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羽谈飞文章：”国殇，我们误入的4大启蒙陷阱”，我觉得很有意思，有被启蒙的感觉，下面把該文章精简如下:

一、别把當前的中国问题推给共产主义:马列共产主义在世界破产，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力一直在下降。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帝制主义国家，除非你离中国够远，才能免于被兼并。殖民?中国皇帝没那个闲功夫，嫌麻烦。目前中国政府只披了一张共产皮，里面早都是资本主义了，连灵魂都是资本的、钱的。中国贫富差距，世界第一。共产个屁，别推卸责任给共产主义。

二、别赖给中华文化:文革以后，中国还有文化吗?反倒是兽化、本能化、斗争化，其实中国人不是马克思信徒，马克思的共产世界蓝图是不切實際的伟大夢想、乌托邦，但是你看中共斗争同志，残害同胞，杀戮异己，中国人反倒是达尔文的信徒，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与法西斯一样受达尔文毒害很深，不过法西斯是杀别国人，中国专杀、迫害自己中国人。

三、别牵拖制度:同样民主国家，也有好有坏。同样的专制国家，也有不一样的下场。制度是人在执行，想靠制度发展国家，无异缘木求鱼。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要发展起来，没几十年以上，是无法完善，人民也有一段适应期。

四、启蒙大多数人的缪误:历史上各国开国及发展，都是文明菁英来推展，带领改变整个国家、人民，大多数人民都是蒙昧，事不关己的，能有一批人起来跟随、支持，再拓展开来，顺应时势，形成风潮，就已成功。想靠启蒙说服大多数人，太过贪心，且不符实际。

當然，不是說以上這4種共產、文化、制度、啟蒙不足，都跟中國當前問題無關，而是別把中國當前面對的挑戰、困局，簡化為以上4種問題，那中國以後的問題會更大，謝謝觀賞。

以下转贴羽谈飞文章：”国殇，我们误入的4大启蒙陷阱”

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天气不错，但今天更是个坏日子，因为百家欢乐万家愁的纪念日。不过，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们逐渐在摆脱积尘千年的蒙昧，步履艰难地朝文明出发，愁是愁了点，但思维意识的不断更新和进步，也算聊以自慰。

在不断反思国殇的源起时，我们走过了艰难而漫长的探索之路，这是必须付出的认知代价。回溯我们曾经犯过的启蒙错误，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智慧升华，更重要的是，这种回溯能启智更多的后起之秀迅速清空思维尘垢，以便集中力量剑指阻碍文明进程的要隘关口。时间就是生命，生命瞬息即逝，而闪耀生命火花的全部价值就在于我们能奋斗多少自由。因此，厘清曾经误入的启蒙陷阱犹显意义非凡。

第一大陷阱：马教之祸
由于我们从出生到老死，眼睛看的，嘴里读的，耳朵听的，脑子记的，全都是马教政治学、马教历史学、马教语言学、甚至马教数学、马教物理学，真是无处不辩证，无处不马列。于是，将国殇之罪魁祸首归咎于马教就顺理成章。再于是，我们很多理论性启蒙公知，将大把精力用于论证马教诸多学说的漏洞、错误、谬论上去，最终目的是将马教学说列入邪教去反洗脑尚未醒来的国民，并且，不惜刨根问祖追究马克思的私人生活，直到想去德国捣毁马克思的墓碑而后快。这就是启蒙的第一大陷阱——马教之祸。

其实，马教一直都是忽悠国民的遮羞布，将“奉天承运”改为“马教真理”，仅仅是作为安慰国民的一种心理明示，明示他们建的这个政权是有颠簸不破的理论依据，仅此而已，如果你当真了，那就傻逼了。事实上，这个政权的建立与任何理论都没有任何关系，从列宁开始，以马教的名义仅仅是一种说辞，本质上就是他们按照自己的心里意愿建成的匪窝而已。

所有的坏事都与马教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更与马克思无任何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马教就没问题，而是说马教的问题与政权的问题是两回事。譬如饿死三千多万但茅台酒照样增产，这与马教有个鸟的关系，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有关马教的渲染全都是理论工作者在捣鼓，而真正执掌政权者最热衷的是资治通鉴和厚黑学，你不觉得可笑么？

马教仅仅是一个哲学家在油灯下的思考而已，至于正确与否都值得尊重，正如尊重言论自由一样，即便那是一种像本拉登一样可怕的邪教，尼它玛真的照干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正如看了《金瓶梅》和《肉蒲团》，尼它玛违背妇女意志干了坏事就是强奸，懂吗？这与淫秽书籍和作者有个什么鸟的关系？因此，每天将时间用于批马教就是上了大当，即便最顶层也没几个能背得出一整段马教思想，你说他们心目中哪还有什么建政学说？全都是他们掩盖自己为所欲为的一块裹脚布。这个陷阱耽误的时间和精力没有必要，即便将来一人一票，有谁喜欢马教都是他自个儿自由，高兴就自个儿在家当祖宗供着，不高兴爱干嘛干嘛。

第二大陷阱：文化毒瘤
文化陷阱与马教陷阱如出一辙，批完马教觉得还不够，再把几千年洋洋大观的先人思想拖出来踩进垃圾堆，满以为找到了国殇的第二大罪魁祸首，其实，这纯粹自欺欺人。

即便一个人把《论语》背的滚瓜烂熟，但也与他造地沟油和实施强拆没有任何逻辑联系，懂吗？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只依赖他本人的人性常识，而政治政权也仅仅是人性常识的公共表达而已，没那么复杂。你以为先帝爷不读《资治通鉴》就不搞镇反运动、不搞大跃进或不搞文革了么？不会的，他们自己自编自导的资治通鉴远比古人更精彩。西方人搞民主解释成因为用刀叉，中国人之所以这样解释成因为用筷子，你不觉得荒唐搞笑么？台湾人用繁体字照样选得兴高采烈，请问国殇与文化有个毛关系啊？

文化的功用在于丰富人的思维内容，但并不决定人的基本思维取向，文化越多越是能增强一个人思维表达的精彩，但思维的是非曲直与文化本身并没有关系。正如很多从没有读过书的人一辈子都能遵纪守法与人为善，但这你不能说他是因为没有受到文化教坏的原因吧？相反，很多很有学识的人又能犯下弥天大罪，但这你也不能说就是文化误导了他吧？与人为善还是与人为恶，政治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一种选择而已，如何选择只与控制政治的政客的人性道德有关，就这么简单，与什么马教、儒教、黑洞理论都不沾边。

第三大陷阱：制度问题
制度问题是公知写手最普遍也最顽疾的终极陷阱，我先讲讲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大概是三年前，我在公司食堂与众员工一道午餐，邻座就是财务总监。中途就争执了这个国家种种可恶，我当然祭起“制度问题”的大刀猛劈猛砍，但他就说是人的问题，我再提高音量说是制度问题，他再说是人的问题，他的理由就一个：制度是人制定的。当时气得我差点一饭盘砸过去，但我确实也没找到好的理由去反驳他，这应该就是“愤怒皆因自己无能的表达”最好诠释吧。尽管我知道他在偷换概念，但自那以后，我也开始审视“制度问题”的问题。

多数人对“制度”二字根本没有概念，笔者作为制度经济学科班出身来说，也经常犯这种学术与运用脱节的错误。什么叫制度？就是人与人签署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契约关系，无论是多数人签署还是少数人签署，也无论是绝对还是相对，制度的典型特征就是稳定。无论是好制度还是坏制度，只要有制度，人们心里就有既定的安全预期。譬如唐宋元明清，就是相对于民主制度的坏制度，但那不是最坏的，尽管皇帝制定的法典虽然很坏，但王公贵族都得丁是丁卯是卯的遵守，草民击鼓喊冤也不会被送去黑监狱。

就连皇帝也得有敬畏：（1）敬天，不然不敢叫自己天子；（2）敬地，遇到自然灾害还得装模作样弄罪己诏或大赦什么的；（3）敬祖，皇帝一般是不敢违背祖制，逢年过节也得跪下作揖叩头。坏制度虽然坏，但人们只要不触及雷区，就有自己稳定的生活方式，从而也就有了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诚信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王朝治下依然有数不胜数的百年老字号的原因。

好制度比坏制度好，但坏制度远远比无制度好百倍千倍，最坏的就是根本没有制度，出门动步就得找关系维护自己的立身行事，这是最恐怖的。什么叫没制度呢？左右国民行为不是靠既定的法典，而是仅凭领袖的指示、文件、决议、口令、条子、招呼、眼神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更别说决定你的人生前途和家庭命运了，这就叫无制度，这也叫人治极权制度。本质上就是谁有枪谁就是制度，谁官大谁就是制度，在民间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制度。无制度社会最典型特征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没底。请问你心里有底吗？

自然连一个有问题的坏制度都没有，又何来制度问题呢？别说没制度，即便有制度，“制度问题”也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伪命题。我在很多文章都讲过，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是好坏力量较量的结果，如果文明总是能战胜野蛮，再坏的制度也能变好，如果野蛮总是能战胜文明，再好的制度都会变坏。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任何制度都是靠某种力量去维护去支撑。翻开萨达姆、卡扎菲和金正恩的制度，撇开政治口号之外，你几乎找不到他们制度的半点坏处。同样，你翻开这国的纸上制度和文件，你也几乎找不到只言词组说是要坑民害民，但为什么看起来好好的制度一捣鼓就比地狱还坏呢？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无论制定制度还是执行制度都是一帮坏透了的野蛮人，而文明的力量却在睡大觉。很多公知也看清了这个问题，所以就有了号召“推墙”力量启蒙，但这又误入第四大陷阱。

第四大陷阱：启蒙大多数
文明如何才能战胜野蛮？这当然必须靠文明力量足够大，但这个力量是什么？又来自哪里呢？这里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人多力量大”。
按照必须“人多”这个逻辑，当然需要启蒙大多数。为什么大多数需要启蒙？因为他们还处于蒙昧状态。蒙昧状态不就是素质低吗？因此，所谓启蒙大多数，就是坚定配合“素质论”的最好诠释。等你启蒙了大多数都化茧成蝶为文明力量，那这个国家早就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了，哪还有美国的份？还需要什么转型？一方面咆哮如雷反对素质论，一方面又要声嘶力竭启蒙大多数，这不自相矛盾吗？这就是“启蒙多数”的陷阱。

这世界也不知道有哪个国家的民主转型经历了启蒙阶段？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即便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灿若繁星的名家大咖，也没有一个思想巨匠说自己是在启蒙他人，后来研究者给他们硬生生装上“启蒙”二字纯属马后炮。就算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是“启蒙”，埃玛呀，为啥第一个民主制国家没在欧洲出现呢？没有出现也罢，但仅就文艺复兴也经历了整整六个世纪啊。这说明，促成一个国家转型的文明力量并非来自启蒙。那文明力量究竟来自哪里呢？

只须静静观望今天的中国，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现象：所有站在抗争第一线的公义人士，没有一个是启蒙公知；与之相反，所有启蒙公知都几乎没有站在抗争第一线。还有一个蹊跷现象：所有敢于抗争在第一线的公义人士，没有一个是因为被启蒙唤醒的，全都是自个儿愿意赴汤蹈火；与之相反，凡是那些围绕在启蒙公知周围闹得欢的，从来不会也永远不会走上抗争第一线，他们的共同口号都是“启蒙多数”和“一切都是制度问题”。一句话，启蒙根本就没有构成促动国家转型的文明力量。

纵观世界上所有民主转型，都没有听说谁在启蒙。从五月花号的清教徒到独立战争的神级先驱，从英国绅士带领流犯建立澳洲到麦克阿瑟强制改造日本，从前苏联顶层风云突变到台湾蒋经国的临门一脚，从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缅甸的昂山素季再到韩国的辩护人，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特征：全都是最具影响力的文明群体构建起的文明力量最后促成国家的文明转型。这说明文明力量并不在于“人多力量大”，而是源自：（1）文明群体，（2）有影响力。有影响力的文明群体绝不是靠启蒙大多数形成的，而是称之为先知先觉的文明先驱。所谓先知先觉的文明先驱，就是天赋政治尊严感比常人都更强烈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不分高低，也不分专业，但各自都在其专业领域有相当影响力，当然，其中更多的是偏向法政专业的人士。这些才叫能促成文明转型的文明力量。

也许很多读友会问，自然不是为了启蒙，你羽某每天写文章干吗？我的回答很简单：我愿意我高兴我闲得蛋疼。羽某从来就没想启蒙谁，而是主要想鞭策自己，与读友一道分享思想共鸣的快乐。为自由而奋斗的文明先驱也是一样，这都是由他们天生的个性促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否则，你怎么也解释不了许志永博士等炼狱志士的无所畏惧。

讲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大家很不愿意接受的结论：一个国家是否能走向文明，或者说文明是否能战胜野蛮，关键看这个国家是否存在足够具有强烈天赋政治尊严感的文明力量。但不幸的是，这个国家迄今为止都是具有强烈天赋政治无耻感的野蛮力量拨得头筹，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民族拉了人类文明后腿的根源，这就是中国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