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专制独裁者一定要热衷散播、操作、挑弄对民主自由国家的仇恨教育.... 除了转移韭菜的不满、仇恨外，最主要的是民主自由国家对普世价值、人权的维护、信仰、执行.... 那不是常常、一直在重重打脸专制独裁者吗? 看到民主自由的美国、日本、台湾....等国家人民，越来越有人权、保障...，只要纳税，不被乱割韭菜... 专制独裁者就一肚子火、仇恨油然而生，眼睛超级红的... 一定要打台湾，.....，不然我习皇还用溷吗? ----------分界线----------- 二舅讨论资料如下: https://tw.search.yahoo.com/search?p=%E4%BA%8C%E8%88%85&fr=yfp-search-sb 二舅变成奴役韭菜新精神工具，中共全民麻醉、人民被忽悠当圣人，被道德绑架全部不躺平， 残废都要努力尽好韭菜本分，乖乖被割韭菜，不然韭菜不够啊，中国梦怎办? https://www./b5/22/7/27/n13790268.htm 视频「二舅」爆红 官媒热捧 是鸡汤还是毒药？https://www.teepr.com/797956/tinayi/%E7%94%9F%E5%91%BD%E9%AC%A5%E5%A3%AB/ 看看国外残而不废的精神样貌，对比中共国......-.-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D%8F%E6%9E%97%E5%AD%90 国外太远了点，就看一看华人台湾残而不废的桉例，对比中共国......-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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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而不废」、「勇敢克服身体侷限」，把障碍者当励志人物有什麽问题？(ZT) 文：易君珊（美国伊利诺州大学芝加哥分校障碍研究学博士候选人） 为响应12月3日国际身心障碍者日，地方政府与社福团体每年都会在年底前举办一系列身心障碍相关的庆祝活动。网路搜寻关键字后，映入眼帘的活动名称包括「爱在画中」、「看见艺术遇见爱」、「有爱无碍幸福同在，『艺』起享幸福」、「爱无界限」、「融异爱」等。咦！不是「身心障碍者日」吗？怎麽搞得像「对你爱不完」的七夕情人节？ 详看各项活动，其中艺文展览的叙述和新闻稿不外乎是以下内容： 1. 医疗化的障碍意象：叙述障碍者的障别与障碍等级，常见语法是「虽然⋯⋯但是」。如：「虽然有重度障碍，但是他没有放弃画画 （或没有被打倒）」。 2. 刻板化的典范光环：同时强调障碍者生命经验与才艺，以及艺术在障碍者身上发挥的效果，鼓励大众透过展览来认识与肯定障碍者的能力。如：「克服生活不便」、「展出自信」、「得到生命的勇气与力量」、「和一般人一样」、「也可以做创作」。 3. 口惠不实的爱与关怀：撰文的语言，不论是名词、形容词，还是动词皆使用暖心字句。如：「关怀」、「感动」、「生命力」、「爱」与「希望」。 4. 励志强调的还是残而不废的标籤：最后，展览为主流社会带来的励志成效。如：「鼓励大众应积极、肯定的心态面对自我」、「从中体悟人生感动的新力量、开创积极乐观的人生」。
「要看」还是 「不看」身心障碍？记得十年前念完硕士回到台湾工作，旁人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或我的专业背景， 但只要一发现我只有两隻手指头时，立刻都会先问「你得什麽症？是意外，还是生病？」遇到身心有异样的人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问候语，什麽时候变成了病历调查？ 这几年台湾社福界热烈探讨以及大量引用联合国身心障碍者公约（CRPD）。 公约精神强调障碍者人权以及革除环境、制度、态度等强压在障碍者身上的限制与歧视。很可惜，目前对社福界来说，CRPD似乎只是口号。 前不久参加研讨会，主持人即是先介绍讲者的障别与障碍的「严重度」，但请讲者来不应该只因他是障碍者吧？规划展览时，要民众认识障碍者的「人」，但宣传包装却又脱离不了凸显障别的习惯，包含展现障碍者参与创作后身心「进步」的成效。弔诡的是，要讨论作品时，评论者或主办单位会强调「看不出是障碍者」的作品，或「和一般人的作品没有差别」。 这「称讚」其实是种「微攻击」（microaggression），其预设立场是「一开始不看好障碍者会有能力」。当作品品质不错时，有时艺术家的身心障碍背景反而消失了，甚至周围人「不把他当障碍者来看待」，这种夸奖隐晦幽微的又再将障碍特例出来，区隔障碍者的失能弱能，这些不假思索、明褒暗贬的措辞其实还是贬抑障碍本身，把障碍当作是一个问题。
障碍者的艺术展览是楚门的世界民众都还没进到展场观赏作品，不少主办单位在新闻稿或入场海报上就表明要「透过展览来肯定障碍者。」若要将身心障碍的艺术家和一般艺术家一视同仁，那不是就更该让作品说话吗？怎麽会预先「请」民众肯定障碍者？若观众不喜欢，岂不是会被冠上「没爱心」的罪名？而障碍者真的有平等的机会受到来自艺术界建设性的评论和建议吗？ 几年前曾到剥皮寮参观一个展览，主办单位在画作下方的空白牆事先黏贴白纸，邀请民众看到喜欢的画作时，把可爱的贴纸贴到白纸上，以表达鼓励与讚赏。几位障碍者成人艺术家的作品本身的确有精湛的绘画技巧，但邀请观众「贴贴纸」的举动相当稚龄化这些创作者。 国际身心障碍者日的庆祝活动，除了複製医疗模式审视评价障碍者的方法，也常溷杂着传统特殊教育和慈善活动习惯来策划展览。究竟是要透过艺术呈现障碍者多元的样貌，还是要做公益慈善与卫教宣导？这样的策展方法，恐怕加深大众对障碍者的刻板印象。也会单一化地将障碍者的创作归属为复健或心理治疗，号召大众用「爱」来给予障碍者好棒棒的回馈。 障碍者很忙，没空天天做励志人物我和同样热衷艺术，也喜欢画画的作家余秀芷常互丢艺文讯息。发现哪个节目的无障碍还不够详尽，除了先在脸书对话中按个翻白眼或爆走的贴图，接下来就讨论要投书还是抗议。我们常说「齁！当障碍者很忙耶！看个表演，都要先花时间去改无障碍，都没时间做自己的创作！」 是的，障碍者很忙，没有空天天扮演社会大众期待出现的励志人物。但障碍者不论做什麽，常会被冠上「充满毅力」和「强韧的生命力」等形容词。前不久观赏一场视障者的街头表演，记者形容现场民众听到的都是「勇敢力量」。明明展演的主题是艺术，但活动听起来却都像心灵小语和劝世文？障碍者的艺术真的没有神奇到让民众欣赏完毕，就可开创积极乐观的人生。若要寻求心灵的依靠，还是去教会祷告、去寺庙拜拜或看谘商师比较实在。 对身心障碍者来说，障碍的经验的确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人生的全部。策展，可以是引导思考脉络、审视议题、连结个人与集体经验的途径。如何在策展叙述障碍者的确是一门学问，若展览再现身心障碍的手法依旧锁定在「克服个人障碍」和「激励大众」，却忽略障碍者艺术家在充满歧视的大环境中，不断被累积出刻板、励志、慈善等偏颇扭曲的社会观感和立场，这样恐怕只会无限循环社会对障碍者的偏见。而障碍者的创作也只能停留在慈善或「才艺分享」的层级。谁说艺术一定是美美的？下一场展览，希望看到的是障碍者透过艺术来批判、思辨所处的社会环境和障碍经验的连结。 -----------分界线------------ 「健全主义」还是「政治正确」：现代社会如何塑造障碍者的形象？(ZT) 知名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逝世当天，饰演「神力女超人」的盖儿・加朵（Gal Gadot），在推特上发表的悼词意外引起了是否以健全主义（ableism）歧视身心障碍者的风波。 ►神力女超人也中枪！缅怀霍金为何挨批「健全主义」歧视身障？ 此一事件引起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人们，对于健全主义和障碍研究的关注。在乐见这些讨论的同时，却隐约觉得仍胶着于到底算不算健全主义的正反争论，对于什麽是障碍研究的内涵反而没有太多的着墨。 这就好像人们对于要不要吃某样东西争得面红耳赤，但对于这样东西是什麽却模模煳煳说不上来。因此在进入健全主义与否之前，也许可以藉由加朵的悼词、指控她的留言，以及对指控留言的留言之间的反覆讨论，一窥当今障碍研究的主要观点。 她的留言是：「安息吧霍金博士，现在您的肉身不受任何束缚，您的才华和智慧将被永远铭记」（Rest in peace Dr. Hawking. Now you're free of any physical constraints.. Your brilliance and wisdom will be cherished forever ）。半个小时后，一位重度视障者亚当・齐默尔曼（Adam B. Zimmerman）随即在这则推文下留言，指控「神奇盖儿」（fantastic Gal）是健全主义者（ableist）。因为霍金的肉身限制并没有妨碍他改变世界，障碍者希望被注意到的是他们可以做甚麽的价值，而不是因为各种限制而被众人怜悯。 I think you’re fantastic Gal but this tweet is very ableist. His physical constraints didn’t stop him from changing the worl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don’t wish for death to be free of their challenges. We wish to be valued for what we CAN do, not pitied for we can’t. — Adam B. Zimmerman （@ABZimm） 2018年3月14日
这番言论除了少数的支持声音之外，也引起了许多推友数百则的反对与讨论，要不是认为齐默尔曼过度诠释了肉身束缚的含意（颇有佛教对于色身是附臭皮囊的意味），就是认为他政治正确过了头。齐默尔曼随后立即解释说，他也知道当人们谈论到霍金已经自由了（也就是死亡）的时候并不是有意当个健全主义者，但这种话对于障碍者来说还是很伤人的，因为这不仅永久化歧视与排斥，还意味着死亡（也就是自由）比障碍好。 这表示齐默尔曼其实知道她不是有意的，而只是藉由反讽来指出健全主义的影响，无论加朵自知或不自知。 当有人要齐默尔曼闭嘴的时候，他战力满点的反驳说：「为什麽要闭嘴？」并且指出人们并不会特别对种族、性别和宗教的亡者讲一样的话。也就是说，人们不会说：「死亡是这位黑人的解脱；逝世使这位女性获得自由...」等等，那麽为什麽要特别对于取得巨大成就的障碍者说死亡使得他获得释放？ 对于视障者齐默尔曼而言，人们一再去戳障碍的点，这不是歧视，甚麽才是歧视？ 一位推友留言说，他好几位障碍者朋友表示没有因为加朵的留言而感受到受辱，并且确实认为霍金已经解脱了。另一位推友则说，他的障碍者朋友们的确表示障碍会带来痛苦，如果可能，他们也不想要陷入这种障碍的状态。 齐默尔曼再度霸气的回应，这跟「我有很多黑人的朋友，所以我不可能是个种族主义者」是一样令人存疑的逻辑。他说就像最近的#MeToo运动一样，真正的考验在于当社会处于厌女症（misogyny）的同时，大家还能正确听到女性的呼吁一样。换言之，当整个社会都把性侵害等原因归咎于女人穿着太暴露，或根本就是女人想用性换取利益的时候，#MeToo运动要能够让女性的声音不被父权主义淹没。 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政治正确的年代，说自己不歧视黑人其实没什麽了不起，但如果在叁K党横行的时候还能挺身而出，这人才是真正的平权主义者。齐默尔曼说他并不想去帮谁代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但他会为了障碍者的平等权利而持续战斗，因为他知道语言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我认为，从这些推文可以看出齐默尔曼的执着并非过度政治正确，反而藉由这次事件凸显了障碍研究的重要性。继续了解当代障碍研究的主要争论，将是帮助我们重新思考障碍概念以及面对障碍者的重要机会。 然而，我也不完全同意齐默尔曼的指控，因为齐默尔曼的概念最终将会把他导引到自己反对的那一边去。 引起这些争论的重点在于，社会如何看待障碍者，或者这样说，障碍者的形象是如何被社会所塑造而成。在欧美的障碍研究观点中，障碍早期由宗教信仰所主导的道德观点决定，直白的说就是，障碍是个人或家庭缺德的报应。随着近代科学的进步，障碍被认为是个人的不幸，由先天缺陷、后天损伤或不良习惯而导致，在这种思考方式之下，障碍者必须接受医学治疗或专业机构的管理。 然而，不管是道德模式或医疗模式，都把障碍归咎于障碍者的个人原因，所以这两种模式也统称为个人模式。「要嘛是你活该，要嘛是你倒楣。」hoto Credit: hdskeil@Flickr CC 0 当代的障碍观点深受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认为应该把损伤（impairment）和障碍（disablilty）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也就是说，身心状态的损伤是一回事，但这种损伤会不会形成障碍又是另一回事。许多障碍者权利运动的倡议者把矛头指向社会，认为是社会的限制才让身心损伤的人成为障碍者。这是一种重要的认识论转变过程，因为这让障碍者不再自惭形秽，而可以挺身而出争取身而为人的教育、就业、婚姻、发生性行为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的各种公民权利。 「我没有错，也不需要怜悯，错的是社会忽略了我们也是人，我要的是和你们享有一样的各种权利。」 只有从社会模式的角度观察，才能够理解齐默尔曼或其他障碍者为什麽近乎固执的坚持己见。无论是出于恐惧也好或是义愤也罢，好不容易才开拓出来的社会空间、费尽心力去扭转的障碍者形象，极可能因为千百年来所累积的潜意识而功亏一篑。而这也是社会认为齐默尔曼吹毛求疵，但他却更加敏感于语言传播的力道，更何况加朵可是人尽皆知的「神奇盖儿」，一句话可能足以抵销千百位障碍者的呼声。 同时，也还是只有从社会模式的批判，才能一窥健全主义在个人模式当中的虚幻性：不管城邦如何讲求德行，具备黄金比例的人体总不可能到处都是；无论医学发展或管理技术如何发达，身心障碍者还会持续出现。说到底，健全主义只是不存在的虚构概念，因为每个人都有老弱伤病的时候，一个人到底要多完美才称的上健全呢？ 激进的打残理论（crip theory）于是宣称：「在健全主义的面前，每个人都不够完美，因此每个人都是障碍者！」 健全主义之所以受到当代社会的批判，就是因为这使得障碍者好不容易在社会模式中长出来的信心，又被一棍子打回个人模式的自囚牢笼。然而，批判健全主义歧视障碍者是容易的，但当这种身体观结合消费主义渗透到所有人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在这个缺乏意义却又意义过剩的年代，就显得格外矛盾又难以抗拒。 在消费主义的社会当中，健全主义会让人无意识的改造自己。例如，对于有缺陷的身体必须购买大量的护理和化妆产品；同时我们被告知身体是不完美的，因此如果没有香水、髮胶、脱毛剂等卫生清洁用品，以及拉皮、隆乳、入珠等整形手术或是减重、塑身、锻炼等良好生活习惯，那麽我们就不能完成自我，因为当代的身体只能通过消费来成就。 小心了，下一次当我们在镜子前吸气缩小腹时，也可能陷入了健全主义的迷思。Photo Credit:Reuters/达志影像 然而，就算明白了这样的思路，我仍然不完全认为加朵的悼词可以被归类于健全主义的歧视。因为齐默尔曼所秉持的社会模式，在我看来更像是极端社会模式而招致非议。同样是身心障碍者的障碍研究学者汤姆・莎士比亚（Tom Shakespeare）曾指出，极端社会模式虽然对于翻转障碍者形象功不可没，但消除障碍概念（不去谈论障碍）、建立一个不存在障碍者的理想世界，实在是一种过于美好的乌托邦遐想。 就像在齐默尔曼留言下方的留言，不是每一种障别或程度都能够无视于障碍状态所带来的影响。有一个相当有名的轮椅村例子是这样的：假设有一个全部都是下肢受损的轮椅村，一切生活所需都是以满足坐轮椅的村民而设计，此时去拜访轮椅村的「正常人」就会变成障碍者，因为他才是唯一「不正常」的人。虽然这个例子企图说明一件事：「只要消除环境限制就可以消除障碍者的概念」，但这只考虑到了单一肢体障碍者的经验，而不能顾及其他身心障碍者的日常生活。 换个角度想，如果是学习障碍者呢？智能障碍者呢？多重障碍者呢？如果顺着这个思想实验的设计，真能达到一个我们所期望的生活状态吗？ 更为重要的是，损伤和障碍可能没有办法像极端社会模式宣称的可以截然二分，因为身心损伤的确会造成某种程度的社会障碍。莎士比亚举出一个例子，不管无障碍设施在城市中多麽完善，但只要障碍者想到山巅海角体验自然风光，身心损伤仍然是个不可忽视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认为齐默尔曼在争取障碍者权利的同时，提到种族、性别和宗教的观点是重要的，因为这些理论的确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尤其是种族和性别研究，两者和障碍研究一样，强调人的生物性现象不应该成为社会歧视的藉口。只有种族主义者会认为种姓制度是合理的；而父权主义者则会贬低女性和同志。 然而，障碍研究还是有和这两者不同的地方。就算没有社会压迫所形成的障碍，身心状态的损伤绝不是中性的。 所以我认为，齐默尔曼所代表的观点将会不自觉的把自己带到他所反对的那一边去。也就是跟个人模式做出坚决区隔的同时，也把社会模式推到另一个本质化的二元论极端：把障碍等同于无良、失能、依赖等缺憾，直接变成障碍完全来自于社会压迫、社会关係和社会造成的悲剧。这种把受害的障碍者群体和加害的压迫者群体一刀切开、截然二分的做法，虽然有助于情感动员而凝聚障碍者和支持者，但却忽略了社会与之彼此合作的可能性。 因此，回到加朵对于霍金的悼词，如果齐默尔曼不是用「非常健全主义者」（very ableist），而是「似乎是健全主义者」（seems ableist） ，那我就完全同意了。因为这提醒了我们健全主义在障碍研究中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必完全否认人类同情共感的可能性。 当然，这是障碍者运动的策略选择。我虽然不完全同意齐默尔曼所代表的观点，但我完全佩服他比神力女超人更强的满点战斗力。 -----------分界线------------ 《台湾社会福利运动与政策效应》：新一代障权运动团体如何开展新的风貌？(ZT) 文：张恒豪、游鲤绮、许朝富 台湾新一代的障碍者倡议运动与行无碍行无碍成立于2004年，行无碍关注「行」，但是「行」其实不只身体的移动，还包括「行动」和「参与」。行无碍强调：资讯无碍、牵手无碍、生活无碍，意思是从讯息的沟通开始就要无障碍，以无障碍的方式提供资讯，也将无障碍资讯清楚提供。以无障碍的低地板公车为例，行无碍强调公车资讯必须统一并清楚标示轮椅符号，从网站、APP、候车亭到公车本身不能有资讯的断裂让人无所适从，或要反覆查询才能知道轮椅可及的路线。具体的实践包括2009年将此无障碍的资讯建议提交给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捷运局，2012年製作澹水旅游无障碍地图（见下图）。
2012年澹水行无碍地图这是一张横向长方型澹水无障碍旅游地图。图中沿着澹水海岸线，从左边澹水捷运站到右边渔人码头。本书採黑白印刷，但原本彩色印刷的地图上，採用绿、黄、红叁种不同颜色线条分别表示路段行无碍、轮椅需要协助以及低地板公车路线。同时，地图上有轮椅标志就表示该地点有无障碍设施。 ｜图片来源：行无碍及澹水社区大学团队製作、巨流出版提供 「牵手无碍」强调障碍者的社会参与不能只在障碍圈，而是要与其他非障碍者合作牵手，在不同的专业领域融入无障碍的概念，从赏蝶、赏鸟、划独木舟、骑手摇车，每一项都开拓了彼此的视野，2006至2014年间行无碍总共办了152场户外活动。再从内洞森林游乐区的无障碍步道走回社区散步，灯会、史博馆，看似少数障碍者集结散步的社区节庆活动，重新带大家看见障碍者在这个丰富多元的社会中被忽略的样貌。 「生活无碍」整合所有日常的食衣住行育乐，例如推动无障碍计程车的多元载具，金融无障碍扩及提款机，以及文化平权等等，再次强调障碍者要和其他人一样「选择」想要的生活，而这个选择才能真正达到行无碍命名的宗旨：「随意自在、所行无碍」。本研究选择行无碍并不强调他们可以代表所有的障碍者或是障碍者团体[1]， 而是因为行无碍在策略及论述上，和过去服务导向、联盟导向团体有所不同。希望透过行无碍的运动策略与论述，进一步和社会模式与权利论述的在地化争议做对话。因此，本研究採取溷合研究方法，包括：参与观察、深入访谈与文件分析。 障碍者的社群网路动员行无碍网路社会运动推展是从资讯分享开始，从2000年发行第一份针对障碍者生活休閒的「行无碍电子报」，当时创立的目的是搜集各身心障碍团体的活动资讯，并定期撰写障碍生活遭遇的文章——「挑战者日志」，初期开始发送电子报就看见了资讯快速传递的成效，其实包括身心障碍团体所开设的职业训练班，报名的障碍者有半数以上是收到「行无碍电子报」而报名的。 在建立快速的资讯传递管道后，推展障权运动的开始莫过于2002年2月举办「让碍传出去」活动，这有别于团体代表发声的惯例，策略上已开始进行「障碍公民参与」，让障碍者与关心无障碍的社会大众，在网站上分享各地拍到的「有障碍」照片，没想到引起网民们的大力迴响，这活动行无碍并没有发布新闻，却超过百万人次参与及转分享，获得大量媒体报导，也因为有图有真相，来自各地被揭露的障碍地点照片有多处被改善。这活动后来更集结更多障碍团体参与，促成了日后「台湾十大障碍地点」及「鬼月特辑」台湾十大最鬼照片的延续推动（行无碍 2014）。 随着障碍族群在网站上的互动增加，行无碍于2007年开始着手改版网站，除了集结原有的生活资讯，更进一步强化障碍社群在网路的互动与参与，例如增加全国身心障碍活动行事曆，以及维基（wiki）无障碍生活资料库，并利用系统模组的建立，让其他身心障碍团体网站也可轻鬆置入自己的网页。这次的改版在同年就获得华文部落格大奖公益应用首奖，当时评审对行无碍获奖的理由是： 荣获首奖的《行无碍生活网》讯息和行动俱佳，一方面提供全国身心障碍活动行事曆、无障碍线上地图、无障碍生活资料库，并进行国内外身障网联播；另一方面开放网友推荐无障碍地点、举发有障碍空间，并且实地勘查、督促改革，还举办国内外无障碍旅游活动。内容实用、检索容易、参与热烈、成效卓着，赢得评审团高度讚赏和敬佩。
行无碍后续在网路社群媒体发展上一直持续参与及应用社群媒体特性，陆续推出噗浪及脸书社团及粉丝专页，也因为网路载具的特性，行无碍在议题上邀集障碍公民参与的速度更迅速，包括低地板公车议题的座谈，还有首次以「群众外包」的精神，在2011年尝试以网路社群投票的方式，推出「2012行无碍工作计画由你决定」，只要达一定投票数就会正式列入工作计画去执行，一次一次的网路集结与推展，也促成了障碍者在日后各项议题的讨论，以及参与发起一年一年的身障大游行。以下将以两次抗争事件为例，讨论将权利框架带入抗争事件的资讯政治之过程与限制。 障碍者（特别是轮椅使用者）搭机被拒绝的事件层出不穷，在过去多把问题丢回障碍者本身的危险或是设备不足而不了了之。2009-2010年的航空工具歧视障碍者事件，显示了跨国资讯政治与权利构框的影响力。 事件主要起因于2009年7月立荣航空的拒载事件，使用轮椅的障碍者预计搭乘国内台北飞澎湖的班机，订位时表明坐轮椅，需要有人协助登机，航空公司却以「没有协助经验、摔伤还要负责⋯⋯航站没有空桥，地勤人员只能『搀扶』，无法『背载』上下楼梯，若要上飞机，必须自备『壮丁』等理由拒载」。[2]事件发生后，障碍圈已经掀起一阵挞伐，本身是轮椅使用者的余秀芷，将事件推演到戴立忍导演的噗浪分享，将不满传出障碍圈外，再度引发更多社会关注。同年的10月26日召开协调会，交通部官员的答覆却是「航空业者以『身体状况不佳』来『婉拒』身心障碍者，并无不妥」。召集会议的徐中雄立委马上指出，航空公司将障碍者等同于身体状况不佳的病患，是一种健常能力偏见（ableism）歧视。与会的身心障碍联盟以美国的飞航法规佐证国外行之有年的做法，[3]要求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与航空业者不得歧视障碍者。然而，问题的核心不只是航空公司拒载，而是没有空桥设备的国内航线缺乏普遍设置适当的斜坡道或升降设备。最后协调会达成「民航局应立即搜寻相关辅具资讯，并在国内各航空站设置必要的辅具，协助身障者搭机」的决议，但却进展缓慢。于是，余秀芷在隔年（2010年）4月发起一人一信运动，要求民航局限期改善。[4]随着议题的发酵，民航局表示主要的原因是找不到适合不同飞机的升降装置或是斜坡道。 行无碍的国际工作伙伴易君珊，迅速从网路上找到大量的相关资讯，包括从1940年代就有的登机斜坡道照片，并附上登机斜坡道的购买资讯，在网路上以「局长寻你千百回之飞机斜坡篇」发文（易君珊 2010a）。网页中可以清楚看到登机斜坡道在美国的使用状况。该网页被大量转载，形成舆论。在立委管碧玲的介入下，4月中交通部长答应马上办理，参考倡议组织的建议限期採购。同年12月，登机斜坡道开始使用，隔年（2011年）1月，立法院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桉，明订「航空业者不得拒载身障者」。 也许是因为登机无障碍议题的成功，障权运动于2010年底把议题延伸到餐厅的无障碍。一次障碍圈伙伴的聚会中，谈到无障碍环境的缺乏，出入口的阶梯、没有无障碍厕所、甚至通道狭窄、一体成形的固定式桌椅等等，无一不是对轮椅使用者的拒绝。麦当劳是朋友们聚餐的场所之一，但轮椅使用者根本不得其门而入，牺牲的不只是用餐，更是与同伴共享的回忆。易君珊提到麦当劳总部在美国，而美国的麦当劳跟其他餐厅一样都受到《美国障碍公民法桉》（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简称ADA）的监督，必须提供消费者必要的无障碍环境，于是发起一人一信写到麦当劳，要求麦当劳做到无障碍设计，同时本身也是轮椅使用者的青少年Shayla首先写信响应，Shayla的信，被转译为I’m not loving it，控诉想去麦当劳过生日的小女生不得其门而入。易君珊并在网站上提供英文信的范本，让台湾的障碍者写信到美国总公司。同时，在网页上引用美国ADA的无障碍规定，并提供相关照片（易君珊 2010b）。残盟祕书长王幼玲甚至直接用「美国行，为什麽台湾不行？」，来挑战台湾的无障碍法规[5]。 和前次不同，麦当劳的运动动员一开始以私人企业为动员对象。然而，针对跨国企业的一人一信活动，最初并没有得到麦当劳积极正面的回应，于是障碍伙伴们（多数以个人身分参与，团体仅行无碍与新活力），在2011年1月9日组织起来，到麦当劳前抗议没有无障碍用餐环境。当天早上目标就是包围麦当劳台北光复店，陆陆续续前来支援的障碍者，多半是轮椅使用者也是最直接明显被环境拒绝无法入内用餐的障碍族群。先是在大门口唱歌、高举海报、呐喊诉求，此时，麦当劳的工作人员部分在窗内观望，第一线工作人员则是立刻端出热茶招待障碍者，但是此举正好强化了本次活动的诉求，也就是障碍者要的是和其他人一样可以自由选择进餐厅饮食，而不是只能外带或得来速。这种端茶出来的方式其实就是友善包装的歧视，障碍者不是来乞讨，我们要的是跟其他人一样可以在餐厅用餐。 伙伴们喊口号、唱歌之后并未立刻得到麦当劳的回应，于是开始分头在大门跟侧门加强包围阻挡出入口的意象，这样的举动让原本在裡面用餐或者打算进去用餐的非障碍者也感到不方便，原本轮椅与轮椅之间的缝隙还可以让进出用餐的人跨越，接着轮椅和直立人朋友们合作默契的填补缝隙，让两侧门口明显受阻。这样的举动引来路人关切以及原本默默用餐的旁观者「有感」，有人说：「你们的诉求可以，但是方法错了，不应该影响到别人。」有人说：「速食餐饮本来就不是什麽健康的食品，你们进不去就算了。」还有人说：「又不是只有麦当劳进不去，你们不要无理取闹。」⋯⋯类似的言论让现场慢慢形成对立的气氛，更开始有餐厅内的人士强行跨过轮椅者，以及部分人士用力推开障碍者的电动轮椅引起一阵衝突。最后，麦当劳仅回应他们愿意以爱心铃的方式解决，也愿意在户外空间放桌子让障碍者可以用餐（见下图）。
2011年1月9日麦当劳台北光复店前的抗议。这张照片裡大约有20人包围在店家门口，这群人多数坐在轮椅上。店家横式招牌上写着英文麦当劳，大大的M特别醒目。店门口一个穿制服的男性隔着玻璃门向外面看着围绕门口的群众。｜图片来源：行无碍、巨流出版提供 随后，在立委介入以及残盟与行无碍的持续抗争下，在2012年1月由内政部营建署通过所谓「麦当劳条款」。要求新建物「总楼地板面积300平方公尺以上的餐厅、咖啡店、冰果店、冷饮店等，须设无障碍坡道、厕所、升降设备等无障碍设施」。[6]然而，由于该条文对既有建筑并不溯及既往，300平方公尺的规定也被障碍者倡议团体认为普及性不够，所以要求全面的无障碍餐厅以及现有餐厅的改善，仍在持续抗争中。 有趣的是，麦当劳餐厅事件也显示出，针对跨国企业的游说效果有限。跨国经验构框还是要针对国内法治环境做挑战，才有落实权利主张的可能。然而，这两个抗争事件的议题主要是以公共空间的障碍为主。前者涉及的层面较小，可以迅速达成运动目标；后者全面餐厅无障碍牵扯到私场域的利益，特别是可能影响到做小生意的店家，影响层面较广，倡议后得到的实质改善也较低。换言之，这种跨国的权利论述可以在公共舆论上做快速有效的动员。但是，动员的效果还受议题牵制。 障碍者的现身与日常生活抵抗从1981年《残障福利法》立法以来，障碍权利的论述就已经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上。2007年更名为《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之后，更是号称保障障碍者权利。然而，在政府表明财政困难的状况下，台湾长期由非营利组织投入公办民营的服务。由民间的资源支持福利服务的结果，不仅倡议团体被质疑收编，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服务更常面临资源不足的问题，使得服务品质无法提升。然而，到底什麽是障碍者权利，权利框架对新一代障碍者的倡议意义为何？为运动带入了什麽新的元素？行无碍的出现，其实也是质疑过去这种以特殊方式针对障碍者提供不同服务与特别政策的残补式福利观点，而直接挑战社会所形成的障碍。行无碍的倡议者就指出： 我们开始做行无碍的部分理由是，过去的福利政策主要像障碍者的定额进用或是社区家园，好像都是为了障碍者好。但是这些政策从来没有想到，因为交通不便跟各种行的障碍，很多障碍者根本没有办法到工作场所。如果到工作场所的路上没有无障碍，定额进用根本没有意义。同理，社区家园的障碍者如果到哪裡都遇到障碍，还不是关在小小的监狱？（许朝富口述）
换言之，新的权利论述也是挑战过去把障碍视为个人问题，国家给予「个人优惠」的社会政策回应方式，因此和过去以早疗、教育、工作为导向的诉求不同。 行无碍的诉求不只是环境无障碍，更强调全面参与休閒生活的重要。过去的障碍权利倡议诉求，基本上还是以「障碍者要成为主流社会的一分子，对社会有贡献，不要成为社会的负担」为思考。而休閒娱乐为先的诉求，反转了整个障碍者权利论述的逻辑，反指如果障碍者都不能享有一般人拥有的公共空间、文康活动、休閒旅游，障碍者为什麽要投入工作？又如何能投入障碍重重的工作环境？ 行无碍的倡议者认为，网路只是一种推动障碍运动过程的工具，而休閒旅游活动亦是促进社会参与的媒介，从成立后过往十年最重要的事是藉由多元的管理与方式，让障碍者可以走出来参与社会，进而为自我发声，而行无碍的「散步运动」可以说是最能代表障权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的本土实践桉例。「散步」从虚拟的集结，转化为实体公民参与，并透过简易操作的策略，加速障碍者走出来。散步运动可以说是障碍者透过身体的展演，在日常生活政治中挑战环境限制的具体实践。 2009年10月30日evelyn（邓芝兰）于部落格上贴出〈新北市的障碍自觉何时才能升格？〉一文，述说发生在前一年汐止市立综合运动场拒绝轮椅进入且不建议身心障碍者前往的经过，这件事在噗浪上获得许多障碍自觉运动者的声援，从发申诉文到噗浪串连，2010年行无碍提出散步的构想，并号召有障碍族群们相约1月16日到汐止综合运动场「一起散步」。当天出现20几位身障朋友到达运动场，每个人兴奋地在PU跑道上「运动」，大声地说：「Yes, We can!」成员易君珊并自製道具「轮我上场」，与同伴们在运动跑道上爬着前进，象徵即使爬着也要上运动场运动，而这群朋友更积极与管理员对话，引述厂商提供的资料指出，需超过一台车的重量PU跑道才可能受损坏，请勿胡乱搪塞，并告知运动场不得拒绝轮椅者进入与歧视。参与这场散步的chiou-yin事后在网站上写下分享： 对于不用大力号召就能和大家一起行动真的非常感谢，就这样单纯地为一个共同的目标、理想一直前进⋯⋯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所获得的力量和支持是口拙的我用言语表达不出来的⋯⋯（泣⋯⋯），在这裡感觉到资源正慢慢地整合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将不再只是一句口号。
「散步」运动强调的是一种温和而坚定的力量，要让社会大众「看见」障碍者生活在同个空间裡，并企图用参与「搅动」环境的障碍，以及一起面对歧视的现况。有别于一般团体出游活动，主要是障碍者透过网路自主号召不同的轮椅使用者前往各地，通常是发起者选择自己熟悉的路线做规划，或是选择到旅游胜地或观光景点、公园散步，活动强调障碍者互助的精神，故不会安排志工，以大众运输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从一群障碍者走出来的过程，凸显台湾在各文康设施上的障碍。许朝富指出：「因为无障碍出入口只有一处，其实过去如果是个人去参观，主事者常常叫你换出入口，或是用个人特例的方式解决行动不便者的出入问题。但是，当我们一群人一起去，结果就会很不一样。」行无碍的社工师游鲤绮开始倡议不定期的、甚至没有一定组织、回到障碍者个人的发起「散步」。2010年2月26日国父纪念馆的「福虎灯海场散步」，可以说是效果最直接的一次（见图15-3）： 我们是从仁爱路那边，另外一个出入口进去，那个出入口是侧门出入口，所以呢，以前都是有ㄇ字型栅栏的栏杆挡住，那一般挡住，它也会稍微留空间一点确认说你可以过，我们当天大概八台、十台（轮椅）的人就在那边过栏杆，每个就像考驾照一样过，然后没有那麽刚好，所以每个人都要花将近⋯⋯，像代步车就花最长的时间，大概十来分钟。就一直乔、一直乔、一直乔，然后可以过这边之后，你还要继续过那边，最后很多人都不看花灯，就看残障者怎麽过那个栏杆，然后，然后呢警卫先生就非常的急！然后很多人就看不下去，就说这个到底是谁设计的？看完花灯之后，大家会回去写部落格啊贴照片什麽的，然后媒体这一块我觉得蛮有趣！报了之后，那国父纪念馆我印象中差不多叁个礼拜左右，就把全部周围的人行走的动线栏杆全部拆掉。事实上之前有很多人有抗议过、有申诉过，一直都说没钱处理干嘛的，那你看！我们也没有摇旗呐喊啊！我们也不过八个人去走一走而已啊！马上那种社会的对待，或者是环境的障碍在那件事情裡面本来是你的问题，转变成是人群的问题，如果你一个人去，警卫就跟你讲说无障碍往那边会比较好走！你摸摸鼻子就直接过去了啊！（许朝富口述） [7]
这种软性、以集体的生活经验出发，针对日常生活歧视，不直接对抗国家的集体抗争方式，成为一种有效的运动策略，以突破目前障碍福利体系面临「修法进步，执行缓慢」的状况。更让障权运动的本土实践，显示出强烈的新社会运动色彩。这种探索各地障碍的软性抗争活动，变成各地的行动不便者可以自行利用网路号召的活动，虽然各地的散步活动引起各地方政府重视的程度不同，但是散步本身让障碍者走出来面对社会障碍，而倡议就是有意义的转变。 从社运组织的分化角度，权利论述的出现也是不同运动路线的开始。从「散步」的策略上，我们可以看到障碍者倡议团体用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经验抗议国家体制的失能，直接诉求社会的障碍以及国家支持的不足。有别于以往的福利需求组织论述，新的组织与策略带来的是以障碍者为主，开始对抗社会结构所建构的障碍。 讨论与结论从本文所提的新兴障碍者权益倡议抗争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过去以慈善机构、专业服务、家长组织为主的倡议不一样的风貌。行无碍的出现，代表了以障碍者为主体，自己组织、发声的运动，已经在2000年中期展开。 首先，和过去由上而下，藉由国际规范的改变，来影响台湾立法的方式不同。在全球化，可以快速交换公共空间资讯的时代，所谓的国外经验不只是运动动员的参考构框，我们可以从「民航机斜坡道」以及「无障碍餐厅」的动员事件，看到社会运动团体可以快速地在公共论述层面，以跨国的网路资讯转译来对抗主流国家官僚的行政推託。在公共政策的论述争夺战上，权利论述也挑战了过去残补式的逻辑。在权利框架下，「国外能，我们为什麽不能」，成为有效的动员论述。 再者，从运动论述与策略来看，新一代的障权运动开始挑战环境的障碍——政策的失能。「散步」更显示了新一代以身体经验出发挑战现行结构的运动策略，召唤公众与障碍者重新理解障碍者的处境。这样的软性策略与倡议论述，和过去要求补助、增加服务的逻辑不同。 从新一代的障权运动团体的抗争论述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模式的本土实践。虽然过去的障碍权益相关组织，如身心障碍联盟，也曾针对无障碍议题如捷运、高铁的无障碍设施游说与抗争，却很难突破立法进步但执行不力的问题。新兴以障碍者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团体开始直接质疑、挑战社会结构上的障碍。不再把障碍当成个人的福利议题，而是寻求结构式的改变；不奢求国家法治与「专家」由上而下设计出的合法、却不合用的有障碍空间，而是从日常生活的抵抗开始，全面要求无障碍空间，将障碍进一步政治化。
2000年后台湾历经叁次政党轮替，已从民主转型进入民主巩固的阶段。然而，民主政治的成熟，从不意味社会全面进步。面对人口老化、经济停滞、减税趋势，长达十馀年的社会福利扩张也遭受严苛考验。 福利国家的主战场，始终是家庭、市场与国家的界线挪移。如何鬆绑照顾责任与婚家体制对性／别的压迫、防守政商网络过度挤压社会权、及和整装成军的保守价值对抗，是未来的挑战。 本书是继萧新煌与林国明两位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台湾的社会福利运动》后，另一本接力探讨千禧年后台湾社会福利运动的发展动态，尤其关注社会福利「运动」与「政策」间的互动与关连性。 本书剖析千禧年至今，17个社会福利运动如何藉创新的组织动员、行动策略、抗争剧码与倡议论述，对公共政策形成一股忽视不了的力量。当代社会福利亦出现定义拓边，身分肯认、照顾尊严、草根参与，成为新一代的关怀视野。 社会福利运动最终在挑战：国家能否建构一套整合医疗、劳动、照顾与服务的制度？将资源配置的标准，从补贴边缘弱势转化到制度性的个人权益，肯认风险分担的机制必须由社会共同承担，而不只是个人责任或家庭伦理。 本书的集结出版，正是我们选择的倡议方式之一，期待藉此提升国人对社会福利议题的关心与支持，也为台湾社会福利运动留下宝贵纪实。 (以上均转自网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