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相信，不同於過去“接觸”“聯姻”與合作，對抗將是中美關係未來演化的大趨勢。美國政界一些鷹派人士和反共的中國民主運動激進分子尤其歡迎這種對抗，期盼它將給中共“最後的一擊”。但有人發出不同聲音：這並不是最佳策略


　　老高按：2021年第一天，讀到中國戰略分析智庫《關於中美關係及人類前景的宣言》。起草的成員中有一些是我認識甚至熟識的學者。這篇宣言很長，有一萬多字，還有兩個附件：附件一，是中國戰略分析智庫致中共中央的建議書；附件二，是致美國新一屆政府的建議書，各有兩萬多字。這裡我只轉載宣言的萬字正文，附件我給出鏈接，請有興趣者自行前往。
　　中國戰略分析智庫（http://zhanlve.org/）在美國成立已經有好幾年了，出版《中國戰略分析》等雜誌和網刊。參與發起其事學者的學術成就、社會地位和在思想界的影響，都使得他們的文章顯得很有分量，但是在中國海內外左右分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他們獨立的聲音顯得微弱，甚至可能是“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官學、朝野、中外、左右……哪一方都有“理由”指斥他們為對立一方“洗地”“站台”，甚至罵出更難聽的話。這讓他們不僅顯得“形影相弔”“空谷足音”，更透出堅持的悲壯。
　　這個特點，也顯示在這篇萬字宣言和兩個附件中。涉及的問題包羅萬象——這個標題“關於中美關係及人類前景”就讓人感到其高瞻遠矚指點江山的雄心，任何人，包括我，都會從中讀到非常認同、覺得切中肯綮的段落，也會讀到難以苟同甚至強烈反對的部分。據文末註明，徵求過四十多位中外學者的意見，文章發表後，又向更多的中外重量級學者發出徵求意見，許多人的反饋未必贊成作者的主張（據小道消息，只有一位現在不再從事政策和學術研究的前學者，對此文表示贊成）。但是我深深感覺，不管其觀點得到什麼評價，不管我對其中多少分析和建議不以為然，它作為一家之言，是應該讓更多人讀到、思考的；在美國大選造成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分裂、彼此越來越惡語相向、越惡意推測的交鋒中，希望更多這樣的聲音讓人們——首先是學者——的頭腦能夠冷靜下來。


　　中國戰略分析智庫

　　關於中美關係及人類前景的宣言

　　2021年1月1日，紐約

　　2021年是中國辛亥革命110周年，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100多年來，中國走過了極不平坦的路，其建設現代文明的國家使命至今仍未完成。
　　2021年也是美國介入東亞事務、促成《九國公約》之華盛頓會議100周年，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為中美重新握手創造條件50周年。
　　而今，冷戰結束，中國崛起，中美關係面臨新的挑戰。挑戰既是意識形態的，又是民族國家的，且二者相互纏繞，複雜而冷峻。新冠疫情肆虐，中美關係再添變數。不少人相信，不同於過去的“接觸”、“聯姻”與合作，對抗將是中美關係未來演化的大趨勢。美國政界中的一些鷹派人士和反共的中國民主運動激進分子尤其歡迎這種對抗，期盼它將給中國共產黨“最後的一擊”。
　　中國戰略分析智庫不贊成這樣的立場。本智庫以憲政自由主義為底色，以促進中國民主化為使命，然而，我們認為，基於中美兩國國力對比的變化，基於國與國關係之政治哲學基礎的重新反省，基於自然界施加給人類的諸多限制和人類面臨的生態方面之共同危局，中美對抗已經不合時宜，它不僅不利於兩個國家的發展，不利於中國的民主轉型，更和未來的人類福祉相衝突。有原則的合作才是兩國今後應該努力的方向。
　　為了充分闡釋其中道理，提醒兩國政治家理解中美兩國的真實狀況及其邏輯衍生背景，厘定處理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及合理邊界，本智庫特發表宣言如下：

　　一

　　中國是一個有數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1500年以降，其文明的老化凸顯，進入19世紀後更是遭遇近代歐洲文明的強烈挑戰。鴉片戰爭標誌着兩種文明的首次衝突，也給中國人告別前現代、邁入現代社會提供了機會。可惜清朝統治者囿於過時的“天朝”心態和狹隘的“部族”私利在在延誤與現代世界接軌，俄日英法等新老列強恰在此時乘虛而入，朝貢體系崩潰，中國幾乎陷於任列強宰割、國將不國的極度衰微之境。由此，中國人面臨不得不完成的兩大歷史任務：
　　其一，建設一個獨立自主、統一而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以洗去國恥、重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請注意：民族國家在這裡並非意味着漢民族單一國家，而是漢藏滿蒙維並存的多民族國家）；
　　其二，建設一個優良的憲政民主體制以推動民族國家建設，同時完成從前現代皇權專制向現代立憲民主制度的偉大轉型。
　　這兩大歷史任務，曾是晚清到民國幾代先賢的共識，無論他們憧憬的現代制度轉換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民國建立後，中國也曾有過兩次在權威主義框架內實現政治現代化的機會：一次是袁世凱，本來可能藉清廷和平退場、南北終告統一而重振國勢，掃除積弊，徐圖建設民主政治，卻因《臨時約法》定位錯誤、宋教仁被暗殺、孫文二次革命再造分裂、袁世凱本人復辟稱帝而徹底告黃；再一次是蔣中正，南京政府在三民主義“黨治”和“訓政”架構內推進民族國家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以“還政於民”之“憲政”為目標，方案清晰合理，卻因遭遇外敵入侵、中國共產黨又借勢崛起而最終功虧一簣。
　　美國則完全是另一個類型：自獨立建國、費城制憲，這個年輕的國家以上帝選民自命，要成為人類自由燈塔，宗教使命感強烈；又繼承大英帝國的貿易帝國主義傳統，在美洲以外擴展其國家利益，此二者構成頗具張力的美國國家定位的兩個基準點。19世紀中葉，美國像英國打開中國市場那樣，用強權打開日本市場，迫使日本從“攘夷”走向“開國”；而在日本迅速崛起，成為東亞征服之新星時，美國又藉助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華盛頓會議遏制日本的擴張勢頭，並在山東問題上還中國以公道。從一戰終結、威爾遜總統提出14點和平倡議以來，美國外交中的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一直相映成趣，它們分別代表着這個國家精神的與世俗利益的兩個層面。而就中美關係言，在20世紀上半葉，美國對中國一直是友好的，美國同情中國的遭遇，在很多國際場合為中國主持公道。美國首倡退還庚子賠款用於支持中國辦大學、辦醫院，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就是這樣創辦起來的，它構成中國最著名的大學之一清華大學的前身，北京協和醫院亦是庚子賠款的產物。美國也寄望中國建設起現代民主政體。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馬歇爾對國共兩黨的調停、希望促成兩黨聯合政府之建立即為鮮明的例子，而馬歇爾的失敗，則證明了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對美國人而言仍然是一座高山。

　　二

　　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成功，終結了國民黨建設憲政國家的努力，從中國政治現代化大邏輯看，這是現代中國歷史演變中的巨大扭曲。共產國際和中共的激進階級鬥爭綱領曾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建政後毛澤東推行的同樣激進的經濟社會政策製造了大批“階級敵人”，中國距離自由民主似乎更加遙遠。但迄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餘年，又是中國近代以來絕無僅有的長期和平無戰亂年代，且中國共產黨執政者為建設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一直不遺餘力。毛澤東無視常識和經濟科學的“大躍進”導致大饑荒，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乃和平年代共產黨製造的最大人間慘劇，但這個事實並沒有否認毛本來想以“趕超”形式實現富國強兵的勃勃雄心。文化大革命以挑戰人性為能事，否定利益驅動乃人類生產之基本動因，卻同樣沒有否定現代化建設目標本身，只不過以反現代形式推進現代化而已。中國的“兩彈一星”即毛時代器物現代化建設成就之標誌。鄧小平汲取文革教訓，推動改革開放，承認市場經濟，中國民族國家建設獲得迅猛發展；然鄧承毛統，“共產黨領導”仍然不容絲毫挑戰，雖有1980年代體制內外爭取自由和民主的多次努力，均被保守的中共元老勢力所扼殺。中國兩大歷史任務，終毛鄧兩朝，一直處於分裂狀態矣！
　　而這個時段內的中美關係，經歷了從相互為敵到握手言和的轉變。中美之為敵，乃冷戰之產物。1950年爆發的韓戰讓中美兩國軍人直接對抗於朝鮮戰場，此後20年，兩國關係一直處於冰川谷底。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因中蘇鬧翻、急於擺脫兩面作戰之窘境，有了和美之需求；美國亦因深陷越戰困頓需中國幫忙、且有意分化兩大共產國家而決意向北京招手。這就有了1971年的基辛格秘密訪華和1972年尼克松總統的“破冰之旅”。文革結束後，1979年鄧小平正式訪美，奠定“中國開放主要是向美國開放”之格局，兩國關係進入“蜜月”。中國需要美國的技術、美國的管理以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美國需要中國制衡蘇聯，也希望中國藉經濟發展而政治進步。甚至中國發生1989年天安門事件這樣驚天動地、駭人聽聞的變局，老布什總統仍派出他的特別助理秘密訪問北京以為溝通。冷戰結束，蘇聯不再，美國仍然保持對中國的“接觸”，有白宮的戰略考量，也有華爾街的經濟壓力。美國不但宣布對華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鈎從而放棄對中國的制裁（1994年），而且支持中國加入WTO（2001年）。市場經濟喚醒了無數中國人的發財渴望，融入全球化又給中國經濟騰飛增添了雙翼，到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三

　　今日中國與100年前相比，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兩大歷史任務的第一個方面，中國有了足以自豪的成績：它不再是“東亞病夫”——那個任列強宰割的衰微破敗的國家，而一躍為西方公眾眼中的世界強國。它已經有4億人口過上了中產或中產以上比較體面的生活，另外10億人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它的高鐵、高速公路系統縱貫南北東西，里程高居世界之首。它不但是“世界工廠”，而且擁有全球最完整的製造業產業體系和全球最大的市場。它正在建設強大的藍水海軍，自從鄭和下西洋成為絕響，中國人再做這樣的海軍夢已經相隔600年。它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性能優異，足以媲美長期獨占鰲頭的美國GPS。它也實現了登陸月球，甚至向更加遙遠的火星進軍。如此等等。
　　然而，中國仍然是共產黨一黨專權的專制政體。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掌權時期，民間要求民主化的呼聲此伏彼起，2008年還有《零八憲章》橫空出世，但均未得到當政者的善意回應。自習近平執政以來的這些年，中共對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的打壓更趨嚴厲。它發明了一套嚴密有序、疏而不漏、實施有效的互聯網管制系統。它仍然採用文革方式大搞個人崇拜，對最高領導人歌功頌德。它控制大學教育、壟斷對歷史的解釋權、壓制公民社會的發展。它把所有媒體都變成“黨的喉舌”。它藉助現代大數據技術營造全民監控體系。它把這套體系用於抗擊新冠疫情獲得非凡成功，便馬上誇口這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兩大歷史任務結果之間的分裂式並存，乃是當今中國最為弔詭的景觀。對外，北京正以更加積極的姿態“進入世界舞台中央”，中國民族國家建設的成就正在成為中國共產黨對外輸出“中國模式”的根據和武器。這個“紅色帝國”不再寄望推動毛澤東式的世界革命，但確實冀圖擴大對全球的影響，並把它的觸角延伸到遙遠的非洲大陸乃至拉丁美洲。它的那套以儒家倫理為基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說辭，力圖把自己描繪為美國式霸權的替代物，它要用這樣的“價值觀外交”占據國際交往領域的道德高地。
　　那麼美國呢？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美國一枝獨秀，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和最強大的民主國家，人類前景似乎一片光明。然俄羅斯、中國在各自的軌道上重新崛起，美國卻因“9.11”陷入反恐泥潭，長期糾纏於阿富汗、伊拉克戰事或戰後重建不得脫身，這讓美國充滿焦慮。更麻煩的是，2016年唐納德•川普先生當選美國總統，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全無價值關懷的總統，又是歷史上少見的如此自私、自戀而任性的總統。在不到4年時間裡，川普以“美國優先”為名，迅速使這個國家重回叢林世界，美國民主則黯然失色。美國的一系列“退群”行動，凸顯川普政府對全球公共事務的冷漠、不負責任，這讓它的傳統盟友都大為驚駭。川普總統以提高關稅為武器對北京發動貿易戰，根據的是荒唐而奇怪的川普式邏輯（貿易逆差意味着美國“吃虧”）。倒是他的鷹派同僚——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警醒到北京的威脅而重新吹響意識形態冷戰的號角。新冠疫情發生，美國應對不力，川普和共和黨推出一系列“甩鍋”行動，試圖讓中國/中共承擔罪責。在重重打擊下，中美關係迅速落入谷底，從朋友再次變為敵人。對抗正在成為兩國關係的主旋律。

　　四

　　然而，我們又何以理解這樣的“對抗”？“對抗”真的會有結果麼？
　　從表面看，無論彭斯、蓬佩奧的演講還是美國國會通過的針對台灣、香港、新疆問題的法案，美國打擊中共專制，均顯得道義滿滿，蓬佩奧甚至呼籲區分中共和中國人民，似乎美國在高擎自由民主大旗而繼續人類自由的事業。然而，川普政府的行為還是有着太深的叢林烙印，它的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如華為、字節跳動、騰訊等公司的打壓，雖然以“國家安全”為名，卻在在顯示是“老大”容不得“老二”與自己比肩。已經輝煌了100年的美國常常顯露驕態，對別人的反超充滿自然而生的敵意。所以，美國的行為是複雜的，在川普總統任內，美國傳統的民主價值觀立場與“美國優先”之現實政策考量間的糾纏，重燃自由燈塔的渴望（讓我們假設彭斯等人的演講表達這樣的渴望）和地緣政治層面對新崛起強權的擔憂竟如此交錯地纏繞在一起，讓人懷疑美國出台的新政策究竟是傳統“美國精神”的延續，還是基於自私的民族國家利益，甚或僅僅是一個不靠譜的總統的歇斯底里。當然，拜登先生已經當選新一屆美國總統，謝天謝地！我們期待美國政治會有一個大的改觀。
　　中國方面同樣複雜。中國是民族國家與黨國政體的捆綁體，北京對華盛頓挑戰的反制，固然首先是為了中共政權的自保，但由於中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者，來自外部的對中共政權的威脅又可以解讀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民族國家的威脅。事實上，中南海正是這樣向14億國民宣導這種威脅的，而且，由於美國行為中包含的叢林屬性，這樣的解釋並不全錯。站在憲政自由主義立場，我們反對中共把政權利益包裝為民族國家利益、甚至為了政權利益不惜損害民族國家利益，但我們也同時承認，在一個新叢林世界中，中共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者，客觀上的確承擔着捍衛中國民族國家利益的責任，且當它履行這樣的責任時，理當受到全國民眾的擁護。歷史上常有這樣的情形：當遭遇外部挑戰時，政權作為民族國家利益守衛者的身份會凸顯，政權的政體性質本身倒往往會淡化，退居為次。
　　而無論美中之間的對抗是意識形態的民主對專制，還是修昔底德意義上的“老大”對“老二”，還是二者兼而有之，我們都必須追問：這樣的對抗會有結果麼？中國今天的GDP大約相當於美國的三分之二，未來5年（最多不超過10年）有望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中國的綜合國力固然仍遠遜於美國，但進一步縮小這個差距將是今後的大趨勢。考慮到這個事實，問題更精確的提法應該是：美國尚有能力達到打壓中國/中共、遏制中國發展或紅色帝國崛起的目標麼？可以說，以中國今天的體量和中美相對實力的消長，輯便美國完全出於捍衛民主的決心和“拯救”中國的善意，它的經濟打壓、技術封鎖、外交圍堵、軍事恐嚇也已經不足以遏制中國/中共，在很多場合很可能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甚至“殺敵八百自損一千”，更何況往昔的自由燈塔正在暗淡，美國行為中的叢林要素會大大降低甚至完全抵消其道義含量。中國固然仍然是共產黨在統治，但來自外部的叢林式打壓反倒會激發中國民眾的愛國情感，給執政者提供絕佳機會實現民族主義動員。中國的百年國恥此時恰好派上用場，“民族復興”的口號不但會提升統治者的執政合法性，而且由此凝聚的民族力量將大大提高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整體抗打擊水平。可以斷言：中美兩國對抗，不會有結果，不會有贏家，只會兩敗俱傷。貿易戰升級、經濟脫鈎、金融脫鈎、軍備競賽……，兩國盡可以這樣玩下去，但最終美國打不垮中共更打不垮中國，中共也同樣摧毀不了美國。然而，兩國將有多少資源被用於這樣的相互防範、相互打擊呢？世界又有多少資源被直接間接地捲入中美兩國這種相互惡鬥呢？它將是一個無法計算的數字！

　　五

　　更大的問題是，人類面臨的生態危局已經不允許中美兩國如此對抗下去。
　　50年前，羅馬俱樂部就撰寫過《增長的極限》研究報告，對全球問題提出警示。半個世紀的發展證明科學家們的悲觀預言正在變成現實。人類無節制的生產和消費對環境造成巨大破壞，已經產生越來越嚴重的後果。溫室效應加劇，南北極冰川融化，極端氣候頻頻，大批動植物滅絕或瀕臨滅絕，人類自身的生存也面臨末日威脅。能夠拯救地球、拯救人類的只有人類自己。但大國政治家們似乎對此出奇地遲鈍。他們仍在斤斤計較各自得失，醉心於彼此爭鬥中各自民族國家自私的算計。你可以說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們代表各國利益，當然沒有科學家來得瀟灑、超脫；但這也恰恰證明政治家和外交政客體現人類的動物本性，而人類若不能超越這種動物本性，人類絕對不會有未來。
　　美中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自然擔負着保衛地球的重大責任。在人類面臨的共同生態危局面前，所有意識形態對立、民族國家對立都顯得不那麼重要了。若海平面繼續升高，用不了50年或100年，上海和紐約的大片地區都將被淹沒，而不管它是中國的還是美國的，也不管它姓“社”還是姓“資”。美國雖然極富自然稟賦，懷俄明等內陸州仍然有着大片未開發的處女地，遠不像中國人多地少，不得不嚴守18億畝耕地紅線，但美國照樣不能免去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威脅，頻繁的東南沿海颶風和肆虐的加州山火就是明證。在如此背景下，包括美中在內的世界各大國還要拿出巨額資金生產軍火，且在彼此競爭中惡性提升，難道還有比這更愚蠢的自殺行為麼？這些錢用於改善環境、消滅饑荒、抗拒共同的公共衛生災難（就像此次新冠重疫），難道不更好麼？克制人類的動物本性，超越叢林世界的狹隘視野，處理好人類自身的問題，才是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前提。

　　六

　　簡言之，中美應該合作，而不是對抗。這不但是中美兩國之所需，也是世界之所需，人類之所需。當然，合作應該是有原則的，所謂“原則”是指：不迴避兩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深刻差別乃至對立，而又對各自合理的民族國家利益予以充分尊重。在事關人類福祉的全球公共事務領域，中美兩國則應竭誠合作，承擔責無旁貸之大國擔當。
　　中美合作從何做起？台灣。
　　台灣問題本是70年前國共內戰的遺產，又因為冷戰成為中美關係之焦點。兩岸問題當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蘊含：專制的大陸對民主的台灣，讓自由世界自然站在台灣一邊。但兩岸問題同時又是中國民族國家建構必須面對的主題：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不可能容忍它的一部分永久處於分離、分裂狀態，特別是考慮到這個部分在很長時間內曾被屈辱地割讓給外國。1979年中美建交時美方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美國國會又通過《對台灣關係法》重申對台灣的價值承諾。近年來，隨着中美兩國實力的消長和地緣衝突的加劇，台灣問題越益複雜化乃至異質化。對華盛頓而言，台灣固然還是華人民主的象徵應予保護（至少理論上），但在與中國的“修昔底德衝突”（“老大”遏制“老二”）中，台灣的地緣戰略價值也在凸顯。對北京而言，收回台灣固然有利於黨國政體安全，同時乃中華民族完成統一、實現民族復興的必然之舉，且恰恰因為來自美國的圍堵加劇而必須加快部署，才能撕開、破解美國的戰略包圍。目前台灣海峽的軍事緊張就是在這種惡性互動中形成的，它正在成為中美衝突的熱點。
　　按照民族國家間相處慣例，美國海空軍對台灣海峽對岸中國大陸的抵近偵察是過分的，不會被任何一個大國所接受。美國在日本、韓國駐軍始於冷戰年代，本為對付蘇聯，如今卻成了圍堵中國的現成利器。美國也在加緊構築美日澳印“四國聯盟”，試圖在更廣闊的印太範圍內“抗拒中國擴張”。作為回應，北京勢必加強與莫斯科的同盟關係，同時與伊朗聯手，還要鞏固南中國海的島礁建設，以保護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在這個大棋局中，台灣對博弈雙方都是關鍵點。然而這樣斗下去，不但依然無解（如上述），而且台灣勢必成為雙方惡鬥的犧牲品。美國至今沒有表示兩岸軍事衝突時會出兵相助台灣而刻意保持所謂“戰略模糊”，這是因為美國軍方清楚知道在中國家門口打仗，美軍已經沒有必勝的把握；但美國又在向台灣出售大量先進武器，試圖把台灣變成對抗中國大陸的武裝堡壘。這是極不負責任的。即便是為了台灣民主，這樣的政策也只會把台灣2300萬人民置於危險之中。
　　到了改變這種可怕現實的時候了。美國停止對中國大陸的抵近偵察、減少乃至停止對台灣的軍售、改變沿“第一島鏈”對中國圍堵的傳統政策，台灣反而更安全。美國應該認識到，即便根據大國博弈的現實主義規則或傳統，力量接近的大國之間重新劃分“勢力範圍”也是在所難免之事，更何況人類面臨的共同生態危局，讓這樣的平衡觀念都顯得過時而落伍，遑論非要爭個子丑寅卯、你輸我贏？美國不再武裝台灣或在某種意義上“放棄”台灣，美國軍事力量遠離中國家門口，將彰顯美國對另一個大國的尊重，可能構成兩國合作的真正開始。而且，從中國民主轉型角度看，外部越不安全，內部就越要控制；外部安全了，內部的變化反而容易發生。
　　就中國人來說，兩岸統一乃大勢所趨。我們主張兩岸就統一問題進行真誠對話，找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制度安排。站在憲政自由主義立場，我們當然希望兩岸統一於民主；一時做不到，則退而求其次，台灣併入祖國大陸而留其制，乃應保之目標。而保留台灣民主體制，統一隻能“和統”而非“武統”，“武統”結果，必一國一制，實質而非形式。更重要者，“武統”，兄弟相殘，生靈塗炭，須盡力避免。作為整體的中華民族，其民族國家建設成功先於民主政治建設成功，乃台灣不得不面臨今日之弔詭的原因。但勢已至此，只能因勢利導。我們希望中共在處理兩岸統一上，表現出歷史的大度。我們也相信，中國兩大歷史任務會隨着時代發展而終將匯流。在這個問題上，兩岸的政治家、民主事業追求者都應該有大眼界、大格局。

　　七

　　民主乃人類未竟之事業。民主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對中美兩國來說，在當下及未來一段時間，它們有各自不同的難題需要攻克。
　　中國民主化的目標是終結公共權力由單一政治集團壟斷的不合理架構，這一點依然如故。在中國民族國家建設已經取得歷史性成就基礎上，中國民主政治建設沒有理由再拖延下去。誠然，中國民主化的條件已經發生深刻變化。中國民主轉型將在一個日益走向富裕、整個社會越來越中產化的背景下發生，而不再是經濟危機或崩潰的產物。隨着人民對美好生活渴望的不斷滿足，人民會生發出更多權利意識，要做更有尊嚴、更多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的公民。網絡時代也為公民參政提供了全新的技術手段。事實上，40年改革開放已經積累了巨大的民間民主化潛能，各級政府推出的法治化舉措有很多恰恰是民間壓力或政治反對派長期呼籲、不懈抗爭的結果。像中國這樣的超大型國家，民主轉型不會一蹴而就，但也不可能長期擱置。我們希望已經100歲的中共認清未來大勢，克服權力的傲慢和既得利益羈絆，要認識到，放棄公權力壟斷這一步是早晚要邁出的。中國共產黨在建設中國民族國家方面做出巨大努力，有歷史貢獻，這一點人民不會忘記。但中國共產黨長期霸住公權力不放，不管以什麼名義，仍然是前現代打江山坐江山的傳統邏輯，是不符合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準則的。中國的兩大歷史任務必將匯流，被扭曲的政治現代化進程必將矯正。所需者勇氣、時間也。我們相信，中共黨內不乏有識之士，民間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更是一代接一代，薪火相傳。困難與克服困難的條件、解決問題的努力，永遠是並配而行的。為了中國的未來，我們願意與體制內外的同道共勉。
　　新疆、西藏在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和國家安全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一點無論今日中國還是民主化以後的中國，都是一樣的。恰恰因此，我們要重申對北京的批評，北京以反恐、反“極端化”為名對維族兄弟姐妹的打壓、監禁不是在維護國家安全，卻是在損害國家安全，因為對人權的不尊重勢必造成少數民族的離心傾向，其影響不幸而深遠。我們認為，中央政府必須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民族地區的區域自治權利和宗教自由權利，此乃保證民族地區長治久安的根本之策。中央政府應重新啟動和達賴喇嘛的對話，流亡藏人的“中間道路”訴求溫和而理性，北京應予認真對待。尊重民族地區的語言、宗教和文化遺產尤其具有重要意義，語言是一個民族的根，推廣國家通用語言和呵護、傳承民族語言應並行不悖。晚清官員推行以漢化為中心的藏務改革遭到失敗，歷史的教訓值得汲取。香港是中國的明珠。保護香港的國際貿易自由港地位、維持香港經濟的長期繁榮同樣是重要的，而保持香港繁榮的根本前提是穩定香港民心、落實香港法治、兌現中央政府對港人的雙普選承諾。提升國家安全的努力不應造成香港的恐懼氣氛，更不應成為扼殺一切批評聲音的藉口。在中美對峙減輕、家門口的威脅減少後，相對寬鬆的內外環境應該有助於提升執政者的安全感，有助於體制內外合作，有助於政治改革和民主轉型的啟動。無論早或晚，這一天終究是會到來的。
　　中國的民主化是人類在更高水平建設共同家園的重要前提，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民主化關乎中國，也關乎世界。未來的中國民主體制，不會是對任何國家的簡單模仿，而一定出於中國社會自身的需要，但我們會認真研究各國憲政的寶貴經驗，也汲取其教訓。中國民主事業的追求者歡迎全世界的有識之士、各國政府和NGO組織支持中國的人權事業，對中國人民爭取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自由的鬥爭給予道義聲援，這種聲援超越主權邊界，是公共理性在人類整體水平的生動體現。

　　八

　　美國是具有偉大自由傳統的國家。在過去10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為促進人類進步做出巨大貢獻。然而，近年來美國民主發生的倒退，令人痛心。讓自由燈塔重放光芒，美國需要從檢討民主體制自身缺失、反思美國社會現存問題入手。今日美國分裂，絕非川普總統一人之過。有觀察家言：美國的問題不在川普，而在“川粉”。那麼“川粉”又是如何煉成的？這就涉及40年來美國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凸顯，種族衝突、移民衝突、右翼極端群體的出現等都是其結果或副產品。在政治結構方面，川普當選及在任的4年，暴露出美國選舉制度、兩黨制度、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制衡體制中的一些內在缺陷。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政治素人”川普竟然把共和黨改造成“川普黨”，共和、民主兩黨基於黨派利益的兩極化惡鬥則令立法機構對行政機構的制衡幾近失靈。此次美國大選、總統換屆中凸顯的憲政危機，讓人們深感美國民主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包括最高法院在內的美國各級司法機構雖然抵擋了川普團隊的“濫訴”，但問題遠沒有解決。有人甚至主張用暴力推翻美國大選結果。全世界熱愛民主的人們都期待美國儘快從這樣的局面中掙脫出來。可以說，美國解決好自身問題，恢復民主制度的活力，就是對世界民主事業的最大貢獻。我們也相信美國人民會痛定思痛，儘快割除美國肌體中的毒瘤。這畢竟是一個擁有自由傳統又極富創造力的國度。美國終將“再次偉大”。
　　至於美中關係，我們認為美方應取的立場是：在價值觀領域，堅持自由、民主、人權的基本原則，對中共在中國國內推行的專制政策繼續予以批評、揭露，對紅色帝國對外的威權模式輸出，繼續予以警醒、抵制。但在國家關係領域，停止美中兩國作為民族國家的對抗和相互攻擊，學會換位思考，彼此尊重，且在全球公共事務上盡力合作。專製毒素對當今人類的侵染，當然不容小覷；價值觀和社會制度衝突，仍將在這個地球上延續相當時間，這不僅存在於美中之間，也存在於地球現存的各種文明和不同宗教信仰之間。但價值觀之間的競爭，民主體制與專制體制之間的競爭，應該通過和平的方式，以誰更有文化和科技創造力、誰更能滿足人類物質生活需要和精神領域的自由、誰更能促進不同水平人類群體的有效治理而又不失每一個個體的尊嚴，通過諸如此類的競爭而鑑定哪一種意識形態更合理、哪一種政體更有效，更代表人類文明的發展和未來。在這些方面，我們相信，自由民主的價值仍然占據更高的人類進化階梯。

　　九

　　世界未來不僅取決於中美兩國，也取決於各國的共同努力。國家無論強弱、民族無論大小，都是人類大家庭的一員。在地緣政治意義上，全球未來政治板塊將趨向多元化格局，而不再是一強獨霸。歐盟這樣的超國家聯合體、脫歐後的英國、俄羅斯、日本、印度、巴西、土耳其、韓國、澳大利亞、伊朗、南非等發達國家或正在崛起的國家，都將在決定地球未來命運上承擔角色。
　　正因此，本宣言再次強調：我們要學會共處。
　　在保衛各自民族國家疆界及合理利益的同時清楚認知民族國家的有限性，遏制彼此的野心，壓抑自私的衝動，學會互諒互讓，是人類走向更高水平共處的前提。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理應在此發揮更大的作用。國際秩序的調整、重組或更新，均應以有利於提升人類整體的安全水平為目標。把更多的資源、智慧和金錢用於拯救我們的共同家園吧！地球留給人類的時間並不多，我們不可再猶豫！
　　中美作為大國，在所有這些方面理應做得更好、更出色。讓我們兩國共勉！

　　基於上述歷史、哲學和戰略分析，本智庫將向中美兩國執政者分別提出若干政策建議，作為本宣言的兩個附件（請點擊前往觀看）。

　　附件一：《中國戰略分析智庫在中共建黨100周年之際，就政治改革及調整對外政策和國際戰略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建議書》。

　　附件二：《中國戰略分析智庫就調整美中戰略關係、促進國際和平發展致美國新一屆政府的建議書》。

　　執筆：張博樹
　　課題組成員：李偉東、張博樹、鄧聿文
　　鳴謝參與討論的中美學者：劉亞偉、顧為群、陳軍、榮偉、張艾枚等40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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