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均为油管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ShegD2u5J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UbjeCCjCY
-------------分界线------------- 台湾电玩实况主对中国玩家「唱国歌」 中国玩家傻眼7秒：没听过(ZT)除了游戏本身能够带给玩家乐趣，跟好友一同游玩或是与其他玩家互动的过程更能激发不一样的火花。实况主「简到枪」及「歪头」等人昨（4）日游玩《Rust》时 遇见一名手无寸铁的中国玩家，一行人除了要求其「出示健康码」，还对他高唱我国国歌，让观看实况的粉丝全笑翻。 在《Rust》裡，玩家必须竭尽所能的收集各种资源，并建造属于自己的堡垒抵御来自其他玩家的攻击和掠夺，努力在游戏中生存。 实况主「简到枪」及「歪头」等人在游戏中遇见了一名手拿棍棒的中国玩家， 一行人便向其喊话 「大白来了，找你去核酸检查」、 「核酸扫码检测一下」、 「请出示你的健康码」。 也许是该名中国玩家没想到在游戏中也被要求进行核酸检测，随即自杀了，全场笑翻。 
尔后一行人再次碰到他，除了提起「新疆」等各种敏感话题以外，还对他唱我国的国歌，虽然该名中国玩家表示没听过，但他的出现替各个实况主的观众带来不少的欢笑。
-------------分界线------------- 苏暁康：民间社会的碎片在哪裡？(ZT) 一九八九年中共遭遇群众的大规模公开抗议，邓小平陈云皆视为「生死存亡」，此后警察暴力逐渐蔓延到社会面，武装警察尤其是「国家保全局」越来越成为政权依赖的支柱。 １９９９年春的「法轮功」中南海请愿事件后，中国司法当局滥施拘捕、刑讯、拷打、枉判，愈演愈烈，「国保」几成今日「盖世太保」； 而2013年的「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惊吓，又加剧了这种暴力泛滥的趋势，失踪、超期羁押、肉刑、凌辱、封口等等，逼近戴笠的残暴水平，已将「公权力」异化为「国家恐怖主义」。 尤其邓后实行的（政治局）常委负责制，其中必有一人主管政法口的常委，由他统一指挥国家暴力对社会和民众的施虐，无情而有效率，创造了「国家犯罪」前所未有的酷烈程度，其作业绝不止「盖世太保」式警察机构，而是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双双染血。近叁十年来，除了对异议人士、人权律师、社会工作者、民间志愿者、冤屈访民的常规性镇压、逮捕、判刑之外，最恐怖的国家暴力主要是两种：暴力计划生育和镇压法轮功。 「东师古村」，沂蒙山区孟良崮附近、地处京沪高速与国道205之间的这个小村子，一夜闻名于世；由此，也引来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赴临沂部署「905」专桉，监控陈光诚、围堵探访人员；由于这麽高的位阶，直接染指对一个小村庄的镇压，当局用于陈光诚一家的维稳费，从2008年的叁千多万攀升到2011年的六千万，到2012年累计已达两个亿。 周永康已经是第二代酷吏。「戴笠第一任」叫罗干，随「六四」屠夫李鹏进入中共顶层，操办屠杀之后的「大清洗」，旋即奉命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政策，以「邪教」定罪，以「盖世太保」性质的「610办公室」专职迫害功能，以辽宁马叁家劳教院、广东叁水劳教所、长春朝阳劳教所等拘禁、关押、酷刑法轮功信徒，强迫「转化」，民间受害者给罗干封的绰号是「中国贝利亚」、「康生第二」。然而「罗干第二」又更邪恶，则是这个制度使然，周永康当政四川期间，便以残酷镇压法轮功为「投名状」示好中南海，接掌政法委之后，其最为诟病的暴行，是将中国从死刑犯身上获取移植器官的由来已久的这一「政府行为」，扩大沿用至法轮功囚徒，但是国际间对此「活摘」罪行的调查、搜证努力至今不彰，亦可见此举匿影藏形之成功。 周永康是这个体制荼毒百姓的酷吏，但是他也组织了一个自己的集团，乃是近二十年从这个体制暴露出来的一个庞大黑社会团伙，其染指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地域横跨东北、西南、华东、京畿以及中央各部委，涉桉官员囊括整个中共干部系统，这个规模甚至可以跟文革中的「林彪集团」媲美。但是，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周永康出身石油系统，发迹于「大庆油田」——那是六十年代的一个英雄、神圣之地、「铁人王进喜」诞生之地、毛泽东钦定之「红旗」、中国「时代精神」凝聚之处，居然也可以向中共权力中枢输送一个邪恶的「石油大鳄」？或许，我们恰可以从中找到「淬鍊」周永康的元素：「大庆」只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工业急救版，一个准军事化的快速部署团队，其「精神」偏偏是慾壑难填，中国石油系统内部毋宁充斥着蛮干、硬赌、欺下哄上风气，周永康出类拔萃于其间，恰好是一个绝妙的佐证。 六四屠杀以后，中共建制的总纲领，是在所有领域增强控制手段： 1、镇压组党于萌芽状态——民主党 2、监禁刘晓波以拒绝"零八宪章"运动的温和政见 3、镇压民间会社——法轮功、独立中文笔会、家庭教会（即使不抗争） 4、控制大专院校和青年——以民族主义抵消自由主义 5、把读书人跟党绑架在一起——中国传统：大众听识字的 由此，它便成功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发育。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引发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导致该制度的废止，被称为"Web2.0与维权运动一拍即合"，好像偶然性很大，是因为产生了一个网际网路的新空间，"独裁者学习曲线"对此还没来得及反应。比较"茉莉花"和"709"两次大逮捕，2011年国内受突尼西亚影响、借网际网路协调而成功发动抗议，官方猝不及防，基本上都採用非法的方式来应急，搞绑架或者失踪等。到了2015年的"709"事件，更多的监居、逮捕，然后审判、判刑，因为2011年"茉莉花"中的一些手段要到2012年讨论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才合法化。 这个叁十年裡，中共一方面通过经济、立法、外交等各层面的措施加固、升级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权触角下探到「十户长」的深度； 另一方面在民间这一端，则是伴随着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出现了社会犬儒化、民间碎片化、抗争原子化的悲惨局面，令组党路径无社会基础，「天鹅绒革命」无空间，以致台湾、东欧的转型经验和所谓「茉莉花」模式，中国都无法借鑑， 所以儘管民间因强征土地、暴力拆迁、环境污染等因素，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无组织抗争，看上去热闹非凡，却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 你可以看到，这个体制的"学习"能力有多麽强，他们如果没有"生死存亡"的紧迫感，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形之下，王荔蕻、屠夫、滕彪、周世锋、许志永等新生的一代异义群体，他们一腔热血，充满正义，也颇为机智，但是几乎都是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身后没有一呼百应的民众，所以他们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国家机器的凶残惩罚，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比死还要恐怖一万倍"。另外滕彪也坦言：绝大多数维权人士并没有预见到习近平会下这麽大的狠手，这也令人想起叁十年前的"天安门一代"，他们不相信邓小平会开枪。 所以，虽然我们看不到组织和革命党，看不到成熟的领袖，但是中国遍地都是英雄、遍地都是陈胜吴广、遍地都是孙中山毛泽东，然而民间却在无端地浪费英雄资源，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机制，如何把旁观的民众转换成公民抗争的队伍；或者说，在一个嗜血的暴政底下，如何创造"反抗者学习曲线"，这个问题反映出民间还是缺乏创造性人才。八月初锐锋律师事务所桉件判决，透露了国内民间领袖的思路，即胡石根提出国家转型的叁大因素："公民力量壮大、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国际社会介入"，和建设未来国家五大方桉："转型、建国、民生、奖励、惩罚"。这肯定是极简略的版本，但框架已在那裡，显示大家的思考还很初级。 今天老百姓和统治者都不再幼稚，政治性或维权性的集结，反而门槛很高、触发点机率很低、不易产生建制性成果，把它视为颠覆体制的唯一选项，可能是八九运动留下来的一个集体无意识，需要重新评估。 最近的「白纸运动」，再次点燃人民对"大规模政治集结"的强烈期待，就是一个验证。 然而，民间社会的碎片在哪裡？这些年尝试的「网络虚拟集结」、低组织但不是低保密的团队组建、那些从「共同体情感」、「命运共同体」凝聚的力量必定还在。中国人还要走过那些步骤和台阶——经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两党缠斗二十年、四九后历次整肃运动、文革和八九，那些秘密会党、地下党、白区党、大学生结社、工人群众组织等等记忆和本能，储存在几代人的记忆库里，也在等待一个大时代的召唤。
-------------分界线------------- 中国街头的时代冲突(ZT) 当代人非常反感政府 不让人讲话、 全面监控、 大规模洗脑、 鼓励告密和肉麻吹捧等不齿行为。 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也无法接受这些。 只要这些行为存在，中国就很难有软实力，中国模式再成功也会没有吸引力。 这次貌似突发的抗议运动，或称“白纸革命”，或谓“A4运动”，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不出所料，中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很快就陷入陈旧的话语体系。 国际舆论的套路是“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 制”“正义与邪恶”的对决；中国官方尚未正式表态，但官派舆论是同样没有新意的“境外敌对势力”操纵“颜色革命”。 这种好人坏人、正义邪恶的套路，只能将人带入死胡同。我们需要的是前因后果的客观分析。
国际大众传媒给人的印象是星火已经燎原，中共不得民心。 然而，比起这叁年来西方国家的那些暴力抗议规模，中国的连零头都不到。 中国的封闭与世界的开放的对比，一方面产生于中共过度防疫，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又一个国家相继躺平，屈服于疫情，并且都付出了巨大代价。比如到目前为止的冠病总死亡人数的统计，中国不过5200余人，而美国则超过110万。
中国的问题是过分“制度自信”，一个“生命至上”的口号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推出了一套狭隘的、顾此失彼的抗疫政策。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警告过“不可持续”，中共二十大报告仍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地方政府在高 压下层层加码，官员唯恐本辖区出现冠病死亡病例，不顾一 切全力封堵，最终引起了这次大爆发。
八九的回音 一个将“90%以上支持率”挂在嘴边的政府，突然遭遇大规模抗议，既尴尬也迷惘。 叁年之久、无处不在的防疫限制措施积攒了大量干柴，造成了超越阶级和地域的挫折感和愤怒。 在动辄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封锁期间，农民工在食品短缺和失业问题上苦苦挣扎，大学生被关在校园里，城市里的上班族无法出行，中小企业和摊贩大批倒闭，急症和病危者得不到及时救治——他们的愤怒都指向同一根源。 这是1989年后罕见的，也是当局最害怕的。
狭隘的防疫政策聚焦于数千人的冠病死亡，而忽视上万人的连带死亡、数亿学生的学业、14亿人的民生和整个国民经济。这样的决策看不出集体智慧和科学逻辑，更看不出民意的参与，而带有个人独断“为民作主”的浓厚色彩。例如美国顶级公共卫生专家福奇就看不懂，为什麽中国将百姓封了叁年，却没有努力提高疫苗的接种率：为封控而封控？这里隐隐乎有“制度自信”的荒唐逻辑作怪。示威爆发后马上就全面松动，而准备不充分的解封，有可能造成冠病死亡的海啸，酿成一个新的危机。这些都指向抗疫政策的任性。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年轻人面对镜头发话毫无遮掩，诉求远远超出个人境遇。一名女生领读了北京四通桥的标语：“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这次示威者的口号同1989年几乎一样：人权、自由、 民主、法治和反独裁、压迫。1989年正值西方新自由主义上升期，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前夜。现在情况正相反，用中共的话讲就是“东升西降”，所以这次抗争的意义比八九更加深远——这里没有了对自由主义的幻想，只有人类共同价值的诉求。 活在不同时代的人
A4运动街头上是两个时代的冲突。现今的最高领导层都是上世纪50年代和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年轻时代的境遇，和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不可同日而语；二者的世界观、价值取向、知识结构、生活经验、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物质生活条件、工作行业等等，完全没有可比性，共同的语言不多，注意力也不在一个方向上。但后者更能体现时代的脉搏和价值观，A4运动得到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广泛声援，就是佐证。 现代社会是动态的，靠的是知识更新而非经验积累，是创新而非传统。然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是为老人设计的；官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提拔上去，到最高层时一般都六、七十岁了，和最年轻的成年人至少差了两代。领导班子以年龄划代，每一代班子成员的背景都很相似，彼此间有共同语言。 每上一个台阶，他们就有更大的权威和更多的自由来实践自己的理想抱负，上一个时代铸就的世界观就开始影响政策， 不自觉地把一个理想化的过去带了回来。过去领导现在，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代差问题。 比如，在老一代的红色教育中，个人服从组织、“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一旦党召唤，“打起背包就出发”。 这种观念和行为准则，顺理成章地化作“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绝对 忠诚”等等。年轻一代会觉得难以理解，但当权的老一代乐此不疲。对一个经历过极端贫困、睡过布满虱子的窑洞的人来说，今天的年轻人吃这点儿苦就抗议，简直是矫情。 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腥风血雨中成长起来的人，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价值，如同隔雾看山；而这些对当代年轻人来说，是他们生活和自我身份的核心。当权派不自觉中就会侵犯到这些权利——这次封控中更是肆无忌惮，并对年轻人的激烈反弹大吃一惊，无法理解。
当代人非常反感政府不让人讲话、全面监控、大规模洗脑、鼓励告密和肉麻吹捧等不齿行为。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也无法接受这些。这不意味着后者的政府更开明——更多情况下是更腐败、更不堪，但它们没有中共那种全面控制的能力，那里的百姓也因此没有经受中国人在中共治下经受的一切，好的坏的都包括在内。但这一切中共却习以为常。只要这些行为存在，中国就很难有软实力，中国模式再成功也会没有吸引力。
“伟大领袖”的塔西佗陷阱 现代国家遇到大规模抗议时，领导人一般都会出来对全国讲话，或宣布调整政策，或解释坚持的原因，但“伟大领 袖模式”下的国家无法这样——伟大领袖是不会错的，认错不仅威信扫地，也毁掉这个治理模式，所以错了坚持错下去就对了。历史上真正的伟大领袖都是前一半辉煌，后一半窝囊，落后于时代是他们的宿命。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评论道：“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就是“塔西佗陷阱”。现代政治更是如此：不仅不认神仙皇帝，而且政客挨骂是常态。在当代中国，“伟大领袖模式”往往勾起人们最黑暗的记忆和共和国最悲催的历史。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有领导人物仍带着帝王情结，想过一把个人崇拜的瘾，那麽他不仅过气，而且已经坠入塔西佗陷阱。
政治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并非大选，而是理性化和世俗化。理性化就是一切按科学、法律、道理、制度、议事规则和公认标准来办，就是论事不论人。世俗化就是摈弃“伟大领袖模式”，在法律、制度、程序、公理、常识、良知面前人人平等。总之，至少要在价值观和行为中融入更多民主、 法治、开明、容忍、尊重等元素。现代政府是不可缺少社会上的批评声音的，这是常识，但这在中共的治理模式中几乎完全缺位。这次大规模抗议活动，使刚形成的一言堂遭受一 次挫败，实为国之幸事，但远远不够——也许厄运才刚刚开始。 江泽民更接近现代政治家 同胡耀邦一样，江泽民在去世后也意外收获了空前的尊敬和怀念，这是因为人们记忆中的他那个时代更开明、自由、向上，更少正统的禁忌。中共在江的治下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他的“叁个代表”大大冲澹阶级身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剥削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理念，把资本家也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行列；通过推动加入世贸组织，他还促进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这些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也同当今的政治气氛形成鲜明对比。
江泽民比中共迄今所有领导人都更接近现代政治家，不故作威严神秘，是个性情中人——总挨骂却总是乐呵呵的， 在国际舞台上能歌善舞，在外国记者犀利提问下也不怯阵。 这也难怪，江在1949年前就完成大学教育，眼界比较开阔。 而胡锦涛以来的领导层大都是在封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红色正统深入骨髓。 动辄骂领导人、喊他们下台并不是什麽好行为，往往起破坏作用，但这是现代公民的本色。 当代年轻人见识广，在他们眼里，领导人没那麽神圣，说不定还真认为是为自己服务的。 这同文化传统中要“舍得一身剐”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观念相比，非常没有敬畏感，但也是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要克服代差效应，就必须扩大和强化社会的政治参与，而且领导人也要习惯挨骂的现代政治常态。 (以上均转自网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