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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西方的东方,中国、日本学德国,仍在东方思潮绕圈 2022-04-27 21:24:26


余杰:德国,西方的「东方」(ZT)


纳粹不是极右派,而是极左派

 

在一九九○年十月叁日(正好也是我的生日)于柏林爱乐音乐厅举行的庆祝德国重新统一仪式上,德国总统魏查克骄傲地宣称:「历史上头一次,整个德国都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拥有了稳固的位置。」然而,此后叁十年真是如此吗?

 

二○一一年叁月十七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动议,阻止利比亚政府军对班加西守军的屠杀威胁。在投弃权票的几个大国中,德国和俄罗斯选择与中国站在一起。这并非德国历史学家(被誉为代表德国「正统思想」的「国家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所说的「德国历史上头一回出现的自我边缘化行为」,而是德国再次暴露出它的东方性——它是西方国家中的东方国家,不单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哲学和精神意义上的「东方」,它比日本更「东方」——


《明镜週刊》承认,相对于西欧的人权、自由,还有理性主义与启蒙主义,德国人对于丰饶却也隐讳的东方世界总是带着憧憬。德国是偏离西方文明正统最远的西方国家,是文明国家中的「不文明国家」或「半文明国家」——温克勒颇不情愿地承认:「在德国,西方民主观念的阻力是任何一个曾属于古西方的欧洲国家都不能比拟的。」

 

德国是音乐和哲学的故乡。然而,马克思主义诞生在德国,纳粹主义也诞生在德国,这绝非偶然。德国没有也不可能永远告别过去,当德国总理表示,要像欧洲其他大国那样不带感情地指导国家事务的意向时,许多人都感到战慄。史蒂文.奥茨门在《德国史》发出问号这可能是古老的德国文化准备回归铁血斗士岁月所发出的隆隆声响吗?

德国的幽灵又回来了,无论这个幽灵是马克思的幽灵,还是希特勒的幽灵——其实,这两个幽灵是同一个幽灵。

 

一九二○年,希特勒将党员人数屈指可数的德国工人党改名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因为纳粹党后来与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为敌(纳粹的叁大敌人为基督教、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它常常被归入极右翼政党——其实,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一个二十世纪政治哲学中最严重的「张冠李戴」,或者说是纳粹党覆亡后,左派为与之撇清关係而採取的一种高明的叙事策略。

 

由此,右派因为被视为纳粹的同类而遭到妖魔化,左派却得以金蝉脱壳、拍手称快。实际上,真正的右派走中道之路,尊重传统(基督教传统)和秩序(清教徒秩序),反对激进的和全盘式的革命。右派的观念秩序摒弃极端主义,根本没有所谓的「极右」,或者说「极右」就是「右」的敌人。而作为右派对立面的左派阵营,则不存在「温和左派」,因为「左」本身就是激烈和极端的代名词。

 

在罗伯.维特曼、大卫.金尼合着的《恶魔日记》一书指出,纳粹党与共产党、社民党之间确实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竞争关係,那是争夺权力的缘故:希特勒将夺取政治权力看作是革命的完成,戈培尔则将其看作是革命行动的最后一个阶段。有趣的是,戈培尔早年信奉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企图实现纳粹与共产党的合作,他在一封写给共产党的公开信中表示:「你我双方互相争斗,但实际上我们并非敌人。斗争让我们的力量被分散,这样就无法达成共同的目标了。」

可见,在本质上,纳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同类。它们首先是一种「身分政治」——以工人阶级为其先锋队,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实行极权主义统治。纳粹在俾斯麦的基础上建立了第一个福利国家,宣布五月一日为国家劳动节,希特勒多次讚扬工人的勤劳。(彼得.曼施泰因的研究表明,国社党中有百分之叁十五为工人。迪克.吉尔里在《希特勒和纳粹主义》说,科南.菲舍尔的研究表明,有许多手工劳动者参加了纳粹衝锋队。于尔根.法尔特的选举研究表明,国社党百分之四十的选票来自于工人阶级。而纳粹的经济政策大大改变了此前的自由贸易和个人企业精神,将工业和商业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若未经过一个新的、由二十五个监督机构组成的经济独裁部门的许可,德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不得购买和出售任何商品。约翰.韦茨在《希特勒的银行家》说道,纳粹时代的西门子与中共的华为一样,都是由代理人管理的国有企业。

 

纳粹与共产党的相似之处,除了趋向集体主义的威权福利国家、讨好工人阶级的身分政治、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之外,当今左派最热衷的环保议题也是纳粹的拿手好戏。纳粹的环保思想背后是民族主义的「自然崇拜」。正如希特勒的御用哲学家、「黑森林哲学家」海德格在纪念纳粹义勇军士兵的演讲中所说:「这位义勇军士兵透过枪口,用他的心眼远眺黑森林的高山、森林与峡谷,为了德意志民族及其帝国而死去。」池上俊一在《德国不思议》一书中提及,纳粹在屠杀犹太人的同时,制订了西方最完备的保护动物(包括宠物)的法律;纳粹在掠夺他国自然资源的同时,致力于打造「清洁的帝国」,将维护森林视为整个大自然保育的核心;纳粹在清除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的同时,推行反酒精、反吸菸运动,在预防医学上也不遗馀力,保持身体健壮,试图建立「健康国家」。希特勒终身不菸不酒,而且茹素,爱狗,爱森林中的一草一木,是完美的「环保先锋」——今日美国民主党「绿色新政」的提倡者,以及台湾极左派的「护礁运动」,谁也比不上希特勒。

 

被神话的德国的转型正义:大屠杀是纳粹的专利吗?

 

二○○四年叁月二十四日,前拉脱维亚女外长、时任欧盟委员的桑德拉.卡尔尼特在莱比锡书展的演讲中说,一九四五年「纳粹瘟疫」结束后,「恐怖在欧洲的另一半继续蔓延,在铁幕的另一侧,苏联还在继续迫害和灭绝东欧以及自己的民族。欧洲历史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书写了五十年,这是一种成王败寇的历史书写。直到铁幕倒下,研究者才最终有机会接触档桉资料和受害者的经历;他们的考察证实,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极权统治在罪恶程度上不相上下。」

 

「罪恶程度不相上下」—这几个字眼让德国犹太中心副主席所罗门.克尔恩抗议性地离开了大厅,他说这样的表述是「无法接受的」。战后,犹太人成功建立了以色列国,而且在西方掌握了经济、学术和媒体的权力,他们追讨纳粹罪行的努力让人肃然起敬。但另一方面,犹太人将纳粹大屠杀定义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暴行,「大屠杀」成为特指对犹太人的屠杀,从而反向形塑了某种犹太民族主义和「犹太人命贵」的观念。已经去世的华裔人权活动人士吴宏达在华盛顿建立了一间小小的却门可罗雀的「劳改博物馆」,有一次,他与几个街区之外的宏大的大屠杀博物馆联繫,希望对方闢出一个展厅展出中共大屠杀的史料和事物,却被对方婉拒——对方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是:中国人不是犹太人,中国人不如犹太人命贵。

 

对于德国人来说,他们的转型正义的核心就是将纳粹大屠杀视为唯一的和绝对之恶。德国前总理布兰特在华沙二战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被普遍视为一种对德国历史罪责的忏悔。然而,在我看来,下跪过于夸张和煽情,它掩盖了深刻且多元的思考。曾任布兰特撰稿人的作家钧特.葛拉斯,对于集中营的存在以及他隐瞒了六十年的曾身为青年亲卫队的污点,「採取一种他所谓的诗的『苦行』和『怀疑主义』态度。」葛拉斯甚至以大屠杀为论据反对德国统一:「德国人再一次被赋予『选民』的角色:只有他们曾犯下莫可名状的滔天大罪,所以现在他们理应拒绝统一,继续活在可悲的永恆谴责之中。」这种过度表演的自虐感动了很多德国人,却感动不了我。

 

「今天谁还在讨论灭绝亚美尼亚人这件事呢?」一九叁九年,希特勒这样问他的将军们。当时希特勒正让将军们在东线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抛掉你们心中的怜悯」、「行动要粗暴」、「要极其严厉」。希特勒说得没有错。但犹太人当然不能接受此种类比——海外的亚美尼亚人不具备犹太人在西方的权势,西方对亚美尼亚人命运的关注,不能望犹太人之项背。直到今天,亚美尼亚受到背后有俄罗斯和土耳其支持的亚赛拜然的攻击时,西方仍视若无睹。同样,德国人当然也不接受希特勒的这种类比——土耳其人哪裡比得上优秀的日耳曼人?

 

一切都在一九八六年那场「历史学家争论」中尘埃落定。哈伯玛斯和葛拉斯等左派大获全胜,由此将纳粹的罪行德国化、绝对化、不可比拟化。后来,偏左翼的英国历史学家埃文斯不同意提摩希.史奈德在《血染之地:希特勒和史达林之间的欧洲》一书中将希特勒和史达林两个暴君的杀戮相提并论,在他的《历史与记忆中的第叁帝国》一书中,认为这是「冷战叙事」。然而,这两个暴君及其实施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希特勒的集中营与史达林的古拉格不分轩轾。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以及数量相当庞大的俄国人、波兰人和东欧诸民族;史达林也杀害了数百万计的乌克兰人、俄国人和东欧、中亚的各少数民族。希特勒和史达林都透过种族或阶级灭绝来实现其愿景:希特勒要清除欧洲的犹太人,征服苏联和东欧诸国,拓展德意志的生存空间;史达林要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并且往东西两个方向扩大苏联帝国的疆域,实现共产主义的国际化。希特勒和史达林之后,毛泽东、习近平、金日成家族、波布、米洛塞维奇等独裁者继续着规模不等的种族灭绝政策。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习近平将数百万维吾尔人关进「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中营」,让他享有了「习特勒」之威名。

 

「以罪为傲」不是真诚的反省和忏悔

 

有一次,我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用大屠杀形容毛时代的大饥荒,哈佛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摇头表示不同意,彷彿他们被严重冒犯了。

 

无独有偶,德国历史学家温克勒在《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提出的「不能类比」的理由是:「德国在文化上是一个西方国家,参与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并有悠久的法治国家传统。而俄国与柬埔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原谅史达林和红色高棉的罪行。只不过,希特勒及其帮凶们的行为需要用西方标准来衡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德国发起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包括对犹太人、辛蒂人和罗曼人的屠杀,是二十世纪最大的罪行,也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罪行。」

 

这裡,温克勒用「当然」、「只不过」等词彙完成了价值观的叁次转折,暴露出他骨子裡挥之不去的种族优越感——纳粹大屠杀必须「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而俄罗斯、柬埔寨以及他不屑提及的中国等「东方」的屠杀则有另一套标准。在两套截然不同的标准中,被希特勒屠杀的各族人的生命自有其价值;但被希特勒、波布和毛泽东屠杀的另一些种族的生命则有另一种价值(次要价值)。纳粹的罪行才是「最大」的,而发生在东方和非洲的屠杀是完全可忽略不计的。看来,「被谁杀」比「被杀」这一事实更重要:被纳粹屠杀的人有福了,因为有历史记载你们,有后代的德国人纪念你们;而被东方暴君屠杀的人无福了,你们被埋葬、被遗忘、被无情从历史书中抹去,而且与西方世界无关(儘管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病毒都是从西方传来的)。温克勒的论述,在看似义正辞严地声讨纳粹的同时,却不自觉地与纳粹思想惊人地「同构」。

 

从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着《菊与刀》中提出「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区分后,德国与日本对待战争罪行的态度的对照就成了一种固化的看法——德国做得很好,日本做得很糟。中国也巧妙地利用这一论述佔据道德至高点,无限夸大作为受害者的悲情。这种看法实在是一大迷思。

实际上,日本比德国更「西方」,而德国比日本更「东方」。在战争罪行本身以及对待战争罪行的方式上,日德对照还有其他维度:首先,日本当然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但日本不曾像德国用集中营的方式大规模屠杀其本国及其佔领国的少数族裔;其次,日本对战争罪行的反省未必比德国差——儘管没有一个日本政客向布兰特那样下跪,却有日军将领更勇敢地剖腹自杀,战后日本的反战运动也比德国更声势浩大且持久。

 

在这场漫长的「认罪」比赛中,长期被不公正对待的日本,终于有人敢于打破沉默、发出异议——长驻德国的日本记者叁好范英敏锐地发现:二战后国际社会对纳粹的倒行逆施大加挞伐,让德国知识分子受尽折磨,而为求得心理补偿,就是以自己克服过去并付出清偿为傲,这应该也是一种不自然的情感面向。德文有个词叫作「以罪为傲」(Schuldstolz),只要是因战争而来的一切,都由德国承担道歉。虽然听起来很矛盾,但是身处其中的德国人坚信自己彻底「克服过去」,并获得了道德上的高度,也因而产生了所谓的「赎罪的意识形态化」。由此,德国人完成了由「自虐」到「自傲」的转化。

 

德国人习惯于居高临下地批评日本、教导日本「重视人权」(他们甚至认为,中日之间的所有争端,错的都是日本),似乎冠冕堂皇。但叁好范英在《德国风险》揭露了这背后极为幽暗的心态:「对德国人而言,只要不断重複德国在『克服过去』所做的每一步努力,正是世界的楷模,而日本仍然邪恶,就会不时挑起这种扭曲的优越感。藉此,一再因为纳粹的过往而被人谴责的德国人,发现了『在道德上比自己更低劣的日本人』,或许也就找到了回复平衡的精神机制。」

 

我认为,纳粹的大屠杀与种族灭绝,既有「德国特徵」,又有「普世意义」。纳粹的种族屠杀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这种说法并非弱化纳粹的罪行,而是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大历史视野和人类整体的高度上看待纳粹大屠杀及其他类似的屠杀。

 

将纳粹、国民党与共产党钉在同一个历史耻辱柱上

 

「反法西斯」的宣告,在德国和全球范围内,都让人无可挑剔。然而,诸多打着「反法西斯」旗号的政党和运动,并非为了反法西斯,而是通过打法西斯这隻「死老虎」来树立其话语权力、政治正确及统治合法性。

 

比如,共产党统治的东德从历史中得出的教训不是反极权,而是「反法西斯」,他们将柏林围牆命名为「反法西斯防卫牆」—儘管牆的那一边并没有法西斯,儘管他们自己像法西斯那样在牆下任意射杀无辜平民。

 

又比如,二○二○年肆虐美国的「黑命贵」运动中,躲在幕后操纵的「安提法」组织—英语「antifa」起初源自德语「Antifa」,德语中「Antifa」为「antifaschistisch」(反法西斯主义者)之缩略语。专门研究安提法的历史学家马克.布雷指出:「不要忘记他们自称为革命派。他们是超出了传统自由派-保守派政治光谱的无政府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是「黑命贵」运动中最暴力的一群人,他们造成了数百个平民和警察的伤亡以及数十亿的财产损失。

 

那些声称反法西斯的左派政客和文人,一遇到还活着的、升级版的法西斯—中共政权—的时候,立即瞠目结舌乃至满脸堆笑。我在十多年前访问德国时,曾当面将刘晓波和独立中文笔会的资料交到德国总理梅克尔手中—十多年之后,我逐渐知道这样做是「明珠暗投」。梅克尔一直稳稳当当地执政,让她的导师柯尔时代的「德国的欧洲化」悄然转向「欧洲的德国化」;然而,与此同时,比一百万穆斯林难民涌入德国而产生的「德国的伊斯兰化」之隐忧更严重的却是「德国的中国化」。梅克尔的亲中政策超过其前任施密特和施罗德,儘管她像两位前任那样肉麻地恭维中国,但她让德国的经济繁荣完全仰赖于中国的奴隶劳工和畸形市场,因而对中国将数百万维吾尔人关进「有中国特色的集中营」不置一词。


 

二○○九年,我两度访问德国之后完成了《从柏林围牆到天安门》一书,比较德国和中国现代化道路之异同—我在二○○八年北京奥运会的穷奢极慾中,看到了一九叁六年柏林奥运会的影子。当年,戈培尔向德国人公开喊话,要大家「必须展现出比巴黎人更优雅的面貌」。果不其然,访客们「都对德国的国力与年轻人的热情感到印象深刻,被戈培尔的宣传手法给蒙蔽了」。批判纳粹的作家威利.布兰特写道:「谁不会被那种氛围给打动?所到之处,只见年轻人都是笑容可掬,各种新的纪念性建筑四处林立,经济繁荣无比,而这一切都足以印证纳粹的施政成功。欢腾的观众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反对声音的打扰,集中营裡的哭喊声以及受迫害者死前的惨叫声,是不会传到体育馆裡的。」之后,纳粹德国发生了什麽事情,不用再多说了。

 

同样,我在北京奥运期间的半软禁状态中(可以在小区内散步,出小区必须乘坐警方的车辆,且不得进入奥运场馆附近)写作这本德国主题的书,我看到了中国正在沿着纳粹的道路高歌勐进。这种儒家天下主义加上共产极权主义的路径,不是始于习近平登基,而是始于二○○八年北京奥运。我奋笔疾书,大声呐喊,却无人倾听。

 

这本书在台湾出版之后,中国在纳粹化的方向上加速行驶,而我的人生也发生了若干剧变。因零八宪章,刘晓波被捕并被判重刑,我逃离中国、流亡美国。然后是刘晓波「被肝癌死」,以及揭露中共暴政的「证词」写作者廖亦武成为有史以来在德国最成功的华文作家—与此同时,德国的反美倾向,以及德国与中国的「准盟友」关係,日渐明晰。用叁好范英的说法,「怀抱着东方憧憬的德国,其实是对自己曾是大陆国家的再发现」;而用我说法就是,中国之于德国是一面镜子,德国在中国的身上发现了同样有浓得化不开的帝国情结的自己。

 

十二年之后,我在原书稿的基础上增补了若干新的材料和晚近十二年来发生的事件,让全书更为丰富与鲜活,并更名为《德意志的美与罪》重新出版。美与罪,是德国文化和德国精神中深刻的二元对立,是晚近五百年德国历史中的二重奏:新天鹅城堡堪称人间仙境,却又是自杀胜地;华格纳的歌剧宛如天籁之音,却成为纳粹闪电战的背景音乐;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字字珠玑,却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被演绎成杀人哲学;纳粹的军服让穿上的官兵显得英俊潇洒、神采飞扬,却不能掩饰他们的铁石心肠、杀人如麻……如此美,如此罪,美与罪,剪不断,理还乱。

 

当年,我在书中所作的预言一一实现,我却丝毫没有高兴之意。十二年前,我在书中的警告,至今仍未过时: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台湾,剔除来自德国的浪漫主义、绝对主义、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乃是民主化、民主巩固和转型正义的必修课。

 

在为祸中国的共产党和为祸台湾的国民党身上,既有苏俄共产党的烙印,也有德国纳粹的阴影。唯有将纳粹、国民党和共产党钉在同一个历史耻辱柱上,德国人、台湾人和中国人才能真正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本文摘自《德意志的美与罪》作者余杰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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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应该「脱亚入欧」还是「脱亚入美」?──读余杰新着《大光系列叁书》(ZT)

余杰最近出版的大光系列叁书:《清教徒秩序叁百年》、《欧洲的歧路》、《华夏转型两百年》应该是最近台湾出版界最重要的大事之一;也是目前台湾史学界第一次用清教徒的观念做为中心来分析世界近代史的书籍,以前台湾从来没有这种史观和史书,将来会不会有还很难讲!

 

这本书有数不完的新颖的观念,是从前台湾史学界的学者所想不到的。比如说裡面有一个观念非常重要,就在于直接了当告诉台湾人的我们说:「从世界近代史看起来,现在的欧陆国家被证明已经不行了,走模彷欧陆(比如说法、德、俄)政治体制路线已经是绝望了,因为它佈满了一条条歧路;如今我们只好走模彷英国、美国的路线!」所以笔者先来谈谈为什麽余杰会做出这个明智、明确的论断!

 

一、大政府国家路线及其弊病

 

的确,笔者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把这叁本书看完,这段时间大脑始终出现两个挥不去的问题,一个是:将来台湾宪政到底要走小政府﹝政府权力往有限化发展﹞的路线呢,还是走大政府(政府权力往无限化发展)的路线呢?另一个跟随在后的问题当然是:台湾应该「脱亚入欧」还是「脱亚入美」?

 

提到大政府这件事,我们就会想到近叁百年来,人类所遇到的最大灾难就是横扫世界的疯狂集权统治灾难,再也没有比它所带来的现象更令人感到恐怖的事,对内它杀害了无数的各国国民,在外引发了诸国对诸国的激烈战争,甚至是让世界进入了核战的边缘,来到了地球随时都会毁之一旦的境地。这都是由于大政府所带来的结果,比如说法国大革命的暴民统治、德义的法西斯统治,苏联与中国的共产统治都是显着的例子,这些大政府统治所带来的就只是遍地血泪,让人肝胆俱裂!简单地说,近代人类悲剧只有一个,就是大政府在世界的摧残与暴行!

 

为什麽走大政府﹝政府权力往无限化发展﹞最后会带来这种结果呢?原因不少:

 

首先,因为政府权力过大,人民的权力就被限缩,无法实施真正的民主政治,甚至多党政治都遭到封杀,致使民意无法表达;决定国家大政方向的都是独裁者本人或几个人,又不被监督。这种政府很容易就会走向错误的方向;当人民有不同的意见要表达的时候,大政府就实行镇压,把民意压制下来,丝毫不给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好像把整个国家的未来放在一个又一个赌盘上一样,有时赌赢有时却赌输了。如此在一错再错的施政下,引来民怨,时日渐长,政府与人民就对立得越厉害,最后大政府就更加放弃与人民为伍,走向了反全民的方向,除了不给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之外,甚至不给人民生命权,肆行逮捕人民甚至杀害人民,使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恐怖统治之中。

 

其次,因为政府权力过大,包办了大半经济事业,对内实施了经济计划,国家总揽了国防、工商、交通、教育、医疗、粮食、电讯、邮政、福利甚至娱乐事业,私人企业就发展不起来,自由市场就日渐萎缩,举国的人都变成公营事业的僕人或奴隶。同时经济计划的恐怖处在于经济计划的设计都掌握在独裁者一个人或一小群人的手中,他们永远无法洞悉自由市场的千变万化,就像是我们的大脑永远无法完全瞭解我们全身亿万个细胞的活动,从而无法瞭解千千万万人民各自不同的经济需求,慢慢地所有经济措施就远离了人民,独自行走在大政府自以为是的路上;特别是自由市场萎缩,缺乏竞争的环境,国营企业的劳工不愿勤劳工作,产品缺乏创新,竞争力薄弱,如果时间短暂还看不出大害,年岁久了,日积月累,祸害就越来越大,导致全国的生产力下降,货物流通越来越困难,最后终于陷入了贫困的窘境,整个经济都崩塌了。我们由从前苏联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活生生的后果,它的崩溃其实只是早晚的事。

 

再其次,由于大政府掌握了国防军事大权,独裁者随时都可以发展各种军备,而且往往都嚮往有更大更多的军备,对内可以夸耀人民,维持它的统治的合理性;对外则可以吓阻敌人,在经济陷入困境时,更可以对周边国家肆行侵略,拓展生存空间。我们往往看到这种大政府国家到最后都对周边国家武力相向,走上了侵略的道路,可说是史不绝书。

 

从近代史看起来,这种大政府的集权政治统治观念与经济计画的狂想乃是起源于法国大革命,而法国的大革命又起源于欧洲的理性时代。在理性时代,像伏尔泰、卢梭这些人莫不认为人先天在大脑裡存在着一种「理性」,比如说「齐头式的平等」就是理性推理所得的结果之一。根据他们的说法,人脑有一种最合理的设计能力,可以用来扫平历史上的一切「不合理」的规约与法律,瞬间就建立起一个合乎理性的国度与法律,使国家像一架机器一样,按照自己的「理性」运作起来,据他们说这种国度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国度,乃是历史所未尝有的乌托邦。同时,像法国卢梭认为在契约下人民能形成一个极大的国家全体意志或共同体,使每个人都把自身的能力置于「主权者」的指导下,这乃是正当的。

 

黑格尔也强调国家意志的实存性,他甚至认为「作为国家意志的最佳体现是王权,主权即王权,即一个个体性的君主作为国家本性的化身」;这些思想家都在鼓吹有一种叫做「全体意志」或「国家意志」的存在,它独立于人民之外,拥有自己的意志与生命,人民有义务要服从它。于是理性与全体意志、国家意志就整合起来,带来了欧陆非常暴力的法国大革命、法西斯的独裁以及共产苏联的古拉格统治,将人民带入杀戮或集中营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个结果证明了在今天学习欧陆的法国、德国已经是一条死路,学习俄国也是一条死路,因为它们的背后蹲着极权主义、集体经济、暴力革命、斩杀自由的狂妄恶魔;我们不但不能学习它们那种大政府的宪政与经济体制,而是要放弃与远离它们才对!

 

二、小政府国家路线及其优点

 

提到小政府(政府权力往有限化发展),就令人想到了英美这个系统。

 

从宪政来看,英美一向就有限缩政府权力的优久历史,比如说在1225年成为英国法律的《大宪章》就是用来限缩英王权力用的,又比如说美国1791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桉第一条就规定「禁止美国国会制订任何法律以确立国教;妨碍宗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侵犯新闻自由与集会自由;干扰或禁止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因为美国人认为这些权力本来就是人民的,政府没有权力将它们夺走,政府的权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永不能跨过这个限度;美国的这种宪法与其他国家﹝比如说台湾﹞很不同。

 

为什麽英美要走小政府的路线呢?它有许多的好处:

 

首先一个是因为政府权力有限,政治就民主化起来,人民就能拥有更多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就得到确保。我们看到美国因为要限缩政府权利,向上就实施了行政、立法、司法叁权分立的制衡制度,不使任何一个部门﹝归根究柢来说就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独揽全部的权力。向下就使地方州权壮大,可以抗衡中央。至于人民的权利在宪法修正桉裡的前10个条款都有明确的保障,人民不必担心自由受到侵犯。同时,在多党政治被建立之后,一党专政就成为不可能,人民的正反两面的要求就可以充分表达,使国家往正确的方向走。小政府也会使得掌权者放弃制定或操纵一切法规的野心。主政的人不会像那些狂妄的理性主义掌权者,一心想要制定出一部「最美好」的法律,来达成他们的「理性」。小政府的英美只能尊重自然法与历史,极力保守长远时间所形成的习惯法规,与人民的意愿相吻合,即使有些法条显得「不合理」,也不肆意变动,假如不得已必须变动,也只能在较久的时间中慢慢变革。

 

这样,国家就避免了人民的不安、骚动、或急功好利的革命,走得比较稳健。我们看到美国的宪法比法国更少变动,它虽然也有许多次的小修定,但是基本上200年内也没有太大更改,那些在1789年宪法裡规定的基本原则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人民权利的保障是永久不变的。法国却改了不下20几次,而且有些都是大变动,因为法国宪法不是纯粹的习惯法,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实践,并且有时会有超越其自身法律文本走向反面,例如法国在1875年宪法虽然赋予了法国总统极大的权力,但在后来的法律实践中总统其实是一个虚位元首。法国这种情况不由令人感到恐怖,因为这种改动是没有止境的,好像法国就是一个宪法的实验室,现在你法条规定了保障了人权,将来可能还会变动,我们会怀疑这些法条的有效性,这就是不尊重自然法所带来的结果。

 

其次,由于小政府的关係,国家企业被缩小,私人企业就会承担这些企业而崛起。国家也会尊重人民的私产权,对私人企业不致干涉太多,自由市场经济也就蓬勃起来。举凡各种民生企业莫不由私人经营,甚至军工产业也开放由民间经营。由于自由市场以竞争当成它前进的动力,所以在竞争之下,创造性就能充分发挥,各种产品就能推陈出新,达到一种精益求精的地步。同时,自由市场能让资本家由变动激烈的价格系统中辨别出市场的供需状况,所生产的东西都合乎人民的需求,不会离开人民需求太远,避免了因不必要的投资而耗掉成本。这些庞大自由市场所产生的私人资本在最后都以自由贸易的手段溢出国家之外,开闢了广大的海外市场,以和平的手段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极大的利益,变成跨国公司,带来更大的自由市场,使国家的实力更加强大,终至于达到于富国强兵的地步。我们看到以前的大英帝国崛起(当然现在英国已经不行了)以及美国的富强都是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才能达成,与法西斯德国、苏联这些以国家企业为主的经济体大异其趣,也避免了最后经济崩溃的命运。不过,一战后,美国罗斯福总统实施了大规模经济计画,使得国家资本大大扩充,最近福利经济的口号在美国也喊得十分响亮,假如说美国经济体制日渐往福利经济过渡,非要让国家拥有更多的经济控制权不可的话,那就会使得美国的小政府变成大政府,自由市场就会萎缩,慢慢走上今天欧陆国家的状态,那麽一切都要改观了,这也是一个隐忧。

 

再其次,小政府无法常常处于战备的紧张状态中,能避免极端的对内、对外杀戮或侵略行动。我们翻开美国历史,除了四年的南北战争死了比较多的人﹝差不多60万,佔总人口数百分之2﹞以外,美国国内因为暴政而导致大量人民死亡的状况几乎没有,这就是小政府的好处。对外的两次大战也是一样,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算不上是发动者,它只是尾随在后面而参战,而且必须花了许多时间武装自己才能投入战争,即使在战况激烈下,也没有裹胁本国人民参战或是利用国际战争犯下肆意扩张侵略的暴行,两次战争中死亡人数大约在50万人左右,还不能算是严重,与欧洲的德国死亡了780万人左右大异其趣,这就是小政府的好处。不过,二战后,随着美国变成世界警察,一直处在军事紧张状态中,常常有军事行动,也埋下了政府权力膨胀的隐忧。

 

以上笔者的论述,可以视为海耶克的学说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也可以看成余杰学说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他们两人都算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学者,有共同的学术结论。只是海耶克以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来立论,而余杰以清教徒的信仰为出发点来立论罢了,他们最后所发出的向英美学习,永不向欧陆学习的告诫是一致的。就在结论这一点上,很值得如今还奉守大政府体制的台湾政治家与人民大大注意!


 

叁、是历史着作不是光谈理论的书

 

回头过来谈谈余杰这叁本书:

 

在上面笔者已经说过,余杰这叁本书是历史着作,所以是具备大量有趣故事的书籍,并不是只谈理论的书而已。

 

在这叁本书裡,余杰先把历史上奉守清教徒信仰的叁个国家:荷兰﹝尼德兰﹞、英国、美国放在一起,来论述这叁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代裡的发展,要让读者注意到这叁个国家为什麽会演变成为商业大帝国的事实和原因,也告诉了我们,唯有彷同它们的信仰、政治、经济,才能避免走进法西斯德义两国以及苏联共产主义的邪恶陷阱,使国家能走入堂堂国富民强的自由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余杰介绍了这个阵营的许多思想家,包括加尔文、约翰‧诺克斯、约拿单‧爱德华兹、约翰‧弥尔顿、约翰‧洛克、汤玛斯‧杰佛逊、约翰‧亚当斯、亚力山大‧汉密尔顿、柏克、乔治‧凯楠、拉塞尔‧柯克、杭廷顿、约翰‧杜威、约翰‧罗尔斯、才契尔夫人、雷根……这些人比较多人是余杰所褒扬的,少数是余杰所反对的,假如串连起当中那些被褒扬的思想家其实就可以变成一本英美保守主义思想史。

 

另外,余杰也把欧陆的叁个国家:德、义、俄这叁个曾经是法西斯或共产极权主义的国家归为一边,来讲述这叁个国家在近代的发展故事,要读者注意到这叁个国家为什麽会落入极权主义的陷阱,终至于国破家亡。在思想人物方面就介绍了了墨索里尼、胡格诺、卢梭、马拉、丹敦、罗伯斯比、拿破崙、希梅尔法布、托克维尔、邓恩、雷蒙‧阿隆、沙特、马丁‧路德、歌德、马克思、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潘霍华、尼木勒、米塞斯、海耶克、沃格林、列奥‧施特劳斯、彼得大地、维特、梅什金、拉斯柯尼柯夫、列宁、史达林、索忍尼辛、沙卡洛夫、普丁……等等这些人。也是部分被褒扬,部分被贬斥。假如我们把被被贬斥的那些人的思想收集起来,就会构成一部极权主义思想史。

 

四、这套书的两个特点

 

余杰这套历史书籍有两个特点值得台湾史学界特别注意。一般来说,台湾的历史学界谈到近代欧美的历史,都是按着编年谈下来的,比如说就按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葡、西、荷的海外探险→英国工业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运动→法国大革命→德义统一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共产革命→战后经济大恐慌→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这样的时间系谱谈下来的。从来没有人会把欧洲分成不同的两大阵营,来谈论它们的发展。所以对于余杰的这种写法,必然会产生一种新鲜感,觉得见所未见。

 

另外,在思想人物介绍方面,台湾的世界近代通史也不可能介绍这麽多的人物,足以让人目不暇给,即使念过世界近代史的人可能对这些人物中的半数人物都会感到相当陌生。不过,这些人在近代史却很重要,他们可能主宰了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或行为的变迁,重要性无可比拟,假如看了这叁本书,历史眼界必然会转为深幽无比。

 

五、余杰的历史撰述技巧与脱亚入美的正确性

 

从史学的撰述技巧看来,余杰这种分裂世界近代史或思想史的写法无可厚非。在今天这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裡,只要我喜欢,世上并没有甚麽不可以的事。后现代的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英语:Hayden White,1928年-2018年7月12日)就认为在相同的历史资料下,我们可以写出256种不同的历史书籍,哪一本比较好呢,全凭读者决定。历史书籍的撰写法与文学的自由创作在当前已经完全相同,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手法,世上并没有所谓的唯一「正史」。然而,余杰把欧美的近代历史分成两大正反阵营来写的手法,将是史学界从来所未见,乃是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值得喜爱历史书籍的人注重。这套书能转换我们的史观,使思维更加正面。

 

再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史学界一向比较看重欧洲大陆的国家变迁,也比较注重欧陆思想家的思想,也一再喊出「脱亚入欧」的滥口号,一看到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德里达这些思想家莫不俯首称臣,甚至甘做犬马;却不知这些思想有大分都是胡说八道,隐藏巨毒;对于美国思想人物或基督新教的思想却比较不愿理会,甚至弃之如敝屣,很少人愿意喊出「脱亚入美」的口号。要纠正这种坏习惯目前还很困难。不过假如您想改变,看一看英美国家有甚麽值得大声称讚、大肆模彷的地方,那麽现在正是时候。您可以把阅读余杰这叁本书做为一个开端,

相信不久你就会一改老观念,不致于像从前一样,永远堕落在欧陆思想的地牢中!

(以上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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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hechun 留言时间:2022-04-28 05:55:44

无论这个幽灵是马克思的幽灵,还是希特勒的幽灵,白左的全球化幽灵,政治正确的幽灵,反法西斯的幽灵,反种族主义的幽灵,反白人至上的幽灵——其实,都是同一个幽灵。只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变化变化不同的外衣和不同口号。目的都是分裂社会,搬弄是非,挑拨离间!

只有实事求是,理性客观,尊重事实,尊重逻辑才能够避免走极端。避免从一种极端走向另外一种极端。

避免从白人的种族主义,到黑人的种族主义,到反白人的种族主义。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阶级斗争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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