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回忆录：我的愧疚(ZT)

倘若不是九十年代初的一次旅行演讲，我不会知道自己年轻时的编写工作，对东南亚地区一代人的误导，以致影响他们的人生。我为此深感愧疚。

1991年底，我应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邀请，去那裡的八个城市演讲。被邀同行的还有好友作家黄春明。主办方给我们的共同讲题是「看海的九十年代」，题目结合黄春明的小说「看海的日子」和我主编的《九十年代》。黄春明主要讲的是九十年代面临的环境保护问题，我主要讲的是九十年代中国吸引海外投资的新局面，经济开放与政治封闭的矛盾问题。

那时候《九十年代》已从左派刊物转为独立舆论多年。长期读者对我们言论方向的转变多表认同。想不到在大马的多场演讲中，遇到许多当年受我的左派思想影响的读者。相隔二十多年后，他们仍然记得我，来听我的演讲，而且还未能捨弃社会主义思想和「心向中国」的感情，对我的改变难以接受，并提出疑问。

六十年代中期，我编写过《社会科学初步》《哲学初步》《美学初步》《逻辑学初步》《哲学与人生》等浅易入门的小丛书，这些书除了基本知识之外，也贯彻了我当时的「科学社会主义」观念。在新马一带很畅销。经过四分之一世纪，我的认识和想法已经有许多改变。

当一位读者带着其中一本书，说他在监狱中与难友辗转相传，把我在这些书中的观念奉为应有的世界观，

而今天听我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破产了」，使他迷惑和伤感：

「你曾是我的启蒙老师，在监狱中读这些书使我精神上支撑下去，今天你改了，要我怎麽办？」

也有读者带来了我在六十年代主编的《伴侣》半月刊，和早期的《七十年代》杂志。两本杂志都带有左派色彩。当时在新马一带也畅销。带来的读者说，马来西亚的军队在扫盪马共的营房中找到《七十年代》，一些人因此受难。

我感激这些老读者对我的爱护，也感动于他们追求理想的认真的人生态度。我以万分抱歉的心情回顾自己过去的工作，反省当年散播的至少是不完整的哲学理念和人生观。但我除了尽可能清楚明白地讲述我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的想法之外，我不知道还可以做些什麽去补偿曾经对他们人生的误导，尤其是想到他们可能曾经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在二次大战前，东南亚华人自称或被称为「华侨」，他们效忠的对象是中国。1949年中共建政后，两岸分立，一边设立人大华侨委员会，另一边保有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即使东南亚华人已逐渐成为各国公民，已不再是侨民。华人的勤奋相对于当地人的怠懒，经济上佔优势，因而在东南亚各国都有不同程度对华人的歧视政策。华人居二等公民地位，故在感情上多倾向中国。中共在建国初期的新气象，对外的独立自强姿态，加上与苏共分裂后的革命狂飙，使马来西亚不少华人受其宣传影响，由民族主义而接受并追求社会主义。

中共口头上说不干涉各国内政，实际上在精神上甚至行动上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共产革命运动。越南的胡志明不待说，马共的武装革命也得到中共支持，领袖之一的文铭权后来更躲进中国大陆。马共、印尼共的组成主要是华人。这些都成为六十年代印尼和马来西亚相继大排华的原因之一。印尼1965年的「反共大清洗」估计有50万华人被杀；1969年马来西亚官方定性为「种族大衝突」的事件，造成130名华人死亡。

最惨绝人寰的是赤柬在1975年掌权后的大劫难。赤柬领袖波尔布特四次访问中国，其中1975年获毛泽东会见，毛支持赤柬的消灭资产阶级路线，于是波尔布特回国后将所有城市居民驱赶到农村劳役，在城市居住的华人首当其衝，被大量杀害，华人人口从60万，锐减到30万。

在东南亚华人大批被杀害的事件中，中共只在1965年派过两艘船到印尼接侨，对印尼军人大规模杀害华人连口头谴责也没有。赤柬大屠杀，华人涌到中国大使馆求援，使馆人员在后院下棋，见华人涌到铁门，即退回屋内，紧锁门户。华人走投无路，大批遭杀，少数人历尽艰辛去到泰柬边境，拉起横额，

上写：「宁做美国狗，不当中国人！」

这样写是因为见到赤柬屠城时，美国侨民连家中的狗都带上直升机，逃往美国战舰。大屠杀后，赤柬领袖波尔布特1977年访问北京，受到中共领袖热烈欢迎。

在马来西亚，不止一个人对我说，他对一年前李鹏访马时，叫各地华人要效忠所在国，表示反感。不是说华人不应该效忠所在国，而是中国曾经如此对待各地华人，还有脸说这样的话吗？而且这句话暗示还有华人仍效忠中国，分明挑拨华人与当地人的关係。

东南亚华人被排挤的血泪史，罄竹难书。排华，当然有许多当地的社会因素，但华人的「胸怀祖国」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我听到一些个人故事，不禁为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写作而自责。

「知识分子不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法国哲学家班达（Julien Benda）这样说。心有戚戚焉。（失败者回忆录130）

※ 作者为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1970年曾创办杂志《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苹果日报撰写社论、专栏，时常批评当道，立场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湾，持续发表他个人的「失败者回忆录」系列文章，本报从第91篇开始连载，前90篇则连载于《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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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中，西方反战左翼的失语(ZT)

反战左翼与现实主义国际关係学者，甚至和克里姆林宫，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共识」。

乌克兰战争至今已一个多月。与一些军事专家们预测的相反，乌克兰非但没有早早丢掉首都基辅的控制权、丧失南部的港口，反而对俄军造成了重创，牵制了超过1/3部署于俄乌边境的俄军。但战争不必要地消耗着平民的生命和生活，反战声此起彼伏——除了普通民众朴素的对战争的反感之外，也包括反对战争升级或用另一场战争对抗战争的观点，后者常常被理解为美国和北约不应该出兵的理由。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思觉失调的反战，矛盾地表现在西方左翼身上。

在俄乌开战之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协会曾发表长篇声明，谴责西方和北约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负面影响。

1）他们将战争的爆发部分归结于北约东扩和西方对乌克兰内政的干涉：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论点与他们通常「鄙夷」的现实主义学者，如约翰-米尔兹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斯蒂芬-瓦尔兹（Stephen Waltz）一致，认为以美国为首的 "帝国主义 "北约的扩张，违反了其在德国统一前对苏联的承诺，引发了东欧的地缘政治焦虑，促使俄罗斯通过战争捍衞其安全势力范围；

2）与传统的外交孤立主义者，如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类似，他们呼吁重新反思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反对美国干涉离岸事务，减少对 "普通俄罗斯人 "的制裁，并主张反对任何形式的武器援助或者战争干涉。

对于社会科学家们而言，如果说可以从正在进行的战争中学到什麽的话，那便是对于国际关係研究传统范式的反思：国际政治中结构性的因素，如「北约东扩」和地缘政治压力，可能并非是独裁者在做出外交政策中的首要考量——在学界内部，我们正在目睹国际关係和比较政治研究范式之间的融合，而这种融合正在对米尔兹海默等传统的、只关注结构性因素的学者提出越来越大的挑战。..........(以上为摘录自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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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回忆录：中国，一口活的「官财」(ZT)

八九民运和六四屠城，使香港的民情民意出现大转折：过去对政治冷漠，面对主权转移的无奈，或移民、或买外国护照作保险、或消极「等死」的香港人，因北京学生争民主并获各界支援的电视画面，而激发起对中国走向民主的期待，从而大规模去关心中国政治事态。六四改变了许多香港人从逃避转为面对现实，积极参与支援中国民主或联合中国民主派抗共的行动。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我最记得那一年5月20日风暴袭港，八号风球高悬，狂风暴雨下，常态是交通停顿，街道极少人行走，但香港却有四万人冒着大风雨走上街头游行。只因为前一晚李鹏在电视杀气腾腾的讲话，杨尚昆宣布军队入城，接着颁布戒严令，封锁新闻，香港人不顾风雨上街。

在八号风球下，我接受两家电视台访问，就是在那时说出「关起门来打狗」这句话。次日颱风过去，激发了一百万人的大游行，游行队伍到跑马地马场集合，在那裡宣布成立「全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5月27日，香港演艺界总动员，举办了「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

接着是六四屠城。香港人不分左右同声谴责，传统左派、中资直属机构，《大公》《文汇》，新华社员工都走上街头，并在报纸刊登广告谴责屠杀。跟着是秘密展开救援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

正如抗日战争的悲愤激发起中国人包括香港人的民族主义感情一样，八九民运绝食学生及支援者的命运，和中国的暴政，也激发起香港大部分人悲愤的民族感情。这是香港市民的感情和思想转变的意识基础。

更重要的意识是出于自救心态：「抗暴政、救中国从而可以救香港」。对中英联合声明的被迫接受，越来越近的香港主权转移的无奈，加上那几年在起草《基本法》过程中，对联合声明附件一，从市民权利最大化向国家权力最大化的修正，中国背弃承诺，令香港人对前景越来越悲观。中国民主运动的突然奋起，燃起了对未来宗主国从专权政治迈向民主的希望：这可能是香港未来的出路。

也有一些是出自香港「聪明人」的押宝心态，尤其是中资机构的负责人，或野心勃勃的政客。他们看到中国各界包括党政机关人士，纷纷走出来对北京学运声援，认为中共的开明派最终会赢得权力，于是把赌注押在开明派身上。最明显的例子是投靠中共、后来出任特首的梁振英，他先后七次在报纸刊登广告，声援学运和谴责北京政权镇压。后来他绝口不谈六四，还在2011年表示邓小平应该获诺贝尔和平奖。

六四最流行的爱国歌曲是多年前为追悼在越战中阵亡的解放军战士而作的《血染的风采》。最能够表现香港人参与精神的，是在「民主歌声献中华」中紧急创作出来的《为自由》。而我最受触动且数十年没有忘记的诗句，就是写在天安门广场地下道牆上的《疯女人》：

「中国/一箇杀死了自己儿子的父亲/在这夜又凌辱他的女儿/中国/中国/一口活的棺材/我白白地陪葬了你们几千年。」

「一口活的棺材」，抽象，含蓄，耐人寻味。多年后，我在中国网页上读到另一首无署名的诗，或可以作一注脚，诗题是《中国人的墓志铭》：

「我们生在中国/我们葬在中国/我们所有的不幸/只有这麽两个/躺在里面的/再也不必假装死了/留在外面的/还要继续假装活着」。

诗人戴天在《九十年代》建议，在9月12日零时，即六四死难英灵的百日忌辰，家家户户，灭去电灯，在窗台上点起一枝蜡烛，以至于尽，以此来寄託我们刻骨铭心的痛惜。他又提议以后每年六四週年，都以这方式，抒发沉哀，时刻反思，「敬申吊于英灵，寄长怀于民主」。

1989年八月号，《九十年代》刊登了一向不涉政治题材的着名画家林风眠的新作《噩梦》。那一期杂志封面，我创造了一个新词：「黑社会主义」，我为此撰文解释，

中国口口声声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实际上所实行的是「黑社会主义」。「黑社会主义」奉行黑社会逻辑：只讲强权，不讲规则，不讲道理。暴力就是一切，强制就是道理。对于和平表达意见的学生，回应就是坦克和射杀。

5月20日戒严前后，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一直呼吁召开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掌军权的大家长置若罔闻。人大委员长万里，因为可能会公正主持会议，于是用枪杆子迫他留在上海，然后「请」一个已经退休、什麽职位也没有的元老彭真来主持人大副委员长会议。最高法院院长，向下达戒严令的总理表忠，以示司法将忠诚为枪杆子服务。军委主席掌党政大权，可重组党政最高层级的政治局常委，清除不听话的常委，指定从上海找来一人当「核心」，并下令其他人「谁也不要不服气」……。这一切像不像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逻辑？

一个人不论以前如何开明，一旦掌握了绝对权力，就会奉行黑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一个大怪物。活的「官财」，造就中国成为一口活的棺材！（失败者回忆录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