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转贴余杰(中国人文及政治题材作家)文章:”我在戴立忍的声明中读不出民国风范”
戴立忍事件发生之后，中国著名的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罗昌平在网上发表了《抱歉了，戴立忍》一文，在文章中说：「对不起，戴立忍先生，再次为这些日子大陆网民给您带来的压力和困扰表达我深深的歉意。」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民族主义取代了马列主义成为中共的遮羞布，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民族主义是流氓手上最后一张王牌。罗昌平如此描述中国粪青的面目：「他们逢日必反、看到五星红旗就会热泪盈眶、一说到南海就喊打喊杀、911发生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哀悼但他们却欢欣鼓舞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美国人的报应。」在他看来，粪青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一没出过远门、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三基本上一事无成，没什么事儿比爱国更让他们有身份的认同感、更让他们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了。」前一段描述是准确的，后一段描述却大错特错了。
中国的粪青并不都是对现状充满怨恨的底层民众，正如德国的纳粹并不都是希特勒那样的失败者和边缘人——戈林、戈培尔、施佩尔等人都是风风光光的头面人物。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巴黎索邦大学和台湾大学的校园里演讲时，都曾遇到过声情并茂地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辩护的年轻人，他们当然出了远门、家庭出身至少是中产以上（才可能支付昂贵的学费）、既然在名牌大学念书显然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罗昌平的说法将复杂的粪青现象简化了，似乎消除了贫富悬殊，粪青就会自动消失。相比之下，台湾作家吴明益在脸书上的分析更准确：「中国此刻经济确然有进展，自卑感却愈甚。极端民族主义对应的并不是民族自信心，而是自卑。」换言之，粪青产生的原因，不是物质基础的匮乏，而是心灵的扭曲。
更让我惊诧莫名的是罗昌平的另一句评论：「在您的声明中，我读到了什么叫作温良恭俭让，什么叫作民国风范。」我的感觉怎么就跟他截然相反呢：我从戴立忍的声明中读到的是一种捷克作家克里玛所说的「阴沟里的气味」——一种被邪恶力量征服之后的自我妖魔化，一种文革中「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规训与臣服。
在毛泽东时代，除了毛泽东之外，几乎人人都写过「检讨书」，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很多知识分子惟有通过自我羞辱才能苟活下来。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在《我的检讨》中说：「我为了个人利益……二三十年来，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着『太上皇』。」担任过民主同盟副主席的罗隆基在《我的初步交待》中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有了罪过的人。我的罪过是严重的。我今天已经羞愧到无地自容的地步，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领导党，我要彻底改造自己。」戴立忍的声明，与这些声泪俱下的检讨书何其相似！
温良恭俭让是国民党过去向台湾人民注射的儒家毒素，它并不是台湾比中国优越的证据；而所谓的民国风范，是那些被共产党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国人对中华民国一厢情愿的想象——「民国热」中最热的便是「民国范」。然而，那些陶醉于「民国风范」的中国公知，却不知道自己对两岸议题的本质已疏远和隔膜到何种程度：台湾与中国的对立，不是温良恭俭让的民国风范与粗鲁狭隘的「中华小粉红」的对立，而是台湾人民信仰的「住民自决」的普世价值与中共及其支持者信奉的「大一统」天朝意识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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