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下的社会撕裂、左右对立，让我们忧心忡忡，有人甚至认为末日将至，然而却既不是史无前例，更远远谈不上登峰造极：远的如南北战争且不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五十年代初、整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混乱、骚乱、动乱、暴乱，才真是骇人听闻！


　　老高按：当今美国政治的极化，引起许多人的严重关切。有哪些症状？怎么引起的？病灶何在、病根何在？应该如何诊治？无数难题困扰有识之士，解读，争论，辩驳，无日无之。人们的思考越来越向社会人心开掘，向全球范围扩展，向历史纵深延伸。
　　我虽不才，日趋老朽，也力图让自己活得稍明白一点（孔夫子不是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重读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社会实录》、霍姆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大部头历史记载，真是获益匪浅！例如：美国当下的社会撕裂、左右对立，让我们忧心忡忡，有人甚至认为大祸临头、末日将至，然而却既不是史无前例，更远远谈不上登峰造极：远了不说，美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五十年代初、整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的乱象——混乱、骚乱、动乱、暴乱，才真是骇人听闻、远甚今日！
　　阅读过程中查找相关信息，又发现一本中译本刚刚出版的书《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封面上一行小小的提示词：“从美国历史的深处，理解今日美国的政治”，大大吸引了我。这本书我还没弄到，但是该书出品方“铸刻文化”7月8日在公众号上发布了部分章节的摘录，我转载于下，与大家分享。
　　在这本书中，作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以美国右翼为例，但是正如作者自己反复说明，也正如出品方“铸刻文化”所特地注明的，“偏执狂风格”既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更不是右翼的专利——实际上，我自己、我的家族、我的故乡、我的祖国，所受荼毒，正是左派偏执狂们干的好事。
　　不论是哪个国家、持哪种观点，都要警惕自己、也要留神他人可能有的“偏执狂风格”。读一读此文，是有好处的。

　什么样一本书，能得到刘擎、刘苏里、刘瑜、钱满素、王希、许知远的联合推荐？

　　铸刻，铸刻文化 2025年7月8日

　　出品方“铸刻文化”自问自答：是《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随后进一步介绍说：
　　《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是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研究美国历史的杰作，堪称作者另一本书《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的姊妹篇。
　　在这本书中，他以美国右翼为例，剖析了一种他称之为“偏执狂风格”的政治思想与修辞——代表绝对恶的敌对势力正在实施惊天阴谋，意欲摧毁绝对的善，自己一方在这场二元对决中扮演着真理的化身，万不可妥协，因为失败意味着末日来临。受迫害感是偏执狂风格的核心，其代言人常具有阴谋家心态，并试图用末世论的语言来描述阴谋论的最终结果。人们都受困于历史，但偏执狂人士不仅受到现实世界的折磨，还被他的幻想所折磨。
　　但本书所谓的“偏执狂风格”，既不限于右派，也不限于美国，而是适用于各国的各种政治派系。作者研究的虽然是美国的历史，论旨却照亮了今天的现实。政治不仅为利益所左右，也深受人们对它的感知和理解的方式的影响。
　　虽然写于上世纪60年代，但对于理解美国政治传统中的非理性一面和当下日趋极化的政治，本书依然具有启示意义。正如推荐人刘瑜所说：“本书写于上世纪60年代，主题是美国历史上的右翼民粹主义，但如果把其中一些关键词抹去，它几乎就像是在分析当代美国。这大约就是经典的穿透力。”
　　以下是书中名篇的节选。

　　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节选）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译者：陶小路
　　上海三联书店 2025年7月4日出版


　　作者介绍：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
　　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20世纪中期美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1956年、1964年两次获得普利策奖非虚构作品奖。主要研究美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主要作品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1948）、《改革年代》（1955）、《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1963）及《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1964）等。

　　译者介绍：陶小路
　　社科译者，自由撰稿人，曾任《东方历史评论》编辑。译著有《事实改变之后》《日瓦戈的孩子》。


　　1. 

　　虽然美国的政治生活很少受到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但那种异常——愤怒的群体却反复出现。今天，这一点在极右翼群体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在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1964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候选人）运动中，我们看到了少数人的仇恨和激情可以产生多么大的政治影响力。此类运动的背后是一种有着悠久且纷繁历史的思想风格——不一定都与右翼联系在一起——我称它为“偏执狂风格”（paranoid style）。我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没有其他词能充分传达出我想表达的含义：那种有着极端夸张、多疑和阴谋论幻想的特点的思想风格。我并非在临床意义上使用“偏执狂风格”这个词，而是为其他目的借用了这个临床术语。我既没有能力，也不想把过去或现在的任何人物诊断为精神病人。事实上，如果将偏执狂风格这个概念仅仅用在心智严重紊乱者身上，那这个概念也就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或历史价值。正是由于精神基本上正常的人会去使用偏执狂式的表达，这一现象才有了重要意义。
　　我在谈到偏执狂风格这个术语的时候，和一个艺术史家谈到巴洛克或矫饰主义风格时并无多少差异。它首先是一种看待世界和表达自我的方式。韦氏词典将作为一种临床表现的偏执狂（paranoia）定义为一种慢性精神障碍，其特点是对受迫害和自身崇高的系统性妄想。以我之见，受迫害感是偏执狂风格的核心，它借助宏大的阴谋论得到系统性的表达。但是，政治上的偏执狂代言人和临床上的偏执狂之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尽管他们都好用狂热、多疑、极有攻击性、宏大以及末日妄想式的表达，但临床上的偏执狂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和阴谋的世界，自己是唯一的受害者；而政治上的偏狂执代言人则认为阴谋所针对的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随之受到影响的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而是还有千百万人。他通常不把自己看作是某个阴谋唯一的受害者 ，就此意义而言，他更理性、更无私。他认为自己的政治激情是无私的，是爱国的，这种意识极大地强化了他的正义感和道德义愤。
　　当然，“偏执狂风格”这个词是贬义的，它也应该是贬义色彩；这种风格更多地出现在人们鼓吹某些糟糕的主张之时。但是，没什么能防止人们以偏执狂风格去支持一个合理的方案或议题，不能因为我们觉得在一个论点的表述中听到了典型的偏执狂论调，便直接判断此论点的优劣。风格与人们相信和鼓吹某些观念的方式有关，与其真假无关。
　　来看几个简单、相对没有争议的例子，便可弄清楚区别在哪里。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不久，一项主要由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托马斯·E.多德提出的法案受到了广泛关注，该法案的目的在于让联邦收紧对邮购枪支的控制。在随后就该法案举行的若干场听证会期间，有三个人从亚利桑那州的巴格达驱车2500英里到华盛顿表达自己的反对立场。不管人们觉得反对多德法案的论点多么没有说服力，它们都还属于传统政治论说的范围，但其中一人所发表的反对观点则可能被视作典型的偏执狂风格表达。他坚持认为该法案的提出是“颠覆势力又一次企图将我们变成世界社会主义政府的一部分”，它可能会“制造混乱”，帮助“我们的敌人”夺取政权。
　　同样，众所周知，反对城市供水氟化的运动吸引了各类怪人，特别是那些对中毒有强烈恐惧的人。科学家们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候发现确凿的证据，证明饮用水氟化总的来说是有害的，这个发现也意味着反氟化主义者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同时，很难证实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的带有典型偏执狂风格的论点：他们指控城市供水氟化是打着公共卫生的幌子推进社会主义，或者通过在供水中添加化学物质搞坏民众大脑，以便人们更容易受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阴谋的影响。
　　因此，扭曲的风格可能是一个信号，它提醒我们，判断可能是扭曲的，就像在艺术中，丑陋的风格提醒人们，品位存在根本缺陷。我感兴趣的是通过政治修辞来了解政治病理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关于偏执狂风格的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它代表着我们公共生活中一种古老且反复出现的表达方式，经常与某些可疑的不满情绪催生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即使被目的截然不同的人采用，其表达的内容却大致相同。我们的经验也表明，虽然它是以不同强度一波接着一波出现，但几乎无法消除它的存在。
　　在美国历史上，人们可以在诸如反共济会运动、本土主义和反天主教运动中发现这种思想风格。另外，还可以在某些认为美国受奴隶主阴谋左右的废奴主义代言人身上，在许多对摩门教感到忧心忡忡的作家身上，在炮制出“国际银行家大阴谋”的绿背党和平民党作者身上，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火制造商阴谋的揭露中，在流行的左翼报刊中，在当代美国右翼，在当下围绕种族问题进行争论的双方——白人公民委员会（White Citizen Councils）和黑人穆斯林——身上，都可以发现这种思想风格。
　　我选择美国历史来说明这种偏执狂风格，只是因为我恰好是美国人，于我很是便利。但这种现象并不限于美国经验，也不限于我们的同时代人。在整个现代史上，许多国家都流传过某个群体制造惊天大阴谋的故事，可能是耶稣会士或共济会、国际资本家、国际犹太人或共产主义者，因时因地而异。只要想想肯尼迪总统被暗杀在欧洲引发的反应，就知道并非只有美国人才有偏执狂风格即兴创作的天赋。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历史上，偏执狂风格大获全胜的一次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德国。它是法西斯主义和受挫的民族主义的常见成分，尽管它也吸引了许多不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人，而且左翼报刊经常能看到偏执狂风格的表达。斯大林时期著名的“大清洗”审判据说以司法形式进行，其审判过程则是偏执狂式的。在美国，它一直是少数派运动更偏爱的风格。当然，我们历史的某些特点使偏执狂风格在美国比许多西方国家有更大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不过，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做这样的比较，而只是要证实这种风格的存在，对其在历史上的反复出现做出说明。

　　2. 

　　总结一下偏执狂风格的基本要素。其中心意象是一个巨大而险恶的阴谋，它有庞大而又精巧的影响机制，目的是要破坏、摧毁一种生活方式。也许有人会反对说，历史上的确发生过一些阴谋行动，注意到这些阴谋并不是偏执狂的表现。这说得没错。所有的政治行动都需要策略，许多策略性行动的效果都取决于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不为人所知，而任何秘密行动都可能会被描述为阴谋行动——虽然这样的描述有些夸张。
　　偏执狂风格的差异之处在于，它的拥护者并非发现了历史上这里或者那里发生的阴谋，而是把一个“巨大的”或者“庞大的”阴谋视为历史事件的推动力。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阴谋，由几乎具有超凡力量的恶势力发动，因而要击败它，不能靠政治上寻求折中妥协的通常方法，而是要依靠一场毫不妥协的十字军式的征战。偏执狂风格的代言人用末世论的语言描述这个阴谋的最终结果——他动不动就要谈到整个世界、整个政治秩序、整个人类价值体系的诞生和死亡。他总是在守卫文明。他总是活在某个转折点：要即刻组织起来抗击阴谋，否则就太晚了。时间永远是刚好快要不够了。偏执狂风格的末世论非常接近那种绝望的悲观主义，但通常也就只是接近，并不会成为悲观主义。末日警告能唤起激情，号召人们去战斗，人们产生的是在受到基督教类似主题影响时的反应。如果表达得当，这种警告能发挥的作用，会与复兴派布道中对罪的可怕后果所做的描述的作用相同：虽然描绘了即将发生的事情，但许多事情仍然可以避免。这些警告是一种世俗、恶魔版本的再临宗。
　　作为先驱者的偏执狂人士是一位斗志旺盛的领导者，他能在阴谋还没有被公众完全察觉之前就察觉到其存在。他并不像职业政治家那样，面对社会冲突时，认为需要做的是进行调解以及做出妥协。既然一直是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之间的冲突，那么，需要的品质不是愿意做出妥协，而是将斗争进行到底的意志。除了彻底的胜利，其他都不能接受。既然敌人被认为是完全邪恶、完全不能和解的，那么就必须将之彻底消灭——即使不能从世界上消灭，至少也要在偏执狂人士重视的作战区域将敌人消灭。这种对无条件胜利的要求，导致极其苛刻和不切实际的目标被制定出来，因为这些目标无法实现，失败就会不断加剧偏执狂人士的挫败感。即使目标部分得到实现，也会让他产生与起始相同的无力感，而这反过来只会让他更强烈地意识到敌人的强大和可怕。
　　敌人的形象被清晰地勾画出来：他是恶的完美化身，是没有道德的超人——阴险、无处不在、强大、残忍、追求情欲、热爱奢华。这个敌人不像我们其他人那样，困在历史规律之中疲于奔命，能够限制他的只是他的过去、他的欲望和他的缺陷。他是自由、主动、邪恶的行动者。他用其意志改变、乃至创造自己的历史规律，或者让历史进程偏离正常轨道，令其走向歧途。他挑起危机，引发银行挤兑，造成经济萧条，制造灾难，然后享受他制造的痛苦，并从中获利。偏执狂人士对历史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显然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决定性事件不被看作历史潮流的一部分，而是某个人的意志导致的后果。很多时候，这个敌人被认为掌握着一些特别强大的获取权力的工具：他控制着新闻界；他通过“操纵新闻”来引导公众的思想；他拥有无穷无尽的资金；他有影响人们观念的新秘诀（洗脑）；他有一种特殊的引诱技术（天主教的忏悔）；他对教育系统施加着愈发强大的压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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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执狂风格反复出现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敌对势力的叛变者被赋予特殊意义。反共济会运动有时似乎是前共济会成员创造的产物；他们所揭露的事情无疑被赋予了最高的重视和最无条件的信任。同样，反天主教运动利用出走的修女和叛教的神父；反摩门教者找来曾经在一夫多妻制中生活的女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们则是利用前共产党员。从某种程度上看，叛变者之所以会被赋予特殊权威，其源头是这些运动特有的对秘密的痴迷：叛变者是进入到敌人秘密世界的男人或女人，他或她揭露的真相可以彻底打消世人存在的疑虑，否则这个多疑的世界始终不会相信这些运动的主张。但我认为，叛变者还被赋予了更深的末世论意义：在善与恶的精神角力中——这也是偏执狂人士脑中世界斗争的原型——叛变者的存在证明了，不是只有从善倒向恶的情况。叛变者带来了救赎和胜利的承诺。
　　在当代的右翼运动中，前共产党人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他们从偏执狂左派迅速地转到偏执狂右派，虽然这个转变不无苦恼。同时，他们执着于摩尼教式二元论，而这种心理正是偏执狂左派和偏执狂右派的基础。这些共产主义权威让人想起古代那些从异教皈依基督教的人，据说他们皈依后并不会完全不信旧神，而是将这些旧神变作恶魔。

　　偏执狂风格的最后一个特点与我之前提到的那种迂腐有关。偏执狂人士写就的文本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恰恰是它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呈现方式的精心关注。不能因为这种政治风格所特有的幻想性结论，就认为它一定不是通过枚举事实来进行论证的。它极其具有幻想色彩的结论让它不懈地追寻“证据”，从而证明那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唯一可以相信的。当然，偏执狂人士也有高、中、低段位之分，如同任何政治立场一样，从中世纪开始的偏执狂运动就对业余知识分子有吸引力。但是，比较体面的偏执狂文本不仅从某些在非偏执狂人士看来合理的道德承诺出发，而且还小心翼翼、近乎痴狂地积累“证据”。
　　高段位偏执狂风格作品的典型程序是，从一些合乎情理的假定出发，精心积累事实（至少是看起来是事实），然后将这些事实编列成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某个阴谋的真实性。论证过程确保连贯——事实上，偏执狂人士的思考方式比真实世界要连贯得多，因为错误、失败或模棱两可是不容许存在的。这种思考方式如果不是完全理性的，至少可以说是有着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它相信自己面对的是具有无懈可击的理性以及彻底邪恶的敌人，试图让自己与据说是全知全能的敌人并驾齐驱，构架出一个解释所有事物、理解一切现实的理论。它在写作技术上务求“学院风格”。麦卡锡的96页的小册子《麦卡锡主义》 包含了不少于313个脚注，韦尔奇先生在他的《政客》里对艾森豪威尔发起了荒诞不经的攻击，书目和注释达到100页。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个右翼运动就是连绵不断的专家、研究小组、专著、脚注和书目。有时，右翼人士对学术深度和包容世界观的追求会产生惊人的结果：例如，韦尔奇先生指控说，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著作之所以流行，是费边主义者、“英国工党头目”和英美“自由主义机构”阴谋造成的结果，目的是要遮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更真实、更有启发性的作品。
　　偏执狂风格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在于缺乏可证实的事实（尽管出于对事实的狂热追求，偏执狂人士偶尔也会制造事实），而是在叙述事件的某个关键点上，总是会出现想象力的奇特飞跃。约翰·罗比森写的关于光明会的小册子遵循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重复的模式。他一页又一页地耐心记录着他所能搜集到的有关光明会历史的细节。然后，突然间，法国大革命发生了，光明会是幕后主使。他的小册子里缺少的不是关于该组织的确凿信息，少的是关于什么能引起革命的理智判断。对于那些认为偏执狂风格可信的人来说，其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偏执狂人士以极其仔细、认真并且看似连贯的方式对待细节，在于他们为了那些无比荒诞不经的结论，费尽心思地积累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的材料，还有他们为从不可否认的事实飞跃到不可置信的结论所做的精心准备。这些繁重工作有个奇特之处，那就是这种对事实证据的热情并没有像大多数学术交流那样，让偏执狂风格的发言人与他的群体之外的世界——尤其是那些怀疑他的观点的人——进行有效的双向交流。他对用自己的证据说服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几乎不抱希望。他为积累证据所做的努力，颇像是一种防御行为：他关闭了自己的“接收系统”，不去关注那些不能强化他的想法的干扰因素。他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证据；他不需要接收信息，只需要向外传递信息。
　　考虑到我引用了大量美国的例子，我想再次强调，偏执狂风格是一种国际现象。它也不限于现代。诺曼·科恩（Norman Cohn）在他那本杰出的作品《追寻千年至福》（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中研究11世纪到16世纪欧洲一些信奉千年至福的派别，他发现的这种持久存在的情结与我在本文关注的主题非常相似——沉溺于某些事物、好幻想的风格。“自大狂地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民，是至善的，自己受到了严重迫害，但又确信自己将获得最终胜利；认为对手拥有巨大的、恶魔般的力量；拒绝接受人类生活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不完美，比如无常、分歧、冲突、出错——无论是智力上还是道德上的。痴迷于永不会出错的预言……系统化的、粗暴且怪诞的曲解……以及决绝地要朝着一个目标进发，而这个目标本质上无法实现——一个无法在任何实际的时间或具体情况实现的、彻底和最终的解决方案，只能在永恒和自闭的幻觉中实现。”
　　偏执狂风格在漫长时段、不同地方反复出现，表明人口中有着相当数量的少数群体可能始终会抱着这样的心态，以偏执狂的眼光看待世界。但是，采用偏执狂风格的运动并非持续存在，而是不定期地一波一波出现，这个事实表明，偏执狂风格会被调用，往往是在涉及终极价值体系的社会冲突中；这种社会冲突带入政治行动中的是恐惧和仇恨，而非可以进行谈判的利益之争。灾难或对灾难的恐惧最容易催生偏执狂言辞。
　　在美国的经验中，种族和宗教冲突往往会危及整个价值体系，显然是好斗和多疑者集中发力的领域，但在其他地方，阶级冲突也会调动这种能量。偏执狂倾向由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对抗所激发，而两边的利益是（或被认为是）完全不可调和的，因而，不能容许讨价还价、妥协退让这类正常的政治活动存在。如果某一特定政治利益的代表——也许是由于他们的要求从本性上就非常不现实且无法实现——无法在政治活动中获得存在感，情况就会变得更糟。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没有机会参与政治中的讨价还价或决策过程，发现自己原来对权力世界的理解——无所不能、阴险邪恶和居心叵测——完全被证实了。他们只看到了权力的结果，而且视角还是扭曲的，几乎没有机会观察到权力的实际机制。L. B.内米尔曾经说过：“历史研究的最高造诣是对能直观认识到事情如何没有发生。”（这句话我没看懂，也未查到原文，疑有文字错漏。——老高注）偏执狂人士恰恰未能形成这种认识。当然，他自身会抗拒这种意识，但环境往往让他没有机会去了解可以对他有启迪的事件。
　　我们都受困于历史，但偏执狂人士的受困却是双重意义上的，因为他不仅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受到现实世界的折磨，而且还被他的幻想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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