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誘惑那些停留在新舊之間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丟失了舊東西，而又找不到新東西，掉進了要把這兩種世界最好部分結合在一起的虛假承諾的圈套中。極權主義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現代精神、知識分子的背叛和領袖的花言巧語


　　老高按：昨天發了一篇孫立平的文章，今天還是孫立平——介紹他的另一篇文章，談極權主義的。這文章分三部分在他的微博貼出，有人在網上將之合併成一篇完成文章來轉發，我做了進一步整合。其中有些部分顯然有所重複，但是不妨礙閱讀，也符合“重要的事情多說幾遍”的俗話。


　　極權主義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統治形態

　　孫立平，轉自新浪博客

　　極權主義雜談之一：
　　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統治形態

　　極權主義無疑是20世紀留給人們的一個最大的謎。儘管此前有種種極權主義的思想和種子，但只有到了20世紀，它才真正開花結果。它是一場富有感召力的運動，又是一種令人恐怖的制度；它肇端於誘人的理想和不容質疑的正義，卻釀造了無盡的罪惡；它在最大的程度上踐踏着人性，其中卻又夾雜着動人的故事；它是無數人的希望，又是無數人的厄運。可以說，沒有極權主義，人類整個20世紀的歷史將會全然不同。就在今天，它仍然在散發着巨大的誘惑力。
　　這是一個怎樣的謎？
　　阿倫特在她那本著名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指出，極權主義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統治形態。因此，有人認為，可以說極權主義是現代性的一部分。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認為，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史上的一個悲慘事件，也並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現代性的本質要素，使得像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從極端的理性走向極端的非理性，從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蠻，看似悖謬，實則有着邏輯的必然。
　　說極權主義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統治形態，是因為它具有此前任何統治都不具備的那些基本要素。
　　首先，極權主義是基於一種意識形態烏托邦基礎上的對社會的系統改造，推進這場改造的是激昂的社會運動，結果是一套在邏輯上似乎是盡善盡美的體制。無論是其強調的意志的力量，還是精神的原子彈，深層的也許是理性的自信。
　　其次，極權主義打破了傳統的“統治”或“治理”邊界，傳統專制主義的統治與治理是有限的，也就是說，再暴虐的統治也仍然在其它的非政治領域留有自由，而極權主義的統治是總體性的，瀰漫於全部的社會生活。它壟斷的不僅是權力，也不僅是財富，它還壟斷着社會的“場所”和“空間”，換言之，它是對全部社會生活的重新組裝。
　　再次，極權主義模糊了“統治”與“被統治”的界限，使“被統治者”成為“統治”不可缺少的要素。鮑曼注意到，納粹大屠殺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專制主義僅僅要求被統治者的“服從”，而極權主義要求的是“被統治者”發自內心的“合作”。為此，它要求對人的改造或“新人”的塑造。換言之，傳統專制主義是一部由車頭牽引的列車，而極權主義則是在每節車廂上都安裝了發動機。

　　極權主義雜談之二：
　　極權主義的能量來源於對社會情緒的烏托邦式系統整理

　　極權主義最令人驚異之處，是它的巨大誘惑力和能量。正因為如此，許多討論極權主義的文獻都使用了“極權主義的誘惑”這樣的字眼，而在現實中，人們更能感受到極權主義的巨大能量。而這種誘惑和能量，最突出地體現在它能使被統治者成為營造統治關係的積極參與者，甚至使極權體制中受害最深的人成為它最忠實的擁護者和捍衛者。這樣的誘惑或能量來自哪裡？
　　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說，最大的誘惑都一定是在苦難和無望中升起的燈塔。德國納粹上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希特勒剛上台時，德國經濟幾乎陷於停頓狀態，失業人數高達600萬甚至更多，通貨膨脹達到四十多億馬克兌換一個美元。構成這種災難性現實的背景有兩個。一是一戰後作為戰敗國受到的嚴厲懲罰，二是席捲西方的30年代大蕭條。無疑，一個能夠結束這
災難的力量，就是人們的救星。
　　但這樣說，並不能解釋極權主義為什麼是一個現代現象。因為我們知道，災難，甚至更一般意義上的苦難，都是貫穿於整個人類的歷史的。那麼，為什麼那時候沒有形成如此強有力的極權主義？這裡需要注意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溝通了天國與地氣的現代烏托邦對社會情緒的系統整理。從極權主義形成的歷史來看，通過意識形態對困惑、孤獨、怨恨、欲望、失落、恐懼、無力感等社會情緒進行系統整理，並以跳過人性的辦法形成烏托邦式的解決方案，是極權主義的誘惑和能量形成的重要因素。當然，另一個原因是現代的組織技術、信息技術等為極權主義提供了客觀的條件，這個問題將另文探討。
　　極權主義最容易發生在苦難深重的地方。因此，對於苦難的整理總會給社會運動以巨大的動力。希特勒在一場著名的演講中說，“那場戰爭結束之後，我們這個民族的驕傲就沒有了！那些戰勝者們騎在我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們隨意踐踏我們的尊嚴，一個歐洲大陸上最高貴的民族的尊嚴！你們告訴我，你們是選擇像本傑明·馬丁一樣去做一個自由的鬥士，還是一個奴隸？！”無論在個人的還是在社會的層面上，喚醒苦難的記憶，激發擺脫苦難的激情，都是最有鼓動力的。我們還記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憶苦思甜，也成為社會動員的重要工具。這裡最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將散射的自然狀態的苦難轉變成可以將社會動員起來的系統的苦難，這裡需要的就是意識形態的框架。比如，如何將婆婆對媳婦的虐待引申到社會的框架之中。
　　苦難的訴說有兩個指向，一是奔向消除苦難的理想主義目標，二是製造出有利於內部整合的敵人。而製造敵人依賴的就是從苦難向怨恨的很容易完成的轉化。許多西方哲學家都從學理的角度對怨恨進行過探討，甚至認為怨恨是現代性的重要因素。尼采斷言，怨恨牽制着整個歐洲的現代性的頹廢與虛無。舍勒則認為怨恨與現代性同構。然而，怨恨只有到了極權主義這裡才發揮了其最大的潛力。因為極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需要不斷地製造敵人。製造敵人的意義，一是可以在社會中製造緊張狀態，為那些似乎是不符合常規的統治措施提供依據；二可以在內部製造緊張感，從而強化內部的整合。
　　其實極權主義進行整理的社會情緒遠遠不止這些。轉型期人們會特有的孤獨、困惑、失落、恐懼、無力感等更是富有潛力的社會情緒。達倫多夫的研究表明，極權主義誘惑的對象，往往是那些停留在新舊之間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丟失了舊東西，而又找不到新東西。他們在事物的一種較為陳舊的結構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卻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個位置；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一些毫無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階層。早期納粹黨的很多領袖出身於在社會方面（而且有時也在民族方面）無家可歸的家庭。達倫多夫指出，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人們很容易掉進要把這兩種世界的最好部分結合在一起的虛假承諾的圈套中。如果考察一下極權主義的許諾，就可以看出，其具體內容往往都是針對這些情緒的。

　　極權主義雜談之三：
　　極權主義誘惑的是我們每一個人

　　極權主義與專制主義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其擁有廣泛而深厚的社會基礎。這無疑是其力量的源泉。梁文道曾經提出一個問題：納粹人怎麼可能那麼成功？他認為唯一的答案就是，其實當時那個第三帝國裡面的人，尤其是少數德國人是真心擁戴他們的元首，真心相信納粹的。
　　而最令人感嘆的是，極權主義造就了這樣的一種歷史奇觀：它的最狂熱的擁護者，最後也成了它的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其成了受害者之後仍然是它的狂熱的擁護者。
　　那麼誰是極權主義的社會基礎？
　　極權主義的基礎是什麼？人們最熟悉的當然是阿倫特的觀點。阿倫特認為，極權主義的基礎就是無結構的群眾。極權主義不僅得到群眾空前的支持，而且這種支持有時甚至具有無私、超功利的特點，他們不但願意犧牲自己，而且願意犧牲家人和朋友。當然，從極權主義垮台是過程看，群眾對其的拋棄也是迅速的。按照阿倫特的分析邏輯，以利益為號召的動員只能是理性的而有結構的群體，而極權主義動員的則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識的群眾。
　　阿倫特認為，“群眾”是這樣的一些人，他們發現被自己的同胞拋棄，被社會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離，喪失了一個共同的世界，漂泊無根，甚至成為現實社會中多餘的人。正因為如此，他們希望跟某種永恆的、操縱萬事萬物的巨大勢力結合成一體，因為惟有攀住這股力量，他們才能感覺安全妥當。他們甘心為任何賦予他們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運動或意識形態服務，以便獲得起碼的“尊嚴”。在投身極權主義運動的時候，群眾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價值得到了承認。所以阿倫特說，群眾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識形態提供給他們的最具抽象形式的勝利與成就之結局。
　　但社會學家達倫多夫不同意這樣的分析。他認為，早期美國有着原子化的特徵，但美國既不是法西斯主義的，也不是共產主義的，而且任何時候都未因為受到誘惑想成為這兩種主義的國家。而革命前的俄國顯然也不是原子化的。達倫多夫認為，極權主義不會誘惑這類群眾，而是誘惑那些停留在新舊之間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丟失了舊東西，而又找不到新東西，而且也許基於這個原因，掉進了要把這兩種世界的最好部分結合在一起的虛假承諾的圈套中。極權主義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現代精神、知識分子的背叛和一個領袖的蠱惑人心的花言巧語。
　　達倫多夫繼續分析道，成為極權主義基礎的是這樣的一些人：他們在一種較為陳舊的結構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卻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個位置；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一些毫無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階層。之所以有誘惑，是因為人們在不確定的經濟前景中，希望擺脫一種不完善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弊端。早期納粹黨的很多領袖就出身於無家可歸的家庭。他們的追隨者來自某些特定的下層群體，它們“從未為社會所整合”，後來也來自一些小的獨立職業者和小商人，這些人都為有組織的資本也同樣為有組織的工人深感不安。同時，也包括這樣的一些職員，他們在他們的要求和他們的地位之間被拉來拉去，搖擺不定。
　　而哈耶克和波普爾等人的分析，則揭示了極權主義更深層的基礎。哈耶克指出，毫無疑問，不但在德國和其它地方為極權主義作準備的那些思想，而且極權主義本身的許多原則都已成為在很多其它國家裡產生日益增長的吸引力的那種東西。日益崇拜國家，傾慕權力，好大喜功，熱衷於使任何事情都“組織化”（我們現在把它叫作“計劃”）和“不能讓任何事情聽命於有機發展的簡單力量”這樣的思維和邏輯，在很多社會中盛行。這是產生極權主義的深厚基礎。對此，哈耶克甚至用了“我們中間的極權主義者”這樣提法，用意在於提醒人們，極權主義就在我們的心中，就在一個正常社會裡無數人的思維中。
　　有一位網友這樣寫道：有一次，我看到身邊農村窮苦的人們，生了很多孩子，我心裡就罵：你們養不活這些孩子，不能給這些孩子好的生活，為什麼還要生他們？你們不應該生！那時候我在讀大學，是個理想主義者。過後我就反思：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如果我有權力，是不是就要阻止他們生孩子？我憑什麼剝奪窮人生孩子的權利、剝奪窮人的天倫之樂？這個事件對我影響重大。我就是波爾布特。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波爾布特。當我看到BBC關於紅色高棉的紀錄片，一對中國北京情侶不遠萬里，歷盡艱辛，投奔柬埔寨，臉上洋溢着理想與希望的光輝時，再看到那些累累白骨，從心底里我就開始試圖原諒他了。其實，與其說作者在原諒極權主義的追隨者，不如說是在檢討自己身上的極權主義因素。
　　更令人驚異的是極權主義受害者對極權主義死心塌地的擁護，以至於人們不得不將“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個概念移用到他們身上。
　　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發生了一起銀行搶劫案，一名劫匪在持槍搶劫銀行時中了警方的埋伏，隨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將他們扣壓在保管庫內。匪徒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在押的同夥，保證他們安全出境，否則將人質一個個處死。經過六天的包圍，警方設法鑽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準備。然而，接下來發生的情況大出人們的意料，離開保管庫後，三名人質反而將劫持者圍了起來，保護他不受警方的傷害，並拒絕提供不利於他的證詞。一個女人還說她愛上了劫持者，等他獲釋後就嫁給他。這時候全世界都傻了，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時候這個病名就產生了，叫作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很難進行充分解釋的現象。其中依賴與認同是最基本的因素。具體說，第一，對象是能掌握你生死命運的。第二，他身上有讓你能產生認同或吸引你的東西。第三，他對你有某種意義上的恩惠，特別是在可以處死你的時候沒有處死你。第四，他能夠控制你得到的信息。第五，現實的情境或他構建出的情境能讓你覺得你們是在同生死共安危。有人將其總結為下列的心理過程：被害的弱勢者在長期受到侵害他們的強勢者支配之下，最後終於放棄了反抗，轉而認同強勢者以期獲得安全感的一種心理轉變。受害者盡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釁加害者；而受害者這樣做的時候，也漸漸失去自我意識，直到完全接受加害者的觀點。假如受害者現在用加害者的眼光來看世界，他們就不再渴望自由，結果是當救援到來時，受害人可能會抗拒營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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