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熟悉“民主第三波”，但威權化也有第三次回潮：從1994年開始到現在，主要發生在民主國家。第三波威權化的特點是溫水煮青蛙模式，通過點點滴滴變化，在不知不覺中走向威權——不是軍事政變、革命或外力介入等等，而是通過法律的、漸變的手段達成侵蝕民主的目的


　　老高按：自從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在1991年出專著以來，人們已經熟悉了“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的說法，但澳門大學榮休教授郝志東提醒我們：亨廷頓在專著中還討論了前兩次民主化浪潮之後的威權化回潮。郝教授說，眼下就正處在第三波威權化回潮之中，川普現象，應該放在這個背景之下審視。這一看法，給我們開拓又一視角，值得一讀。
　　我昨天在博客轉載了劉瑜的文章《後現代化與鄉愁：川普現象背後的美國政治文化衝突》，感謝博友山貨郎的長篇回應加以辨析！山貨郎說：“老高在選舉的最後一周轉帖此文, 對不起, 沒有多少參考價值, 因為劉瑜的文章時效性不對”。您說得對！其實我本來也並沒有期待轉載的這些文章，對幾天后的美國大選投票能有什麼“時效性”。只不過期望“蹭一蹭熱點”，在大家都被大選話題吸引前來之際，想一想這些更廣泛、更深入、更值得探究的層面，正如我昨天在“老高按”中所說：
　　下周二就要投票了。一般來說，除非出現“十月（月底）驚奇”，各人的投票意願已經基本上不可能改變了。那麼你老高撰寫或者轉發這些文章不是“瞎子點燈——白費蠟”嗎？
　　非也。
　　我並不奢望，要去改變什麼人的政治觀念和追求意向。我的這些帖子，其實主要是用來梳理我自己的繁雜紛亂、自相矛盾的思緒。我在美國已經經歷過八次大選，這是第九次；我投票也已經投過六次，這是第七次。“吃一塹，長一智”，總應該在認識上有所提升、有所收穫吧，總應該超越現實的民主黨與共和黨、左與右的喧嚷紛爭，從更高的角度、更廣的視野、更優的思維方式，來理解我們的時代吧？
　　今天轉載郝教授的文章，也當作如是觀！


　　第三波威權化回潮：美國大選與民主危機

　　郝志東，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Oct 27, 2024
　　原載《中國民主季刊》2024年第4期

　　摘要：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着第三波威權化的回潮，中美兩國都深陷其中。本文詳述了美國在其選舉制度與施政規範上面臨的諸多問題、法律規範遭到的侵蝕、公民社會包括媒體面臨的問題、政治文化方面尤其是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煽動仇恨與暴力的問題，以及美國的威權化對其外交關係與世界格局的影響。這些變化主要發生在川普2015年開始競選美國總統、後就任美國總統、到否認2020年的敗選結果、現在又繼續參選企圖再次掌權的近十年期間。美國的威權化發展表明，民主制度的建設並非一勞永逸，需要人們不斷地修改、完善、維護與鞏固。對比美國和中國的政治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威權化的一些共同特點。如何應對這個挑戰，是擺在中美兩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人們面前的難題。

　　二戰以來，美國一直被看作是可以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抗衡的最主要力量，是政治、軍事、經濟第一強國，是世界民主燈塔。1989之後的民主運動以及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聯盟的垮台，使得人們覺得弗蘭西斯·福山當時說得很對，民主已經是世界發展的主流，專制的歷史走向了終結，美國第一強國的位置不可撼動，民主潮流不可逆轉。
　　但是30多年後的今天，世界卻又在往回走，正在經歷第三波的威權化，包括美國。中、俄、北朝鮮、伊朗等國家對民主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形成挑戰。2016年川普上台後推動美國往威權統治的方向邁進。歐洲從川普第一次執政的情況中得到教訓，感到自己對美國的依賴隨時會崩塌，需要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逐漸走向自力更生。東亞和東南亞的民主國家也感到自己需要加強國防，不能完全依靠美國。美國自己也發現和歐洲與東亞民主國家的關係已經發生變化，需要從原來的主導地位轉變為平等合作的夥伴地位，儘管自己仍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夥伴。
　　這個世界的大變局，對各國的民主發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響。那麼這第三波的威權化到底是什麼情況，最近十多年來美國的威權化回潮具體情況如何，川普的第一任期如何加劇了威權化，可能的第二任期會如何加深美國的民主危機，以及其對全球民主化有什麼影響，這些正是本文想探討的問題。

　　相伴於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威權化回潮

　　亨廷頓在1991年出書討論了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但人們通常不太注意的是他不光討論了這三波民主化浪潮，還討論了前兩次民主化浪潮之後的威權化回潮。他說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發生在1828到1926年，之後便是威權化的回潮，發生在1922到1942年。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發生在1943到1962年，之後的威權化回潮發生在1958到1975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發生在1974年之後，但是他沒有來得及討論這波民主化浪潮後的威權化回潮。
　　他討論的民主化浪潮與威權化回潮的主要標誌是民主國家的增加和減少。比如第一波浪潮增加了33個民主國家，回潮時減少了22個民主國家；第二波增加了41個國家，回潮時減少了22個國家；第三波民主國家增加了35個，之後的回潮他打了一個問號，但是他認為回潮已經開始，民主國家已經減少了4個。
　　在亨廷頓的基礎上，魯爾曼(Anna Luhrmann)和林德貝格（Staffan I. Lindberg）討論了威權化從1994年真正開始、直到現在主要發生在民主國家的第三波回潮。比如過去十多年來，匈牙利、印度、俄國、委內瑞拉甚至美國都發生了比較實質性的威權傾向，比如對反對黨派的騷擾、對問責制的破壞、對新聞自由的壓制、對公民社會的逼迫、行政權力的擴張、對三權分立與相互制衡制度的削弱等等，儘管多黨選舉的制度仍然存在。到2017年，第三波威權化回潮影響了22個國家，儘管其時全世界的民主國家數目也達到高峰，即53％。
　　民主國家第三波威權化的特點是它的漸進模式，即溫水煮青蛙的模式，通過點點滴滴的變化，在不知不覺中走向威權。其走向威權的主要方式不是軍事政變、革命或外力介入等等，而是通過法律的、漸變的手段來達成侵蝕民主的目的。
　　下面我們從五個方面來看一下美國在這第三波威權化回潮中的情況：選舉制度與施政規範；法治規範；公民社會包括媒體的規範；政治文化的變化；美國對外關係的變化。這些是民主制度的必要組成部分。另外美國只是民主遭到侵蝕，有走向威權的危險，還沒有形成一個威權制度；需要相信民主的人們提高警惕，並採取積極措施阻止其走向威權。

　　美國的威權化對其選舉制度與施政規範的侵蝕

　　美國的民主首先是建立在全民普選的基礎上的，即每個符合選舉條件的公民都有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在實踐中，這個制度的實施又有很多缺陷。比如美國的選舉人票制度，規定每個州的選舉人票等同於每個州的聯邦參議員和眾議員的人數。由於州無論大小，都有兩個聯邦參議員，那麼一個像懷俄明這樣一個不到60萬人的小州就有兩張以參議員人數所分配的選舉人票，而像加州這樣約4000萬人的大州，也只有兩張以參議員人數所分配的選舉人票。小州在無形之中占了很大的便宜。這就是川普在2016年的大選中輸了300萬票卻仍能當選總統的原因。
　　儘管這個制度有很多問題，但是其運作基本公平、良好、得到遵守，一旦輸掉選舉人票，即使贏得普選票，也願賭服輸，正如2000年民主黨人戈爾輸給共和黨人小布什那樣。但是川普正在破壞這一切。
　　第一，2020年川普在既輸掉選舉人票又輸掉普選票之後，仍然不服輸，認為選票被民主黨偷竊。川普發動了自己的支持者進攻國會，企圖阻止國會的投票認證程序。他們在全國各地發起了60多個訴訟案幾乎全部敗訴（包括共和黨自己提名並被任命的法官的判決）。在近四年之後，川普及其不少支持者，包括諸多聯邦和州的參議員與眾議員，仍認為川普並沒有失敗，是民主黨作弊才使得拜登上台。他們還將這個觀點作為這次2024年大選的主要訴求之一。
　　這在美國近250年的民主選舉歷史上是罕見的，除了1861-1865年的美國內戰之外，幾乎絕無僅有。如果每次選舉後敗選方都不認輸，並發動群眾圍攻國會，屢次法律訴訟失敗之後還不服輸，並以此為訴求，企圖東山再起，如果這能得逞，那很難說美國的民主還能存在。這是美國的選舉制度與規範受到威權化挑戰的第一個例子。
　　第二，川普兩次被眾議院彈劾、在四個刑事案件中的一個已經被陪審團判決有罪、在涉嫌性犯罪、商業欺詐犯罪的幾個民事案件中被發現有罪並被罰巨款。這樣一個罪犯居然可以被美國兩個大黨中的一個黨選上成為總統候選人，58％的共和黨選民不在乎自己的候選人是否犯罪，這也是美國民主受到侵蝕的標誌之一。如果他被選上做第二任總統，無疑標誌着美國威權化的加強。
　　第三，如果川普當選，他可能會在威權化的路上狂奔。他在第一個任期內曾經宣稱憲法給予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權力”。下台後他宣稱要廢掉憲法，使得自己一旦再次選上後還可連任總統。在競選演講中，川普甚至說他一旦上任，就會把一切權力搞定，共和黨的選民在四年以後就可以不參加選舉了。其實他在台上時就羨慕中共領袖修憲以便不受憲法限制而連任的做法，他問為什麼我們不可以這樣？這完全是走向獨裁的節奏：他說上任第一天要當獨裁者，即使只是一天。 其實歷史上的獨裁者哪裡只有獨裁一天的先例？在最高法院給了總統幾乎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權力之後，川普就會更加有恃無恐。除了赦免自己的罪惡之外，他還要消滅異己。
　　在這次的競選活動中，他屢次發誓在第二任上，會報復那些曾經“迫害”過他的人，包括彈劾過他、處理過他的案子的司法人員、審判過他的法官，以及拜登總統等任何他認為是自己的敵人的人，包括拜登全家以及2016年選舉敗給他的克林頓夫人，並宣稱這些報復是為了他的選民。在聯邦政府內的工作人員，凡是不忠誠於他的人，或忠誠不夠絕對的人（聽起來很耳熟），都在被開除之列。他甚至宣稱那些不支持他的公司老闆們都應該被開除——他一旦上台是有辦法做到的。這一點，我們也似曾相識吧。川普的律師在為他辯護時甚至說總統可以暗殺自己的政治對手而不負刑事責任。美國的建國者們曾經預見到美國產生暴君的可能性，但是他們設計的政治制度並沒有能夠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兩百多年來沒有產生暴君只能說是美國到現在為止的幸運，但是幸運能不能長久還不得而知。
　　川普的智囊羅斯•法烏特(Russ Vought)認為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後憲法時代”，川普第二任要推動“激進憲法”，把聯邦機構的權力集中在總統手中，進而重新定義非法移民為“入侵”美國，各州可以使用武力制止；川普和他的智囊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說在第二任期，他們要遣返川普認為在“毒害我國血液的”二千萬非法移民（在美國的無證居民實際數字是約一千五百萬）， 挨家挨戶搜查無證居民，至少先把他們集中在一個個臨時居住地，像二戰時把日裔美國人集中起來一樣，不惜撕碎家庭、毀壞社區。他們出生在美國的孩子也將被剝奪公民權，註銷護照、社保卡，不能享受任何政府福利。川普說這些從亞、非、拉、中東等地來的移民是剛從監獄裡放出來的罪犯、恐怖分子或者從瘋人院放出來的病人，講着一種我們從未聽說過的語言。 如果還差一點兒，就將基督教定義為國教，至少要保證基督教至上的位置。正如川普的另一智囊班農所說，“我們將把聯邦政府撕個粉碎，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這聽起來好像是我們之前所謂“砸爛舊世界，創造新世界”革命口號。但在美國像是右派在搞文革，左派反而是維護舊世界的保守派。
　　如果說在川普第一任期，還有些政務官、事務官會竭力阻止他的一些過激行為，那麼在第二任期，他已經充分接受了第一任期的教訓，只會任命他自己相信的、忠誠於他的人。於是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國稅局、各種情報機構都會失去獨立性，會聽命於川普，去迫害他心目中的敵人。川普的威權與獨裁行為也就無人能夠阻止。他手下的人會全力支持他，並想方設法幫助他在這條路上狂奔。
　　第四，如果一個主要政黨願意支持一個破壞美國民主的候選人，將其視為一個捨我其誰的大救星，那麼即使在川普之後，共和黨也會發現川普主義的有效性而仿照執行，可能使美國民主在多年之後仍然很難擺脫威權化。這又使後面將討論的法律規範、公民社會、政治文化的威權化侵蝕更加嚴重，因為它們互為因果。

　　美國的威權化對其法律規範的侵蝕

　　人們或許可以說法律可以制止暴政與獨裁。但是現實並非那麼樂觀。美國最高法院的保守法官在近些年來的判例中，屢屢支持有害於公平選舉的行為。早在2010年，占多數的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裁定，商業企業公司對支持黨派候選人的宣傳機構捐贈可以沒有上限，個人捐贈則不能超過$3,300元。這就使得大公司的老闆可以通過自己的公司，給支持該候選人的組織捐款，從而對候選人產生有利於公司利益的巨大影響。似乎更多的大公司老闆傾向於支持共和黨，因為後者一上台就會給他們減稅並放鬆對他們的監管。當然也有政治上的原因，比如金沙老闆的遺孀今年計劃花一億美元資助川普的競選活動，原因是阿德爾森(Adelson)夫人知道，川普在美國對以色列的政策上會完全聽從她的意見——之前川普就聽從了阿德爾森(Adelson)夫婦的意見，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搬到了耶路撒冷。無論如何，最高法院對富人捐款無上限的裁決，極大地損害了美國選舉的公平性，並有可能高度影響美國的國內與國際政治。
　　最高法院於2024年2月28日接受了關於美國總統是否有刑事豁免權的訴訟，也即川普涉嫌煽動其支持者進攻國會大廈，是否可以被告上法庭並判罪。結果最高法院在接受審理該案兩個月後的4月底才開庭，一直到7月1日才判決。之前的科羅拉多州是否可以禁止川普參加本州初選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在接受案子之後一個月便開始庭審，庭審後不到一個月便做出有利於川普的判決。最高法院對涉及川普案件的判決，天平傾向於川普，使得總統煽動其支持者進攻國會案在大選之前無法開審並判決，使一些選民無法確定川普是否犯罪，從而增加他們投票支持川普的可能性。
　　更有甚者，最高法院占多數的保守派法官的判決幾乎給了川普及其後任相當於一個獨裁者的權力，即任何“公職行為”都不受法律追究。如此一來，正如持反對意見的法官所言，如果總統指使軍方暗殺自己的對手、策劃政變、接受賄賂赦免罪犯，統統可以被看作“公職行為”而享受刑事豁免，那這和獨裁國家有什麼區別呢？
　　最高法院的兩個保守法官，一個被發現在家裡倒掛美國國旗以支持2021年1月6日的暴動（該法官說是他的妻子掛的，與他無關），另外一個法官的妻子是川普的激烈支持者、共和黨活躍的組織者，但是兩人都拒絕迴避涉及川普的案子。
　　負責審理川普私藏機密文件案的弗羅里達地區的聯邦法院法官艾琳•凱農(Aileen Cannon)，接案之後一再推遲案件的審理，似乎是要保證在2024年大選之前案件不能有任何結果，而如果川普當選，此案就可被川普撤銷。該法官由川普在其任期的最後幾天提名任命。她對辯方提出的任何疑問，都要開庭辯論，包括是否公布證人名單，儘管這些問題在之前的法律訴訟中都已經有了答案。她還要求控辯雙方提供對陪審團的指引文字。但是這個程序通常是在開庭之前才需要，而法官並沒有確定何時才能開庭。媒體和法律專家都認為這些程序的審理，除了拖延審判之外毫無意義。她還甚至暗示無論陪審團如何定案，她都可以宣判證據不足，讓川普脫罪。她最後甚至判決司法部的特別檢察官不合法，從而撤銷了這個案子（此案正在上訴中）。 當然像她這樣由川普提名、參議院任命、明顯為川普保駕護航的聯邦法官並不很多，但是即使有幾個就足以使人們對法律失去信心。
　　川普對司法機構的詆毀也是人們對司法機關的信任度降到多年來最低的原因之一（只有約不到40％的人對司法有信心）。川普曾付錢給與他有過性關係的女子，讓她封口，以免影響他選總統。負責審判此案的法官遭到川普持續的謾罵，檢察官持續受到川普粉絲的人身威脅。川普污衊因機密文件案搜查他弗羅里達住所的FBI警員，說他們受命於拜登，曾經想把他當場槍斃掉（實際上FBI是選擇了川普不在住所時、帶着當地法官簽署的搜查令去辦案的，全程依照標準程序進行，而且和保護川普安全的秘密警察協商好了各自的行程）。川普在詆毀美國司法機關、使其失去民眾的信任方面負有無法推卸的責任，也在為他第二任期內使司法走向威權化鋪平道路。
　　保守法官占多數的高院還在共和黨人為操縱選區劃分、以確保自己的候選人能夠當選的訴訟中，利用種種藉口，做出有利於共和黨的裁決，比如要求控方將政治和種族分開等等，否則不能說共和黨操縱的州議會的選區劃分不公。
　　法治是任何民主制度的基石，如果司法不公，如果總統可以犯罪而不受懲罰，如果司法在民眾心中失去信心，如果司法變成威權統治的工具，民主制度就不復存在了。

　　美國的威權化對其公民社會的侵蝕

　　公民社會也是民主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包括公民的集會權、言論自由與媒體的新聞報道權等等。這些方面的情況如何呢？
　　在川普第一任期的2020年夏天，曾經發生過因為喬治•弗洛德(George Floyd)被警察扼頸而死的抗議遊行，甚至暴力等事件。川普當時的反應是，我們為什麼不能開槍，可以打腿或其他什麼（不致命的）地方。早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雜誌採訪時，他就非常欣賞中共1989年天安門屠殺的方式，認為強力鎮壓顯示了政府的實力。他非常崇拜實力。他說對美國國內的類似抗議活動也不能太軟弱。關於在美國大學校園發生的、抗議以色列在加沙轟炸行為的集會，川普說如果他再次當選，他會即刻遣返那些參加抗議的、追求吉哈德主義、反美主義、反猶主義的非美國籍學生。
　　從2015年競選開始，川普就將獨立媒體描繪為“人民公敵”，進而使得不少普通民眾對獨立媒體失去信任，將任何批評川普的媒體都視為敵人，同時將福克斯新聞(Fox News)等幾家支持川普的媒體以及各種社會媒體當作自己的主要消息來源，對事實產生懷疑，使謊言變成了川普顧問所說的也是事實的“另類事實”，使得人們的思想更加狹隘、封閉。除了布萊爾克里夫娛樂(Briarcliff Entertainment)之外，美國多家電影發行商都不敢進口一部對川普有所批判的電影，主要原因之一是怕一旦川普上台會報復他們的內容。對商業公司的報復，川普是有前科的。有可能成為內閣成員的一位前川普政府官員說，一旦川普上台就會對那些批評川普的記者們提出刑事或者民事的訴訟。
　　但是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媒體自由是民主的重要標誌。如果媒體不能自由批評政府與公眾人物，公民不能集會，那麼也就沒有了非政府組織，沒有了公民社會，也就沒有了民主。川普聲稱2020年大選民主黨舞弊成功，使得他可以終止任何法則、條文、乃至憲法，美國即可實現威權化，川普即可實行美國建國者們所擔心的暴政。

　　美國威權化對政治文化的侵蝕

　　美國的民主制度建立在人人平等、人格尊嚴的基礎之上，所以才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民主的觀念和人權的意識至關重要。但是美國目前的兩黨政治的極化，使得不同黨派的人視對方為自己的敵人，不能容忍別人的不同觀點，甚至不惜使用暴力來解決矛盾，就像2021年1月6日攻占國會的情況一樣。美國人相信納粹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的理論的人似乎越來越多：分清敵友，涇渭分明，對待敵人要殘酷無情，進而將暴力合理化、合法化，徹底地消滅異己。   
　　第一，對異見的不能容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共和黨人大衛•弗蘭西(David French)提到了自己被已經參加了15年的長老教會排擠出去的故事。他批判川普、領養了一個埃塞俄比亞的黑人女孩、支持LGBTQ人士的權益，因此受到教友的攻擊與謾罵。極右翼人士還攻擊他的女兒，要讓她進毒氣室、上絞刑架。一個教友問他的太太為什麼他們不領養一個挪威的女孩。他兒子的老師問他，父親是否用一條麵包買來了他妹妹。他女兒的同學給她解釋奴隸制如何對黑人有好處。另一個同學說她不能到同學家去，因為同學的爸爸說黑人危險。一個教會的長老批評他們為什麼不支持川普。
　　在這裡，威權主義的基督教國家主義是很有市場的。在教會裡的一些共和黨人不要民主黨人或者不支持川普的保守派在他們的教會裡。大衛•弗蘭西不是孤例，還有很多人和他一樣被清除出自己的教會。川普一旦上台，基督教國家主義就會大行其道，在任命保守的聯邦法官、制止墮胎（現在已經有成千上萬的婦女需要到沒有禁止墮胎的州去做這樣一個簡單的手術）、性別歧視、移民、禁書等問題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基督教會成為政府政策的基礎，沒有其他標準。正如眾議院議長約翰遜（Mike Johnson）所說，他的所有世界觀都來自聖經。川普對他的福音派選民說，你們會享有“前所未有的權力”。人們追求的不是真理和真相、不是對人的尊重與行為的得體和優雅，而是赤裸裸的族群和黨派政治，結果最後都以暴力相向。那樣的話，民主的基礎就不復存在了。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第二，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傾向。比如在前面討論過的、川普已經審結和待審的幾個犯罪案例，持共和黨右翼立場的人們，從上到下不管川普事實上是否有犯罪的行為，將對川普的起訴和宣判一律看作是司法機構的政治化與武器化。前面提到了紐約市檢察官起訴川普的案例。在紐約的法律中，川普付錢給和自己發生過關係的女子，以防止事件曝光會影響到自己競選總統的成功性，是違法的，也被12個陪審團成員一致認定犯法。但是川普的右翼支持者從上到下一直認為是拜登在背後操縱，該案是司法政治化、武器化的產物。
　　這種不顧事實，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問題，會一直侵蝕美國的政治文化，會使美國民主的歷程步履維艱。在海內外的華人圈子裡，同樣的問題也非常嚴重，這也同樣會嚴重影響中國民主化的進程。
　　下面是另外一個例子。在2010年，只有30％的白人新教基督徒認為一個有道德問題的官員能夠以符合道德的方式執行公務，但是到了2016年，居然有72％的人這樣認為。這些人不光是對錯不分，好壞也不分了。就和川普說參加越戰的老兵不是傻瓜就是失敗者一樣。他自己則因為他爸爸串通醫生給他開證明，說腳上長了骨刺而逃避了服兵役。川普被判有罪，反而使他在共和黨選民中更有吸引力。川普經常把自己比作黑手黨領袖阿爾•卡朋(Al Capone)，使得這些選民感到川普更有魅力。
　　第三，煽動恐懼與仇恨，是政治選舉中非常有效的方法，但卻是非常有害的做法。當年的希特勒就是宣傳了對猶太人的仇恨，把德國在一戰中的失敗、國內的經濟危機歸咎於猶太人的陰謀，結果就是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川普在兩次大選中都在宣傳新移民對美國的危害，宣傳美國的選舉制度和司法制度被民主黨所破壞，今天是他被起訴定罪，明天就是每一個普通人會被無辜起訴和定罪。他之所以參選，是要為普通人聲張正義，是要為他們“復仇”（當然他如果成功當選，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撤銷兩起他在聯邦法院被起訴的犯罪案件）。
　　這種煽動對移民和少數族裔的仇恨，是非常奏效的。因為美國白人的比例在下降，少數族裔的人數在上升。在歐洲和美國盛行的“大取代”理論，說的就是這個問題。多數的白人感到一種危機，認為自己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權利會被少數族裔所取代。白人中的工人階級等中下層百姓認為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脅，原因就是少數族裔地位的提高，儘管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白人仍然居主導地位。即使少數族裔未來在人數上占了優勢，在地位上仍然不可能超越白人。財富與政治資本的積累是幾代人的事情，而且會代代相傳，不是一夜之間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除非中國式的革命。但是在美國，革命是不可能的。挑動仇恨只是一個選舉策略，並不是真的有仇恨的理由。川普和他的競選夥伴萬斯（James David Vance）造謠污衊海地移民吃本地居民的貓、狗，並揚言一旦當選就要驅逐他們，是一個最新的例子。
　　美國這種對少數族裔的仇恨、對不同黨派的仇恨，嚴重地挑戰了民主制度賴以存在的人權、平等、自由等原則，是威權主義的藥方。無論在世界的什麼地方，這都是對民主的嚴重威脅。當年的中國被挑起的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鬥爭，最終導致一黨以暴力奪權，暴力治國，後患無窮，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任何煽動恐懼與仇恨的行為，都應該在被警惕與制止之列，因為其後果最終不僅會傷害別人，也會傷害自己。這一點已經有前車之鑑，川普兩次被試圖暗殺就是一個明顯的宣傳仇恨與暴力、最後自己反受其害的鮮活案例。
　　第四，對謊言的容忍與接受。上述移民造成白人地位下降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謊言，但是人們通常不去追究，因為論證起來比較麻煩。但是對一些比較容易認定或者已經被司法與各種選舉機構認定的謊言，人們仍然照單全收，卻讓人費解。比如說“民主黨偷了2020年的大選”，川普被起訴是美國司法的腐敗導致的，海地移民吃貓吃狗等等，這些謊言都對美國民主、法治與社會安定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川普在競選中一再宣稱美國是一個失敗的國家，美國的憲法已經破產等等，這都是誇大不實之詞。川普第一任期時《華盛頓郵報》歷數了他幾萬個謊言與不實之詞。
　　但是如果說謊變成常態，被人們認為是正常的政治行為而不感到羞恥；如果把違反民主規範看作名正言順的行為，那麼美國的民主還能持續下去嗎？民主制度需要民主文化的滋養，如果民主文化沒有了，民主制度就岌岌可危了。這一點，我們有很多前車之鑑。
　　第五，對政治鬥爭中“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認可。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可以置法治、民主、政治平等於不顧，可以認可川普再次上台後報復政治對手。川普還揚言要槍斃不忠於他的將軍，同時大赦那些1月6日攻占國會的暴徒。很多共和黨的議員和前川普政府的官員以及以後可能參加川普政府的智囊，都主張對政治對手進行無情的報復。共和黨選民中46％認為攻占國會是愛國行為；72％不贊成國會後來對這個事件的調查。 這些選民就和中國民主派中那些挺川的人一樣，覺得這個制度對自己不公，自己的尊嚴被傷害、文化被忽視、認同被否定。為了撼動這個制度，不惜讓一個壞人做自己的總統，那怕他是美國的普京或者金正恩。他們不會想到，如果壞人當道，自己某一天也會成為犧牲品。中國革命的教訓已經歷歷在目了。
　　川普自己說如果2024年的大選不公，也即自己沒有當選，他不排除暴力抗爭。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主席凱文•羅伯茨(Kevin Roberts)說他們正面臨着第二次美國革命，除非左翼讓步，否則會是一場流血的革命。俄亥俄州的州議員喬治•朗(George Lang)在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萬斯造勢的大會上說，如果這次總統大選共和黨失利，就會發生一場內戰來拯救這個國家。
　　暴力似乎變成了美國政治的“新常態”。2023年有450個聯邦法官受到暴力威脅，相比於2019年增加了150％；美國首都警察調查了8,000件對國會議員的威脅案，比2018年增加了50％。2021年的一項調查發現80％的地方官員受到威脅或騷擾。檢察官、法官及其家人都受到威脅。儘管暴力的真正實施還不很多，但是也在增加之中。
　　川普對美國的政治暴力發展難辭其咎：對政治對手進行惡意人身攻擊、起外號、罵人，不一而足。這個惡行，川普在美國政治中無人能比。審議川普案件的所有法官和檢察官都被威脅過。川普甚至在自己的傳媒上問大家哪個（審理他的案件的）法官最壞、最邪惡、最腐敗。這已經直接導致了很多針對處理川普案件的法官和檢察官的暴力威脅。
　　政治暴力可以發生在不同的政黨之間或者在自己的政黨之內。兩黨的選民對暴力的支持都有所增加，但是右翼的暴力傾向更加嚴重。一項研究發現近三分之一的被訪者認可因為政治原因而生發的暴力，比如“制止選票被盜”。
　　政治暴力的後果是除了有人真的被打死打傷之外，想參政的人、可以做檢察官和法官的人、負責選舉的人及志工需要有能夠應付暴力威脅的能力，有一些人就覺得不值得而放棄。內華達州2020年以來已經有50％的負責選舉的官員辭職。 本來不贊成川普行為的共和黨議員也不敢反對川普，怕被網民暴力威脅並最終失去自己的席位（這種事情已多次發生）。喬治亞州共和黨籍的州務卿，因為不認為自己負責的選舉工作有誤而導致川普在該州失利而被告上法庭，現在已經為打官司損失了50萬美元。 這些政治暴力使得極端的人更容易上位。
　　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應該明確反對並制止政治暴力。尤其在互聯網時代，很多人不看主流媒體，只看社交傳媒，而後者充斥了虛假信息與陰謀論。人們的負面情緒很容易被激發起來，並訴諸行動。社交媒體的發達，使得威脅更加容易，更加不易被發現並被懲罰。這對政治會造成很多不良後果，使其更加暴力，更加威權化，民主的力量更加式微。

　　美國的威權化對其外交關係的影響

　　前面已經提到川普對獨裁政權的憧憬、對獨裁者的敬仰。根據川普第一任期和敗選後近四年的行為與言論，可以推斷，他如果再次當選，會繼續原來的對獨裁者的綏靖政策，和民主國家保持距離。
　　2018年在赫爾辛基，川普和普京共同召開記者招待會，川普說他相信普京沒有介入美國選舉的說法，而不相信自己的情報部門的結論。他說自己和金正恩是好朋友。
　　拜登幾次宣稱一旦台灣被入侵，美國會出兵護台。川普從來沒有做過如此承諾，甚至暗示台灣可能要自求多福了。之後又說台灣應該交保護費，因為美國就像一個保險公司。根據川普一貫的做法，出兵護台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川普之後的共和黨，出兵護台的可能性也不大。這會給台海兩岸的和平與穩定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前途未卜。
　　關於俄烏戰爭，川普也已經說他一旦當選，戰爭就會結束。言外之意是他會切斷對烏克蘭的援助，使其放棄自己的領土，以此達到和平的目的。他在第一任期時和歐盟以及北約的諸多衝突，使我們可以想像到他在第二任期會繼續自己的孤立主義政策。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北約其他國家不按照他的要求提高軍費等等，他會讓俄國為所欲為，想侵略哪個國家就侵略哪個國家。美國和其他國家訂立的條約，他可以隨時放棄。
　　一個聲稱和金正恩相互尊重、相互熱愛、情投意合、保持美好關係的川普，不可能對民主有什麼信仰。他對中國包括香港的民主化也沒有興趣。一個威權化的美國只會使世界變得更加混亂無序，核軍備競賽、核擴散會加強，與歐洲和亞洲的貿易戰會擴大，各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都會受到極大的影響。已經威權化的國家會繼續加強威權化，第三波全球性的威權化時間會持續更長。

　　結論

　　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民主制度並不是一旦建成就可以高枕無憂了。2016年川普競選總統時，不少人說不要擔心川普，美國的政治制度之完善，不會讓他胡作非為的。實踐證明，這個想法過於天真了。一個政治人物可以影響無數的選民，從而讓民主制度變為威權制度。川普就正在成功地讓相當多的美國人適應並容忍威權主義。
　　正如我一再強調的，制度、文化與個人這三個方面互為因果，一個都不能忽視。民主除了要建設一個比較合理的制度之外，還要精心構建並維護一個民主的政治文化，包括對自由、平等、人權、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的思想與理論的建設，讓更多的人認識到這些觀點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都要負起自己的責任來。
　　川普的出現讓人們再次意識到，無論是做好事還是做壞事，個人的作用是很大的，尤其是領導者，這一點，中國當代歷史上也有寶貴的經驗和沉痛的教訓。沒有很多人的努力、沒有一個民主的政治文化，一個民主制度是建立不起來的。如果制度建立起來了，像美國這樣，它也可能被破壞，它的政治文化也會被侵蝕，人們也會隨波逐流走向威權化。民主制度需要維護、文化需要構建、人人都要努力，不能支持和維護威權主義領導人，否則民主社會無法建立、無法維持。這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都是一樣的。
　　我們希望，美國憲法的公平性、法律制度的完善性、選民的理智性，會使美國安全度過這波威權化，再次恢復並強化民主。但是我們不知道這波威權化會持續多長時間，即使川普沒有能夠勝選。追求行為和觀點的一致、反對思想的多元化、追求行動統一、反對個人自主，是威權主義的通病。反映在兩黨政治上就是各自行為與觀點的極端化。無論下屆美國總統是誰，或許竭盡全力防止威權化、保衛民主化才是正道。
　　民主制度並不完美，但是與其他制度比較而言，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值得人們去爭取、維護與完善，比如修改選區劃分辦法、初選辦法，甚至從長遠來看最終取消選舉人票制度、高院法官實行有限任期制或者增加法官人數等等，以減少政黨偏見的影響、使選舉制度和法治更加公平。拜登已經建議最高法官實行任期制、為他們制定有效的倫理規則、限制總統的刑事豁免權以使任何人都不能駕凌於法律之上等等。儘管在國會通過這些法案會非常困難，但是至少可以掀起一個運動，像婦女爭取選舉權那樣，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最後取得成功。
　　而維護與完善民主的方式只能是和平與理性，而不是暴力和激進。有些紅線，比如犯罪、暴力和謊言，是任何政黨都不能逾越的。總統不能將自己置於法律之上，否則就沒有了三權分立、相互制衡，就成了獨裁。極左和極右，即使非暴力，也都會使人們遠離民主。中庸之道，相互尊重與理解，找到多數人都能接受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才是正途。
　　美國民主和威權的經驗與教訓，對中國來說也同樣適用。美、中的經驗可以相互借鑑，各自都是對方的鏡子。儘管兩國基本制度很不相同，但是在民主還是專制的問題上，道理是一樣的。在第三波威權化時期，中、美都面臨着嚴峻的考驗。

　　注釋：略。
　　老高註：本文共41條注釋，欲了解者，請看原文：
　　https://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p/d60

　　作者郝志東，澳門大學榮休教授、社會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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