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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要求美国尊重核心利益,却又不尊重美国核心利益? 2021-03-03 18:14:52

拜登上台后,中美、两岸关系将如何变局?专访美国智库专家葛来仪(ZT)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逾一个月,美中关系不如特朗普时期般波涛汹涌,但暗流涌动。

拜登延续前任政府的对华强硬的经贸政策,允许一项针对中国科技公司的禁令生效,暂无取消对华商品关税的迹象;美军更为频繁地在南海实施自由航行活动;美国亦就香港、新疆等人权问题谴责中国,还称其对台湾的支持坚如磐石。


中国官媒《中国日报》近日社论指,拜登上任以来的对华政策带有特朗普主义的特征。

中方高层官员在最近讲话中,将近年中美关系恶化归咎于特朗普及其政府,呼吁新政府「回归理性」,「合作」成为这些表态中的关键词。然而,华盛顿谈论中国时的高频词则是「竞争」,拜登政府多次称美中处于「极度竞争」阶段。

拜登上台后,温差依然明显的华府与北京将如何往前迈步?拜登政府又将在近年来冰冻三尺的两岸关系中扮演何种角色?

就以上问题,BBC中文近期专访了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高级研究员葛来仪(Bonnie Glaser)。她近日被《华盛顿人》杂志评为华府最有权力的250人之一,在外交政策上颇具影响力。



葛来仪认为,不同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不会聚焦美中关系的意识形态差异,转而强调外交政策的价值观与盟友重要性。

她指出,拜登政府未将中国标籤为敌手,「为改善对华关系敞开了大门」,但她也强调,「一个巴掌打不响」,两国都须为管控核心利益出力,而非单方面要求对方的尊重与牺牲。

因为如果中国要求美国尊重其核心利益,但又不尊重美国的核心利益,那改善关系的空间就很有限了,」葛来仪说。


近日「两岸水果战争」硝烟燃起,大陆宣佈暂停进口台湾凤梨(菠萝)。禁令下达正值凤梨产季前夕,一些台湾民众质疑此举是出于政治因素。

一颗小小的凤梨,折射出的是两岸关系的冷暖。2012年中国与菲律宾因南海主权争议引发纠纷,中国向菲律宾的香蕉与凤梨下达禁令。正值马英九当政时两岸关系密切,台湾凤梨趁机打开了中国大陆的市场。如今,凤梨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的晴雨表。

葛来仪对BBC中文表示,希望美方会鼓励海峡两岸重启最近五年来停摆的官方对话。

在白宫中主管亚洲政策的坎贝尔(Kurt Campbell)近期也曾暗示,美方期待看到两岸重启对话。去年12月,他在一场公开研讨会上表示,北京与台北间一定程度的「有效、闭门的对话」,会符合「每一方的最佳战略利益」。

「美国的最终责任是维护信誉与承诺,保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坎贝尔表示,美国与台湾交往是因为「我们支持台湾,但我们不是反对中国」,希望与海峡两岸都保持「有建设性的关系」。

葛来仪在访谈中说:「在我看来,拜登政府认为缺乏对话是危险的,他们会试着鼓励双方重新开展对话。」

以下是BBC记者冯兆音与葛来仪的问答。

BBC:中国官媒一度把拜登称为「中国的老朋友」。自总统大选以来则有怀疑声音称,拜登或是「中国的新仇敌」。关于拜登将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你的观察是什么?

葛来仪:拜登对于中国的看法确实发生了变化。他曾与中国合作,不仅与习近平对话,还作为(奥巴马)政府的一员,就气候变化、北韩(朝鲜)、伊朗、公共健康等议题与中国打交道。但在最近四年来,因为美中关系的竞争性越来越强,就我看来,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越来越多,拜登的对华看法也相应改变了。在总统大选期间,他对中国的一些发言十分强硬。但我认为,拜登总统发言的重点是,希望促使中国遵守规则,与美国企业在平等条件下竞争,同时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这会是双向道,这不仅仅是美国将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也关乎中国将如何与美国打交道。

BBC:北京明显希望可以重置双边关系。中国政府高层近来关于中美关系的发言中,合作是一个重要关键词。而另一方面,在华盛顿频频出现的对华关键词是竞争。你认为双方能够如何调和这个差异?

葛来仪:我认为拜登政府把美中关系放在三个不同的篮子中。

第一个是对抗性(adversarial)的议题,那些美国表明必须对抗中国的问题;

第二个是竞争性,主要是经济相关的领域;

第三个篮子则是合作性议题。

但我认为,中国必须先解决一些我们面临的挑战,开展对话,管控分歧,在必要时可能还需要减少分歧。

我个人并不预期美中关系会发生重置(reset),但我的确希望双方能有更有效的对话,可在关乎双方核心利益的领域管控分歧。新疆、台湾、香港,这些絶对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某种程度上,还有关乎南海以及中国附近海域的问题。




现在仍是拜登政府的初期,两国关系有稳定和改善的空间,但这并非必然。一个巴掌打不响,我们要看中国和美国分别怎么做。我记得在拜登当选总统前,他接受《60分钟》节目的采访,被问到哪个国家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时,他马上回答「俄罗斯」,同时称中国为「竞争对手」。但他从未把中国标籤为「战略竞争对手」,只说过美中处于「极度竞争」。我认为拜登为改善对华关系敞开了大门,同时表明他会捍卫美国的利益。

两国在许多领域可以合作,因为这些议题也关乎复兴与美国重建,这是拜登的优先事项。如果中国想要与美国一道帮助美国变得更强大,如果美国也发出信号表示我们并非试图遏制与削弱中国,我认为两国是有合作空间的。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些议题上我们的利益是相冲突的,那无法解决,只能管控。

BBC:在对华关系上,拜登政府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葛来仪:我认为一个重大挑战是在科技方面,因为中国想要在21世纪的核心科技上占主导地位。在美国一直有一个讨论,关于我们是否应该跟中国在某些科技领域上脱钩。这也是拜登政府十分重视的话题,中国势必会对美方尝试脱钩的举措作出反应。



另一个对中国来说非常敏感的议题是台湾,我认为在这一议题上,中方曾非常担忧特朗普政府推动美台关系的政策。拜登政府已发出信号会坚定支持台湾,随即而来的问题是,他们会如何发展与台湾的关系,中国会否将其解读为跨越红线。


BBC:许多台湾人因拜登当选而感到焦虑,担忧他不如特朗普对华强硬,关注紧密的美台关系是否会延续。

葛来仪:从拜登上台至今,所有迹象都表明拜登会捍卫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利益,已有多个声明与举措展现对台湾的强力支持。我认为台湾的民众与政府无需担心,美国的对台关系稳健与持久。



台湾作为一个亚洲的民主社会,处在一个非民主国家众多的区域,其中包括中国。无论(台湾的民主)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是否是一个可选的模式,拜登政府都希望突出它。因此我认为美国会继续履行对台湾的承诺,包括对台军售。我们也会制止中国向台湾施压,促进台湾参与国际事务。

但愿美方会鼓励海峡两岸重启最近五年来停摆的官方对话,因为这是引发区域紧张的因素之一,并可能导致意外与冲突。在我看来,拜登政府认为缺乏对话是危险的,他们会试着鼓励双方重新开展对话。

BBC:在主权问题上,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中两国会偏离既定立场。华盛顿的新政府有哪些迴旋空间?

葛来仪:我预期在主权问题上,拜登政府的政策不会完全偏离特朗普政府的方针,例如,他们会继续在南海进行保障航行自由的活动。美方也在与其他「四方对话」国家,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紧密合作,甚至达成超越「四方对话」的合作。我认为在这个领域,我们会看到美中之间的竞争与对抗。我希望我们与中国军方可以达成更有效的沟通,在「相遇规则」的危机磋商、如何防止误判与误会等方面。那样我们才能在南海或台湾海峡避免意外与战争,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拜登政府有一定空间。

BBC:关于中国政权性质与意图,以及美国的外交目标与制约性,拜登政府的理解与特朗普政府的截然不同。拜登的团队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的挑战,但并不认为北京有成为霸权的意图。前国务卿蓬佩奥主张诱使中国改变,而拜登班子则曾表示,关于华府决策对中国长远发展的影响力,美国要有「谦逊」的认识。你怎么看这些差异?

葛来仪: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可能不会把焦点放在美中关系的意识形态部分。我们之前经常听到国务卿蓬佩奥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众区分开来,他几乎在呼吁中国民众起义、改变中国,这听起来很像是一个推动政权变更的政策。我不认为你会从拜登政府那里听到类似的表态。我们还没有听到(拜登政府发表)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而只是关于中国和中国政府的表态。

我认为拜登政府的举措是从强势地位(a position of strength)出发与中国打交道。这意味着要循序渐进,我们要先控制好疫情,重新为美国经济注入活力,巩固美国的同盟。我们要确保中国不把美国视作衰落中的国家并试图从中占便宜。目前,中国看到美国的弱势。在中国,有一种观点是东方在崛起,西方在衰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曾经目睹过类似的状况,中国看到美国处于低谷并试图利用这一时机。这是民主党人已经学到的教训,他们不希望在拜登时代重覆这一错误。



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在外交政策尤其是是对华政策中,强调价值观角色以及巩固与盟友的合作。我认为他们还把焦点放在复兴美国,让美国变得更有竞争力,重新加入国际组织和条约,巴黎协定、国际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是三大例子。在这些领域中,中国可能不会那么欢迎拜登政府的新举措。但从积极的角度看,拜登政府展示出合作意愿,并认可中国在解决某些全球挑战中的作用,我相信北京会欢迎这些变化。

BBC:在全球层面上,世界期待看到美中在重大议题上的合作,例如抗击新冠疫情。但在近期,两国就病毒起源、疫情应对争论不休,相关讨论变得政治化。你认为拜登上台后,是否可能出现转机?

葛来仪:在疫情上,美中可谓是出师不利,在疫情一开始时就在医疗防护用品上争持,现在则轮到了疫苗。我认为要扭转这一态势非常困难,这个话题被政治化并不令人意外,两国在这上面很难开展合作。然而也许当美国的疫情开始受控后,我们会从这个话题上翻篇。拜登政府已明确要求中国提供更多资讯,尤其是向世界卫生组织。为了防止全球疫情再度爆发,我们必须从中方处得到全部信息,中国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需要更乐于分享资讯。



BBC你多次提到美中关系是「双向道」、「一个巴掌打不响」,从美方的角度出发,你想对北京传递怎样的信息?

葛来仪:我认为习近平应该少谈互相尊重核心利益,多谈管控我们的核心利益。因为如果中国要求美国尊重其核心利益,但又不尊重美国的核心利益,那我们改善关系的空间就很有限了。

我认为中国应该意识到,我们本质上处在美中关系的一个竞争时期。我们不想要开战,我们不希望双边关系由不信任主导。那么我们就应该看清双边关系的现状,明确可开展合作的领域,从那出发缓解不信任,开始重塑关系。但要认识到这需要一步步来,不可能进行什么重大的战略交易。

(以上转自台湾雅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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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靠笔桿子起家,对无知、单纯、学者具有欺骗迷惑性 2021-03-02 17:38:17

裴毅然:胡适们被共产党迷惑后悔晚醒的深度启示(ZT)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赤潮腾涨,赤旗一时新艷,加之俄共封闭言路,报喜不报忧,假象惑世,全球士林一时莫辨。此时,中西社会均处于变革混沌期,西方知识界质疑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理性、否定现实秩序。尼采(1844~1900):「这是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①]传统价值需要重估,经验之尺既弃,鉴新绳范何倚?二十世纪初的胡适亦以思想自由、鼓励实验的宽容精神看待苏俄的「社会主义实验」。


胡适之函

1926年8月,胡适(1891~1962)短期访苏,致函友人:

慰慈:

这是莫斯科的第三晚了。在一个地方遇见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Merriam与Harpers。今早同他们去参观监狱,我们都很满意。昨天我去参观Museum of the Hevolution,很受感动。

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今天我同Merriam谈了甚久,他的判断甚公允。他说,狄克推多(Dictator,独裁者)向来是不肯放弃已得之权力的,故其下的政体总是趋向愚民政策。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我看苏俄的教育制度,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可惜此时各学校都放假了,不能看到什么实际的成绩。但看其教育统计,已可惊嘆。

……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致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是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正与我们试作白话诗,或美国试验委员会制与经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

至于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②]


1934年,胡适撰有一篇未发表的政论:主张东北交给中共搞共产试验,成功了可推广。[③]1949年后,胡适意识到中共夺国倚仗赤说,自责太注重学朮忽视思想,未奋力驳赤,反以「言论自由」优容,以鼓励实验之态看待赤俄「社会主义实验」,有助赤潮腾涨。[④]

1943年,美国汉学家费正清(1907~1991)认为共产主义适合中国:

我断然否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我必须对这种看法负责,即认为「共产主义」在美国是邪恶的,而在中国却是有益的,我对这一结论的真实性深信不疑。[⑤]


最后时刻的清醒

胡适的智慧在于最后的抉择。1948-12-15胡适搭乘国府专机脱离围城北平,抵达南京后,他对国府官员叶公超说了一段很有深度的话:

贵党实在不敢恭维,但我们这班自由分子为什么还愿跟着你们走呢,有一点,就是至少可以保持不说话的自由。[⑥]

1949年4月14日太平洋轮船上,胡适于赴美旅途中痛斥中共的「激情燃烧」:

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治,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⑦]

胡适南飞,逃赤避劫,但未能带走次子胡思杜(1921~1957)。思杜思想左倾不愿走,后登报与父划清界线,坚决跟中共走。奈何思杜1957年仍沦「右派」,绝望上吊。


士林整体左偏

1945年1月中旬,燕京大学「民盟」四教授张东荪、费孝通与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马叙伦委讬,前往西柏坡见毛泽东。毛与他们共进晚餐,彻夜长谈。2001年雷洁琼撰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真理》——

饭后我们围坐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彻夜长谈,聆听他关于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知识分子问题、对民主党派的要求以及新中国建设的谈话,使我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⑧]


共军尚未进城,士林已思想缴械。1947年,「民盟」中执委、中国民主社会党领导人、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1886~1973),在《观察》上说中共「他们言出必行」,要知识界不必害怕中共的「将来革命论」(指从新民主主义转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⑨]张东荪站在「革命支持者」行列,对革命方案的危险性毫无警惕意识,根本没想到他在红朝的下场(1951年被指「美国特务」,1973年瘐毙狱中,二子自杀,一子精神失常,二个孙子判重刑)。

赤潮祸华虽为诸因之合,最关键的原因还是认识问题。1960年台北,蒋梦麟(1886~1964)谓费正清:

假如我们在大陆时就能达到我们现在这样的认识水平,我们本来是能够打败毛泽东的。[⑩]


结语

马克思主义实为赤色宗教,以理想否定现实,以未来倒证论点。国际共运之所以劲啸百年,肇祸惨烈,所依讬的重要条件之一即「时间差」,世人一时难辨共产主义,连胡适这样的顶尖高知都辨别不清

共产主义以完美革命惑世,标榜「最后斗争」,左翼士林将地狱之路视为天堂捷径,送走不完美的国民党,迎来最糟糕的共产党。二十世纪的中国,走出历史偌大弯折。

国际共运惨烈证明:「完美即瘫痪」(邱吉尔名言)。我们只能生活在不完美之中,只能争取相对完美。任何脱离现实的「完美」,只能带来灾难。

(以上转自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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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副刊.王丹专栏】 从一份民调看西方学院派的幼稚病(ZT)


我生活在美国二十年,至少有十年是在美国精英大学的领军学校——哈佛大学度过的。二十年中,我也曾经到很多的美国大学中参加演讲、座谈和讨论会等活动。当然,我的活动和关切的重点,都是围绕着中国问题而展开,因此算是比较近距离地观察到美国学院派中国研究学者,在认识中国时,存在的一些误区。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那种学术上的天真,或者说直接一点,就是一种认识和把握中国问题时的幼稚病。

说起来惭愧,这样的幼稚病的典型表现,就发生在我的母校哈佛大学。2020年7月,哈佛大学着名的甘迺迪政府学院的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发布了一份长期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的题目是《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Understanding CCP Resilience: Survey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Through Time),报告的发表者由着名的中共问题研究专家Tony Saich领军。这份报告的结论是:「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十几年来逐年上升,到研究结束时的2016年更是高达93.1%。」


象牙塔里面的学者做出的研究,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现实,以及多年积累的常识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看到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感到震惊。当然,对这份研究报告的结果也有高度认同的人,那就是中国官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曾经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引用了这份研究报告,然后得意洋洋地说:「这么高的支持率可能是美国那些政客无比羡慕又无法企及的。」中国官方经常疯言疯语,这并不奇怪。但他们引用的,确实是美国最着名的教育和学术机构之一的哈佛大学的研究成果,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也不能说哈佛大学的这些学院派学者信口开河,以我对他们的认识,他们不至于明里暗里地为中共的统治背书,成为大外宣。按照这份研究的自述,学者们在2003年到2016年间在中国进行了八次调查,据说通过面谈方式进行调查的人数就达到3.1万人之多。从民调的样本标准来说,这样的数量相当具有代表性了。而且,花费十三年时间做一项研究,这些学者的坚韧的研究精神也值得肯定。那么,为什么这样看起来很严谨的民意调查结果,却是如此可笑和脱离现实呢?这就不能不归因于美国,乃至西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在看待中国问题上的幼稚病了。

这个幼稚病的核心,就是他们搬用自己在西方国家接受的教育养成的思维模式来开展研究。举例而言,在一个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没有的国家,进行公开的以面谈为主的民意调查,本身就是可笑的事情。试问有多少中国人,敢于在西方人的面前,在谈论到中共的时候说出「不拥护」三个字?真实的民意,要在一个说真话能够得到法律保护的地方才能得到,而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在「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政治环境下,煞有介事地把公众的表达当成真实的民意,这些学者大概以为他们还是在美国吧?对此,有中国网友讽刺地说:「如果他们能去北朝鲜做这个调查,支持政府的民意比例一定比中国还高。」真是诚哉斯言!


对于文明程度不同的国家,对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当然不能用同样的判断标准去进行研究和分析。但对那些学院派学者来说,似乎只要满足了他们习惯的学术标准,就是合格的研究成果。这不是幼稚,是什么呢?

(以上转自台湾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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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说我是中国人,如同欺负阿Q,也如同魔戒戒灵恐怖 2021-03-01 17:44:31

胡,怎么说》中共的「爱国者」就如「戒灵」!你,抢当戒灵吗?(ZT)

中共指挥下、港共政府推出香港公民参选公职的「九诫」,只要稍为看这「九诫」,马上就了解,中共所要的「爱国者」治港,就如同黑暗魔君挑选「戒灵」统治香港!


香港就是台湾的一面镜子,台湾如沦入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中共一党专政的魔掌中,「九诫」就会套在台湾身上,比照「港版国安法」的专政恶法、「台版国安法」极恶法也会出现在台湾,参选公职的九诫也会禁锢台湾,同样只有符合中共专政的所谓「爱国者」才能参选公职,充当黑暗魔君手下的「戒灵」。

试把中共禁锢香港的九诫拿来台湾比照看,台湾人民90%以上都将违反九诫,如

第一诫违反国安法、

第二诫拒绝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第三诫拒绝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地方行政区、

第四诫宣扬台独、推动全民公投、参与自决组织、

第五诫寻求外国势力干预台湾事务、

第六诫反对政府、逼使特首下台、以及

七、八、九诫的对中国国旗、国歌、国号侮辱贬损等等等...,根本就是动輙得咎,中共可任意指谁犯九诫不得参选公职。


放眼台湾,绿营全军都将违九诫被註销参选资格(DQ),应无疑义,蓝白两军呢?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过关。能通过中共九诫参选(在中共封禁之下,参选就等于当选),够格充当专制魔君习皇手下「戒灵」者,大约只有马英九、赵少康、韩国瑜之辈而已,白狼够忠党爱中国,但资材不足所以不入流,诸如江启臣、柯文哲之流等则尚待检验其忠党爱魔君的纯度。

魔戒传奇中,黑暗魔君索伦手下有九个「戒灵」,都是「忠党爱魔」的邪恶奴僕,以恐惧为最厉害的武器,统治着它辖下的魔界;香港沦入中共专制政权辖下之后,中共统治香港的代理人正快速「戒灵」化,它所谓治港的「爱国者」,必须符合「九诫」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彻底禁绝自由民主,连一丝丝念头都不许,从脑从心都「忠党爱共」,遵奉专制政权的黑暗指令,扼杀香港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绝不手软。


香港沦入中共专制政权辖下之后,中共统治香港的代理人正快速「戒灵」化,它所谓治港的「爱国者」,必须符合「九诫」的前提条件。(AP)

港共政府日前公布的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条例草案,明订香港公民参选公职DQ的「九宗罪」(九诫),犯了任何一诫,就会被DQ(註销资格),说白了,中共、港共就是要它钦点的「戒灵」,才能参选香港公职(包括特首、立法会议员、区议员),不是戒灵就一律排除,确保戒灵们当选。 这项条例更可怕的是,你一旦参选,这九诫(九宗罪)就如专制的武器血滴子罩顶,违反港版国安法、香港基本法等等罪名就加身,不但将被DQ(註销资格),5年内无法参选,恐怕还会被以犯下重罪遭逮捕、牢狱相加。 这是什么碗糕法令?这根本就是禁止参选的法令!这是保证中共专制政权手下的「戒灵」一定当选特首、议员的法令!

看香港、想台湾。蓝党主张一个中国、两岸统一(其实是台湾被统、被并吞),白党讲两岸一家亲,终局结果和蓝军并无不同。这里只想问蓝、白军的头头们马、赵、韩、江、柯等,你们不惜自己套上「九诫」、奉拥有一党专政、一人独裁「至尊魔戒」的习皇为首领,不是在抢当专制政权的邪恶奴僕「戒灵」吗?

(以上转自台湾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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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没有说"我不是中国人"的自由?要被讨伐?文革 2021-02-26 22:53:28

如果这样说"我不是中国人"都可以是困扰或是罪状

那么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人是帝制奴隶,搞起武装革命,推翻中国政权....,中共认为帝制清朝是正朔,中国文明没有断,那孙中山应该就是反贼了,居然敢推翻满清正朔?

你要是问孙中山,你是不是华人、是不是满清中国人?他一定说不是,因为他是未来民国中国人

如果孙中山是正确的,那革命应该是对的,搞帝制无道昏君应该大家来推翻....

真矛盾阿,中国人


鲁迅写阿Q正传、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还有人写今生不做中国人...

这些人都该死了、该骂、该讨伐了.....奇怪的中国人想法....

为何这些名人不敢骂?来骂我们这些默默无名的小民

孙中山的画像还摆在天安门广场,华人各地,孙中山才是最反对帝制的,也不见你们这些人敢去抗议

看我们没出名的人好欺负吗?是双重标准,狗眼看人低吧

奇怪的中国人,连说"我不是中国人"的选择都没有

真是世界奇闻,21世纪了好吗?怪哉


以上这些正面历史名人的例子就不说了,也罢

毛泽东推翻当权国民政府,过程中搞当时二个中国,如果没有推翻成功,杀死了那多中国人,真是罪大恶极,老毛罪过比老蒋还要大,会被骂更惨,因为当时老蒋是正朔.....,老毛推翻成功,变太祖,一笔勾销,还被崇拜,罪状都休提?

中国人真是奇怪,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欺负百姓、小民的霸道皇朝心态,或也有主动要当帝制奴隶被当权者欺负,好当太监能欺负其他小民,跟古人一样,

21世纪了好吗?谁要跟你一样当这种中国古人思想的中国人....

我要是知道你是这种古代思想,在你面前我也非要说不是中国人,不然可能会错误思想被带坏、影响、走歪、走错,岂不是也变不文明了吗?


习近平要搞帝制,把中国文明倒退几十年以上....

上任以来做了超多极权坏事,都没人敢说事,都轻轻放过....当没看见?

不知道有些人标准那里?

小百姓在网路喷几句,或是被阿Q正传...等着作影响,清醒了一点,也可以被类似文革、义和团戴帽子 讨伐.....

跟阿Q被赵大爷欺负,转身马上可以欺负其他弱小的人一样....

像不像?

典型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双重标准.....


这样说清楚给你听,这种古人思想行为,够不够阿Q、丑陋,别人敢跟你一样当这种中国人吗?

我是不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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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共人士向华强、黄安及李敖、李戡下场不堪,人人自危? 2021-02-26 12:53:37

向华强移民台湾梦碎!他惊吐北京黑幕:亲共人士开始自危(ZT)


香港影视大亨向华强日前申请来台依亲居留。内政部移民署今(25)日表示,经会商相关单位依法规定进行审查后,决定不予许可居留。对此,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揭露,这几年香港的局势急转直下,许多过去长期亲共的人士都开始自危,认为自己也可能成为中共的目标,台湾就成了他们的移民目标之一。


移民署今日发布新闻讯息指出,有关向华强父子日前申请在台居留案,经会商相关单位审查,认为有「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第22条所规定的不予许可情形,依规定不予许可居留。

由于向华强曾公开支持中共制定港区国安法,加上其妻陈岚在香港「反送中」期间曾发表谴责香港青年的文章,其子向佐有中共共青团旗下「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的身份,此申请案备受外界关注。

对此,林俊宪在脸书撰文直言,「向华强案,为拒绝指标性亲共人士移民创造先例」。


林俊宪表示,从年前争议至今的移民案,现在终于有了结果。国安单位以向华强曾经在台湾有案底,有「危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安全之虞」为由拒绝向华强的移民申请,我要肯定国安单位做出了正确判断。

林俊宪进一步解释,向华强的案件之所以那么重要,并不只是他本人的背景而已,而是具有指标性的作用。这几年香港的局势急转直下,就连许多过去长期亲共的人士都开始自危,认为自己也可能成为中共的目标,一海之隔的台湾就成了他们的移民目标之一。

不过,林俊宪认为,这些亲共人士当初既然决定和中共站在一起,就代表他们已经做出选择,那么台湾当然有拒绝他们的权力。台湾虽然是个移民社会,但我们只欢迎认同我们生活方式的人,也绝不允许透过移民做出危害台湾的行为,这就是向华强案最大的意义。

(以上转自台湾三立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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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痛骂竟扯李敖!黄安不满李戡爆中国黑幕 这下惨了

(ZT)

作家李敖之子李戡先前在电视节目中提到过去在中国遭受打压,在北京感受到一片失望,此话一出,引发「舔共艺人」黄安崩溃,黄安今(22日)发文呛李戡:「你不是李敖,打压你?you are nobody,你配吗?」

李戡19日在《年代电视》政论节目「突发琪想」指出,高中毕业后前往北京大学念书,感谢有这样的机会,但北京让他感到失望,待了4年多,「我就发现1件事情,投诉就是没有用,完全没有任何帮助,然后官司也没有用,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就任人宰割」。

李戡说:「你要嘛就是完全地听话,要嘛他就整你,你只要不完全地服从跟听话,你就可能随时被整,这也不是秘密,很多人都知道。」他说,在亲身经历了之后也更能体会,且「很多共产党官员话不可信」,回想父亲李敖在中国大受打压,无法出书,官方也放任各式谣言抹黑,李敖过世时,国台办曾答应松绑出书限制,不料后来竟以此作为条件交换,要李戡「配合他们」。

李戡在节目上爆料中国黑幕后,舔共艺人黄安在微博发文:「李敖的儿子抱怨北京?对北京很失望?他说如果不听话,就要被整,反正北京就是打压他父子俩,要不要先问你想说什么、想干什么,再来谈『打压』?还有一点最重要,你是李敖的儿子,你不是李敖。打压你?you are nobody,你配吗?」

黄安称:「这小子上了『绿媒』的节目,在节目上抨击北京,光这个画面就是『绿媒』想要的。他在北京10(4)年,回到台湾只记得被『打压』,我在北京20年,我不同意他的说法。」

(以上转自台湾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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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剋星的末路?李戡爆中共官媒黑幕 黄安「悲惨下场」曝光(ZT)

作家李敖之子李戡先前曾谈到自己在中国受到打压、对北京感到失望,反被长期旅居中国、自称「台独剋星」的艺人黄安呛「you are nobody」。对此,李戡23日在脸书表示,论年纪与外貌,黄安不如另名「深耕中国」的艺人欧阳娜娜;论诡辩和硬凹,黄安也不如前蓝委邱毅,这让黄安在中国处境尴尬,「只能到小城市接商业演出,在微博上大吐苦水。」


李戡在脸书发文表示,自己上周五参加节目,谈李敖从不靠「中国统一」骗钱,结果人走之后受到变本加厉的打压,自己也不断收到明示暗示,必须配合「演假戏」,才能换来基本权益的保障。中国官媒《台海网》却恼羞成怒,在抖音上断章取义剪辑他的发言,删去「如何被打压」的相关陈述,称李敖「忘恩负义」、「配合绿媒抹黑大陆」、「变独了」、「白眼狼」。

李戡表示,这种一听到批评中国就不分青红皂白直接乱骂、打死不检讨自己的作风,正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因之一。他说,中国官媒敢扭曲他的立场、乱给他扣帽子,「你们就等着承担后果!接下来,我就专挑你们口中的『绿媒』节目上,大力宣传中共有关部门怎么『忘恩负义』整李敖。」


李戡强调,自己要帮助那些「因为讨厌民进党就合理化对岸许多作为」的深蓝和外省人认清现实——民进党最多对你们不友善,共产党却会对你们「抄家灭族」。他直言,论支持中国统一,李敖已经身体力行做到极致,「结果换来被全面封杀的下场,对我爸都如此,何况对你们?」

李戡坦言,自己反对民进党搞台独,但在共产党不改变以前,「民进党保护台湾维持现状是完全必要的——只有民进党的蛮横,才能治得了共产党的流氓。」

李戡强调,「我们李氏父子的存在,就是邱毅、黄安这些『假统』和中共骗业绩部门的『照妖镜』,他们当然要想方设法诋毁我们。比年纪和外貌,黄安不如欧阳娜娜;论诡辩和硬凹,黄安不如邱毅,导致黄安在大陆处境尴尬,只能到小城市接商业演出,在微博上大吐苦水啦!」

(以上转自台湾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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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政变让中共被迫与拜登政府、民主联盟国家提早对决 2021-02-25 17:32:17

缅甸政变-中国意料之外的局面?(ZT)


作者:施颖谚/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席研究员


缅甸政变发生至今已经第21日,政局动盪不安,流言四起。其中最广为流传的莫过于中国介入缅甸政变,协助军政府镇压人民的消息:Twitter上疯传多班飞机由中国昆明飞往缅甸仰光,中国军人协助进行镇压,中国工程师协助封网等等。无论是网民抑或是缅甸民众都一致地认为中国背后支持军方政府,缅甸反政变示威者于2月11日去到中国驻该国大使馆前示威,要求北京停止支持军方,缅甸18所大学的学生会亦向习近平发出公开信,要求中国「尊重缅甸人民的意愿」。纵使种种证据都指向中国大力支持缅甸是次政变,但观乎中国及缅甸的历史及利益,政变却似乎不是中国最想见到的局面。对于北京来説,打乱了原本昂山由于罗兴亚问题而失去西方而必须向东方靠拢的原况,缅甸军方和昂山这个命运共同体忽尔起了事故,对于北京来説并非好消息。


比起缅甸军方,中国其实更乐意与翁山苏姬合作?

尽管中国政府与缅甸军政府的近年保持一定的关系,但两者的关系其实可以説是各怀鬼胎,北京实际上有相当多的理由去维持昂山的权力和她对于军政府的掣肘。自1948起,不但背后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的缅甸共产党一直被缅甸掌权者打压,中国亦一直提供军备给予缅甸北方边境的少数民族,令到本身与少数民族多年交战的军方大受困扰,与中方会面之际亦曾经提出对此提出抗议。2011年军方登盛政府执政期间,主动宣布停建争议不断,由中国投资的大型计划密松大坝(密松水电站)。种种举动都不约而同显示出军方对中国心存芥蒂,缅甸军方亦不想过份依赖中国,经历过2008年期间中国发展中缅油气管道横跨整个缅甸,更担心无法控制中国于缅甸的发展。


比起互相猜忌的军政府与中方,中方与翁山苏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更为合拍。当翁山苏姬因为罗兴亚人事件而于西方跌落神坛,失去西方投资后,翁山苏姬转而寻找区内其他国家的合作,其中一个正是积极扩展东南亚势力的北京政府。2020年一月习近平访问缅甸与翁山苏姬会面,签订多达33项双边协议,其中包括西边皎漂(Kyaukphyu)建立深水港,高速高路连接昆明去到皎漂同仰光,中国缅甸经济走廊等,而这些个项目在中国一带一路的计划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极具战略意义。其中皎漂建立深水港,以及兴建连接中缅的高速公路能够让中国从云南通过缅甸直达仰光等港口转入印度洋,绕过繁忙的马六甲海峡,大大促进贸易上的便利性。不得不提的是,中缅油气管道的其中一个连接到的正正是皎漂,在皎漂建立深水港并通过管道运送能源返回中国,能令中国的能源进口避过敏感的马六甲海峡,确保能源的安全及稳定。战略上,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与缅甸及巴基斯坦的合作,能够夹击东亚另一个强敌印度。若上述基建确实,南海再不成为中国连接西方海上唯一道路,变相打破区内平衡,甚至打乱美国本身于东南亚以及南海部署。

中方与翁山苏姬执政时的合作不单止是2020所签订的投资方案。今年1月12日,即军方政变3星期前,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缅甸达成多项共识,当中包括抗疫上的合作,如提供抗疫物资,无偿提供新冠疫苗,以及商谈疫苗合作等。因此可见自翁山苏姬开始与中国合作后,翁山苏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其实与中国关系相当稳定,背后似乎没有诱因支持军方的政变,更遑论政变前三个星期,北京才刚刚再与翁山苏姬一方签署新一轮的双边协议。


中国「被逼」支持缅甸军方政变?

政变发生后,对中国原本在缅甸的盘算造成巨大的冲击。政局不稳,罢工处处,令到原本所投资的项目全部都要延期,而新一波的排华潮亦令到本身满城争议的中方投资项目,再增添民怨。无论是中缅油气管道抑或是连接昆明到仰光皎漂的高速公路,都必须穿过战火不断的缅甸北方少数民族一带的区域。中国曾经为了其投资计划走访多个少数民族势力,翁山苏姬仍然在位期间亦与这些少数民族势力签订了许多停火协议。但政变后令到少数民族与军方的冲突再次升温,昨日克钦邦(Kachin State)流出消息,有短片显示克钦独立军(KIA)与缅甸军第99师驳火,而有许多军队从曼德勒北上前往密支那(Myitkyina),严重威胁中国投资建设的安全。

虽则如此,政变始终不是中国能够控制的事,即便中国的确提早知道军方有政变的意图。1月中王毅到访缅甸期间除了会见翁山苏姬之外,亦有会见敏昂来,相信敏昂来于会面当中可能有向中方透露过政变的意图,甚至以批准密松水电站为筹码争取中国的支持或支援,希望至少确保即使面临国际排挤仍然能够与中国贸易。

于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缅甸政变,中国选择支持军政府可以说是无可奈何的赌博:说到底,中国最希望缅甸能够维持和平稳定的局面,才有利各项投资计划的进行,而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接受访问多番强调现时状况「绝对并非中国希望见到的」,绝非客套説话。突如其来的政变其实反而令到中国骑虎难下,中国只好无奈接受如此局面,而偏向军方是其唯一可取的选择。缅甸军方作爲缅甸现时的主权者,若然不与其交好,则中国投资堪忧,甚至动摇现有中缅油气管道的安全。当然,考虑到缅甸军方长期被国际排挤,中国或可在之后成为缅军政府唯一的助力及可依赖的对象,北京由此能够更加容易掌控缅甸,亦能够以此为筹码争取更大利益。然而这是假设军政府夺权后长治久安—反面就是若果翁山苏姬能够回归重新执政的话,翁山苏姬国内的民望可能会上升至无法预计的高度,军方颇有机会从此一蹶不振。

失去军方制衡的翁山苏姬或会真正带领缅甸进入民主化的路程,更可以洗脱罗兴亚人事件的污名,重新与西方接触,对中国而言相当不利。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中国多番强调现况并非中国乐见,但又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发出谴责缅甸军事政变的声明,变相默许军方的举动。

缅甸军方在这场政变里迫使北京政府站队的行爲,对于双方来説都是一场豪赌—仰光的前方,是回归军事独裁,甚至更爲不堪的傀儡国家,还是蹒跚地重回开放的道路?站在北京的立场,或许中国在后悔没有早早刹停缅甸军政府的行动。

(以上转自台湾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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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之声】请看清中共(ZT) 2021-02-24 18:01:07

【欧洲之声】请看清中共(ZT)

文/林培瑞 Perry Link 中文翻译/廖天琪

在去年8月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欧巴马政府于2012年将其从中国接来美国的那位异议人士、意志坚强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发表演讲中说:


我知道,对抗暴政并不容易。当年我大声疾呼,反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其他不义事件,结果遭到迫害、殴打,被送进监狱,也被软禁……中共是人类的敌人。它恐吓自己的公民,并威胁世界的福祉……。美国必须利用其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价值观,来联盟其他民主国家,以制止中共的侵略。
川普总统领导了这个工作,我们需要其他国家跟他并肩,为我们的未来而战。

几个小时后,陈光诚在美国的老朋友,也是人权律师的滕彪,发了推文:「我完全反对他的所作所为。」滕彪也曾饱受中共的迫害、殴打和监禁,他不会不同意陈光诚关于中共的说法,他反对的是陈对川普的推崇。滕彪在推特上说:「对于中国维权者来说,支持川普在逻辑上是毫无逻辑可言的。」

这两个朋友之间的裂隙,只是中国异议人士群体中「挺川」和「反川」之间巨大分歧中的一个小例子。裂痕在中国境内外均清晰可见,并可能在拜登时代以其他形式持续存在。分歧的原因与基本价值判断无关。双方都不同意将维吾尔人关进新疆的集中营、粉碎香港的民主制度、在中国遍地安装数亿个监视摄像机、也反对中共专政下的许多其他现象。在川普和习近平的政治直觉上,双方都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区别。习近平控制着他的国家的新闻界,而川普若做得到,也会如此。这两人都把他们的批评者称为「人民公敌」;他们都想把对手关起来(习近平做到了);两人都设想取消对自己任期的限制(习近平成功了);两者都要求下属忠诚;他们俩身边都围一帮应声虫(yes-men)。中国的互联网上有个玩笑就说,川普是以微弱多数当选的,在中国,习近平可不是(以微弱多数上位的)。所以两人之间最为相似的是,他们都不是被选出来的中国代表。

在中国,川普的批评者包括着名的法律学者贺卫方和张千帆,他们很睿智地看透了,川普许多行为本质上是反民主的,这损害了美国的民主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前景。但是,在中国国内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川普的支持者超过了他的批评者,去了解原因何在是很重要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是极右翼的,从意识形态上讲,他们更接近美国政治领域中传统的自由主义者。

他们之所以成为「挺川的」,是因为他们认为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共一直都很幼稚,他们将川普视为首位对此持反对态度的美国总统。为了报复他认为不公平的贸易,他于2018年中期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看起来是出于直率的「美国优先」冲动,而并非持不同政见者更喜欢的那种削弱中共国内实力的企图。尽管如此,他还显示一点反抗的精神,这与老布希总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维持关系」,布希对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屠杀宽容了;克林顿总统将贸易与人权脱钩;小布希总统将中国加引进世界贸易组织;欧巴马推出对华政策,保证人权不会「干扰」贸易、气候变化或安全;还有另外的美国政府放任中共的种种例子。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与中国政府对峙,似乎是异议人士期待已久的转折,足以抵消川普性格的瑕疵和其他政策的弊端。

10月下旬,现居美国的中国着名异见人士余杰发表一个97人的名单,这些是来自中国、香港、台湾和海外的中共批评者,他把他们按照公开反对和支持川普来排列。在做我自己的一些小调查来补充余杰的清单时,我很惊讶地发现,竟有这样多中国自由思想者是挺川的。





除了陈光诚和余杰本人外,他们还包括一些杰出的人物。蔡霞是北京中央党校研究中共思想的退休教授,由于对习近平的批评,她离开了中共高层,现在流亡美国。她告诉一个在线聊天小组,她发现普通美国人天真诚实,「这当然是好事。但这也有负面的影响,即美国人的相对简单,普遍对中共的邪恶认识不足。」1989年天安门游行示威的杰出学生领袖王丹指出,持不同政见的出版大亨黎智英和香港其他中共反抗者最近下狱,可能对拜登政府构成考验:缺乏反应将释放一个将重返川普之前绥靖政策的信号。

经济学家何清涟和作家廖亦武也都是川普的支持者。出色的《痛苦的西藏》一书的作者李江琳也是如此;刘军宁,《零八宪章》运动的主要人物;北京最受欢迎的书店「万圣书园」的经理刘苏里;在美国流亡了数十年的杰出批评家胡平和苏晓康也都是。还有来自湖南的诗人师涛,他在2004年向纽约的朋友们转发了一项政府命令,不让公众提及天安门屠杀15周年。他被指控「洩露国家机密」,并在雅虎向中共透露身份后被判入狱八年半。

简而言之,把支持川普的中国异议份子归咎到教育程度低或信息不足的说法是错误的。他们并非如此,他们对西方民主国家不愿跟独裁对峙,其实有比川普总统更深远的认知。

15年前,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写了一系列文章,他称之为「二十世纪自由国家的四大错误」。2017年作为「囚犯」去世的刘晓波提出的问题是:1930年代的西方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被斯大林迷惑?为什么英国和法国如此轻易地与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妥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什么美国和英国向苏联屈服呢?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欧洲的前卫知识分子为何中招「毛泽东热」,这种「热」为何持续这么长时间?

让刘晓波格外不齿的是西方知识分子声称要通过毛泽东为平民—被压迫的弱者—「群众」发声。实际上,他们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与压迫者站在一旁。1989年,苏联帝国瓦解时,西方人发出了「冷战结束」的嘆息。结束了?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呢?为什么西方看不到世界的某些部分?

美国的政策不仅忽视了中国的独裁统治,它还帮助了中共权力的增长。在天安门屠杀的几天之内,国际尽管对北京实施了制裁,布希总统还是秘密派遣使节向中共领导人保证,他想维持与中共的良好关系。当国会从1990年代初开始要求北京在年度人权方面改善,以换取「最惠国」贸易条件时,克林顿总统在华尔街的压力下,于1994年突然将贸易与人权「脱钩」。美国资本和(一部分是偷来的)技术开始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和出口。

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获得了世界银行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帮助其经济进一步飞跃。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发表的讲话广为流传,他说中共可能成为世界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伙伴」。对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来说,这次演讲更多地显示了美国的天真,而不是对中共有所期望。




不幸的是,佐利克在西方人中并不罕见。在大西洋两岸的首都中,人们越来越相信「他们会变得像我们一样」。在2008年壮观的北京奥运会上,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中共「参与」的咨询公司基辛格商会(Kissinger Associates)的一位约书亚·拉莫(Joshua Ramo)预测中国是「一个能将火箭点燃的火柴国家」。他没有提到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被迫离开家园,以确保伟大的奥林匹克尽善尽美,让中共赢得巨大礼赞。在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中总体形象良好的欧巴马在2015年公开表示,中共的脱贫计划是「人类史上最杰出的成就之一」。他不承认1959年至1962年的大跃进农业灾难,导致上亿人口堕入极度贫困 (令至少三千万人死亡),中共政策直接造成的贫困,后来必须逐步清除。

几十年来,美国方面处理中美关系的工作,一直由一小撮政府和学术界专家组成, 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在操作上中都惊人地相似。他们的第一个原则是,「关系」必须守住,关系的「另一端」仅限于其正式的对话者,也就是中共那边责任在身的代理人。这些专家发表演讲,其中「中国」或「中国观点」之类的词,专门指政权高层中的极少数人。美国专家确实对那些精英做了研究,但对汉语、文化和社会的理解并不深广。北京知道如何利用这些美国人来强加自己的观点,即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共权力的利益),否则这种关系将受到威胁。只有美国,而不是中共有可能危及它。

川普轻视这些中国政策精英,是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青睐他的原因之一。川普在国务院用了余茂春、白宫用了博明(Matthew Pottinger)等为中国顾问,似乎美国政府终于开始了解中共了。博明来自波士顿,1990年代中期学中文,十分优异。1998年至2005年他成为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的中国特派记者,很快掌握了共产党是怎么回事。2005年,他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五年,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2017年,他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他既在中国政策上参与,又能完成工作,而不致被(川普)解僱,由此可见他有多么的聪敏。(他于1月7日辞职,作为对国会大厦受到袭击的回应)。

23岁的余茂春于1985年离开中国,在斯沃思莫尔(Swarthmore)大学念书,后来在伯克莱拿到博士学位。1989大屠杀之后,他编印简报《中国论坛》,这是我所见过的,对中共统治最为尖锐揭露的出版物。他是海军学院的历史学教授,在校请假到美国国务院任职。




在2020年11月16日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中,余茂春指出了川普国务院启动的三项对华政策的新方向。其一,须停止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作为同义词,关键不是要在语言层面上挑动中共的反感,而是为了使美国人摆脱把中国和中共视为同一件事的坏习惯。只有清楚区分,才能开始理解中共对中国的破坏。其二,要改变「参与」(engagement)的概念,这是美国的「中国通们」长期倡导的战略名称。根据「参与」理论,将中共纳入商业、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以为会促使中共遵循国际规范,但结果是趋势却朝相反的方向流逝。中共入侵了西方媒体、工业、金融、研究、教育、个人数据收集和其他领域,我们必须抵制这种「参与」。其三,与中共的协议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多年来,中共一直采用谈判的策略,对紧迫问题如朝鲜无核化,或伊朗制裁等进行拖延,说这一类问题需要更多的研究,更多的协商和更多的时间,直到美国耐不住了,最终接受不了了之的结果。余茂春说,国务院不再这样做了。

中国的民主人士十分困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决策者这么多年来一直被中共耍弄。对于企业界来说,原因并不难理解。庞大的,廉价的,受箝制的劳动力自然吸引了美国制造商,还有那潜在而巨大的市场诱惑。得罪中共,这些好处可能会消失。但是将政治理想这么轻易就撇开,这很令民运人士感到困惑。西方人怎么看不见,中共更像黑手党,这跟他们的政府实在并不相似啊。西方自由主义者为什么要对暴政那么尊重呢?「社会主义」和「人民」这种漂亮的标籤是否愚弄了他们?

大约十年前,「白左」这个词出现在中国互联网上。这高度的贬义词的意思是「无意间背叛了西方文明左派的白人」。1950年代访问过中国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是一个早期的例子。萨特谴责西方帝国主义,并书写他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所感知的「美」,虽然那时千百万中国人正在遭受荼毒。到现在,「白左」思想能否说明西方人为何仍然看不透中共?为什么当美国人振振有词地谴责自己国家侵犯了人权,而在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滥权时,却采用不同的标准呢?

中国人对「白左」的批评并非一贯严厉。来自台湾的美籍华人蒋慧娜(Louisa Chiang)与大陆持不同政见者紧密合作了数十年,给我的信中说:

许多「白左思维」都是善意的,自由主义者同样有权获得其他人所能获得的善意理解和宽容。但这是在提醒他们,如果他们真正听取第三世界的声音,他们的努力甚至可以更有效,并且可以获得更深入的认知。敞开心扉,认真倾听。

蒋女士看不惯西方自由主义者瞧不起中国受害者,认为他们缺乏应有的政治判断能力。

在纽约大学法学小组和德克萨斯州基督教团体「中国援助」的帮助下,陈光诚于2012年来到美国。以往的经历证明,他拥有独立做政治决定的超强能力,然而,两个接待团体中的人都希望他接受他们的指导,学习如何在美国政治上表现得体。后来,当陈光诚成为川普的支持者时,一些观察家更加觉得他非常需要接受政治指导,认为中国人在一个压抑的社会中长大,毕竟那里的权利意识薄弱,所以,像川普这样的骗子那么容易让他们上当受骗是可以理解的。但若以这种方式看问题,实际上,美国人认为中共领导人具有更高的判断力,而对中共批评者的判断力反而差多了。异议人士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做选择,需要得到咨询,但是胡锦涛和习近平在有机会以「负责任的利益伙伴」之身份加入世界时,美国人能相信他们自然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直到事实证明美国人才错了)。




在某种程度上,异议人士能够接受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批评。与专制思想的毒素作斗争常常是他们自己经历的一部分。刘晓波在2003年写道:「我可能需要一辈子才能摆脱毒素。」但是,在经历了磨难之后,这种人要比那些自以为是、悠哉的旁观者具有更深刻的认知。他们不需要怜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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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权或倒于最高权力交接,或倒于和平演变,革命尚缺? 2021-02-23 17:47:18

有万维网博主认为:"意识形态的破产,已不能危及中共政权,因为中共国的民众,普遍已对中共的假意识形态麻木不仁;他指出:围绕最高权力交接的周期性危机,才是中共最大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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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点确有其真实性,观察正确,有其敏锐性

不过仔细探究却又不然....其中二者还是存在因果关系


因为:

意识形态破产是因

最高权力交接是果

二者高度相关

当然可能也有如戈巴契夫、蒋经国、李登辉之流出现,主动终结共产、独裁....,和平演变

不一定就是习近平倒台或死后,政变


为何民主国家比较不会出现最高权力交接危机?

共产主义早期尚未破产,尚未被太多人看破手脚,识破其严重缺陷,也比较不会有此危机

可见意识形态是根柢,影响重大....


如果意识形态破产不重要

中共就不需要浪费大量资源去抓笔桿子、教育、宣传、大外宣...

甚至认为笔桿子比枪桿子重要、省事....


笔桿子、意识形态一倒....

就剩下枪桿子,就变成会发生政变、或和平演变危机了.....

这就是因果关系方面的连动性了


现在连中国人民及共产党

都认为意识形态不重要....

就代表中共的悲观....

因为再怎么宣传、教育....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都要亡了..,普遍悲观、绝望了,

想换一条传统文化道路,又怕另一条死路....,清末危机才过去没多久?

中共自己曾经文革,打倒传统文化最凶狠....却将中国带进另一条深沟--破产的共产主义,

人民还能相信?当人民真傻?

道路在何方?


目前中共只是浪费大量金钱、人民血汗钱、税金,在作效果甚微小的好挽救意识形态的破产...,

甚至力图振作,战狼都能出笼了....

战狼是模仿毛泽东的狼群战术,在外交宣传上面,

习近平又一次东施效颦,小学生就只有这一点料了...


如果意识形态真的不重要,干嘛浪费中共生死存亡救命钱....

干嘛说意识形态不重要,却死不放弃以往认为非常重要、有效率的笔桿子阵地???

中共要生存,绝对不傻的,如果以为中共是傻逼,自己头脑可能需要先去医院治疗一下....


会觉得中共傻,是因为中共愚民政策,要持续生存政权永固,需要愚弄百姓,独裁才能玩起来,搞多了愚民教育、宣传,才看起来中共也变傻了,不过那大多是中共伪装的,或是个别程度差的五毛、战狼....等,其实中共心底门清得很,计算、操弄可深远了....

至少中南海及各省一些主事的是清楚清醒的,在背后操控的...

尤其在争夺意识形态上面的斗争方面,是有相当程度的操盘手或团队存在的...


中共可是靠笔桿子,才能打赢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只是现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不好用了,不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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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效忠领袖,到主义、国家,最后剩下追求真相与正义 2021-02-22 17:27:05

张文隆观点》从服膺党国到追求真相正义——施卓群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上)

     基于报效国家,施卓群选择就读军校。但有三个原因造成他读军校却拒絶入党,国军在滇缅贩毒是其一。   施卓群/翻摄基于报效国家,施卓群选择就读军校。但有三个原因造成他读军校却拒絶入党,国军在滇缅贩毒是其一。   施卓群/翻摄

战后台湾政局丕变,有人想方设法要跟新来的党国体制搭上线,进而寄生在党国体制,大赚黑心钱财,然后坐拥荣华富贵。与此同时却有人从党国体制核心中,凭藉着其对真相与正义的信念,逐渐解构党国体制,即使落得两袖清风,但不朽的人格令人敬佩!二月二十五日是施卓群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诚如所谓「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施卓群先生的精神将会成为咱们创造台湾新文化的典范。

施卓群先生简介

施卓群先生(1953年9月4日~2019年2月25日),父亲是战后国民政府第一批接收人员,成长于党国权贵特区──总统府前的贵阳街,也就是现今的外交部。其邻居包括有严家淦、谢东闵等。从小接受党国教育的他,坚信「领袖—主义—党—国家」这一套价值观。后来因为目睹党内的不法作为,因此拒绝入党。从军期间一再因拒绝入党而遭受为难,但他依旧效忠「领袖」、「主义」与「国家」,他只是认为「消灭共匪不是国民党的专利!」退伍后,考进辅仁大学历史系,因为阅读并蒐集大量机密史料,对他的思想形成大翻转。他发现一向效忠的领袖蒋介石,竟然贩卖鸦片、出卖外蒙,不只背离革命,还背叛国家。于是效忠的对象,就只剩「主义」与「国家」。进入世新大学服务后,又发现被隐埋多年的《三民主义 国父手订本》。他不只无法接受蒋介石隐瞒三民主义真相,也对孙文有关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说法认为不合时宜,于是他认为就连宪法和国歌都应该要修改。因为三民主义不合时宜,而不管宪法或国歌都将国家奠基于三民主义,这是不行的。

施卓群先生不讳言他一生都在革命,那么他革命的目标是什么?他斩钉截铁回答说:「追求真相与正义!」


施卓群1953年9月4日生于台北市。施卓群父母亲皆是福建福州人,1945年在当地结婚后来台,大姐生于1947年、二姐生于1949年、三姐生于1951年、妹妹生于1955年。家就住在总统府前的贵阳街,也就是现今的外交部。父亲是第一批前来接收的警政人员,当时来了之后,看中意的房子即可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使用。父亲登记了三间房子,一幢在延平北路,一幢在万华,一幢即贵阳街的住宅,不过这三间都仅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父亲胆小又奉公守法,不敢直接将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施卓群爸爸没能力同时管理三幢房子,又生性淡泊,就把最靠近办公室的住宅留下自用,另二幢就让给比他晚到的同仁使用了。这所贵阳街的日式老房子,住了三十多年,后来政府收回改建成现在的外交部。

贵阳街的邻居当然有很多达官显宦,其中很多是军统(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前身)出身的。施卓群家位于总统府前第六家,第一家是谢东闵住的。第二家是警察广播电台台长段承愈住的,他们夫妻俩都是军统出身的。这对夫妻,丈夫长得相当帅气,妻子则是一脸横肉,非常不登对。其实他们原本是因为情报工作假扮成夫妻,由于日夜相处在一起,难免生理需求上来,就假戏真做。他们孩子生了,就组成家庭了。不过后来男的出国后,也就离婚了。第三家夏妈妈在警务处工作,她先生在电力公司上班。第四家台湾省警务处督察,军统出身。第五家军统出身,非常神秘,小孩子是和施卓群他们玩在一起,但大人从不打交道。第六家施卓群家。第七家普通公务员,非军统。第八家施卓群一直搞不清楚他是什么身分。第九家台湾省警务处秘书室主任祕书,英文很好。第十家是军统特务转任刑警总队长的李葆初。八德灭门血案,李葆初刑求破案。此外,李葆初家正对面是严家淦。


施卓群从小就接受典型的「忠党爱国教育」,全身充满爱国情操,原本就有读军校的想法。后来又读了柏杨所写的《异域》,全身更是热血沸腾,因为急于报效国家,更执意去念军校。

当时施卓群爸爸反对儿子念军校,叔叔也是担任警官,当年虽然年仅四十九岁,不过已经是癌症末期,施卓群去和平医院探视他时,他由床上挣扎起来向施卓群鞠躬,拜讬施卓群不要念军校。爸爸和叔叔不希望施卓群念军校,应该是认为他们家毕竟担任警官,有更好的出路,不见得要去念军校。何况当时从军,还是可能出特殊任务,那是会死人的。不过施卓群当时一心要报效国家,急着军校毕业要去到缅北打共匪,所以他们的话施卓群怎么可能听得下去。


基于报效国家,施卓群选择就读军校。但有三个原因造成他读军校却拒絶入党:

第一,邻居警务处刑警总队长李葆初侦办「八德乡灭门血案」刑求取供以求破案。当时爸爸在警务处服务,亲耳听到刑求的凄厉声,受到很大的震撼。施卓群当时认为既然讲求科学办案,怎么可以刑求取供?这是他不入党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1971年施卓群堂哥说严家淦的女婿贪污遭判无期徒刑,结果在监狱虚晃一招,然后保外就医就不了了之。施卓群认为政府不是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严家淦的女婿怎么可以有此特权?这是他不入党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柏杨的《异域》谈到国军在滇缅贩毒。施卓群在〈孙中山禁毒 蒋介石贩毒考〉一文(详见民80年6月3日《自由时报》副刊)提到,民国元年2月9日,副总统黎元洪曾提议,「鸦片专卖」、「寓禁于征」。孙中山回覆指示说:「(鸦片)专卖一节,非禁烟之良法。盖视为一种收入,必难收净尽之效,理势然也,即将来官卖之法,亦恐无以取信内外。」遵照孙中山遗训,国民革命军怎么可以贩毒?施卓群心想一旦去滇缅打仗,他一定当一个奉行孙中山遗训的革命军人。这是他不入党的第三个原因。


由于施卓群读军校期间,不管怎样就是不入党,这让政工单位很头痛,因此毕业前夕辅导长就恐吓施卓群说不让他毕业,施卓群回说:「那我就写信给蒋总统,消灭共匪不是国民党的专利!」辅导长不得已,只好不再刁难他。

军校毕业,原本施卓群以为可以到缅北打共匪,没想到竟然被告知缅北已经撤军了,不能分发到那边去。于是施卓群就这样在台湾下部队,也曾去过澎湖,最后在金门退役。这期间,政工单位还是不死心,用威胁、用利诱要施卓群入党。刚下部队时,施卓群前半年是少尉排长,但因为施卓群不入党,他们不放心让他带兵,于是就把他调去当参谋。当时你不入党,他们就不把统兵权交给你,于是施卓群后来三年半都在当参谋训练官。当时他们软硬兼施,不只施压施卓群的长官,还开出「入党就升连长、就升上尉」的诱惑,但他始终不为所动。

总之他们不让施卓群带兵,施卓群就不带兵,施卓群当训练官还是认真当他的训练官。这三年半虽然不能带兵,但施卓群表现优异,考绩接连甲等,一路升到上尉。退役前,副师长跟施卓群说:「留营吧!条件是入党。」施卓群说:「我不干。」

退伍之后,由于之前施卓群经常阅读《中外杂志》等,里面会访问一些退役的将领,因此他对历史感到兴趣,决定报考大学历史系,于是就考进辅仁大学夜间部历史系。


进大学当年底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一直到美丽岛事件前施卓群都是效忠蒋介石的。他妹妹当时就读台大,大一念政治系,大二转入法律系。受刑人之一的姚嘉文是他妹妹台大的老师,妹妹激动地说:「姚嘉文是我老师,我不相信他叛乱!」当时他们有一群大学生,为声援姚嘉文,就在姚嘉文坐牢期间,到他家举办读书会。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和女儿姚雨静,当时还住在台北工专斜对面,在举办读书会之余,还有很多学生帮姚雨静补习功课。


大学期间,施卓群在政大「社会科学资料中心」的「特种资料室」整整待了四年,夜间部晚上上课,施卓群白天就都待在「特种资料室」发掘资料。这四年施卓群看到太多外界不知道的历史事实。

会去政大「社会科学资料中心」的「特种资料室」,是因为学长跟施卓群说,你要走入学术路线,就要去政大「社会科学资料中心」看人家怎么写博硕士论文。于是施卓群就去那边看看,看着看着,发现里面竟然有一间「特种资料室」,这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看的。如果是调查局推荐的、情报局推荐的,那可以;不然就是研究生要写博硕士论文经教授推荐,那也可以。但施卓群资格全部不符合,于是他就去找恩师徐家骥教授牵线。徐家骥告诉施卓群,抗战时他曾担任驻荷兰领事,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东北担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他亲眼目睹行宪后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是怎么选出来。那根本是一团糟,哪是真正的选举,投票只是形式,作票作得很厉害,党决定谁当选谁就当选。后来他来到台湾,担任政大历史系第一任系主任。教施卓群时,已经从政大退休,但退休金只有六十万,太微薄了,于是就到处兼课,所以才会来辅大历史系教施卓群他们。施卓群自己拟好推荐函后,请徐家骥教授签名,就拿去政大「特种资料室」,说徐家骥是你们政大教授,又是国民党评议委员,于是「特种资料室」同意让施卓群进去。在里面,他亲眼看到国安局呈送给蒋经国的密件。


在「特种资料室」研读期间,有一个政大东亚所的研究生跟施卓群说国际关系中心也有一些秘密资料,于是施卓群就跑去国关中心。在那边他发现了《毛主席思想万岁》一书,按理以他的身分是不能购买,不过他们看了徐家骥教授的推荐函后,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施卓群购买了。政大国关中心因此也成为施卓群蒐集资料的宝地了。

又有一次,施卓群去中央研究院参观胡适纪念馆。参观完后,他就到各研究所逛逛。施卓群发现他们每两个星期,会办一次讲座。他就把时间记下来,然后去听演讲。后来施卓群的兴趣在近史所,于是就全心去近史所听演讲。演讲开始前他会提早到,演讲结束后还会留下来,于是施卓群就花两年时间翻遍近史所图书馆。施卓群发现有一套书深深吸引他,那就是《苏联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从黄埔军校到抗战初期,苏联在华有军事顾问,他们回苏联后,就将经过写成回忆录。

这套书原本是俄文,后来德国翻成德文、美国翻成英文。台湾的情报局因此买回来后,又翻成中文。施卓群如获至宝想用影印的,但近史所规定只能手抄,不能影印。施卓群于是去找所长张玉法,说这么大一套书用手抄要抄到什么时候?张玉法所长说:「没办法!依规定不能影印就是不能影印。但没关系,我家有一套借你印。」这可让施卓群当下既兴奋又感动。于是施卓群就跟他去宿舍,他把《苏联在华军事顾问回忆录》全套都借施卓群。他看施卓群这么热心向学,还跟施卓群分享他的人生故事。说到他在山东念小学时,正在进行行宪后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当时要用手写的,多数选民根本是文盲不会写,于是选务单位就找他们小学生去帮忙写、去帮忙作票。后来中学时他成了山东流亡学生,亲身经历了山东学生流亡案。

施卓群不只蒐集资料,还亲自去求证。当时台大历史系刘景辉教授在系上兼课,告诉他们圆山饭店不缴税,施卓群就到国税局追查事实。到国税局巧遇稽征二科娄科长,她当年就是承办圆山饭店拒缴税案。圆山饭店名义上负责人是宋美龄,实际由孔二小姐经营,这孔二小姐凶悍得很。圆山饭店宣称他们对国家有三大贡献:第一,全国最大,负责接待国宾;第二,全国最大,养活最多员工,解决最多就业问题;第三,……。问题是所得税法根本没这几条,不能因为这样就可以免税。这事让娄科长很苦恼,但圆山饭店就是「拒绝缴税」。施卓群当时拿着辅大历史系的学生证,跟娄科长求证这件事,她亲口跟他証实,圆山饭店「拒绝缴税」。

当研究日深,了解愈多,于是施卓群就在系上跟好朋友分享研究心得,结果却被密告给校方。接着一连串的约谈接踵而至,教官约谈、总教官约谈、系主任约谈,连施卓群学长留在系上当讲师的也约谈他。

有一次王教官又奉命约谈施卓群。因为施卓群是上尉军官退伍,王教官对他也是蛮客气的,问他说:「小老弟,最近又因为什么事,上头说要约谈你?」施卓群就跟王教官说了《毛主席思想万岁》一书的内容。他简要地引用介绍,毛泽东说:「为何我们的军队能够击败国民党的军队?那是因为我们的军队是志愿军,打败国民党后,大家可以分钱、分土地,所以大家踊跃参军。但国民党的军队是捉兵捉来的,大家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一打就垮。」王教官听完后,突然有感而发说:「老弟,你说得是对的!我自己就是被『捉兵』来台湾,从此永别母亲,想念妈妈只能盖棉被哭泣。」王教官约谈不下去了,只跟他说:「小老弟呀!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啊。」


后来校方甚至摆出大阵仗约谈施卓群,除了校长没参加以外,校长以下教务长、训导长、总教官以及其他教官都出席了。这样约谈施卓群,依旧无效。后来辅大夜间部历史系主任黄大受乾脆把施卓群爸爸叫到他空军总医院附近的家里施压,他拿着一大叠的施卓群的黑资料训斥施卓群爸爸没把孩子管好。最后连管区派出所对施卓群爸爸这个资深警官也不客气,摆着一尺高的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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藓晓康专文:绝对不碰「六四」(ZT) 2021-02-21 18:21:27

藓晓康专文:绝对不碰「六四」(ZT)

(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引用中国插画家乌合麒麟的讽刺图,图中显示一名澳洲军人用刀抵着一名儿童的喉咙,并还配上文字「不要害怕,我们来给你们带来和平」(Don't be afraid, we are coming to bring you peace),澳洲总理莫里森痛批赵立坚「可悲」、「令人反感」、「强烈作呕」,要求中国政府应为赵立坚推文正式道歉;中国拒绝道歉。

澳洲每日电讯报则在12月1日的头版刊出六四天安门广场坦克人阻挡坦克前进的照片,还特别标註:「这张照片是真的」回呛。)

反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推文,澳洲每日电讯报1日头版刊出31年前天安门事件的「坦克人」照片,并强调照片是真的。(daily telegraph官网)

反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推文,澳洲每日电讯报1日头版刊出31年前天安门事件的「坦克人」照片,并强调照片是真的。(daily telegraph官网)


要说政治发育控制,绝对不碰「六四」,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条。

年年岁岁说六四,岁岁年年语相似。中国人长期的一个疑惑是,中共为何不借「平反六四」找回合法性?中共这个党,极富「平反纠错」的历史经历,党史上早期就给大量被王明、张国焘整肃的人平反;四九后最大的平反事件,即五七右派和文革,邓小平甚至就是靠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而找回执政合法性,开创了生气勃勃的八十年代。

然而,六四是中共历史上唯一没有写入党史或党章的重大事件,也没有经过党的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任何一项决议。原因有三:

1、许多老同志无法认同我们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开枪;

2、没有人敢出来承担责任;

3、党内缺乏共识,无法给那件事定性。

具体一分析,那就非常复杂了。

第一、过去那些平反都是路线斗争的结果,赢家可以否定前任所做的一切,比如李立三否定陈独秀、瞿秋白又否定李立三、王明从苏联回来又否定李和瞿、毛泽东延安整风又否定王明,毛从此立于「红太阳」地位,只有他整人,没人再整得过他,直到文革他死掉。邓小平部分否定毛,才能改革开放,一路走到「六四」屠杀;

第二、给六四平反的最佳时期已过。邓小平活着的时候,由他自己把那件事办了,可能是最相宜的。当然他必须承担「屠杀」的责任,也必须惩办李鹏、陈希同等「谎报军情」的责任,替他分担罪责,那时候这么做,就像否定文革一样,中共只有暂时名誉损失,不伤元气。邓死后,任何人碰「六四」,只能打倒邓,把他钉上历史耻辱柱,党内有谁肯做?毋宁大家心里都认为,就让邓去背这个黑锅吧。

第三、这三十年腐败横行,这个党早就不是共产党了,而是既得利益党、资本家党、腐败党。如果给六四平反,很快就会出现两个机构:反贪局和中国廉政公署,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审查,其传票也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通缉那些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该进监狱的、该判死刑的,一个也跑不了。


这些年,又出了一个「和解」说,所谓「握手言欢」也,可是谁跟谁和解呢?中共想跟咱和解吗?「和解」之谓,不说有乞求之嫌,至少也是「自作多情」,仿佛中共已作困兽犹斗,你若不「和解」它,它便要玉石俱焚似的,又似乎当年被镇压的一方,死乞白赖不肯给它一个台阶,它好下来,保全颜面,哪有那么回事嘛!

「南非模式」也罢,「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也罢,都是好东西,可咱就是使不上,所谓「没那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南非模式」的操办人是图图大主教,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衬垫在那里托着,才有「赎罪」「宽恕」这些超越性价值的介入;又如圣雄甘地的印度法宝,那背后也是佛教的价值支撑,诸如不杀生、来世等等。对债孽深重的中共来说,这些绝对都是好东西,可它就是不肯让人家发展,灭杀还来不及呢。设若这个十年里它放手让家庭教会(据称已近上亿信徒)发展,或者江泽民当初不去围剿「法轮功」(也算佛教的一支吧?),那么当下中国便早已有了「和解」的土壤。

缺了宗教这一环,便只剩下法理的解套。六四这场危机,在法理上只有镇压者和被镇压者,双方的角色和位置,既不能互换,也不能均摊(各打五十大板),说到底,对「和平请愿」施以暴力的责任,一丝一毫都无法归咎于请愿者的「不妥协」,而只能由掌握暴力的执政者来承担;也唯有因循法理的裁决,才能实现「公正」,消弭六四积累的全部怨恨。

假如把以上两个不同的环节一锅煮了,就会出现今天的一个思路,也是不少人一直在鼓吹的一个观点:双方都有错,激化是两边的「坏人」挑拨的,这为官方将来的「方案」提供了一个解套的思路,最后给邓小平一个「听信挑拨」的轻微定论,李鹏是肯定要成「替罪羊」的,他自己都很清楚;只要为邓解了套,赵紫阳也能平反,「天安门母亲」也能获得赔偿,然后江胡两届自然顺理成章。

如今鼓吹「大和解」的人,就是在一锅煮,用心是好的,可你煮得成吗?还不要去说,这法理的一环,当局也没兴趣,因为六四引起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已被它的「经济起飞」所化解,它可以不理睬这个「公正」问题,而扔给民间和受害者去咀嚼,谅你们也闹不到哪里去。这二十年的事功,叫当局的功利心大振,于是离那非现世的宗教越发远去了,想拽都拽不回来的。

从技术性的角度来说,「六四」乃是一个所谓 a point of no return,无返还的终点,一旦越过,便成为新一段历史的起点,也就是说,中国的麻烦早已不那么单纯了。当局因六四杀人而将中国拨向「激进走资」一途,以至公平倾斜、社会分裂,三十年下来,整个民族伤痕累累,怨怒深重,岂是解套一个「六四」就能挽救的?在这个纵深的意义上,邓小平正是祸首,即使「六四」这笔帐能饶他,后来的帐又叫谁去担?所以积重难返、环环相套,中共只能不碰它。

(以上转自台湾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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