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網雨村博主留言內容如下: "岳飛是大英雄，無可非議，愛國是一種崇高的思想和行為，也是大家公認的。可是現在中共把愛國歪曲成愛中共，聽習主席指揮，習讓咬誰就咬誰，習要打台灣就跟着打台灣。他們認為最現實的愛國就是反美、反西方、反台灣。 所以電影《滿江紅》被中共利用來為攻打台灣製造輿論，煽動對美國、對台灣人民、對所謂“漢奸”的仇恨。" (博主注:對文革紅衛兵來說，海外人士、海歸派及親屬，都可能是漢奸，是黑五類，.....下場你懂得....)
本博留言回復如下:
"岳飛是大英雄，無可非議" 岳飛只是舊專制時代的英雄，是反抗侵略的英雄，類似烏克蘭亞速營反抗俄羅斯侵略一樣.... 岳飛是二愣子，沒有政治敏感度，傻傻的要迎回徽、欽二帝，因愚忠、被冤殺，類似屈原一樣，都是帝制、專制時代的宣傳樣板， 因為皇帝及極權政府，喜歡大家愚忠、傻傻的容易操控、洗腦..... 寧死都不能反抗
怎不宣傳商湯、周文王、武王、荊軻、李世民、項羽、明太祖及明成祖...等篡位、抗暴的厲害腳色? 也才是中華民族比較正常、聰明的勇士....
至於21世紀文明社會的英雄 早就不是政治、軍事上的人才了 而是科學家、思想家、甚至慈善家、社福人士....等 中共國早落伍了、不文明
張藝謀就是幫助極權政府，宣傳愚忠的一把好手
真是夠爛了
右撇子博主留言內容如下: "毛早就說了，“文學藝術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中國大陸的一切文化藝術都是為政治服務。說白了， 中國大陸的官方藝人都是御用文人，都是給統治者塗脂抹粉的。 張藝謀，馮小剛等只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也是中共愚民教育的特級教師！"
本博回復留言如下: 確實是這樣
不過大陸還是有一些有風骨，卻被邊緣的藝術工作者.... 而這些御用文人也會隱藏，還說謊話一概否認是御用文人，還能自命清高... 所以很多人被迷惑，包括大陸人民
張藝謀的電影如英雄..等片 一貫是為中共極權開脫、找理由的，為中共辯護、說話的.... 以前作品有得獎，也不是很賣座，大家討論度也不高
這次滿江紅賣座，又是習近平正出現危機，被民眾唾棄的時候.... 終於站上了大陸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了，被更多的批判檢視，不是正常的嗎? 套句政治圈常說的一句話:"怕熱就不要進廚房"
我覺得滿江紅與流浪星球2的賣座 是官方傳媒有意為之，操縱大陸票房太容易了 這2片除了意識形態，太過偏袒中共，為中共說話、洗腦 要轉移大陸民眾視線，不再聚焦在疫情及經濟....等不利於中共輿論上面
片子其他部分還是可以的，有點乾貨 不過意識形態與道德文明，才是片子 的靈魂 片子 再精采也沒有用 納粹的建設與藝術成就宣傳，都是世界首屈一指，中共遠遠比不上 也是失敗，遭全世界唾棄
萬維網漢卿博主留言如下: "你離政治太近。"
本博回答留言如下: 政治就是眾人之事
中共國是極權統治 那一樣沒有政治介入 電影不像電影，倒是像政治宣傳、洗腦
有些人好笑的，叫大家不要談政治 乖乖讓大陸當局洗腦，不要反抗，也不要拆穿中共計謀....... 只要活下去，繼續乖乖當人礦、韭菜、奴隸....，為中共極權所用
有人缺乏勇氣的選擇繼續做順民、韭菜，也予尊重， 但是不要當中共同路人，幫中共說話、洗腦，也很可惡的
但是還有很多人不是這樣的，有勇氣拆穿、批判、質疑、移民...... 叫我們不要拆穿、質疑滿江紅等電影的為政治服務、洗腦等企圖 除非叫大陸當局，不要干涉電影等文化 可能嗎?
引用坎城影展外國導演的名言:
「不談政治，就是不談社會、不談人，那我們還能談什麽？」 (本博回答萬維網漢卿等博主: 共產黨等極權國家的陰謀之一，除了在中共國繼續堅持不只藝術等都要談政治還要暴力推動洗腦外， 還有一招，用謊言欺騙，說不要談政治， 結果共產黨卻一直將政治值入電影等藝術，在宣傳、談政治，.... 這樣簡單、土匪要脅式、無邏輯的計謀居然文明世界很多人上當，呵呵，在萬維網是無效的) -----------分界線------------
澤倫斯基致詞 坎城影展從不缺席的大膽政治表態(ZT)
「女士、先生，有請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第75屆坎城影展5月17日的開幕式上，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透過視訊驚喜現身致詞。 喜劇演員出身的澤倫斯基引用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1940年諷刺希特勒電影「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中的名句： 「怨恨終將消逝、獨裁者終將滅亡。人民被奪走的權力也終將歸還於民。儘管人類逝去，自由將永不消滅。」
他說：「若獨裁者出現，我們必須為自由而戰，電影將保持沈默，還是大聲疾呼？這都取決於我們的團結。電影能置身於團結之外？…我們需要新的卓別林，好證明在我們的時代，電影不是沈默的」。
致詞結束，觀眾紛紛起立，為其獻上如雷掌聲。 而去年的坎城影展，接近尾聲時，主辦單位突然致函媒體，宣布將有一個「驚喜紀錄片」，結果竟是全球首映反送中紀錄片「時代革命」，以向香港人為自由奮戰的勇氣致意。 
第75屆坎城影展5月17日開幕式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透過視訊驚喜現身致詞。主辦單位在上一屆影展閉幕前全球首映反送中紀錄片「時代革命」，以向香港人為自由奮戰的勇氣致意。圖為坎城影展會場。（Echo提供）中央社記者曾婷瑄巴黎傳真 111年6月8日 坎城影展主席弗黑莫（Thierry Frémaux）放映前表示，他們不是刻意在玩什麽遊戲，而是紀錄片較晚才送來，「我們看了，很喜歡。依據坎城放映呈現世界真相電影的悠久傳統，我們決定播放這部片」。當時外媒甚至以「外交豪賭」來形容坎城冒着未來被中國抵制風險所做的決定。 回想2018年，台灣金馬獎因一位獲獎導演在台上表示，「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作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中國影業工作者不僅集體缺席當天晚宴，更揚言全面抵制金馬獎。 台灣電影界當時一片譁然、議論紛紛，甚至有人持「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的論調，企圖檢討獲獎者發言，覺得不該讓電影染上過濃的「政治色彩」，以免「抹煞工作人員的辛勞」。 還記得當時我和共事的一對法國情侶檔朋友聊到這件事。做劇場心直口快的男性友人睜大眼直說： 「不談政治，就是不談社會、不談人，那我們還能談什麽？」 (本博注並回答萬維網漢卿等博主: 共產黨等極權國家的陰謀之一，除了在中共國堅持不只談政治還要暴力推動洗腦外， 還有用謊言欺騙，說不要談政治，結果共產黨卻一直在宣傳、談政治，.... 這樣簡單、土匪要脅式、無邏輯的計謀居然文明世界很多人上當，呵呵，在萬維網是無效的) 身為電影導演的女孩也說，文學或電影裡的一幅畫、一句話都可能是政治象徵與歷史選擇，避開政治表態，頂多就只是巧手工匠，而非藝術家。 的確， 「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這套論述在坎城影展眼中根本站不住腳。作為頂尖國際影展，坎城有籌碼，也有政治表態的勇氣。 與其說是勇氣，倒不如說「藝術即政治」是它的傳統與抱負，是建構一切的基礎。 創立於1939年，坎城影展的緣起，即非常具有政治意涵：為了和7年前在法西斯與納粹扶植下成立的世界首個國際影展「威尼斯影展」互別苗頭。 電影社會學者德維寧（Olivier Thévenin）說道：「這個影展打從最初就是政治的。二次世界大戰後，其政治意圖就以另一種形式深化，也就是文化外交形式。影展自始就是讓二戰後的國家進行某種形式的政治調解。」 坎城影展向來也是社會運動發聲的場域，從法國1968年5月學運，到譴責性別主義、種族主義，再到釋放批判加薩屠殺、巴西政變等國際政治訊息，對各種政治企圖相當歡迎與包容。 此外，坎城最高榮譽金棕櫚獎的頒發，向政治信念致敬的體現也俯拾皆是。 1981年波蘭導演安傑瓦依達（Andrzej Wajda）作品「鐵人」批評波蘭共產黨、推動人民工會，電影遭政府禁播，卻獲得坎城金獎殊榮；塞爾維亞導演庫斯杜力卡（Emir Kusturica）1995年獲金棕櫚獎的「地下社會」因被懷疑太靠近塞國而引發爭議。 2004年，昆汀塔倫提諾（Quentin Tarantino）領軍的評審團把大獎頒給砲轟布希政府的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政治紀錄片「華氏911」；2008年的評審團主席西恩潘（Sean Penn）更在公布羅宏康特（Laurent Cantet）以「我和我的小鬼們」（The Class） 得獎前名言，「金棕櫚獎導演必須非常關注周遭世界」。 時間回到今年俄烏戰爭爆發後不久，影展主席弗黑莫（Thierry Frémaux）當即宣布，本屆不歡迎任何俄羅斯官方代表出席。不過，影展特別向所有反對侵略烏克蘭以及挺身對抗當今政府的俄羅斯藝術家和電影從業人員致意，並邀請俄國異議人士謝列布雷尼柯夫（Kirill Serebrennikov）出席。 當然，這個政治選擇隨即引發烏克蘭代表強烈不滿，認為此刻沒有所謂的「好俄羅斯人」，且應該「刪除一切與俄羅斯有關的人事物」。 「藝術」與「政治」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在法國等藝術大國的人文脈絡中不斷被討論。藝術是人類轉化論述與概念的渠道，而政治則是對世界的論述。有人認為藝術就是用來反映社會、反映創作者對周遭世界的觀感，因此本質即為政治性的；有人認為藝術能成為影響力的工具。 「藝術為政治服務」這些說法在大部分法國藝術工作者眼中並沒有對錯，「政治化」本身未必是負面論述。藝術創作只是一個態度轉化的過程，重點仍是在創作者的編碼內容以及接收者解讀方式。 換言之，藝術可喚醒意識，也可讓意識沈睡，是一把必須非常小心使用的雙面刃。 但要法國創作者「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 在當權者劃定的範圍內躡手躡腳地行走，避談自己信念與立場，你大概只能看到他們搖頭聳肩，大喊：「對不起，辦不到！」。 -----------分界線------------ 殷惠敏專文：穿制服的藝術家─中共文藝政策就是一把驚鳥之弓(ZT)在的中老年人也許還記得1981年的一部電影《赤色份子》（Reds），那是由好萊塢英俊小生華倫．比提（Warren Beatty）導演的一部大片，片長叄小時，是拍攝美國左翼新聞記者里德（John Reed）的傳奇生涯。 里德1917年在莫斯科見證了俄國十月革命，出版了轟動一時的《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比提由自己擔綱飾演主角里德。里德的情人，新聞記者和女權運動者露易絲·布萊恩特（Louise Bryant）則是由黛安．基頓（Diane Keaton）飾演。還有，飾演當時美國劇作家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的是性格影星傑克．尼可遜（Jack Nicholson），造型惟妙惟肖。 這部影片的片名，台灣譯為《烽火赤焰萬里情》，似乎是要衝澹政治含意，因為1981年的台灣還是在蔣經國的反共威權統治之下。片中演出國際歌的雄渾場景和列寧站在台上演講的一幕，不知當時有沒有逃過台北電檢處的剪刀。 好萊塢電影閒話, 有人認為，上世紀20年代同情共產黨的這批美國「左仔」當中，有一位英俊的才子邁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他的羅曼史從沒間斷，在電影中卻是由配角赫曼（Edward Herrmann）飾演，似乎沒能演出他瀟灑浪漫的一面，殊為可惜。若由比提自己來演較瀟灑浪漫的邁克斯．伊斯特曼也許比較適合。影片主角約翰．里德其實是一個比較木訥、書卷氣重的人物。但劇情當然不能不按照劇本來推演。比提自導自演，是契約所訂，旁人無由置啄。 然而，這位邁克斯．伊斯特曼究竟是何許人？ 回到當時去看，他也同樣是個傳奇人物。他和里德一樣，原先都是對十月革命充滿了憧憬，身臨其境後，對奪取了政權的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實行的政策大失所望，而醒悟過來。從嚮往到幻滅，為時不長。
不同的是，里德後來旅途勞頓，最後死於斑疹傷寒。他想要回美國發展「真正」的共產主義成為他未能實現的夢想。而伊斯特曼1922到1924年在俄國居住期間，結識了一個俄國情人。這個後來成為他第二任妻子的畫家，兄長是俄共黨員，後來成為蘇聯的司法首長，還幫史達林（Joseph Stalin）策畫了惡名昭彰的莫斯科審判。 通過他的妻子，伊斯特曼瞭解了蘇聯政治的運作情況，也認識到蘇聯文藝界的實情。他把「列寧最後的證言」偷運到西方。列寧在證言中提議改變蘇聯的政府結構，批評蘇聯最高領導層，並建議解除史達林的蘇共總書記職位。為此引起了史達林與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之間的衝突。托洛茨基當時還被迫對這份「僞造」的「證言」做出澄清。 俄國無產階級作家聯盟是一群「左傾幼稚病」患者伊斯特曼憑藉他對蘇聯文藝界的瞭解，1934年在紐約出版了轟動一時的《穿制服的藝術家》，描述1928年在史達林統治下成立的「俄國無產階級作家聯盟」（RAPP）。 在伊斯特曼筆下，這個組織聲稱只有他們才代表俄國文學中真正的普羅意識。他們主持的重要文學刊物是要按照馬克思現實主義的意識形態教條來審查文學，清除浪漫主義和神秘主義。 他們攻擊所有不符合真正蘇聯作家「標準」的作家，包括馬雅科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高爾基（Maxim Gorky）、托爾斯泰（Leo Tolstoy）、布爾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等。可是得到「聯盟」認可的作家當中，真正杰出的創作者卻寥寥可數，多數都屬於「左傾幼稚病」患者。 在現實上，伊斯特曼指出，作家聯盟其實就是俄共的奴隷工具， 它的總書記是風紀官，扮演着史達林鷹犬的角色。然而儘管這位名叫Leopold Averbark的風紀官在給「親愛的史達林同志」的信中，極盡諂媚之能事，也難討史達林的歡心。原因是聯盟內部的派系傾軋，和對史達林心腹為聯盟制訂的寫作規條陽奉陰違。 史達林終於還是在1932年4月解散了這個掛着「無產階級」招牌的組織，代之以「蘇聯作家聯盟」。表面上看，新的聯盟好像成員範圍擴大了，包容共產黨作家和非共產黨作家，但實質上，非共作家在共產黨領導人眼裡是被視為「同路人」，而「同路人」這個含義輕蔑的用語，意指他們是「團結」的對象。當然，不論是共產黨作家或非共作家，同樣必須臣服於蘇共中央，由「穿制服的藝術家」來管理。 胡適在杜威門下的師兄弟史達林過世後，他的女兒斯維特蘭娜．阿利盧耶娃（Svetlana Alliluyeva）曾在回憶錄中指出，「在沙皇時代的俄國，果戈里（Nikolai Gogol）等諷刺作家都不會為了諷刺過度而受到審查，他們也不曾為了嘲笑俄國生活的荒唐而受到懲罰。但是現在，你可以為了一個比喻便受到審判，為了一個修辭而被關進勞工營。」 伊斯特曼這位才子也着實不簡單。他能夠想出《穿制服的藝術家》這個書名，令人一看就心領神會。我上網查了他的學歷和經歷，發現他和胡適一樣，都是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的學生，也同樣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讀博士學位，兩人算得上是前後期同學，不論誰先誰後。不同的是胡適修完學分，沒寫論文就打道回國了。 伊斯特曼在讀研究所時就擔任講師，在哥大授課。後來修完必要的學分，卻突然不去註冊，放棄了博士學位。也許他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左翼活動太忙了吧。 我因為好奇，比對了一下那段時期俄共與中共的作家聯盟出現的時間點，似乎也有某種「效顰」或「默契」的關聯。相當有趣。 「只是同路人，而非自己人」的魯迅1928年俄共成立「無產階級作家聯盟」，兩年後──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在上海成立，屬於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文總）的成員，性質上是中共領導的地下組織，參與者有魯迅、郁達夫、田漢，柔石等50餘人。而 「文總」的黨團書記周揚，就是這個地下組織的總管。他不學「有」術，正是魯迅所憎惡的「穿制服的藝術家」。 魯迅曾希望左聯能夠培養出「大群的新戰士」。他們開辦書局，拍攝電影，成為文化活動的重心，一時風起雲湧，也催生了丁玲、蕭軍、蕭紅、艾蕪等一批新作家。 不過，不知道魯迅有沒有自知之明，他以鋒利尖刻的雜文，深入探索傳統中國人的心靈而聲名鵲起。以他這個文壇祭酒的地位，必然成為共產黨「團結」、爭取的對象。 但在共產黨人眼裡，本質上，魯迅還是個「同路人」，而非「自己人」。 從魯迅的文章和他睚眥必報的論戰態度來看，他有獨來獨往，率性而為，不受羈絆的個性。因此，不難理解，不講革命「紀律」的魯迅，在左聯內部，同「穿制服的藝術家」自然格格不入。這段時期，魯迅也曾在文章中隱約地抱怨，不論自己怎麽盡力，背後好像總有人拿着鞭子抽打。
不同於蘇聯的是，當時左聯幕後的操控者還是比較隱晦的，因為中共還沒有取得政權。 1932年，史達林以「蘇聯作家聯盟」來取代「俄國無產階級作家聯盟」，就和翻書一樣容易。一聲令下，歷史的新頁就出現了。 1935年年底，中共為了戰略形勢的改變，陝北瓦窯堡會議上決定與國民黨達成政治妥協，建立抗日統一戰線。1936年春，莫斯科共產國際的中共中央代表，下達了解散左聯的指令。為了配合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6月7日成立一個中國文藝家協會，以抗日救亡為宗旨，模煳了左翼面目，為的是替共產黨吸收更多的文藝青年。 本來代表上海普羅文藝運動的左聯，作為一個戰略工具，對共產黨來説，已經完成了階段性的歷史任務。在新形勢之下，改頭換面，是順理成章的。可是周揚夏衍奉命解散左聯，卻遭到不識時務的魯迅堅決反對。最後他雖勉強同意，還是要求發表一個公開聲明。 魯迅在1936年4月曾對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說：「我本來也是左聯的一員，但這個團體的下落我現在也不知道了。」 魯迅「誤入歧途」的選擇上海的左聯奉命偃旗息鼓，兩個月後新成立的中國文藝家協會，特別發電文慰問病中的魯迅，但魯迅始終拒絕加入這個新機構。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病逝。 研究魯迅的大陸學者朱學勤認為，魯迅後期成為左翼文學家，其實是他「誤入歧途」的選擇。在接受BBC記者採訪時，朱教授說，反思當年魯迅走過的路，他在上海被左翼文學青年包圍，先做左聯的盟主，後來又陷入左聯的宗派糾紛，導致他當時的思想和文學成就都大大退化。 但左聯也好，文藝家協會也好，雖然受到中共的幕後操縱，嚴格説起來，還是屬於民間團體，對社會文化，不能說沒有貢獻，對新作家的培養也是有功績的。 新的幽靈並沒有在上海的上空盤旋，而是出現在陝北的延安。 毛澤東不認為藝術可以獨立在政治之外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宣部在延安楊家嶺召開「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毛澤東在開幕和閉幕會議上的講話，為中共的文藝政策，為作家的使命，正式定了調。 配合當時的整風運動，毛澤東強調，文藝工作者首先要面對的是「為什麽人服務」的「根本問題」，「原則問題」，其次是如何去服務的問題。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是個基本原則。這是毛澤東師法史達林的説法。
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文藝批評的唯一標準。毛澤東否定了為藝術而藝術、超階級的藝術的存在，也不認為藝術可以獨立在政治之外。如果說，藝術要刻畫人性，反映人性，那麽根本的問題就在於人性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普遍的人性。因此，汎論人性為文藝理論的基礎是錯誤的。刻畫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衆的人性才是創作的正途。共產黨既然是無產階級的先鋒，文藝工作者就必須成為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 參與延安座談會的文藝工作者，能夠感覺到毛澤東向他們拋出的緊箍咒嗎？ 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別推崇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兩句詩。他解釋前句對敵人，後句對人民大衆，文藝工作者應拿來當做座右銘。可是毛澤東吹捧魯迅的筆法時，卻又語帶玄機。魯迅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在毛澤東看來，卻不能應用在革命的隊伍中，對於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聯想到延安座談當時正如火如荼進行的整風運動，毛澤東顯然是意有所指的。人們不免要為王實味捏一把冷汗。王實味的作品《野百合花》正是諷刺當時延安革命隊伍中「衣分叄色，食分五等」的不平等現象。王實味後來果然難逃被大刀砍死的命運。 魯迅如果還活着被奉為「文壇祭酒」的魯迅，他的門徒蕭軍、胡風后來也難逃被批鬥的命運。 胡風的罪過在於他抱怨作家頭上被放了5把刀子： 要創作，首先須有共產主義世界觀。 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就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 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 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能決定作品的價值。
胡風認為，這5把刀子使得作家變成了唯物論的「被動機器」。然而，穿制服的藝術家，就是用這5把刀子的標準去評估作家和作品。 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在清查胡風集團的「反革命材料」時，搜出了一位作家張小曉給胡風的信，他在信中表示，「延安文藝講話也許在延安時有用，照現在的行情，它能屠殺生靈。」 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過胡風。他殺氣騰騰的批示，胡風集團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或是托派份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叛徒……組成的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里的地下的獨立王國。」 在中共建政後，魯迅如果還活着，他的處境又會如何呢？ 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在台灣出版的《魯迅與我》一書中，記載了一則軼聞： 1957年，毛澤東到上海小住，邀約幾位湖南老鄉聊聊天。和魯迅一家都比較熟的羅稷南也在列。席間，大家都談的很開心，羅稷南見毛先生和顏悅色，就大膽地向他發問：要是如今魯迅還活着，可能會如何？毛先生可能也是在興頭上，不以為忤，聽後神色十分認真，思忖了片刻，正經地回覆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麽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做聲」。羅稷南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
羅稷南一直把這件事埋在心底，對誰也不透露。羅稷南晚年得了重病，不忍埋沒這個事實，於是對一個信得過的學生和盤托出，這個學生又此事又轉告給周海嬰。 「驚鳥之弓」就是中共的文藝政策從延安一直延續到中共建政之後，文藝工作者和掌管文藝政策的黨官──穿制服的藝術家之間，或明或暗的矛盾衝突，從未間斷。 作家隨時都要綳緊神經，唯恐自己辛勤寫作的成果成為被批鬥的標靶。 緊箍咒緊到實在受不了時，他們也會發出呼天搶地的絕望抗議，要求穿制服的藝術家高抬貴手，不要再鉗制他們的思想，壓迫他們的創作繆斯。他們呼籲，要改變「驚弓之鳥」的現象，首先就應該消滅「驚鳥之弓」。 「驚鳥之弓」就是中共的文藝政策，如何能消滅呢？這是穿制服的藝術家權力和飯碗的依託所在。他們豈會順從作家們的呼籲？ 就這樣，在中國，共產黨和文藝工作者的關係，按照不同時期的氣候與任務需求，一會兒寬一會兒緊，不斷的折騰下去。最糟的時期，也就是毛澤東指揮四人幫興風作浪的文革浩劫時期，可説是萬馬齊喑，出台的就是《艷陽天》、《金光大道》之類的小説和8個樣板戲。後來改革開放了，全球化了，同國際接軌了，文藝界才有了蓬勃發展的生機。 曾幾何時，共產黨的領導人又有了新的主意， 不但媒體要姓黨， 歷史研究要姓黨（否則就是虛無主義）， 藝文活動要姓黨， 連私人企業也要姓黨（由黨書記進駐）。 工農商學兵，都須在黨的指揮棒下齊步走。 對作家來説，凌冽的寒風忽然來到。 莫言只不過根據他多年的寫作經驗，有感而發地説出了自己的心聲。對他的批判就鋪天蓋地而來。 「紅色基因」不可缺莫言説：「講真話是一個作家寶貴的素質。如果 一個作家不敢講真話，那麽他勢必要講假話，這樣他對社會無意義，對老百姓無意義。……我覺得文學藝術永遠不是唱讚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 這與毛在延安座談會的講話所揭示的原則，並不符合。 他的觀點立刻受到圍剿。攻擊者認為，莫言顯然是崇洋媚外的。他沒有站在祖國，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寫作。更直截了當地說，「莫言的文章就是抹黑中國，不然他怎麽會得諾貝爾獎？這是公認的事實。」 於是，在大陸，40多位文學評論家和大學教授出版了對莫言和諾貝爾獎的批判。 兩個月前，中國作協推出了「百年名作家」系列。既是共產黨員，又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莫言，卻不在名單之列。中國作協黨組成員秘書處書記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説得很妙。甄選的標準是百年名作家都需有「紅色基因」，意指莫言未列其中就是因為他缺少了「紅色基因」。
穿制服的藝術家近年所表現的堅守「黨性」的造化，來得相當突然，似乎回應着某種「初心」的召喚。他們在新的電子技術的武裝之下，除了探查文藝工作者的思想動態，監聽文學教師在課堂上的言論之外，還可發津貼，收買許多愛黨愛國的小粉紅，在社群網路上，以人海戰術為他們效勞。小粉紅無疑是具有「紅色基因」的。 同以往比起來，新一代穿制服藝術家的效率顯然非常高。但我也不免懷疑，已經與國際接軌了幾十年的中國，新時期推出的這項事業是否犯了時代錯誤？延安文藝講話在上世紀荼毒文壇好幾十年，現在的2.0版究竟能夠維持多久？ 共產主義的祖師爺馬克思（Karl Marx）說得好，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以悲劇形式出現，第二次是以鬧劇形式出現 。 (以上均轉自網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