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殺文化迴避了人們對正當程序的需求，也不需要任何藉由證據和司法而揭示真相的過程。他們現在就想得到手！表達自由和正當程序被詛咒為他們實現烏托邦的障礙。但拒絕表達自由和正當程序，正是通往反烏托邦和暴政的必經之路！


　　老高按：Cancel Culture，通常被中譯為“取消文化”，但今天讀到一篇微信上傳來的文章，提到有人翻譯成“抵制文化”，而該文譯為“封殺文化”。
　　“封殺”可能並不符合cancel這個單詞的本義，但是對於當前已經開始愈演愈烈的Cancel Culture，“封殺文化”這個詞，更帶嚴峻意味，更能體現本質，更引起足夠的悚惕。


　　封殺文化：美國自由言論和正當程序遭遇的最新侵蝕

　　艾倫·德肖維茨，譯者：閒情幾許，原載：勿食我黍

　　艾倫·德肖維茨（Alan Dershowitz，美著名律師，哈佛法學院教授）

　　轉載者“風靈”按：美國目前盛行的Cancel Culture（封殺文化）其實應該比作者德肖維茨所述的更為嚴重。銀行、媒體、IT企業等等大公司的員工普遍需要大學文憑，所以大學裡的激進左派思想已經可以通過公司企業直接影響到許多普通公民。很多激進行為的背後可能有極左組織的蛛絲馬跡。本文以學者、溫和派的角度批判了“封殺”文化，稱這種思潮是極左暴政的“必經之路”。雖然批評力度仍然未必足夠，但也足以引人深思和警惕。
　　Cancel Culture的實質是“封殺”，比“抵制”更嚴重，原譯者選譯為“抵制文化”，轉載者酌情將其稱為封殺文化。舉例而言，讀者不買特定作者的書，是抵制；但出版社和網商、互聯網公司的員工可能強行將其不喜歡但有銷量的書籍下架。銀行、航空公司、社交媒體公司也可能因為員工的政治偏好而關閉消費者賬戶、拒絕對消費者服務，這都比此前常見的“抵制”行為要激烈許多。

　　編譯者“閒情幾許”按：去年10月作者推出了最新著作Cancel Culture: The Latest Attack on Free Speech and Due Process，分析近年美國盛行的“cancel culture”（封殺文化），涉及諸多美國社會熱點話題，內容詳實，啟人深思。本號特別編譯了該書的簡要介紹，以供各位參閱，也期待國內出版機構推出中文版以饗讀者，本號可以推薦合適譯者。編譯內容並不代表編者觀點和立場，只做為推薦作者新作和個人學習之用。
　　封殺文化是美國民主、精英領導制、正當程序和言論自由的毒瘤。它正在通過社交媒體擴散。它正在扼殺創造力、危及基本自由、誤導學生、抹殺歷史、賦予極端分子權力、摧毀來之不易的遺產——所有這些都沒有問責制或透明度。封殺文化是真實存在的。它並不是右翼極端分子為了詆毀左翼、警醒者或進步人士而編造出來的誇大其詞的說法。它不僅對那些自己被封殺的人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對更多的人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被剝離了許多利益，如音樂、藝術、教學、倡議以及其他利益，這些利益正是現在受抵制先前所給予人們的。最近，一些警醒主義樂評家已試圖封殺貝多芬，稱他的音樂是為“白人特權”和壓迫所做的“配樂”。

　　Cancel Culture: The Latest Attack on Free Speech and Due Process
Hot Books 2020.10.20

　　“封殺文化”（cancel culture）是“警醒”（woke）一代的新麥卡錫主義。與舊麥卡錫主義一樣，它終結了事業，毀掉了遺產，拆散了家庭，甚至導致自殺——沒有絲毫正當程序，也沒有機會反駁那些往往是虛假或誇大的指控。與麥卡錫主義一樣，即使那些指控是真實的或是部分真實的，它們一般也是多年前所做的事、所發的聲明或所採取的立場，而當時相異的價值觀和態度占據主流。而且與麥卡錫主義一樣，“封殺文化”的影響超出了被封殺的個人，影響到社會的其他成員，從觀眾——被剝奪了聽那些受封殺的表演者的音樂的權利，到學生——被剝奪了受教於被封殺的教師的權利，再到公民——被剝奪了投票給受封殺的政治家的權利。
　　我記得最初的麥卡錫主義及其對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毀滅性影響。我們的父母警告我們，千萬不要發表言論、簽署請願書、加入一些組織，或者參加與左翼人士、左傾分子（pinkos）或其同路人有任何關聯的音樂會，以免被貼上“危險者”的標籤，未來的前途被毀掉。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母親，對“名單”和“記錄”感到恐懼。畢竟，這是“黑名單”“紅色頻道”和其他色彩雜合的時代，上了名單的人都無法找到工作。“他們會把你放在名單上”，我母親會警告。或者，“它將成為你的永久記錄。”當時我14歲，真的做了可能會讓我上名單的事情。
　　當時正值麥卡錫主義最盛的時期，朱利葉斯（Julius）和埃塞爾·羅森伯格（Ethel Rosenberg）因涉嫌為蘇聯從事間諜活動而被判處死刑後不久。羅森伯格的一位親屬請求人們簽署一份請願書，以挽救羅森伯格夫婦的性命。我看了請願書，覺得很有道理，就簽了字。一個鄰居看到了這一幕，並及時告訴了我母親。她確信，我這輩子完了，我的事業毀了，我願意在共產主義者鼓動的請願書上簽字的行為也成為我永久記錄的一部分。我母親決定必須給我一個教訓。她把這個件事告訴了我父親。我看得出我父親為我的所作所為感到驕傲，但我母親讓他打了我一巴掌。他很聽話，打了我一巴掌，我猜想，他比我更痛苦。
　　在麥卡錫主義的高峰期，我們不能看電影，不能去看演出，也不能看由黑名單上的藝術家製作或表演的電視節目，因為根本沒有。我們不能接受黑名單上的老師的教導，因為他們被解僱了。我們不能成為黑名單上的醫生、律師或政治家的病人、客戶或選民，因為他們從事其職業的能力被剝奪了。
　　更為根本的是，舊麥卡錫主義危及我們的言論自由和正當程序的憲法權利，而這些權利是對自由的關鍵保護手段和反對暴政的屏障。新麥卡錫主義——封殺文化——同樣威脅着這些權利。
　　有一本詞典最近將“封殺文化”評選為“年度詞彙”，因為“無論好壞，它都已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美國最著名的韋氏詞典（Merriam-Webster）在其“我們關注的詞彙”欄目中貼出了一則長篇描述，這些詞彙是“我們看到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但還沒有達到我們的入選標準的詞彙"。根據韋氏詞典的說法，“Cancel”一詞有了新的用法。在以前的用法中，cancelling指的是取消一個對象（object），如活動或訂閱，而現在，“‘Cancel’和‘cancel culture’與撤銷對公眾人物的支持有關，以對他們令人討厭的行為或意見作出反應。這可能包括抵制或拒絕宣傳他們的作品。在這個詞的最新用法中，你可以抵制一個人——特別是名人、政治家或任何占據公眾意識（public consciousness）空間的人。抵制某人（通常是名人或其他知名人士）意味着停止給予此人支持。取消行為（act of canceling）可能需要抵制一個演員的電影，或者不再閱讀或推廣一個作家的文字。抵制的原因可以是不同的，但通常是由於當事人表達了令人反感的觀點，或以一種無法令人接受的方式自行其是，因此繼續支持此人的作品會自討苦吃。”韋氏詞典接着解釋了這個詞的來源。
　　抵制的想法——也像一些人所標榜的那樣，叫封殺文化——近年來由於#MeToo和其他要求公眾人物承擔更大責任的運動所引發的對話而得到了鞏固。這個詞的出現要歸功於推特的黑人用戶，在那裡它被用作一個話題標籤。隨着比爾·考斯比（Bill Cosby）、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羅莎娜·巴爾（Roseanne Barr）和路易CK（Louis C.K.）等曾經很受歡迎的名人的麻煩信息被曝光，封殺這類人士的呼聲也隨之而來。封殺行為類似於一個取消的合約，斬斷了公眾人物與其粉絲之間曾有的關係。
　　有一些人在大量相反的證據面前仍然認為，所有“封殺文化”現象是右派為了詆毀左派而編造的誇大其詞的說法。我請讀者在查閱本書中的證據後，自己去判斷。
　　封殺文化雖然是目前“警醒一代”（woke generation）創造出來的，但卻是極右的麥卡錫主義和極左主義的非正統的產物。
　　當然，不同的是，麥卡錫主義和極左主義都運用了政府的力量，而封殺文化則運用了公眾輿論、社交媒體、經濟抵制威脅和其他受憲法保護的私人行動方式的力量。這種力量被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應用普及和傳播速度所放大，而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正是“封殺文化”利用的首選武器。據說，溫斯頓·丘吉爾曾說過：“當真相還在穿鞋時，謊言卻跑遍了全球。”那是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如今，真相甚至都找不到自己的鞋了。
　　麥卡錫主義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傳票或對國會的蔑視——雖然它們的確是強大的壓迫武器。它最強大、最普遍的影響力是針對當時的私人、公司、教育機構和媒體的。一旦一個人被貼上共產主義者、同路人、紅色、左傾分子或其他任何與共產主義有關的詞彙的標籤，這個人就被“封殺”了。他或她不能再參與美國的公共生活。他們被完蛋了。
　　在今日的封殺文化下，僅僅是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同性戀恐懼症、反穆斯林偏見的指責，或者不支持“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或#MeToo運動，就足以讓一個無辜的人受到封殺，尤其是當他不屬於“警醒一代”的“身份政治”中的新特權群體時。
　　封殺文化在某些方面比麥卡錫主義和極左主義更危險的是，當政府的“封殺行為”發生時，受害者至少知道是誰做的。在美國，人們可能會求助於法院，事實上，一些法院也的確為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伸張了正義。但在目前的封殺文化中，那些封殺者往往是隱形的、匿名的、不負責任的。社交媒體就是法官和陪審團。互聯網上的指控通過Twitter、Facebook和其它基本不受監管的平台，有了自己的生命。在這些平台上，虛假指控者可以自由地誹謗、破壞和抵制。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議程，他們的偏見，他們的墮落。封殺文化是卡夫卡式的，因為約瑟夫·K（譯註：Joseph K是卡夫卡的小說《審判》中的主人公，在結尾被處死）不知道折磨他的人是誰，為什麼他受折磨，或者是他做了什麼給他招來無常命運。
　　封殺文化迴避了人們對正當程序的需求，也不需要任何藉由證據和司法而揭示真相的過程。它的鼓吹者沒有耐心。他們要的就是他們想要的，而且他們現在就想得到！表達自由和正當程序被詛咒為他們實現烏托邦的不必要障礙。但拒絕表達自由和正當程序是通往反烏托邦（dystopia）和左派或右派暴政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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