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丑陋的中国人(ZT)

下辑．怒涛拍岸

中国传统文化的病徵——酱缸

执笔者姚立民先生。

文载一九七叁年十一月十二日香港《七十年代》杂志。

凡是关心祖国前途的中国人，都可能会想到一个根本上的问题：中国（自一八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何以如此之弱？美日何以如此之强？

中国面积广大（仅次于苏联，居世界第二位），人口众多（居世界第一位），资源相当丰富，再加上有些人自豪的五千年悠久的文化，照理说，应该是世界上一等一的强国才对，可是事实不然！自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相继入侵，割地赔款，不一而足，差一点便被瓜分。一九叁七年七月七日，开始了保卫国土的对日圣战，日本军阀在中国姦淫杀掠，已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八年抗战，我国军民同胞被日本人杀害的，在千万人以上，财产的损失，更是天文数字。翻遍中外古今历史，一个国家遭遇的悲惨的命运，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那样，实在是绝无仅有。

世界文明古国，若埃及焉，只不过曾经成为大英帝国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即使数十年前的非洲黑暗大陆，各帝国主义者在划定了地界之后，不过只受一个殖民主子的压迫而已。不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殖民主子是多头的，任何一个帝国主义者，都可以插上一腿来咬中国一口，日俄两帝国主义者为了争夺在华的殖民权益，还在中国领土上打了一仗，此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慨然地称中国为次殖民地！

简单地叙述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惨状以后，再来看一个强烈的对比：美国立国不及两百年，其文化之「悠久性」，实在无法与中华文化同日而语，但目前

美国是世界上的一等强国。有人说，美国的资源太丰富了，咱们实则比不上。好，就不比美国，比比日本总可以吧。日本的土地、人口和资源，有哪一点比得上中国？而且日本文化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延伸。一直到一八六七年，明治天皇即位，来个明治维新，才有了划时代的改变。四十年之内，国势大振，一战而击败中国，再战而击败帝俄，俨然是世界上一大强国（笔者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一回事，但承认日本富强，虚心检讨其所以富强之原因，又是一回事）。

看看美日之强，再看看中国之弱，有心人一定要问：为什麽？为什麽？为什麽？

可能的答桉只有两个：

第一可能的答桉是：中国人的智力不行；

第二可能的答桉是：中国传统文化有问题。

关于第一可能，又有两方面不同的解释：

第一个解释是：中国人的智力根本不行，也许较过去的匈奴、突厥，和现在的（并不指未来的）非洲黑人为优，但显然地比美英德法俄日等国人民为劣。

第二个解释是：中国人祖先的智力很行，所以才有汉唐盛世；但不幸的是，智力逐代递减，一代不如一代，再过几百年，恐怕就要成为白痴民族了。

假如真的是智力不行的话，那麽中国人只有认了，谁教我们自己不争气呢？根据「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公理，做个「次次次殖民地」也是应该的。反过来说，假如不是智力有问题，而是文化有问题，那麽我们的前途还大有可为，不过我们要切实地自我反省，勇敢地丢掉包袱才行！

以上所述的第一个可能（智力有问题），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可能，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没有一个中国人承认我们中华民族的智力是低下的。这不是感情上的、打肿脸充胖子式的不承认，而是理智上的、铁证如山的不承认。这些如山的铁证是什麽呢？要言之有二项：

一．东南亚华裔人士对当地经济开发的贡献；

二．留美华人在学术上的成就。

即使是具有优越感的白种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个人智慧之高。只是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团结、不合作，自己人斗得太凶，团体的力量发挥不出来而已。

柏杨在《死不认错集》（《勐撞酱缸集》）中有个极好的阐释：

某人请教一位高僧，问他的前生和来世。高僧答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柏杨乃歎曰：这四句名言，使我们想到五千年传统文化。

这文化是好是坏，用不着把头鑽到故纸堆裡研究，只要睁开眼睛看看今天我们受的是啥罪，就应该明白。而我们将来能不能复兴，也用不着看李淳风的《推背图》，和刘伯温的《烧饼歌》，只看看我们现在作的是啥事，也就应该明白。

问题是提出来了，初步的答桉——文化有问题——也有了，接下去便是从事进一步的分析。

对柏杨极为钦佩的孙观汉先生，在其〈环境与地气〉一文中提到：

中国不能建设一个健乐国家的原因，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问题。用种田人的言语来说，问题不在「种子」，而在「地气」。对植物而言，地气是指土壤、水份、空气、阳光等；对一个民族讲，地气就是环境，包括人性的习俗。

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良好的种植出品是一个事实，如果原因不在种子，那麽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地气或环境中，至少有一部份不适宜于种子的生长……我已开始相信，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和习俗中，除了好的一部份以外，有一部份是坏的。这坏的一部份，就是使一粒良好种子不能生长的地气。这部份巨大和丑恶的文化和习俗，就是柏杨先生简称和总称的「酱缸」。

笔者以为：

鲁迅先生所创造的「阿Ｑ」，

李宗吾先生所创造的「厚黑」，

以及柏杨先生所创造的「酱缸」，

都是至理存焉，鼎足而叁。

要言之，「阿Ｑ」是揭露中国人的「人性」，

「厚黑」是揭露中国人的「官性」，

「酱缸」似乎是集上二者之大成；为什麽会有「阿Ｑ」？因为有「酱缸」；为什麽「厚黑」横行，不可一世？也因为有「酱缸」。

「酱缸」究竟是啥？其成份又是啥？柏杨的定义（见《死不认错集》【《勐撞酱缸集》】）是：「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

奴才政治、

畸形道德、

个体人生观，和

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人类特有的

灵性僵化和泯灭的

浑沌社会。」

柏杨接着又说：「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应是构成酱缸的主要成份，因为这些成份，自然会呈现出来几种现象，曰『对权势的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诈欺』，曰『对殭尸的迷恋』，曰『不合作』，曰『澹漠冷酷猜忌残忍』，曰『虚骄恍惚』」。

在介绍「酱缸产品」之前，笔者趁着这个空档，还要说几句话。因为开始介绍以后，便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再想中途插队，一定插不进去。

有些爱国之士认为：中国需要富强，无人可以否认。如何谋求富强，才是当务之急。尽量揭老祖宗的疮疤干麽？拚命骂老祖宗又有啥用处？难道说，把老祖宗骂得痛快淋漓之后，国家就富强得起来了吗？

笔者认为，话可不是这麽说。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病」的民族，年代愈久，「病」也愈深。这个「病」，

起因于汉武帝之独崇儒术，

加上后来几位蒙古大夫（如科举，如宋明理学）一搞，

更把中华民族搞得灵性全失，一息奄奄。

以前的对手们如匈奴、突厥、契丹、西夏，实在是文化基础太差，无法与我们抗衡，即使是后来的蒙古和满清，也只是在武力上征服我们，在文化上却被我们征服。这些文化上所历经的「顺境」，使我们虽患病而一直不能自知。直到清代对西方门户开放以后，我们所遭遇的对手，和从前的大不相同，才病态毕露，一发而不可收拾！

一个有「病」的民族，正如同一个有病的个人，不先把病治好，一切无从谈起。若民主，若科学，实天下至补之药，但对一个患严重肠胃病的人来说，补药有什麽用？欲治病必须先探求病源，病人既不能讳疾忌医，也不能畏痛忌

割；在必要时，断臂锯腿，毅然为之；割胃换肾，在所不惜。必须具备如此之勇气，始有起死回生之可能，此虚心检讨传统文化病徵之所以重要。

中华民族的这个「病」，究竟是啥？鲁迅、李宗吾、柏杨等，已先后摘要指出；至于「药方」究竟要怎样开？这个问题更大了。鲁、李、柏叁位，似乎都没有为我们开出可以药到病除的处方；想来想去，觉得这几位先生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供吾人参考。这「言外之意」是：把病徵一一指出，把病源一一列出，然后，每一个有心的中国人，对着这些病徵，时时自我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假如这种有心人愈来愈多，大家「改之」和「加勉」的劲儿愈来愈大，那麽，不出几年，中华民族这个老病，便可以不药而癒了。这也许又牵涉到「知易行难」或「知难行易」的问题，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死不认错集》（《勐撞酱缸集》）中说：

有人以为，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不但不责备自己，反而穷气乱生，怪老祖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使我们现在受罪。如果能打下

钢铁江山，教我们安坐享福就好啦。对于这种说法，柏杨先生的答覆是：「这就跟父子一样，当孩子的结结实实，聪明伶俐，又上过大学堂，然而却把日子过垮，当然不能责备他的父亲，而只能怪他自己不争气。可是，

如果他一生下来就

被淋菌弄瞎了眼，就

遗传了羊癫疯，就

遗传了色盲，而又

是个白痴，则他到了后来，沿街敲砖，乞讨为生，

他的责任就太小。他如果指责他爹不该染一身梅毒，指责他娘不该不把淋病治好，我们能忍心教他闭嘴乎哉？」

柏杨所列举的酱缸产品，当然不一定完全都对，但至少有一部份是对的。

还是一句老话，希望读者中的有心人士，切实地反省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则中华民族幸甚！

柏杨的文章，一向是脉络分明，可惜其在叙述酱缸产品时，行文相当凌乱，有时一扯，离开原题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然后嗖的一声，一个觔斗云翻了回来，过了一会儿，又是一个觔斗翻走。下面的介绍，是经过笔者的一番整理，以求不违背其原意为原则，请细心的读者勿逐字逐句与原文核对。

酱缸产品之一，是对权势的崇拜狂。

在古代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当然是皇帝。伦理观念对皇帝概不适用，皇帝所有的旁系尊亲属，在皇帝面前只不过是「臣」是「奴才」而已（假如皇帝是过继来的，那麽即使是自己的亲爹娘也不例外）。这种逆伦灭性（官性大于人性）的畸形道德，不但无人反对，反而认为天经地义。在宫廷生活的荒淫方面，洋皇帝更是望尘莫及。唐代的「后宫佳丽叁千人」，固无论矣，即使在周王朝时，天子也可以合法的拥有一百二十一个太太。夫《礼记》中的〈内则〉，更为天子苦心孤诣地排好颠鸾倒凤的日程，使这一百多位妻子，可以雨露均沾，不至争风吃醋。所有圣人，对这些不但不予反对，反而化「淫棍」为天子圣明，化「杂交乱|交」为正式的国家法制和社会规范。因此，柏杨认为：圣人不仅是帮凶，简直是正凶，跟有权的大淫棍们是共犯。盖权力好比汽油，圣人不但不设法防止它燃烧，反而抢着点火，怎不一发难收？柏杨认为，洋皇帝的权力，一直受到知识份子的约束，但中国圣人为当权派发明畸形哲学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原来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全是来自大淫棍的赏赐，无怪乎大嫖客想干啥就干啥，有了圣人发明的「理论」基础，这种乱搞是既合法又合理，既顺天又应人。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所谓「仁」也者，似乎只能在书本上找，很难在行为上找。而且「仁」似乎并不是平等互惠性的。

对权势绝对崇拜的结果，缺乏敢想、敢讲、敢做的灵性，一定产生奴才政治和畸形道德。没有是非标准，只有和是非根本不相干的功利标准。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大家都削尖了头，拚命往官场裡去鑽，只要给我官做，教我干啥都成。像陶渊明之不为五斗米折腰，能有几人？「十年辛苦」，不是为了研究发明，不是为了着书立说，也不是为了奔走革命，而只是为了「一日成名」，「成名」者，有官做之谓。

古往今来，做官之所以把人吸引得如痴如狂，原因有四：

一、有权在手，可以某种程度（视官之大小而定）地为所欲为。

二、受人崇拜。

叁、学问变大。（洋人知识即权力，中国权力即知识。）

四、财产增多。洋人以经商为致富之源，中国人重士轻商，且受孟老夫子「何必曰利」的影响，所以口不言利，但心裡却想利，想得要死要活，乃以做官搜括为致富之源。昔南宋大盗郑众受招安后为官，同僚鄙之，郑众有诗曰：「各位做官又做贼，郑众做贼才做官」，可谓一语道破。

在权势崇拜狂之下，不要说政治场合、学术场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也变了质：变得近视，变得势利。

有人认为：中国人虽缺乏公德心，但富有人情味。其实所谓人情味也者，还是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而又少。留美「学人」短期（请注意「短期」二字）「访」台，恨不得每天有四十八小时参加应酬，「学人」「返」美后，都是「人情味」的见证人。但笔者一位在台的世伯，在股票上栽了觔斗，一生积蓄付诸东流，于是旧日好友对其都敬而远之，在街上遇到时，佯为不见，想打小麻将消遣，都找不到一个搭子（怕他输了付不出钱），人情味者，当如是乎？

酱缸产品之二，是自私与不合作。

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项：一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地方走去。另一是「行仁政」，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在压迫小民时压得稍轻一点。

在这裡抄几段儒家的经典，说明其「明哲保身」哲学：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关于行仁政：皇帝假如偏偏不行仁政而行暴政，那又怎麽办呢？儒家似乎并无有效的对策，唯一的对策只有「进谏」，进谏而又不被採纳，那就只有「邦无道则隐」之一途了。

自私之心，在私有制社会中，未可厚非。但自私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儒家的思想既自私而又不肯冒任何风险，就一定变成社会进步的反动力！

柏杨认为：在现代中国，自私观念又更进一步：一个计画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其事的朋友，第一个念头似乎都是：「俺可以在裡面捞到多少好处？」「俺可以少负多少责任？」大家都在这上面兜圈子，国家还有什麽前途？

一部二十五史，便是一部官挤官史，和官斗官史（皇帝当然是官中之最大者）。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挤你，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除了动刀动枪，还动谗动谄。刀枪固然可怕，谗谄尤其难防。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用到窝裡斗上。

窝裡斗的劣根性，是不合作最主要的原因。此外，弱者「明哲保身」，强者「定于一」，这两种不同的思想，也构成一个不能合作的习惯反应。所谓「强者」是指不安份的人，不怕铤而走险的人，也是「打天下」的人；所谓「定于一」，是指一种独断独行的气质：「凡是有老子在场的地方，一切都得听老子的！」

酱缸产品之叁，是澹漠、冷酷、猜忌、残忍。

在朱秀娟女士的大着《纽约见闻》中有一段，大意是：朱女士初到纽约，偕夫逛街，遇一黑髮黄肤之陌生人士，有「他乡遇故知」之喜，乃赶紧热情招呼，该黄肤人士竟视若无睹，擦肩而过。朱女士未免下不了台，乃自我安慰曰：「他一定是日本人。」十几分钟后，在地下电车中，又遇见该黄肤人士，正埋首读武侠小说哩。朱女士又自我安慰：「他一定以为我是日本人。」朱女士写来轻鬆，但读了以后，心情沉重。柏杨所称「澹漠、冷酷」，其此之谓。

在美国，后来的犹太人有先来的犹太人照顾；在巴西，后来的日本人有先来的日本人照顾；只有在海外的中国同胞，只好一个人乱闯，最多只能找找私人关係，但永远找不到民族感情。

在台湾的中央、省县、乡镇大小衙门，大多数办事人员都是一副晚娘面孔（柏杨曾以台湾银行、公路局监理所、区公所为例来说明），这些大小官僚姑且不去说它；最令人不解的是：商店需要和气生财，以服务顾客为第一要义，可是很多大公司的男女店员，却都是一副晚娘面孔，对顾客没有一丝笑容，没有一点耐心，对我们这个口头上高喊的「礼义之邦」，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所以柏杨建议：我们最好不喊；即使忍不住要喊的话，那就老老实实把我们喊成「书上的礼义之邦」。

因为处处是澹漠、冷酷，用正常的脚步，寸步难行，特权现象乃油然而生。举例来说，拿份户口誊本要等一个星期，有了天大的急事，再哀求他也没有用，或者是要买张车票，急如星火，偏偏卖票员说，几天后的快车票都卖光了。当此时也，最好的办法，便是找一张特权阶级的名片，或者是找一位在「裡面」做事的朋友，关照一下，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户口誊本可以在十分钟之内拿到，下个钟头的特快车票，也会马上含笑送来。

谈到猜忌，这跟官的大小成正比。柏杨曾在《闻过则怒集》（《不学有术集》）中指出：

历代忠臣良将的下场，多数惨不忍睹。举其较为大家所熟悉的，计有赵之李牧，秦之蒙恬，前汉之韩信、周亚夫、李广，后汉之窦宪，唐之侯君集、高仙芝，宋之杨业、岳飞，明之徐达、于谦、熊廷弼、袁崇焕。那些溷帐皇帝总是代敌人报仇，令人浩歎！皇帝之所以如此，全是猜忌心作怪。大好的精力，除了用在女人的身上外，剩下来的全用来杀人才、防反叛，别的啥都不谈。皇帝猜忌臣下，官员猜忌同僚，小民猜忌朋友，上下交猜忌，而国危矣！

说到残忍，柏杨更是慨乎言之。他提到宦官，提到女人缠足。中国人居然会想出这种残忍的玩意儿，真是中国人的莫大耻辱！更严重的是：

圣崽们平时板起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要求小民应该做这这这，不应该做那那那，但对于最不应该的割男子之阳、缠女子之足，以及幽禁女子之青春（皇帝后宫叁千人，大官儿姬妾如云），却缩起头来不敢挺身说话。对于宦官、宫女、姬妾不但不敢说话，也许还认为是理所当然，这又牵涉到权势崇拜狂问题。对于女子缠足，不但不予反对，反而表示欣赏，于是为文研究者有之，吟诗讚美者有之，此无他，以女性为男性玩物，男性牢不可破之自私心在！

柏杨漏掉了国人另一残忍的表现，笔者必须代为补充，那便是刑求（俗称屈打成招，台湾则习称「修理」）。宦官制度随满清王朝之结束而结束，缠足也受新风气之影响而废止，独有「刑求」，一枝独秀，且有后来居上之势。盖现代科学进步，施行的方法也跟着进步，而且都是内伤，蒙古大夫想要验伤，都验不出来。

中国历史上冤狱无数。冤狱虽不一定来自刑求，但刑求则必然导致冤狱，所谓「叁木（古代刑具）之下，何求不得！」古时侦查刑桉，不凭推理，不凭

证据，自抓人到判刑，全凭办桉人和审判人的自由心证。最常见的是：抓到疑犯，送上公堂以后，先不问情由，打他（她亦然，男女一律平等）叁十大板再说，算是来个下马威，假如再不招供的话，那「好戏」还在后头呢。有些被冤枉的人想，既然不幸落在这些活阎罗的手裡，招供了不过一死，不招供也难逃一死，而且长痛不如短痛，与其零碎地受着活罪，不如横了心就招了罢。招供以后倒是不再受刑，只等「秋决」时喀嚓一刀而已。也有些运气好的，遇到了青天大人（如敝同乡包拯先生）来覆审，结果沉冤昭雪，重见天日（当然没有「冤狱赔偿」这回事），但青天大人毕竟是少而又少，此开封市长包拯先生之所以被小民怀念至今。

在台湾住过的人，大概都还记得：二十年前的八德乡灭门血桉，真是轰动一时，但也构成了台湾的最大冤狱之一。正因为该桉轰动一时，叁作牌对上级非交账不可，于是就抓穆万森、秦同余等数人，来做代罪羔羊。结果，秦同余被「修理」过度，竟死在刑警总队的囚室。穆万森虽是人所周知的甲级流氓，但也人所周知他与八德血桉无关（按：八德血桉是由于前军统局特务人员的窝裡反），总算他身体壮，熬过了修理，请了几位好律师，结果把冤狱平反了过来。由于牵涉到特务人员，所以八德桉永远悬在那裡。

在中国古代，比「刑求」更为残忍的，还有「满门抄斩」和「诛九族」，令人不寒而慄。幸运的是，随着专制王朝的结束，这些极不合理的「制度」，也都随风而逝了。

酱缸产品之四，是文字诈欺。

柏杨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只有「美」，只有「善」（也只是向权势效忠型的善），而很少「真」。

「真」在中国历史文件中，几乎没有地位。儒家开山老祖孔子在其大着《春秋》中，就公然提倡文字诈欺，而其信徒们则更进一步制订诈欺细节。《公羊传》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讳」者，就是文字诈欺。讳来讳去，剩下来「不讳」（也就是「真」的）部份，还能有多少？

关于中国正史上明目张胆的文字诈欺，柏杨曾有专书，曰《鬼话连篇集》（《乱做春梦集》）。上面所收集的，全是历代帝王（特别是开国帝王）装神弄鬼的记载，一望而知其说谎。举例言之：

刘邦之母因在野外与蛟龙性|交而有孕，遂生刘邦。（按：此龙种也！）赵匡胤生时，室外红光四射，室内异香遍佈。其所以如此说谎，原意大概是：天子之所以为天子，自有其与众不同处。尔等小民，不可生非份之想。阁下太夫人受孕之前有异征乎？曰：「无也。」阁下诞生时有异香满室乎？曰：「无也。」既然是「无也」「无也」，阁下还是安份为宜，不必梦想皇帝宝座，以免脑袋搬家、祸延九族。有时也有些聪明的军阀或流氓，知道其中奥妙，硬是说他出生时也是如此这般，那麽，此公至少已具备当皇帝之必要条件。

更进一步分析，文字诈欺，乃是来自对权势的崇拜。所以中国历史学家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只有功利。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酱缸产品之五，是对殭尸的迷恋和肤浅虚骄。

对祖先的慎终追远，在本质上是充满了灵性的；但可惜变了质，变成了对殭尸的迷恋。

孔子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遂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盖外国人都是往前进一步想的，偏中国人遇事都往后退一步想。「退一步」，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

对殭尸迷恋的

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

第二个现象更糟：「古时候啥都好」包括古人人品好，古代法令规章好，古书好，古代名词好。

举一个较突出的史例：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先生，算是跳出了酱缸，他说过叁句衝击力很强的话：「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结果，一些对殭尸迷恋的人，群起而攻之，这股反对力量，如排山倒海而来，迫使他的变法终归失败。假如王安石变法成功，中国的历史恐怕要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