，隨着商業的成功其個性越來越自負，使得他最終決定參與競選總統、成為人生最大贏家。但另一方面，生存鬥爭的世界觀又使他一直在強烈的不安全感下生活，始終不能擺脫危機感。極端的自負和極端的不安全感，使得他的競選語言帶有一種濃厚的宿命和天啟的色彩，自己成了彌賽亞——“我是唯一能拯救美國的人”（I am the only one who can fix the problem）——這是他競選過程中包打天下、允諾把整個美國和那些未得利益者或者喪失利益者從loser 變成winner的一句話。他的所謂“大嘴”不是一種誇張的語言風格，而是實實在在地表現了他是如何看待自己與他人和這個世界的關係。
　　建立在極度的自戀、自大和自負之上的唯我獨尊的人格，不能再從商業成功中獲得滿足；對財富的追求，對聲望的追求，最後導向對政治權力的追求。這樣一種動力下的追求從一開始就意味着它難以接受既定的政治文化甚至制度規範的約束，導致對輿論、制度和傳統的藐視。它超出了一般政治家都具有的鮮明個性和人生追求的範圍，甚至超出了所謂“政治強人”的概念，是一種在商業社會中產生的現代社會極權型領袖人格，很接近二十世紀一些被美國主流政治視為專制獨裁者的外國政治家。
　　很多人津津樂道的所謂“挑戰建制和精英”，在特朗普現象中更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它是從外部對民主制度的侵蝕，而不是民主制度內部的制衡和調節。即使它不能達到顛覆這個制度的程度，但起碼可能造成對這個制度嚴重破壞性的後果。特朗普就任一個月，行政當局匆忙出台的強硬的反移民政策就遭到聯邦巡迴法庭的否決。而特朗普毫無妥協和迂迴地採取了對着幹的姿態，不但像他以往那樣對訴訟對手揚言“法庭上見”，而且稱聯邦法官為“所謂的法官”，其言行不但完全不像一個理解和尊重美國制度、以國家大局為重的領導人，甚至缺乏基本的修養和教養，似乎還生活在那個可以無視公共形象的地產商人的世界中。
　　這樣一個“斗”字當頭的人一入主白宮，就把輸家和贏家的心態和作風帶入美國制度內部的複雜運作，引起了一場其後果有可能產生憲政危機的政治分裂，這無論對美國和世界都絕非福音。
　　二十世紀人類歷史的教訓之一就是手中握有大權的統治者的專橫和一意孤行對國家命運的決定性影響。這個歷史會在美國這樣一個國家重演嗎？一方面，美國的制度設計固然防止了這種現象的出現，美國根深蒂固的獨立於政治權力的公民社會也仍然健康有力；但另一方面，美國社會的危機和分化是顯而易見的，民主制度下黨派政治的畸形發展和鬥爭的激化也已經危及這個制度本身；尤其重要的是大量普通選民對二十世紀在其他一些國家出現的那種政治現象基本沒有免疫力，作為選民，他們在社會危機下能否做出超越個人利害關係的理性的選擇，是一個非常令人擔心的未知數。
　　重溫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的兩句話此刻非常有意義。第一句是“真相比虛構更離奇。”對很多人來說特朗普的當選就是如此，看似不可能的結果就是發生了。對此我們要有更多的心理準備，美國的制度可能並不是像很多人以為的那樣像保險箱那麼牢固。第二句是：“歷史不會重演，但其主旋律會周期性出現。”這裡的歷史，指的就是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很可能正在經歷世界歷史的一個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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