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軟極權主義正席捲西方世界(ZT)

一種軟極權主義正在席捲西方世界，正是我們對苦難和犧牲的恐懼使它得以立足，羅德‧德瑞爾（Rod Dreher）說。（《思想領袖》提供）

我們願意為真理犧牲多少呢？我們對極權主義的理念是基於冷戰。我們想到的是蘇聯的古拉格勞改營。我們想到的是秘密警察。我們想到的是等待分配救濟食物的隊伍……問題是，我們並不真正了解什麽是極權主義。

一種軟極權主義正在席捲西方世界，正是我們對苦難和犧牲的恐懼使它得以立足，羅德‧德瑞爾（Rod Dreher）說。他是《不靠謊言活着：基督教持不同政見者的手冊》（Live Not By Lies: A Manual for Christian Dissidents）一書的作者。

德瑞爾說：那個孤獨的中國抗議者站立在天安門廣場上，面對着坦克。你想成為那個人，但是那個人並不是瞬間找到了自己。但是在那瞬間之前，他已經在他的心中建立了良知，獲得了勇氣。

面對日益增長的暴政，我們如何站穩腳跟，堅守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良心，或我們的信仰？

美國人不理解極權主義

楊傑凱：我一直在讀《不靠謊言活着》。我一直想讀這本書，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坦率地說，讀這本書給我帶來了一種難以置信的強大體驗。我將把這種體驗直接講出來。而你在這本書中提到了一些東西，我想，這些東西對於你所論述的整個概念，你稱之為軟極權主義，是非常基礎的。你說軟極權主義就在這裡，而且在不斷擴大。有一些人會同意，但我認為，有很多人會想知道你說的是什麽。

德瑞爾：嗯，對北美人來說，這種觀點聽起來很瘋狂，即認為我們的社會，我們的自由民主，可能會變成極權主義。我也覺得這很瘋狂，當時我在美國第一次聽到一個醫生對我這樣講，他在2015年的某一天打電話給我，我記得是這樣的。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朋友。而這位醫生非常焦慮。

他說，「你看，我年邁的母親現在和我和我妻子住在美國。她（我母親）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生和長大的，曾經在一所共產黨的監獄裡度過了4年，由於她的天主教信仰而受到折磨，後來她來到了美國。她對我說，『兒子，我今天在美國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情，讓我想起了我的祖國那時的情況，即共產主義者第一次掌權時的情況。』」

這就是這位醫生告訴我的，而我想，「嗯，我媽媽也老了，她看了很多有線電視新聞，也許這個老太太只是在聳人聽聞。」但是我形成了一個習慣，就是每當我出席會議等類似場合時，如果我見到有人是從共產主義國家移民到美國的，我都會去問他們，「你今天在美國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比如說取消文化、「覺醒」等類似事情，它們會使你想起你曾有過的經歷嗎？」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回答說：是。

如果你和他們交談的時間足夠長，他們會說他們非常生氣，因為美國人不把這些現象當回事。如今我認為，我們不把它們當回事的一個原因是，我們理解的極權主義是基於冷戰背景。要知道，我們想到的是蘇聯的古拉格集中營，想到的是秘密警察，想到的是排隊領取麵包和審查制度等等。但我們現在沒有這些東西了，因此這怎麽可能是極權主義呢？

我認為問題在於，我們並不真正理解極權主義是什麽。這個詞和概念是在20世紀由貝尼托‧墨索里尼——義大利法西斯主義領袖提出的。他想出了這個詞來描述一種體制，其中每個人都相信同樣的事情，國家有權力控制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就是我們看到在納粹德國出現的情況，當然還有在蘇維埃俄國以及蘇維埃俄國占領的國家看到的。

自由民主社會出現：批判種族理論和覺醒主義

這跟我們有什麽關係？在美國，在我們自由民主的社會裡，我們正在看到一種哲學在擴張。鑑於找不到更好的詞來描述，我們可以稱之為「覺醒」。它與身份政治有關，與批判種族理論、性別理論有關，所有這些都囊括在「覺醒」這個寬泛的象徵性理念之內。它已經征服了美國生活的所有機構。

它首先征服了大學，然後是媒體，接着是體育、法律、醫學，最近甚至到了軍隊和中央情報局。所以，政府並不一定非要參與進來，來推行「覺醒」主義，因為所有其它機構都在這麽做。

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變成了）「覺醒」的資本主義，就是大企業吸收了批判種族理論、性別理論以及所有這些東西，並開始在他們的公司里推行這些主張。畢竟他們有權這樣做，我們是在自由民主社會裡。

大局已定，因為在一個自由民主社會，一個像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當大企業想要什麽東西時，它就為社會其它層面定下了基調。因此，共產主義制度下長大的人體察到的是，在這樣一個社會裡，人們害怕說出心裡話，因為害怕失去工作或被排擠到社會邊緣，人們意識到只有一種意見能被容忍，無論這是由政府還是由社會機構來大力推行的，它仍然是極權主義那一套。

最後，我想說，我們對極權主義的看法只集中在政治方面。但在極權主義社會裡，統治當然是由一個政黨或領導人把持，但是社會中的一切都變成了政治。因此，而今人們看到這樣的事情，比如，去年夏天，在（同志）「驕傲月」期間，家樂氏麥片把一個人稱代詞指南印在兒童早餐麥片盒的側邊，還鼓勵孩子們想出自己的人稱代詞。（註：即宣傳不再使用she、he、her、him等基於男女二元性別的人稱代詞，主張使用跨性別「友好代詞」。）他們把早餐麥片變成了一個宣傳的場合，用於這種「覺醒」（主義）宣傳。

這種事情，在共產主義環境下長大的人都經歷過，他們到處都能看到，遍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們美國人以及其它國家的北美人，甚至是西歐人，我們對極權主義的印象只是古拉格集中營和領救濟麵包的隊伍。

美國人將失去自由 軟極權主義將變成強硬極權主義

所以，我們認為我們是自由的，但是這些在共產國家長大的人告訴我們，我們越來越不自由了，如果我們現在不清醒過來，看明白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將失去自由，軟極權主義將變成強硬極權主義。

楊傑凱：你講了一些非常不可思議的故事，是你看到的，或者至少從《不靠謊言活着》中我讀到了這些故事。你以一個名叫柯拉科維奇（Kolakovic）神父的人作為開場白，他挺身而出，提前向基督徒敲響了警鐘，講出了他看到而別人沒看到的東西。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你可能想成為今天的柯拉科維奇。

德瑞爾：當然。是的。托米斯拉夫‧柯拉科維奇（Tomislav Kolakovic）神父我原來從沒聽說過，他是冷戰時期的無名英雄之一。1943年，當時他是祖國克羅埃西亞札格瑞布（Zagreb）的一名耶穌會神父，正在從事反納粹工作。他得到消息說蓋世太保要來抓他，於是他逃到他母親的祖國斯洛伐克，並開始在首都布拉提斯拉瓦的天主教大學任教。

由於柯拉科維奇神父在神學院學習時研究過蘇聯，因為他想去那裡做傳教士，所以他了解共產主義的思維方式。他告訴他的學生，「好消息是，德國人將輸掉這場戰爭；壞消息是，戰爭結束後蘇聯人將統治這個國家，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擊教會，我們必須做好準備。」

因此，他所做的就是把這些小組聚在一起祈禱、學習和討論。他們大多數是年輕的天主教徒，也有一些牧師參與其中，他們聚在一起，談論他們所看到的在社會上、在他們周圍發生的事。討論天主教會的教義，討論在面對這種情況時他們應該怎麽做，然後，他們會制定一個行動計劃，去做這些事情。

當鐵幕在斯洛伐克落下 蘇共第一件事剷除教會

在柯拉科維奇神父到達斯洛伐克的兩年內，每個不同大小的城鎮都有一個柯拉科維奇的小組，祈禱小組、閱讀小組、學習小組，他們為地下教會奠定了基礎。現在來看，這非常耐人尋味。斯洛伐克的天主教主教們譴責了他。他們說，「神父，你嚇唬人。這事不會在這裡發生。這裡不可能發生這種事。別再嚇唬人了。」

但是柯拉科維奇神父沒有聽從，因為他研究過共產主義。果然，當鐵幕在斯洛伐克落下時，共產黨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捕教會和教會領袖。在共產運動的40年裡，斯洛伐克存有一個地下教會，唯一的原因是，柯拉科維奇神父和他的早期追隨者奠定了基礎，讓人們為即將到來的事情做好了準備。

我相信，今天，在西方，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柯拉科維奇時代，然後，基督徒、非基督徒，以及任何可能被「覺醒」政權、軟極權主義政權歸為持不同政見者的人都將受到迫害。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出現這種情況，現在手段較軟，但我認為不會永遠軟下去。

我們必須利用我們現在擁有的自由、我們現在擁有的時間，來建立結構和網絡，使我們能夠堅持我們的信仰和我們的宗教實踐，並在面對苦難時保持堅韌。

楊傑凱：是什麽讓你如此肯定呢，還是僅僅就因為這些來自共產主義國家的人敲響了警鐘？說，「是的，我真的認識到了這一點。」是什麽讓你這麽確定事情會這樣發展呢？因為當人們讀這本書的時候，感覺是這樣的，對嗎？你很肯定。

政府和科技界在接受「覺醒」

德瑞爾：這種對「覺醒」的抵制從何而來？感謝上帝，我們開始在一些地方看到了抵制，比如在北維吉尼亞。我們看到，在2021年秋季，家長們終於意識到學校對他們的孩子做了什麽，並予以回擊。我希望這種情況能到處發生。但是總體來看，我們社會的精英們都支持「覺醒」，這告訴我，這種情況還會持續下去。

在美國，有一件事我們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由於我們是民主主義者，我們誤認為權力來自人民，理論上是這樣的，但是事實上，大多數社會變革都來自於精英階層，當精英階層被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所俘獲時，真正持久的社會變革才會到來。

我現在還沒有看到任何抵制，比如你和我正在談論的「覺醒」，很多人討厭它，但我沒有看到任何有組織的對它的抵制。

此外，事實上，科技界已經完全接受「覺醒」，而且有能力監視每一個美國人，達到密切的程度，而美國人對此不在乎，因為那是以方便消費者的名義賣給我們的。每次我們在智慧型手機上安裝應用程式，它就會向科技公司發送我們日常生活的數據。好吧，我們認為只要不是政府，有什麽大不了的？

那麽，你猜怎麽着，「覺醒」意識形態的執行者不僅是政府，還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和大型公司。我們可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到，可能發生的事情，當你置身於一個全監控環境時，當你面對一個極權政府，它有能力也願意使用它收集的所有數據，也就是人們在網絡活動中產生的數據，利用這些數據試圖控制人們。

這是可能發生的。我認為同樣的事情也正在美國發生，雖然我不認為會像在中國那樣嚴重。我希望不會，但事情會發生的，而且也將發生，因為大多數人不想惹麻煩。

軟極權主義不同於硬極權主義 先讓你感到舒適而順從

我認為這是關於軟極權主義的一個耐人尋味之處：舊的極權主義依靠製造痛苦、恐怖和恐懼來讓人們服從，這不是我們現在要對付的；我們現在要對付的更像是奧爾德斯‧赫胥黎的作品，不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而是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在這本書中，極權主義國家通過讓人們感到舒適來讓他們順從。

在《美麗新世界》中有一個很精彩的場景，有個叫野蠻人約翰的持不同政見者，他來見了歐洲世界統治者。他不想折磨約翰來使他接受他們的權威，他就想問，「你為什麽不這麽做呢？我們給你你需要的一切，我們給你毒品讓你開心，給你色情用品，各種性愛等等，應有盡有，滿足你所有物質需求，你過得很好。那麽，那你為什麽想活在這個世界之外呢？」

野蠻人約翰說，「因為我需要自由，我需要上帝，我需要詩歌，我需要贖罪，我需要受苦，因為這就是人生，就是人生的意義。」這個世界控制者說，「聽起來你是在爭取你不快樂的權利。」

約翰說，「對了，我在為自己不快樂的權利而鬥爭。」好吧，我們快進到我們今天的處境，如果你是一個反對這種「覺醒」、反對這種舒適暴政的異見者，那麽你是在為你不快樂的權利而鬥爭，那會有多受歡迎嗎？

在《不靠謊言活着》中，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我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與我的翻譯一起乘坐有軌電車，她是一個年輕的匈牙利女人，是天主教徒，我們前去採訪，她對我說，「羅德，我總是在和我自己的朋友，我在這兒的天主教朋友爭吵。」她叄十出頭。

「當我告訴他們，我和我丈夫一直在爭吵，或者我和我們的小男孩在爭吵，撫養孩子不容易，他們就打斷我，說『安娜，乾脆跟你丈夫離婚，把孩子送到日托所，回去工作。你必須快樂。』」

她說，「我試着努力告訴他們，我其實很開心，我很高興做妻子。我很高興做母親，但這並不總是容易的。」「他們無法理解」，她說，「苦難和掙扎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

「事實上，那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而他們害怕任何讓他們焦慮的事情，害怕任何掙扎。」我看着她說，「安娜，聽起來就像你在為自己不快樂的權利而鬥爭。」她看着我說，「就這樣，你這話是從哪兒來的？」

我拿出智慧型手機，找到了《美麗新世界》的第17章。無論如何，這就是暴政的來源：我們是如此害怕成為窮人，我們如此害怕焦慮，害怕不快樂。我們中的許多人會盡一切努力避免麻煩，保護我們的中產階級舒適。

當精英們對體制失去信心 俄國君主就崩潰了

楊傑凱：嗯，好吧，我想談的問題有很多，因為既有這個可怕的諷刺，正如你所談到的，我接受你的說法，但與此同時，奇怪的是，我們在社會上看到的是不快樂在增加，伴隨着這種對幸福和舒適等方面的過度關注。我想談一談這個問題。但在此之前，我想談談一個有趣的因素。

當我們想到這些革命，比如布爾什維克革命或者發生在中國的革命，你不會想到背後有精英在起作用。你可以想像一小群革命者以某種方式接管了這個體系並重新分配了財富。當然我們知道這是怎麽發生的。

我的意思是，你我都知道這是怎麽發生的，但是，你在書中給出的理由是，精英階層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它，比如在俄羅斯。我覺得這很引人深思，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違反直覺的。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在這一點上展開討論一下。

德瑞爾：當然。在19世紀中葉馬克思發表了《共產主義宣言》之後的大部分時間裡，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在努力尋找立足點。沒人想聽他們說什麽。激進分子的規模仍然很小。

然後，在19世紀90年代初，一場可怕的饑荒席捲了俄羅斯的部分地區，帝國政府未能很好地應對。我想有50萬人死於飢餓。這是沙俄政權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擊，表明了它的無能。

這是第一次，社會上的利益相關者，中產階級，商人階級，諸如此類的人開始懷疑，「這個系統是否如人們所吹噓的那樣好？」他們開始聽取自己受過教育的孩子的意見，這些孩子大多是馬克思主義者。然後，在20世紀之交，爆發了俄日戰爭，沙俄軍隊被日本軍隊重重擊敗。

這也對政權的合法性造成了巨大的打擊。與此同時，在精英知識分子圈子裡激進主義甚囂塵上。事實上，讓我震驚的一件事是，我發現在20世紀早期的俄羅斯，撒旦崇拜相當讓人着迷。

這並不是說他們實際上是撒旦信徒，而是在文學和藝術領域，他們把路西法看作是至高無上意志的代表，他不在乎任何事，而只在乎他自己的快樂和意志。他們嚮往這樣做，所有這些都在俄羅斯社會中醞釀着。當精英們對體制失去信心時，俄國君主就完蛋了，甚至在槍殺方生之前。

希特勒的德國和列寧的蘇聯：割斷人們的聯繫

當然，正如我們所知，俄羅斯在1914年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輸得很慘，沒有人再支持俄國君主。雖說布爾什維克黨本身規模很小，但卻很殘忍。它利用民眾普遍的不滿和對體制的信心喪失，衝進去奪取政權。我們都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麽。所以，我想讓你的觀眾從中學到的是，不要認為這些革命來自於下層的群眾，革命階級實際上是知識分子、社會及經濟精英們。

楊傑凱：你提到了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t）的那本書（《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那是她關於極權主義根源的里程碑式着作。令人驚訝的是，對該書內容的了解是如此之少，我猜，在今天的知識階層中，坦率地說，在廣大接受過教育的人中（對其一無所知），而你認為這是一本必讀書。

德瑞爾：漢娜‧阿倫特是逃避納粹主義的德國猶太難民。二戰結束後，她開始着手研究、試圖了解：在德國的右翼極權主義和在俄羅斯的左翼極權主義是如何奪取政權的？這些國家的社會生活的哪些方面使他們容易受到極權主義的影響？從21世紀的角度來讀這本書是非常令人震驚的，如果你能聯想到我們社會正在發生的事情。

阿倫特說，到目前為止，讓這些國家向極權主義敞開大門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人民的原子化，大規模的原子化和普遍的孤獨。

她說，這兩個國家都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工業化，所有這些經歷把社會撕得粉碎，切斷了人們與制度和以往的生活方式的聯繫，甚至切斷了他們與家庭和社區的聯繫，失去了其所賦予的生活結構和意義。這一切都讓很多人感到孤獨，不知道他們可以信任誰。

他們的生活沒有任何方向。從而，希特勒出現在德國，列寧則出現在蘇聯或俄羅斯，他們說，「看過來，我們可以為你提供生活的意義。我們可以賦予你們一種使命感和團結感。」這樣那些感到孤獨和孤立的人們為之一振。我們今天在西方也有這種情況。

年輕一代感到孤獨並輕信謊言 向極權主義敞開大門

關於這本書，有一件事讓我感到震驚，那就是我發現，據自我報告，美國生活中最孤獨的一代並不是老年人，人們可能會認為是老年人，事實上，是Z世代，也就是最年輕的一代，他們與人造社交網絡的聯繫最緊密，但是人際交往是無法替代的，所以這是最重要的革命或極權主義（被引發的）事實，即群體的孤獨感。

其它因素還有：權威的喪失——機構失去權威，宗教失去權威；所有那些曾經賦予人們生活的意義、結構和方向感的東西，這一切都受到了質疑，由於戰爭等其它原因。

所以人們感到很絕望，他們需要方向。極權主義向他們承諾了這一點，做了一個虛假的承諾，但是人們如救命稻草一般抓住了。另一方面，人們願意相信宣傳，相信任何謊言，因為它滿足了人們最初的期待。現在，這種謊言在我們今天社會裡很普遍，不分左派右派。

一旦我們失去了了解真相的欲望，雖然真相會傷人，與我們想要相信的東西相悖，那麽我們就向極權主義敞開了大門，重申一遍，無論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

所以，這些都是導致這些國家走向極權主義的主要因素。當我讀阿倫特的書《極權主義的起源》時，就覺得它就像一盞閃爍的燈在說，「看，今天在我們自己的國家發生了什麽。」我們總覺得我們的金錢、財富、我們的民主歷史會保護我們免受這種傷害。

但正如蘇聯偉大的持不同政見者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所說，「全世界的人都認為在俄羅斯發生的事情不可能在這裡發生，事實上，在適當的環境下，它可以在地球上任何國家發生。」

(以上轉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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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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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主義（英語：totalitarianism，也譯作極權政體、全能政體、總體主義、全體主義），是一種政治學上的術語，用來描述一個對社會有着絕對威權並儘一切可能謀求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之國家的政治制度。奉行該思想的國家可以稱為極權國家（英語：totalitarian state）。

該概念在形成之初多含褒義，由威瑪德國法學家、納粹學者卡爾·施米特與一些義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在1920年代提出。施米特在其有關全能（all-powerful，即統治一切）政府之合法性的、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作品中使用了「Totalstaat」一詞。^[3] 冷戰時期，這一概念在西方反共叄體論述中尤為着名，通常被用以強調納粹德國、法西斯主義國家與蘇聯之間的相似性。

右翼運動組織經常會被定性為極權主義。例如歷史上一個叫做西班牙右翼自治聯盟的保守主義運動之領袖就曾經宣告其目的是「為西班牙帶來真正的統一、全新的靈魂、極權的政體」，並且稱「民主不是終結，而是一個新的國家征戰四方的手段。當時機來臨，要麽國會屈服，要麽我們將消滅國會。」

名稱來源[編輯]

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攝於1937年。

1923年，反法西斯記者、政治家喬瓦尼·阿門多拉首次提出並闡述將極權主義之概念理解為一個國家的絕對政權。阿門多拉將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描述為一個從根本上與傳統獨裁不同的體制。後來這一術語在義大利着名哲學家、主要法西斯理論家喬瓦尼·秦梯利的作品中被賦予正面的含義。秦梯利用「totalitario」一詞指出能夠「絕對代表民族並指引全民方向」的新型國家之結構與目標。^[11]他將極權主義描述成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國家意識形態能夠影響或通過權力控制絕大多數公民。^[12]

本尼托·墨索里尼認為，這樣一種體制可以將所有精神與人性的產物政治化：「國家掌控一切，沒有例外，一切不得反抗國家」。他宣稱「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完成棋子的中立性。我們必須永遠譴責『為棋子的安危而走棋』的準則——這就像『為了藝術本身而藝術』。我們必須組織棋手的突擊隊，並立刻開始為實現五年計劃而走棋。」

奧地利出生的英國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其有關為經濟競爭作出辯護的經典着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中延伸並發展了極權主義概念。在該書的前言裡，哈耶克對西方盎格魯價值觀與阿道夫·希特勒統治的納粹德國作出了對比，稱「德國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左』、『右』之爭是社會主義者各派系間必然會出現的衝突」。而後他將德意志、義大利與俄羅斯相提並論，表示「這些國家在極權主義體系崛起之前的歷史顯示，只有極少數極權的特徵我們並不熟悉」（第一章：拋棄之路）。

1945年，在一個名為《蘇聯對西方世界之影響》（The Soviet Impact on the Western World）的系列講座（後來於1946年被編撰成書）中，英國親蘇聯歷史學家愛德華·霍列特·卡爾主張，「拋棄個人主義、投奔極權主義的潮流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毫無過錯」，且蘇聯工業的發展與紅軍在擊退德國的戰役中所扮演的角色足以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極權主義中最為成功的一種。卡爾認為，只有「盲目且無可救藥者」才會忽視邁向極權的潮流。^[17]

在《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1945年）與《歷史主義的貧窮》（1957年）兩部書中，奧地利裔英國哲學家卡爾·波普爾針對極權主義表達了具有影響力的評價。他對比了自由民主制的「開放社會」與極權主義，稱後者紮根于堅信歷史在可知的法則之下向着不可改變的未來進發。

德裔美國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論述道，

納粹與共產主義政權皆是新型的政府形式，且並不僅僅是原有暴政的演化版本。根據鄂蘭的說法，極權政體之廣泛吸引力源於其意識形態，此種意識形態為過去、現在與將來的不解之謎帶來了令人寬慰且單一的答桉。對納粹主義而言，所有歷史都是種族鬥爭的歷史；對共產主義而言，所有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一旦這種前提被認可，國家的所有行為都可以被訴諸自然或歷史法則的說法正當化，繼而將威權國家的結構正當化。

除以上提及的人物外，許多有着不同學術背景與思想陣營的學者都曾經細緻地研究過極權主義。在這一課題中，最為着名的評論家有雷蒙·阿隆、勞倫斯·阿若恩森、卡爾·迪特里希·布拉赫、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羅伯特·康奎斯特、卡爾·約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埃克哈德·傑西、利奧波德·拉培茲、沃爾特·拉克、克洛德·勒福特、胡安·林茲、理察·洛文塔爾、理察·派普斯、列昂納德·夏皮羅與亞當·烏拉姆等。這些人當中的每一個在描述極權主義時都有着細微的不同之處。然而他們一致同意：極權主義尋求的是動員所有公民去支持官方的國家意識形態，不能容忍偏離國家目標的活動，同時對企業、工會、教堂或政黨實施壓制與國家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