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並未終結，反而令民主國家內部左右雙方“撕裂”更甚；同時，民主和專制的體制之爭，也大有從冷戰轉變為熱戰之勢，使得冷戰後對民主化的樂觀預期，變成了“拯救民主”的驚呼。我們應該擁有自己的問題意識，而不是照搬西方前人的問題意識
老高按：川普上任時宣布，美國迎來了“黃金時代”！有些朋友一頭扎進“黃金時代”沉浸式體驗；也有人孜孜不倦地深思熟慮、旁徵博引，試圖解讀這個“黃金時代”之謎。一段時間以來，讀了不少從各個角度嘗試抓住癥結、拎出要害的“解謎文章”，自己認為有一定參考價值、至少能幫助我打開腦洞的，也轉發到博客上，與大家分享。今天轉發秦暉新著《拯救民主》的序言，也是出於這一動機。這篇序言相當短，但對理解當下的亂世緣由，頗具功力，扯出了一個解開亂麻的線頭。
記得前一段時間聽秦暉談俄烏戰爭的演講《從最高綱領主義到綏靖主義》，他談到西方國家在不牽涉自己切身利益時，秉持“最高綱領主義”，一切都用高大上的絕對化的理念信條來套，對他人一點不肯降低標準；一旦對方威脅到自己切身利益時，又一變改為秉持“綏靖主義”，處處遷就、縱容，甚至美化、合理化對方的狼子野心和自己的懦弱無能。
他指出的這種問題，有網友不盡準確地簡稱為“苛求君子放縱小人”“苛求善輩放縱惡人”。在本文中，秦暉也涉及這個話題，指出這促成了亂局的惡化。
秦暉：《拯救民主》序言
秦暉，閱讀曉芒 2025年4月1日
2025年2月由去中心化出版機構SilentBerry出版，點圖獲取電子版
蘇聯解體後，弗朗西斯·福山寫過《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認為民主化就此勢不可擋。然而三十多年過去了，現實卻令似乎所有人都大跌眼鏡。
一則，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民主社會反倒在與“低人權優勢”的競爭中亂象叢生，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放棄自由貿易之右派如特朗普者“去全球化”之激進，令一向反全球化的西方左派不知所措。隨着特朗普貿易高牆的建立，“昂納克寓言”也從寓言變成了現實。
二則，身份政治的興起，使得基於階級與經濟的傳統左右博弈，其內在博弈機制失調。所謂“身份政治”，指的是一種不容易改變的、比較凝固的狀態，包括種族、民族、宗教、性別，具有一種非理性和難以妥協的特徵；而“階級政治”中的階級，具有容易轉化且相互依存的特點。所謂容易轉化，即窮可以變富，富可以變窮；而所謂互相依存，即“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如果缺乏對方，就無法構成自身，這也就使得階級政治易於在民主的框架下，博弈妥協。民主政治一旦從階級轉變成了身份政治，少數永遠是少數，而多數永遠是多數，往往就不能通過代議政治來解決自身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產生，本身就與第一個問題密不可分。在全球化過程中，西方工人經濟處境的惡化，並不是因為國內政策的右轉，而是由於在全球分工中地位的下降。這種處境，使得傳統西方左派票倉轉向特朗普式的右翼。面對“窮白人”票倉的流失，西方左派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根本原因，反而越來越依賴於“身份政治”所獲得的票倉，從而進一步引起了“窮白人”的反彈，形成了難以克服的惡性循環。
最後，民主展現出來的脆弱，促進了專制的膨脹。對於轉型初期的傳統專制國家，民主國家的民眾和媒體表現出“最高綱領”特徵，一貫批評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不完美的“人權”問題，無論在俄國車臣戰爭、還是土耳其入歐、抑或在昂山素季事件中皆有表現。而當專制國家對轉型失望並重新擁抱專制，甚至對外擴張時，民主國家卻馬上轉入了“綏靖主義”。這種“綏靖主義”使得烏克蘭在俄烏戰爭中屢次錯失戰機，導致戰事持久未決，也進一步惡化了西方國家的經濟環境。從另一個維度，促成了第一個問題的惡化。
總之，歷史並未終結，反而令民主國家內部左右雙方“撕裂”更甚；同時，民主和專制的體制之爭，也大有從冷戰轉變為熱戰之勢，使得冷戰後對民主化的樂觀預期，變成了拉里·戴蒙德“拯救民主”的驚呼。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我們的確應該擁有自己的問題意識，而不是迷信西方的經典，照搬西方的問題意識。為解決我們的問題，也為解決全球化帶來的世界性的問題，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
本書是筆者20年來對全球化與中國——世界互動一系列問題的一些文章合集。本書也是筆者首次嘗試與新科技結合，在一個去中心化平台上發布新書。筆者與經營平台的朋友同意非專有式的共享版權。但筆者並非此種科技和平台的專家，也與平台或渠道的經營活動無關，僅僅與通常的出版物一樣，作為作者對本書的內容負責並享有相關權益，也希望這種新型出版方式能夠更有效地傳播本書的想法並更好地與讀者交流。🔶
（轉載自《拯救民主》，SilentBerry出版，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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