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转贴余杰文章:”【从毛主义到习主义4】中国帝制的永劫回归”

2015年年底中国最后一号禁书令，是查禁学者秦晖的《走向帝制》一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事件恰好发生在官方规定的「宪法日」（十二月四日）。其实，书中的大部分文章，之前数年都在中国国内媒体公开发表过，谈论的是一百年前清末民初的历史，对中共当下的统治并不构成直接威胁。但是，这样一本学术著作仍然被禁，是什么原因呢？

秦制三千年，中国仍是帝治社会
习近平要走向「帝制」，岂能容知识分子宣扬「走出帝制」？针对该书被禁事件，有评论文章分析说：「作为读者，我们隐约可以猜测到：可能正是由于作者将周朝灭亡之后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以『秦制』加以概括，暗示了中国至今仍然处于帝制社会，专制仍是中国政治的底色，从而引来了审查者的严重不满的原因之一。」中国是帝制社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却又是最高国家机密。

在《走出帝制》中，秦晖认为：中国社会的第一次转型，即「周秦之变」是将社会从小国寡民式的小共同体本位，转变为一个以皇帝和官僚制度为核心的庞大中央集权模式国家。社会的重心，就由分封而治转向大一统。忠于独一的至高无上的君主，几乎成了自皇帝以下每一个臣民的「自觉」共识。对「秦制」的反思和批判并不始于秦晖，早在晚清思想家谭嗣同的《仁学》中，就提出「两千年皆秦制」之说，谭嗣同既从中国本土的边缘思想（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著述）寻找奥援，更以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引入的民主自由人权观念作为参照系。

毛泽东：视人民如贱土，最心仪是暴君
若以「秦制」观照中共政权，中共确实是秦制的继承者。毛是没有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的现代独裁者，在其《沁园春--雪》中自比历代帝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词是毛泽东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所作，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一场争论。

毛泽东公开表示欣赏秦始皇和朱元璋这两个历史上名声不佳的暴君。国共内战末期，左派历史学家吴晗写《朱元璋传》影射蒋介石，本以为借此可获毛之青睐，未料毛并不欣赏此书。毛接见吴晗时，命令其全面改写此书，必须给予朱元璋以正面评价。毛不认同吴晗用朱元璋批判蒋介石的良苦用心，在毛心目中，蒋介石至多是被朱元璋消灭的陈友谅、张士诚之流，毛自己才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当代朱元璋。吴晗卖力地修改此书，却始终不能让毛满意。

文革前夕，吴晗再度奉旨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却不幸成为文革的标靶和祭品，可见吴晗一辈子都未能摸清毛内心深处浓得化不开的帝王情结。即便是嘉靖皇帝那样的昏君兼暴君，也不能在文学作品中作为反面人物出现。因为，毛会情不自禁地对号入座。

毛泽东的词臣郭沫若也有过与吴晗相似的、弄巧成拙的遭遇。郭沫若在四十年代即写出「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的论文，收入《十批判书》。郭沫若批评秦始皇将天下当作「一人之天下，非天下之天下」、「不让任何人有说话的余地」，他也是以蒋介石为标靶，并以此向毛效忠。殊不知，进入毛朝，秦始皇变成毛眼中的香饽饽。反右运动中，毛自比秦始皇：「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

1966年8月5日，文革潮起，毛召见江青，让她手记七律一首，题目是「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七年没写诗，第一次写，竟是这样一首。郭见风使舵，赶紧自我检讨，才勉强过关。

毛悍然发动文革，清洗党内同僚，也跟他剪不断、理还乱的帝王情结分不开。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成为中共最高领袖，但仍受制于党内的传统与规矩；想跟江青结婚，还要不厌其烦地说服持反对意见的同僚。中共建政之后，从苏联沿袭而来的官僚体系日渐膨胀，对毛构成相当程度的束缚。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大饥荒惨剧上演，毛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并退居二线，将部分实权交给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操纵的党政系统。毛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毛发动文革的目的，乃是要重新夺过权力，建立皇帝那样神圣不可挑战的地位。

习近平当皇帝，大学教授公然劝进
习的帝王情结与毛一样浓厚。2014年11月，习近平借着当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东道主的机会，举行国宴时选用特制「帝王黄」的六十八件珐琅彩瓷，其造型即模仿中国古代宫廷御膳餐具。习近平访问英国时，更是提出要享受皇室待遇。英国人对习内心深处的念头洞若观火，特意安排习近平夫妇在英国女王夫妇的陪同下，乘坐皇家金马车到白金汉宫。据称，英国的皇家金马车是世界上最豪华的马车，从乔治四世开始至今，所有英国国王都是乘坐这驾马车去参加加冕仪式。

对此，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津津乐道：这是「皇家最高礼遇，乘坐最高级别的皇家金马车」。口口声声「人民」的共产党领袖，偏偏要享受皇家待遇，而习近平的荣耀又被放大为所有中国人的荣耀，这是何等精妙的「法西斯群众心理学」的宣传术。此外，2013年习近平微服私访时，使用过的庆丰包子店的座椅，也立即被送到公司总部当作文物展览，原本普通的座椅因为被皇帝用过而身价百倍。

习近平的皇帝心态，呼应了民间对「好皇帝」的憧憬。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身为大学教授的韩德强居然为习近平的「皇帝梦」大声叫好：「如果是严格按照法律或者说党纪来反腐，肯定是亡党。但反腐可以有选择性、阶段性，渐进性，可以逐渐减轻力度。只要有一个好的领袖，就不会亡党亡国。这就是法制与德制的区别。西方自由派不认同，但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如果有一个好皇帝，天下太平。习近平已经做到了像一个皇帝，而且恰巧是个好皇帝。」读到这样的言论，怎能不让人感叹：不知今昔是何年，辛亥革命好像从来没有成功似的。

毛推崇的帝王是秦始皇和明太祖，习推崇的帝王则是汉武帝和雍正皇帝。汉武帝和雍正皇帝都一心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也善于利用酷吏来整肃官场、收敛民心，所以成为习近平效仿的榜様。

革命白忙一场：中国帝制的永劫回归
首先是台湾媒体将习近平比喻为「夺权独裁、万邦来朝、野心旺盛」的汉武帝。台湾《商业周刊》的评论文章引述一位在中国深耕二十余年的指标台商的话说：「我等了十年，猜测什么时候会出一个汉武帝。习近平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从他的行为看起来的话，已经是汉武帝，他不再是文景之治了，文景之治累积国力的结果，就是汉武帝。」

在气势上，习近平就是「二十一世纪汉武帝」。文章描述了习近平在亚太经合会议上的华丽演出：这场会议达成许多经济协议，然而对多数中国人而言，「万邦来朝」才是他们共同的记忆。习近平在台前右方站定不动，等待着美国总统欧巴马、俄罗斯总统普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各国领袖，从左方依序上前与他握手，情景彷佛就是皇帝接见藩邦。

而雍正皇帝的比喻来自中国的官方媒体。在人大会议上，通俗历史小说家二月河接受媒体访问，公开将习近平比拟为雍正皇帝，明显是投习所好。如果习近平及其办公室不认同这样的模拟，中宣部不会让这样的报导放行。2015年2月，署名「习骅」的官媒评论员也在中纪委网站发表了题为「雍正铁腕治吏的启示」的文章，显然是奉旨发话、更加权威。

外交舞台上的表演暂且不论，更重要的是党内整肃过程中，习近平就像皇帝戏弄军机大臣一样对待政治局的下属（再也没有任何人是他的同僚，他只有下属）。习在体制内推动一场「小型文革」，让官僚集团苦不堪言。比如，2015年12月29日，习下令召开连续两天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要求政治局委员「不能有地位上、权力上的优越感」，政治局成员责任重大，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党和国家的事、人民的事、全局的事」，需要成为「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表率，「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在会上，「中央政治局同志逐个发言，按照党中央要求进行对照检查」——习近平本人当然可以免于自我批评和被他人批评。

此种「民主生活会」，是对有限的党内民主的破坏，邓小平就曾经用「民主生活会」的形式非法罢黜总书记胡耀邦；习近平继续玩弄此种权术，以此羞辱和警戒政治局成员，将自己与他们拉开距离，让党内同僚成为为皇帝服务的「军机大臣」。

习近平的「帝王梦」越来越迫近现实。中国历史上每当有改朝换代的动向，民间立刻就会出现劝进声浪。这一次劝进的声音由南而北、由外而内传来。首先是香港《南华早报》发表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研究员伍俊飞撰写的题为〈中兴领袖习近平〉的文章，虽以「领袖」之名掩饰「君王」之实，蔑视江、胡而献媚习近平之意溢然纸上。

这篇文章指出：「自上任以来，习近平厉行新政，锐意进取，开共和国中兴气象。他重视吏治，落实反腐，不再重蹈当年蒋经国上海打虎覆辙，避免反腐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周永康一案揭盅，天下震动，公众拍手称快。拨乱反正，扭转乾坤，习近平民望直追毛邓二公。」这篇文章又说：「多党代议制不合国情，中共掌权是国家大一统的必然选择。中国政改的前途是一党民主化，即在加强党权的同时，扩大民权，塑造党权与民权双强的模式，而司法独立和基层民主乃此模式成功的基石。习治国理政的实践暗合这一思路。」这位留学英美的政治学者不惜赤膊上阵、公开劝进，让人联想起袁世凯称帝前夕筹安会发起人杨度的种种表演。

中国的历史，常常如同「鬼打墙」一般，走了许久，却一步也没有往前迈进。

要读懂习大大，得先理解毛爷爷
习近平拚命将自己打造成毛之后最具个人魅力的领袖，一代天骄，唯他与毛。凯利·布朗（Kerry Brown）如此评论：「习近平领导方式的一个要点，就是非常明确地使用他的个人叙事和人生经历，来证明他目前领导地位的合理性。这是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变化。中国政治正在变得日益个人化，我们看到了『魅力式领导力』的回归，这再次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歌曲、动漫等其他最高领导人未曾尝试过的个人崇拜方式次第登场，习沉浸其中，无比享受。中共的宣传方式向文革回潮，甚至出现基层党员在洞房花烛夜手抄党章的新闻，真是让人「梦回毛朝」。

研究中国当代政治，不懂毛，就不懂习。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在《中国故事年鉴2014：共同命运》一书中，提出了「要读懂『习大大』，得先理解『毛爷爷』」的论点。白杰明指出，毛是解读习的钥匙，若不了解毛，就无法解释习「打破党规」动作背后的意图。仅仅认为毛和习想当皇帝，不足以解释中国全部的政治现实，反之，「这会产生一种舒适的隐喻氛围」。

在毛和习身上，还有更多、更复杂的维度。与隐藏在深宫中以「寡人」自居的皇帝相比，毛和习都更热衷于亲自操纵媒体。习缺乏毛的个人魅力，但其手法却更加精致、细密——在全球的任何媒体和网站上，居然找不到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的一张成年后的照片，这个事实本身就让人毛骨悚然。习近平要使用多大的资源和手段，才能让「习公主」成为隐形人。黛安娜王妃与习明泽之差异，就是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之差异。

毛时代，毛主要运用文字媒体（如报纸和书籍）掀起造神运动；习时代，习比江、胡都更为巧妙地运用电视和网络（包括新兴的社交媒体）为自己塑造神光圈。习成功地吸纳了崇拜毛的人群，并迈向强势领袖的位置。所以，中国要走出两千年一以贯之的「秦制」，依然长路漫漫。

我在2014年初出版的《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中，对习近平有两句评价：「肉身之父习仲勋，精神之父毛泽东。」当时，大部分人并不同意此观点，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人表示认同。那么，既然习近平以毛泽东为精神之父，从语言习惯到思维方式上，他究竟从毛那里学到些什么？习主义与毛主义之间究竟有哪些草蛇灰线的联系？本文简要梳理了从毛主义到习主义的中国极权统治模式的嬗变，而文革恰恰是毛与习的语言与精神的交集。文革是毛主义的黄金时代，文革也是习近平的「启蒙时代」。没有文革，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今天的习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