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网雨村博主留言内容如下: "岳飞是大英雄，无可非议，爱国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和行为，也是大家公认的。可是现在中共把爱国歪曲成爱中共，听习主席指挥，习让咬谁就咬谁，习要打台湾就跟着打台湾。他们认为最现实的爱国就是反美、反西方、反台湾。 所以电影《满江红》被中共利用来为攻打台湾制造舆论，煽动对美国、对台湾人民、对所谓“汉奸”的仇恨。" (博主注:对文革红卫兵来说，海外人士、海归派及亲属，都可能是汉奸，是黑五类，.....下场你懂得....)
本博留言回复如下:
"岳飞是大英雄，无可非议" 岳飞只是旧专制时代的英雄，是反抗侵略的英雄，类似乌克兰亚速营反抗俄罗斯侵略一样.... 岳飞是二愣子，没有政治敏感度，傻傻的要迎回徽、钦二帝，因愚忠、被冤杀，类似屈原一样，都是帝制、专制时代的宣传样板， 因为皇帝及极权政府，喜欢大家愚忠、傻傻的容易操控、洗脑..... 宁死都不能反抗
怎不宣传商汤、周文王、武王、荆轲、李世民、项羽、明太祖及明成祖...等篡位、抗暴的厉害脚色? 也才是中华民族比较正常、聪明的勇士....
至于21世纪文明社会的英雄 早就不是政治、军事上的人才了 而是科学家、思想家、甚至慈善家、社福人士....等 中共国早落伍了、不文明
张艺谋就是帮助极权政府，宣传愚忠的一把好手
真是够烂了
右撇子博主留言内容如下: "毛早就说了，“文学艺术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中国大陆的一切文化艺术都是为政治服务。说白了， 中国大陆的官方艺人都是御用文人，都是给统治者涂脂抹粉的。 张艺谋，冯小刚等只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也是中共愚民教育的特级教师！"
本博回复留言如下: 确实是这样
不过大陆还是有一些有风骨，却被边缘的艺术工作者.... 而这些御用文人也会隐藏，还说谎话一概否认是御用文人，还能自命清高... 所以很多人被迷惑，包括大陆人民
张艺谋的电影如英雄..等片 一贯是为中共极权开脱、找理由的，为中共辩护、说话的.... 以前作品有得奖，也不是很卖座，大家讨论度也不高
这次满江红卖座，又是习近平正出现危机，被民众唾弃的时候.... 终于站上了大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了，被更多的批判检视，不是正常的吗? 套句政治圈常说的一句话:"怕热就不要进厨房"
我觉得满江红与流浪星球2的卖座 是官方传媒有意为之，操纵大陆票房太容易了 这2片除了意识形态，太过偏袒中共，为中共说话、洗脑 要转移大陆民众视线，不再聚焦在疫情及经济....等不利于中共舆论上面
片子其他部分还是可以的，有点乾货 不过意识形态与道德文明，才是片子 的灵魂 片子 再精采也没有用 纳粹的建设与艺术成就宣传，都是世界首屈一指，中共远远比不上 也是失败，遭全世界唾弃
万维网汉卿博主留言如下: "你离政治太近。"
本博回答留言如下: 政治就是众人之事
中共国是极权统治 那一样没有政治介入 电影不像电影，倒是像政治宣传、洗脑
有些人好笑的，叫大家不要谈政治 乖乖让大陆当局洗脑，不要反抗，也不要拆穿中共计谋....... 只要活下去，继续乖乖当人矿、韭菜、奴隶....，为中共极权所用
有人缺乏勇气的选择继续做顺民、韭菜，也予尊重， 但是不要当中共同路人，帮中共说话、洗脑，也很可恶的
但是还有很多人不是这样的，有勇气拆穿、批判、质疑、移民...... 叫我们不要拆穿、质疑满江红等电影的为政治服务、洗脑等企图 除非叫大陆当局，不要干涉电影等文化 可能吗?
引用坎城影展外国导演的名言:
「不谈政治，就是不谈社会、不谈人，那我们还能谈什麽？」 (本博回答万维网汉卿等博主: 共产党等极权国家的阴谋之一，除了在中共国继续坚持不只艺术等都要谈政治还要暴力推动洗脑外， 还有一招，用谎言欺骗，说不要谈政治， 结果共产党却一直将政治值入电影等艺术，在宣传、谈政治，.... 这样简单、土匪要胁式、无逻辑的计谋居然文明世界很多人上当，呵呵，在万维网是无效的) -----------分界线------------
泽伦斯基致词 坎城影展从不缺席的大胆政治表态(ZT)
「女士、先生，有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第75届坎城影展5月17日的开幕式上，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透过视讯惊喜现身致词。 喜剧演员出身的泽伦斯基引用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1940年讽刺希特勒电影「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中的名句： 「怨恨终将消逝、独裁者终将灭亡。人民被夺走的权力也终将归还于民。儘管人类逝去，自由将永不消灭。」
他说：「若独裁者出现，我们必须为自由而战，电影将保持沈默，还是大声疾呼？这都取决于我们的团结。电影能置身于团结之外？…我们需要新的卓别林，好证明在我们的时代，电影不是沈默的」。
致词结束，观众纷纷起立，为其献上如雷掌声。 而去年的坎城影展，接近尾声时，主办单位突然致函媒体，宣布将有一个「惊喜纪录片」，结果竟是全球首映反送中纪录片「时代革命」，以向香港人为自由奋战的勇气致意。 
第75届坎城影展5月17日开幕式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透过视讯惊喜现身致词。主办单位在上一届影展闭幕前全球首映反送中纪录片「时代革命」，以向香港人为自由奋战的勇气致意。图为坎城影展会场。（Echo提供）中央社记者曾婷瑄巴黎传真 111年6月8日 坎城影展主席弗黑莫（Thierry Frémaux）放映前表示，他们不是刻意在玩什麽游戏，而是纪录片较晚才送来，「我们看了，很喜欢。依据坎城放映呈现世界真相电影的悠久传统，我们决定播放这部片」。当时外媒甚至以「外交豪赌」来形容坎城冒着未来被中国抵制风险所做的决定。 回想2018年，台湾金马奖因一位获奖导演在台上表示，「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作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中国影业工作者不仅集体缺席当天晚宴，更扬言全面抵制金马奖。 台湾电影界当时一片譁然、议论纷纷，甚至有人持「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的论调，企图检讨获奖者发言，觉得不该让电影染上过浓的「政治色彩」，以免「抹煞工作人员的辛劳」。 还记得当时我和共事的一对法国情侣档朋友聊到这件事。做剧场心直口快的男性友人睁大眼直说： 「不谈政治，就是不谈社会、不谈人，那我们还能谈什麽？」 (本博注并回答万维网汉卿等博主: 共产党等极权国家的阴谋之一，除了在中共国坚持不只谈政治还要暴力推动洗脑外， 还有用谎言欺骗，说不要谈政治，结果共产党却一直在宣传、谈政治，.... 这样简单、土匪要胁式、无逻辑的计谋居然文明世界很多人上当，呵呵，在万维网是无效的) 身为电影导演的女孩也说，文学或电影裡的一幅画、一句话都可能是政治象徵与历史选择，避开政治表态，顶多就只是巧手工匠，而非艺术家。 的确， 「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这套论述在坎城影展眼中根本站不住脚。作为顶尖国际影展，坎城有筹码，也有政治表态的勇气。 与其说是勇气，倒不如说「艺术即政治」是它的传统与抱负，是建构一切的基础。 创立于1939年，坎城影展的缘起，即非常具有政治意涵：为了和7年前在法西斯与纳粹扶植下成立的世界首个国际影展「威尼斯影展」互别苗头。 电影社会学者德维宁（Olivier Thévenin）说道：「这个影展打从最初就是政治的。二次世界大战后，其政治意图就以另一种形式深化，也就是文化外交形式。影展自始就是让二战后的国家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调解。」 坎城影展向来也是社会运动发声的场域，从法国1968年5月学运，到谴责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再到释放批判加萨屠杀、巴西政变等国际政治讯息，对各种政治企图相当欢迎与包容。 此外，坎城最高荣誉金棕榈奖的颁发，向政治信念致敬的体现也俯拾皆是。 1981年波兰导演安杰瓦依达（Andrzej Wajda）作品「铁人」批评波兰共产党、推动人民工会，电影遭政府禁播，却获得坎城金奖殊荣；塞尔维亚导演库斯杜力卡（Emir Kusturica）1995年获金棕榈奖的「地下社会」因被怀疑太靠近塞国而引发争议。 2004年，昆汀塔伦提诺（Quentin Tarantino）领军的评审团把大奖颁给砲轰布希政府的麦克摩尔（Michael Moore）政治纪录片「华氏911」；2008年的评审团主席西恩潘（Sean Penn）更在公布罗宏康特（Laurent Cantet）以「我和我的小鬼们」（The Class） 得奖前名言，「金棕榈奖导演必须非常关注周遭世界」。 时间回到今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不久，影展主席弗黑莫（Thierry Frémaux）当即宣布，本届不欢迎任何俄罗斯官方代表出席。不过，影展特别向所有反对侵略乌克兰以及挺身对抗当今政府的俄罗斯艺术家和电影从业人员致意，并邀请俄国异议人士谢列布雷尼柯夫（Kirill Serebrennikov）出席。 当然，这个政治选择随即引发乌克兰代表强烈不满，认为此刻没有所谓的「好俄罗斯人」，且应该「删除一切与俄罗斯有关的人事物」。 「艺术」与「政治」间千丝万缕的关係，在法国等艺术大国的人文脉络中不断被讨论。艺术是人类转化论述与概念的渠道，而政治则是对世界的论述。有人认为艺术就是用来反映社会、反映创作者对周遭世界的观感，因此本质即为政治性的；有人认为艺术能成为影响力的工具。 「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些说法在大部分法国艺术工作者眼中并没有对错，「政治化」本身未必是负面论述。艺术创作只是一个态度转化的过程，重点仍是在创作者的编码内容以及接收者解读方式。 换言之，艺术可唤醒意识，也可让意识沈睡，是一把必须非常小心使用的双面刃。 但要法国创作者「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 在当权者划定的范围内蹑手蹑脚地行走，避谈自己信念与立场，你大概只能看到他们摇头耸肩，大喊：「对不起，办不到！」。 -----------分界线------------ 殷惠敏专文：穿制服的艺术家─中共文艺政策就是一把惊鸟之弓(ZT)在的中老年人也许还记得1981年的一部电影《赤色份子》（Reds），那是由好莱坞英俊小生华伦．比提（Warren Beatty）导演的一部大片，片长叁小时，是拍摄美国左翼新闻记者里德（John Reed）的传奇生涯。 里德1917年在莫斯科见证了俄国十月革命，出版了轰动一时的《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比提由自己担纲饰演主角里德。里德的情人，新闻记者和女权运动者露易丝·布莱恩特（Louise Bryant）则是由黛安．基顿（Diane Keaton）饰演。还有，饰演当时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的是性格影星杰克．尼可逊（Jack Nicholson），造型惟妙惟肖。 这部影片的片名，台湾译为《烽火赤焰万里情》，似乎是要冲澹政治含意，因为1981年的台湾还是在蒋经国的反共威权统治之下。片中演出国际歌的雄浑场景和列宁站在台上演讲的一幕，不知当时有没有逃过台北电检处的剪刀。 好莱坞电影闲话, 有人认为，上世纪20年代同情共产党的这批美国「左仔」当中，有一位英俊的才子迈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他的罗曼史从没间断，在电影中却是由配角赫曼（Edward Herrmann）饰演，似乎没能演出他潇洒浪漫的一面，殊为可惜。若由比提自己来演较潇洒浪漫的迈克斯．伊斯特曼也许比较适合。影片主角约翰．里德其实是一个比较木讷、书卷气重的人物。但剧情当然不能不按照剧本来推演。比提自导自演，是契约所订，旁人无由置啄。 然而，这位迈克斯．伊斯特曼究竟是何许人？ 回到当时去看，他也同样是个传奇人物。他和里德一样，原先都是对十月革命充满了憧憬，身临其境后，对夺取了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实行的政策大失所望，而醒悟过来。从嚮往到幻灭，为时不长。
不同的是，里德后来旅途劳顿，最后死于斑疹伤寒。他想要回美国发展「真正」的共产主义成为他未能实现的梦想。而伊斯特曼1922到1924年在俄国居住期间，结识了一个俄国情人。这个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画家，兄长是俄共党员，后来成为苏联的司法首长，还帮史达林（Joseph Stalin）策画了恶名昭彰的莫斯科审判。 通过他的妻子，伊斯特曼瞭解了苏联政治的运作情况，也认识到苏联文艺界的实情。他把「列宁最后的证言」偷运到西方。列宁在证言中提议改变苏联的政府结构，批评苏联最高领导层，并建议解除史达林的苏共总书记职位。为此引起了史达林与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之间的衝突。托洛茨基当时还被迫对这份「僞造」的「证言」做出澄清。 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是一群「左倾幼稚病」患者伊斯特曼凭藉他对苏联文艺界的瞭解，1934年在纽约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穿制服的艺术家》，描述1928年在史达林统治下成立的「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盟」（RAPP）。 在伊斯特曼笔下，这个组织声称只有他们才代表俄国文学中真正的普罗意识。他们主持的重要文学刊物是要按照马克思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教条来审查文学，清除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 他们攻击所有不符合真正苏联作家「标准」的作家，包括马雅科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高尔基（Maxim Gorky）、托尔斯泰（Leo Tolstoy）、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等。可是得到「联盟」认可的作家当中，真正杰出的创作者却寥寥可数，多数都属于「左倾幼稚病」患者。 在现实上，伊斯特曼指出，作家联盟其实就是俄共的奴隷工具， 它的总书记是风纪官，扮演着史达林鹰犬的角色。然而儘管这位名叫Leopold Averbark的风纪官在给「亲爱的史达林同志」的信中，极尽谄媚之能事，也难讨史达林的欢心。原因是联盟内部的派系倾轧，和对史达林心腹为联盟制订的写作规条阳奉阴违。 史达林终于还是在1932年4月解散了这个挂着「无产阶级」招牌的组织，代之以「苏联作家联盟」。表面上看，新的联盟好像成员范围扩大了，包容共产党作家和非共产党作家，但实质上，非共作家在共产党领导人眼里是被视为「同路人」，而「同路人」这个含义轻蔑的用语，意指他们是「团结」的对象。当然，不论是共产党作家或非共作家，同样必须臣服于苏共中央，由「穿制服的艺术家」来管理。 胡适在杜威门下的师兄弟史达林过世后，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Svetlana Alliluyeva）曾在回忆录中指出，「在沙皇时代的俄国，果戈里（Nikolai Gogol）等讽刺作家都不会为了讽刺过度而受到审查，他们也不曾为了嘲笑俄国生活的荒唐而受到惩罚。但是现在，你可以为了一个比喻便受到审判，为了一个修辞而被关进劳工营。」 伊斯特曼这位才子也着实不简单。他能够想出《穿制服的艺术家》这个书名，令人一看就心领神会。我上网查了他的学历和经历，发现他和胡适一样，都是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学生，也同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读博士学位，两人算得上是前后期同学，不论谁先谁后。不同的是胡适修完学分，没写论文就打道回国了。 伊斯特曼在读研究所时就担任讲师，在哥大授课。后来修完必要的学分，却突然不去注册，放弃了博士学位。也许他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左翼活动太忙了吧。 我因为好奇，比对了一下那段时期俄共与中共的作家联盟出现的时间点，似乎也有某种「效颦」或「默契」的关联。相当有趣。 「只是同路人，而非自己人」的鲁迅1928年俄共成立「无产阶级作家联盟」，两年后──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在上海成立，属于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的成员，性质上是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参与者有鲁迅、郁达夫、田汉，柔石等50馀人。而 「文总」的党团书记周扬，就是这个地下组织的总管。他不学「有」术，正是鲁迅所憎恶的「穿制服的艺术家」。 鲁迅曾希望左联能够培养出「大群的新战士」。他们开办书局，拍摄电影，成为文化活动的重心，一时风起云涌，也催生了丁玲、萧军、萧红、艾芜等一批新作家。 不过，不知道鲁迅有没有自知之明，他以锋利尖刻的杂文，深入探索传统中国人的心灵而声名鹊起。以他这个文坛祭酒的地位，必然成为共产党「团结」、争取的对象。 但在共产党人眼里，本质上，鲁迅还是个「同路人」，而非「自己人」。 从鲁迅的文章和他睚眦必报的论战态度来看，他有独来独往，率性而为，不受羁绊的个性。因此，不难理解，不讲革命「纪律」的鲁迅，在左联内部，同「穿制服的艺术家」自然格格不入。这段时期，鲁迅也曾在文章中隐约地抱怨，不论自己怎麽尽力，背后好像总有人拿着鞭子抽打。
不同于苏联的是，当时左联幕后的操控者还是比较隐晦的，因为中共还没有取得政权。 1932年，史达林以「苏联作家联盟」来取代「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就和翻书一样容易。一声令下，历史的新页就出现了。 1935年年底，中共为了战略形势的改变，陝北瓦窑堡会议上决定与国民党达成政治妥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春，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下达了解散左联的指令。为了配合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6月7日成立一个中国文艺家协会，以抗日救亡为宗旨，模煳了左翼面目，为的是替共产党吸收更多的文艺青年。 本来代表上海普罗文艺运动的左联，作为一个战略工具，对共产党来説，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历史任务。在新形势之下，改头换面，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周扬夏衍奉命解散左联，却遭到不识时务的鲁迅坚决反对。最后他虽勉强同意，还是要求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鲁迅在1936年4月曾对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说：「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 鲁迅「误入歧途」的选择上海的左联奉命偃旗息鼓，两个月后新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特别发电文慰问病中的鲁迅，但鲁迅始终拒绝加入这个新机构。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 研究鲁迅的大陆学者朱学勤认为，鲁迅后期成为左翼文学家，其实是他「误入歧途」的选择。在接受BBC记者采访时，朱教授说，反思当年鲁迅走过的路，他在上海被左翼文学青年包围，先做左联的盟主，后来又陷入左联的宗派纠纷，导致他当时的思想和文学成就都大大退化。 但左联也好，文艺家协会也好，虽然受到中共的幕后操纵，严格説起来，还是属于民间团体，对社会文化，不能说没有贡献，对新作家的培养也是有功绩的。 新的幽灵并没有在上海的上空盘旋，而是出现在陝北的延安。 毛泽东不认为艺术可以独立在政治之外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宣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在开幕和闭幕会议上的讲话，为中共的文艺政策，为作家的使命，正式定了调。 配合当时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首先要面对的是「为什麽人服务」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其次是如何去服务的问题。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是个基本原则。这是毛泽东师法史达林的説法。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文艺批评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否定了为艺术而艺术、超阶级的艺术的存在，也不认为艺术可以独立在政治之外。如果说，艺术要刻画人性，反映人性，那麽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普遍的人性。因此，汎论人性为文艺理论的基础是错误的。刻画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衆的人性才是创作的正途。共产党既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参与延安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能够感觉到毛泽东向他们抛出的紧箍咒吗？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推崇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两句诗。他解释前句对敌人，后句对人民大衆，文艺工作者应拿来当做座右铭。可是毛泽东吹捧鲁迅的笔法时，却又语带玄机。鲁迅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在毛泽东看来，却不能应用在革命的队伍中，对于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联想到延安座谈当时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整风运动，毛泽东显然是意有所指的。人们不免要为王实味捏一把冷汗。王实味的作品《野百合花》正是讽刺当时延安革命队伍中「衣分叁色，食分五等」的不平等现象。王实味后来果然难逃被大刀砍死的命运。 鲁迅如果还活着被奉为「文坛祭酒」的鲁迅，他的门徒萧军、胡风后来也难逃被批斗的命运。 胡风的罪过在于他抱怨作家头上被放了5把刀子： 要创作，首先须有共产主义世界观。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就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能决定作品的价值。
胡风认为，这5把刀子使得作家变成了唯物论的「被动机器」。然而，穿制服的艺术家，就是用这5把刀子的标准去评估作家和作品。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清查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材料」时，搜出了一位作家张小晓给胡风的信，他在信中表示，「延安文艺讲话也许在延安时有用，照现在的行情，它能屠杀生灵。」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过胡风。他杀气腾腾的批示，胡风集团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派份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叛徒……组成的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里的地下的独立王国。」 在中共建政后，鲁迅如果还活着，他的处境又会如何呢？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台湾出版的《鲁迅与我》一书中，记载了一则轶闻： 1957年，毛泽东到上海小住，邀约几位湖南老乡聊聊天。和鲁迅一家都比较熟的罗稷南也在列。席间，大家都谈的很开心，罗稷南见毛先生和颜悦色，就大胆地向他发问：要是如今鲁迅还活着，可能会如何？毛先生可能也是在兴头上，不以为忤，听后神色十分认真，思忖了片刻，正经地回覆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麽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麽他识大体不做声」。罗稷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罗稷南一直把这件事埋在心底，对谁也不透露。罗稷南晚年得了重病，不忍埋没这个事实，于是对一个信得过的学生和盘托出，这个学生又此事又转告给周海婴。 「惊鸟之弓」就是中共的文艺政策从延安一直延续到中共建政之后，文艺工作者和掌管文艺政策的党官──穿制服的艺术家之间，或明或暗的矛盾衝突，从未间断。 作家随时都要綳紧神经，唯恐自己辛勤写作的成果成为被批斗的标靶。 紧箍咒紧到实在受不了时，他们也会发出呼天抢地的绝望抗议，要求穿制服的艺术家高抬贵手，不要再钳制他们的思想，压迫他们的创作缪斯。他们呼吁，要改变「惊弓之鸟」的现象，首先就应该消灭「惊鸟之弓」。 「惊鸟之弓」就是中共的文艺政策，如何能消灭呢？这是穿制服的艺术家权力和饭碗的依托所在。他们岂会顺从作家们的呼吁？ 就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和文艺工作者的关係，按照不同时期的气候与任务需求，一会儿宽一会儿紧，不断的折腾下去。最糟的时期，也就是毛泽东指挥四人帮兴风作浪的文革浩劫时期，可説是万马齐喑，出台的就是《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的小説和8个样板戏。后来改革开放了，全球化了，同国际接轨了，文艺界才有了蓬勃发展的生机。 曾几何时，共产党的领导人又有了新的主意， 不但媒体要姓党， 历史研究要姓党（否则就是虚无主义）， 艺文活动要姓党， 连私人企业也要姓党（由党书记进驻）。 工农商学兵，都须在党的指挥棒下齐步走。 对作家来説，凌冽的寒风忽然来到。 莫言只不过根据他多年的写作经验，有感而发地説出了自己的心声。对他的批判就铺天盖地而来。 「红色基因」不可缺莫言説：「讲真话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 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麽他势必要讲假话，这样他对社会无意义，对老百姓无意义。……我觉得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讚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 这与毛在延安座谈会的讲话所揭示的原则，并不符合。 他的观点立刻受到围剿。攻击者认为，莫言显然是崇洋媚外的。他没有站在祖国，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写作。更直截了当地说，「莫言的文章就是抹黑中国，不然他怎麽会得诺贝尔奖？这是公认的事实。」 于是，在大陆，40多位文学评论家和大学教授出版了对莫言和诺贝尔奖的批判。 两个月前，中国作协推出了「百年名作家」系列。既是共产党员，又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莫言，却不在名单之列。中国作协党组成员秘书处书记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説得很妙。甄选的标准是百年名作家都需有「红色基因」，意指莫言未列其中就是因为他缺少了「红色基因」。
穿制服的艺术家近年所表现的坚守「党性」的造化，来得相当突然，似乎回应着某种「初心」的召唤。他们在新的电子技术的武装之下，除了探查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动态，监听文学教师在课堂上的言论之外，还可发津贴，收买许多爱党爱国的小粉红，在社群网路上，以人海战术为他们效劳。小粉红无疑是具有「红色基因」的。 同以往比起来，新一代穿制服艺术家的效率显然非常高。但我也不免怀疑，已经与国际接轨了几十年的中国，新时期推出的这项事业是否犯了时代错误？延安文艺讲话在上世纪荼毒文坛好几十年，现在的2.0版究竟能够维持多久？ 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Karl Marx）说得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以悲剧形式出现，第二次是以闹剧形式出现 。 (以上均转自网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