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轉貼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文章:”企鵝的遠征必將勝利”

如何闡釋今天的中國？這是每一個有企圖心的報導者和思想者都會面對的難題。中國既非天堂，也非地獄，在天堂與地獄之間，還有更多的可能性。查建英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旅美多年之後歸來，已經認不出這座日新月異的城市了。北京如此，中國也一樣。面對陌生的故鄉，她萌生了「以聚焦中國人去詮釋中國」的想法。

查建英的性情，有點像林語堂筆下的蘇東坡，「上至皇帝太后、閣臣地主，下至和尚乞丐、市井潑皮」，都可以做朋友。早年在北大念書和在80年代的文化圈活動的時候，她認識了許多立場和身份迥異的名人（當年的人脈使她成為寫作《80年代訪談錄》的不二人選）；如今，她以紐約客專欄作家和美國智庫研究者的身份歸來，則有機會跟老朋友再續前緣，並認識更多的新朋友。

「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是唐詩，「弄潮兒向濤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是宋詞，但對於《弄潮兒》這一書名的釋義，査建英選擇了《尤利烏斯•西澤》中的那句名言「人生總有漲潮時」。中國很難寫，中國人更難寫，更何況查建英寫的是知識人和企業家這兩種最複雜深沉的中國人。她自己說「我要的是一種剝洋蔥式的功夫，一種層層扒開切入血脈的耐心和邏輯」，而她所追求的寫作風格是「沒有激情的寫作是不好的，但表達要有節制，儘量冷靜和客觀」。

大江東去，不一定淘盡風流人物。通過講述6名難以用世俗的成功或失敗來定義的弄潮兒們的故事，查建英對中國變成一個仁愛之國、優雅之國充滿了樂觀的想象——她引用文化人類學家米德的話說：「永遠都不要懷疑一小群深思熟慮、獻身理想的公民能夠改變我們的世界。事實上，他們是唯一曾經改變了世界的人。」

異見者如何才能不讓自己成為冰凍的北極？

在《弄潮兒》這本書還沒有出版之前，第一篇文章《國家的敵人》就已風靡中文網絡。這是妹妹為哥哥寫作的私人傳記：查建英的哥哥查建國是中國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30年來始終不渝的從事反對黨的組織和文宣工作，在一個不允許有反對黨的、一黨獨裁的國家裡，這樣的人物的歸宿必定是監獄。

在查建英的筆下，哥哥查建國用一生的時間來對抗共產黨政權，如同螳臂當車，如同精衛填海，如同夸父追日，走過了大半生的光榮荊棘路，如今仍然看不到隧道的盡頭、有光的地方。長期的監獄生涯，使查建國的身體受到很大的傷害，每天都要忍受着數不清的小毛病。然而，他對政治改革的熱情和中國社會問題的關注從未減弱。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後，查建國每天都在網絡上發表時政評論文字，儘管他的文字和思想並非第一流的，但他就那樣堅持着，比如針對煽動民族主義狂潮的《環球時報》的社論，他就撰寫了數十篇反駁文章。這樣的工作，需要勇氣，更需要耐心。

妹妹寫哥哥，或者所有的親人寫親人、朋友寫朋友、學生寫師長的文字，都會讓人心生警惕和懷疑。因為這樣的文字容易被情感所左右、被宏大敘事所充滿，不加節制的讚美和拔高不知不覺地就敗壞了讀者的胃口。在中文圈子裡面，我讀過很多這類的文字，即便是出於異議人士之手文字，風格居然跟共產黨給它的領導人的悼詞如出一轍。在劉賓雁、方勵之等前輩去世之後，我曾經發表文章建議不必神話這些先賢，也應當正視他們的時代和世代的局限性，並努力超越他們。結果，某些企圖將這些前輩偶像化的人士大不高興，對我這個不懂得「尊老」傳統的冒失者口誅筆伐。

查建英寫查建國，卻不是一味讚美和頌揚。她深深敬佩哥哥的付出和犧牲、韌性與堅持，也對哥哥的某些言行有所反思。她寫道：「當查建國及其同道在1998年成立中國民主黨的時候，他們不僅沒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線，也沒有準確地估測到國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們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沒有受過良好教育，也未與精英階層進行溝通，連與其他自由主義者和改革者也極少聯繫。」1998年，我在北大中文系讀碩士，跟北京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圈子有很多往來，確實很少聽到查建國的事跡。只是當中國民主黨案發之後，才在海外網站上得到只言詞組的消息。可見中共封鎖之嚴密，而民主黨的活動人士未能吸引廣大民眾之關注與同情。

查建英更看到哥哥在思想上的局限性：「他將一堆巨大複雜犬牙交錯的問題簡化為一個萬惡之源：共產黨。結束一黨專制，罪惡就會被根除。」這也是很多海外民運人士偏執和缺失。查建英特別舉出魏京生的例子來剖析：「魏京生宣稱共產黨永遠不變，其實永遠不會改變的是魏京生。隨着時光流逝，許多魏當年的崇拜者都會認識到魏對中國的看法是一成不變和簡單化的。事實上，共產黨遠比魏京生身段靈活，更加能夠與時俱進。」她還引用了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的說法：「魏京生這種人就像北極，他們已經冰凍了，但他們代表着一極。」

查建英不是一名與共產黨激烈對抗的異議知識分子，如今她仍然可以安全地往返中美之間，還成為有「海外央視」之稱的鳳凰衛視的談話節目的嘉賓。但是，作為《零八憲章》的簽名者，她至少基本認同《零八憲章》中的政治改革的方案。所以，她對包括哥哥在內的政治反對派的批評，不是雞蛋裡挑骨頭，值得反對派重視和思考。

我在北京的時候，跟查建國有一次交談的機會。那是在教會的小組查經活動中，我聽他談了一番話，比起大部分被邊緣化的反對派人士來，他更加理性和寬厚。當然，我也能感受他內心的孤獨與憤怒，但我對此有充分的理解和認同，因為我跟他一樣是獨裁政權的暴力機器的受害者。相比而言，查建英雖然是查建國的妹妹，卻有美國身份賦予的安全感和旁觀者視角——對於寫作者而言，或許能夠更加冷靜和客觀，但卻少了一種真實的切膚之痛。

查建英提出的問題卻不容忽略。異見者只有避免成為冰凍的北極，才能在中國未來的社會轉型中發揮作用。要讓自己不變成冰凍的北極，就應當放棄自我英雄化的企圖，以謙卑和耐心的態度跟社會不同階層和不同立場的人們對話，像海綿一樣吸收新思想和新信息。在擇善固執的同時，也要與時俱進。這就需要面對中國複雜多元的現狀，並直面自己身上的文化和精神的毒素。

如果僅僅將中國的問題化約為共產黨的暴政，認為打倒共產黨就可萬事大吉，那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革命狂想」，正如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檯面上的帝制，卻未能摧毀人們內心深處的偶像崇拜、皇帝崇拜，使得一個皇帝倒下了、千百個皇帝站起來；正如埃及人民在「阿拉伯之春」中推到了穆巴拉克的獨裁政權，但由於公民社會和公民意識的缺席，選出來的卻是更瘋狂的原教旨主義的總統，然後又發生軍事政變。共產黨的垮台是可以預期的將來，但更艱巨的工作是如何推動公民意識的養成和公民社會的壯大。對於反對派人士而言，必須用公民立場去反抗共產黨暴政，而不能用共產黨的方式去反對共產黨。

查建英最大的貢獻，就是通過《國家的敵人》這篇文章，讓查建國的故事被更多國人熟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回歸公共生活。誠然，查建國以及跟他同代的反抗者們不一定能看到民主自由價值在中國的勝利，但他們為之奮鬥過，就無怨無悔。查建英的美國友人、女作家勞瑞•西格爾讀了查建英寫的《國家的敵人》之後，用一部名為《企鵝的遠征》的著名紀錄片來打比喻查建國：「企鵝是一種笨拙可笑的動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蹣跚，常常一跤跌得滿嘴泥。但是，只要一到水裡，他們得泳姿多麼優雅美麗！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義和他的勇氣，因為如此純潔而如此優美。」

無論多麼優秀的奴才，仍然是奴才

書中的第二個人物是《國家的僕人》的主人公、作家和文化官員王蒙。《國家的僕人》和《國家的敵人》這兩個題目相映成趣，褒貶之意明明可見。

王蒙是查建英交往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這篇寫王蒙的文章，被作家阿城評價為「惟妙惟肖」。當然，有人認為寫得太嚴，也有人認為寫得太寬——我的看法是後者。在中國，「國家」是「黨」的「宿主」，「黨」是「國家」的「寄生蟲」，所以「國家的僕人」更準確地說應當是「黨的僕人」。在毛時代，王蒙被劃為右派批鬥；在鄧時代，王蒙又因小說《堅硬的稀粥》被封殺過，但他從來沒有反對過他為之服務一生的共產黨。

這篇文章揭示了為何經過反右、文革乃至六四屠殺，王蒙仍然對黨和國家忠心耿耿的原因：王蒙從不試圖把自己從國家中分離出來，他曾這樣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我從來沒有是身外之物。而且你喝的水，你吃的糧，全部來自國家……國營體系的供應，你拉的屎全部需要政府的環境衛生部門去處理，你自吹疏離，是真的嗎？」

查建英回顧了90年代初「人文精神」討論中，王蒙與年輕的文學評論家王彬彬的論爭，那場論爭涉及到「文壇黑馬」這個名詞，將尚在獄中的劉曉波無端捲入。大概因為劉曉波發表過對王蒙不敬的文字，王蒙就順便討伐劉曉波一番。查建英的整篇文章風格溫柔惇厚，但也有一段怒髮衝冠的文字：「這居高臨下的語氣令人不寒而慄。王蒙怎麼能以他享有的全部特權，來攻擊一個無法公開發言的政治犯？很多人覺得，王蒙這種做法已經淪為人格謀殺。王蒙當初批黑馬是怎麼想的？怎麼能對一個被國家幾乎完全封殺的人擺出這種貴族式的輕蔑？」

而查建英引述的其他人對王蒙的評論就更加尖銳了。香港《開放》雜誌的主編金鐘指出，王蒙很像周恩來──周是毛澤東忠誠而順從的總理，個性富有魅力，但歸根結底，周是在為「大惡」服務。詩人張耳也認為：「中國文化仍然是主子和奴才的文化：一個人高高在上，其他人都是奴才。王蒙只不過是一個優秀的奴才。」在這個「優秀的奴才」的序列中，除了周恩來和王蒙，還有溫家寶。這類「黨的好官員和開明派」的危害性甚至比那些明目張胆的壞官員更大：他們是中共政權的遮羞布和牌坊，是其統治合法性的沙漏中最後的幾粒流沙。

王蒙還有尚未公之於眾的「隱蔽的惡」。如果我早知道查建英在寫王蒙的文章，我願意提供素材供她使用，這是一段我本人成為受害者的往事：1998年，我的處女作《火與冰》出版後，計劃出版第2本文集《鐵屋中的吶喊》。鋒芒畢露的文字總是難以找到一家大膽的出版社當婆家。書商找到吉林的一家出版社，向其購買書號，並簽下合作協議。正要進入下廠印刷環節，突然被總編輯叫停。

後來，我才知道這背後的曲折：原來，王蒙率領一個作家代表團去東北訪問，當地出版界請他們吃飯。席間，這位總編輯無意間談到即將出版我的新書，王蒙厲聲告知：「這個人的書不能出版！他的思想太反動，會給出版社惹禍上身！」王蒙雖然不是文化部長了，畢竟是「前部長」，代表着來自北京的聲音。總編輯嚇得魂飛魄散，下令單方面取消出版合約。

其實，我跟王蒙並無過節，他對我的反感，大概是因為《火與冰》的封面有一句書商聳人聽聞的廣告詞「北大怪才、文壇黑馬」。又來了一匹黑馬！讓王蒙不禁聯想起幾年前與王彬彬、劉曉波的那段公案來。王蒙的這種用權勢（儘管是過氣的權勢）來剝奪他人的出版自由、打壓不同觀點的做法，也是一種「大惡」。王蒙只是沒有毛澤東的權力，如果他是毛，未必更加仁慈，一定會將王彬彬、劉曉波和我這樣的「黑馬」抓入東廠西廠，大刑伺候。

中國不僅需要「德商」，更需要「民主商人」

《弄潮兒》的下部寫幾名企業家的故事。最吸引人的是《一位好大亨》，即大中電器的創始人張大中。「好大亨」的中國式說法是「德商」，張大中的朋友列舉了他的諸多美德：正派、誠實、韌性、冷靜、自信、堅持原則，既不見風使舵，又勇於挑戰自我。張大中的這些美德來自他的母親，文革時因為公開向毛澤東挑戰而被槍殺的王佩英。張大中經商起家的一千塊錢，是文革之後政府發給張家子女的補償金。張大中說：「雖然我還並不完全理解我母親，但內心深處我意識到母親是一位非凡的女性，這是用她的生命換來的一筆血錢。」

1980年，北京市人民法院修改了對王佩英的判決，認為她是在精神病發作期間發表反對毛澤東的言論，那個時代唯一能夠洗掉母親頭上「反革命分子」污點的辦法就是將她描繪成「精神病人」。如今，張大中不願接受這種說法：「這玷污了她的形象。她沒瘋，是她生活的那個時代瘋了。我想要還原真相。」他建議查建英不要寫自己，而去寫他的母親：「我的故事跟其他中國民營企業家沒多大不同，我母親的故事才真正值得講述。人們應該知道，應該記住像她那樣的人。」2010年春，張大中為母親舉辦了遇難40周年紀念會，小提琴演奏的是《辛德勒名單》的主題曲，每個參與者都收到一本製作精美的紀念冊和紀錄片的光盤。我沒有參加紀念會，卻輾轉從朋友那裡收到了這份珍貴的禮物。

查建英寫的房地產商夫婦潘石屹和張欣的故事就遜色得多了——我不知道是主人公遜色，還是作者寫得遜色。這對夫婦光鮮之極，可以跟影視明星搶風頭，但人格上無法跟張大中相提並論。全文只有一處畫龍點睛之筆：腐敗是中國房地產行業難以去除的頑疾，查建英提出了關於土地買賣的普遍問題，張欣謹慎地回答說：「我對模糊不清的東西忍耐度非常低。我並不是那種能在黑暗中吃魚的人。潘石屹在這樣的環境當中卻如魚得水。這就是他的正常狀態。而我，也在慢慢的適應這種環境。」換言之，在這個世界裡，只有沉淪才能換來成功。

我對潘石屹和張欣如何取得成功並不感興趣，那是勵志類書籍編造的神話——實際上，查建英不可能挖掘出他們成功路上的種種黑幕。對於中國的房地產商而言，財富的多寡與原罪的大小成正比。我感興趣的、敬重的是另一名商人，當年跟潘石屹們一起在萬通公司創業的王功權。王功權後來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使自己成為階下囚，媒體上除了他的緋聞之外，不可能報導他如何成了像查建國那樣的「國家的敵人」。

如果說張大中是「德商」，王功權就是「民主商人」。中國需要「德商」，更需要「民主商人」。2012年秋，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跟在那裡做訪問學者的王功權見過一面，當時朋友們感覺到他處境危險，勸他暫時留在美國，他卻如飛蛾撲火般回去，支持好友許志永推動的新公民運動，結果被捕下獄。

法律學者蕭瀚在《王功權被拘和獨裁政治下的商人》一文中指出：「王功權作為一個富翁卻心繫全社會的公平正義，為弱者的人權吶喊，廣泛參與公民行動，為受侮辱受損害的人們送去溫暖和支持。……他堅定勇敢的公民精神，是當代中國最需要也最稀缺的高貴質量，在中國富人群體中尤其罕見。」蕭瀚認為，官方擔心像王功權這樣的商人給公民社會的生長與發展提供物質資助，擔心王功權所具有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將影響一大批商人從此站起來，從而衝垮他們多年來依靠抽掉經濟來源苦心經營的反公民社會堤壩，他們對王功權下手是完全符合邏輯的。可惜，2011年《弄潮兒》的英文版出版時，王功權後來的故事還未發生。否則，查建英寫王功權，不知比潘石屹、張欣夫婦精采多少倍。

對我來說，書中的主人公，有的重如泰山，有的輕如鴻毛，不過，正因為如此，才彰顯出當下中國的複雜性。我很喜歡《弄潮兒》這個書名，但對副標題稍稍存疑。「中國崛起」是事實，還是幻象？北京和上海的高樓大廈是屹立千載的鋼鐵森林，還是搖搖欲墜的豆腐渣工程？康乾盛世之後中國人盼望了兩百多年的「崛起」，是真的崛起，還是更可怕的衰敗的開端？查建英沒有給出答案——她只是儘可能地描述了中國內部紛繁複雜的矛盾衝突，實際生活的生動程度必定是其文字的好幾倍。

查建英個人的生活和思想也是如此，正如一位書評作者指出的那樣：「儘管，看起來她好像與這些實用主義者和漸進主義者結成了聯盟，但她卻不是一個為共產黨辯護的人。事實上，她是《零八憲章》的早期簽署人之一，這份呼籲民主改革的文件把它其中一位作者劉曉波送入了監獄，但隨後又為他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查建英從不掩飾自己是查建國的妹妹，以及劉曉波的朋友，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