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德國，西方的「東方」(ZT)

納粹不是極右派，而是極左派

在一九九○年十月叄日（正好也是我的生日）於柏林愛樂音樂廳舉行的慶祝德國重新統一儀式上，德國總統魏查克驕傲地宣稱：「歷史上頭一次，整個德國都在西方民主國家中擁有了穩固的位置。」然而，此後叄十年真是如此嗎？

二○一一年叄月十七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動議，阻止利比亞政府軍對班加西守軍的屠殺威脅。在投棄權票的幾個大國中，德國和俄羅斯選擇與中國站在一起。這並非德國歷史學家（被譽為代表德國「正統思想」的「國家歷史學家」）海因里希．奧古斯特．溫克勒所說的「德國歷史上頭一回出現的自我邊緣化行為」，而是德國再次暴露出它的東方性——它是西方國家中的東方國家，不單是地理意義上的，更是哲學和精神意義上的「東方」，它比日本更「東方」——

《明鏡週刊》承認，相對於西歐的人權、自由，還有理性主義與啟蒙主義，德國人對於豐饒卻也隱諱的東方世界總是帶着憧憬。德國是偏離西方文明正統最遠的西方國家，是文明國家中的「不文明國家」或「半文明國家」——溫克勒頗不情願地承認：「在德國，西方民主觀念的阻力是任何一個曾屬於古西方的歐洲國家都不能比擬的。」

德國是音樂和哲學的故鄉。然而，馬克思主義誕生在德國，納粹主義也誕生在德國，這絕非偶然。德國沒有也不可能永遠告別過去，當德國總理表示，要像歐洲其他大國那樣不帶感情地指導國家事務的意向時，許多人都感到戰慄。史蒂文．奧茨門在《德國史》發出問號這可能是古老的德國文化準備回歸鐵血鬥士歲月所發出的隆隆聲響嗎？

德國的幽靈又回來了，無論這個幽靈是馬克思的幽靈，還是希特勒的幽靈——其實，這兩個幽靈是同一個幽靈。

一九二○年，希特勒將黨員人數屈指可數的德國工人黨改名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簡稱納粹黨。因為納粹黨後來與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為敵（納粹的叄大敵人為基督教、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它常常被歸入極右翼政黨——其實，這是一個常識性的錯誤，一個二十世紀政治哲學中最嚴重的「張冠李戴」，或者說是納粹黨覆亡後，左派為與之撇清關係而採取的一種高明的敘事策略。

由此，右派因為被視為納粹的同類而遭到妖魔化，左派卻得以金蟬脫殼、拍手稱快。實際上，真正的右派走中道之路，尊重傳統（基督教傳統）和秩序（清教徒秩序），反對激進的和全盤式的革命。右派的觀念秩序摒棄極端主義，根本沒有所謂的「極右」，或者說「極右」就是「右」的敵人。而作為右派對立面的左派陣營，則不存在「溫和左派」，因為「左」本身就是激烈和極端的代名詞。

在羅伯．維特曼、大衛．金尼合着的《惡魔日記》一書指出，納粹黨與共產黨、社民黨之間確實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那是爭奪權力的緣故：希特勒將奪取政治權力看作是革命的完成，戈培爾則將其看作是革命行動的最後一個階段。有趣的是，戈培爾早年信奉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企圖實現納粹與共產黨的合作，他在一封寫給共產黨的公開信中表示：「你我雙方互相爭鬥，但實際上我們並非敵人。鬥爭讓我們的力量被分散，這樣就無法達成共同的目標了。」

可見，在本質上，納粹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同類。它們首先是一種「身分政治」——以工人階級為其先鋒隊，以階級鬥爭的名義實行極權主義統治。納粹在俾斯麥的基礎上建立了第一個福利國家，宣布五月一日為國家勞動節，希特勒多次讚揚工人的勤勞。（彼得．曼施泰因的研究表明，國社黨中有百分之叄十五為工人。迪克．吉爾里在《希特勒和納粹主義》說，科南．菲舍爾的研究表明，有許多手工勞動者參加了納粹衝鋒隊。于爾根．法爾特的選舉研究表明，國社黨百分之四十的選票來自於工人階級。而納粹的經濟政策大大改變了此前的自由貿易和個人企業精神，將工業和商業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若未經過一個新的、由二十五個監督機構組成的經濟獨裁部門的許可，德國公司在國際貿易中不得購買和出售任何商品。約翰．韋茨在《希特勒的銀行家》說道，納粹時代的西門子與中共的華為一樣，都是由代理人管理的國有企業。

納粹與共產黨的相似之處，除了趨向集體主義的威權福利國家、討好工人階級的身分政治、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之外，當今左派最熱衷的環保議題也是納粹的拿手好戲。納粹的環保思想背後是民族主義的「自然崇拜」。正如希特勒的御用哲學家、「黑森林哲學家」海德格在紀念納粹義勇軍士兵的演講中所說：「這位義勇軍士兵透過槍口，用他的心眼遠眺黑森林的高山、森林與峽谷，為了德意志民族及其帝國而死去。」池上俊一在《德國不思議》一書中提及，納粹在屠殺猶太人的同時，制訂了西方最完備的保護動物（包括寵物）的法律；納粹在掠奪他國自然資源的同時，致力於打造「清潔的帝國」，將維護森林視為整個大自然保育的核心；納粹在清除殘疾人和精神病患者的同時，推行反酒精、反吸菸運動，在預防醫學上也不遺餘力，保持身體健壯，試圖建立「健康國家」。希特勒終身不菸不酒，而且茹素，愛狗，愛森林中的一草一木，是完美的「環保先鋒」——今日美國民主黨「綠色新政」的提倡者，以及台灣極左派的「護礁運動」，誰也比不上希特勒。

被神話的德國的轉型正義：大屠殺是納粹的專利嗎？

二○○四年叄月二十四日，前拉脫維亞女外長、時任歐盟委員的桑德拉．卡爾尼特在萊比錫書展的演講中說，一九四五年「納粹瘟疫」結束後，「恐怖在歐洲的另一半繼續蔓延，在鐵幕的另一側，蘇聯還在繼續迫害和滅絕東歐以及自己的民族。歐洲歷史在我們缺席的情況下書寫了五十年，這是一種成王敗寇的歷史書寫。直到鐵幕倒下，研究者才最終有機會接觸檔桉資料和受害者的經歷；他們的考察證實，國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種極權統治在罪惡程度上不相上下。」

「罪惡程度不相上下」—這幾個字眼讓德國猶太中心副主席所羅門．克爾恩抗議性地離開了大廳，他說這樣的表述是「無法接受的」。戰後，猶太人成功建立了以色列國，而且在西方掌握了經濟、學術和媒體的權力，他們追討納粹罪行的努力讓人肅然起敬。但另一方面，猶太人將納粹大屠殺定義為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獨一無二的暴行，「大屠殺」成為特指對猶太人的屠殺，從而反向形塑了某種猶太民族主義和「猶太人命貴」的觀念。已經去世的華裔人權活動人士吳宏達在華盛頓建立了一間小小的卻門可羅雀的「勞改博物館」，有一次，他與幾個街區之外的宏大的大屠殺博物館聯繫，希望對方闢出一個展廳展出中共大屠殺的史料和事物，卻被對方婉拒——對方沒有說出來的潛台詞是：中國人不是猶太人，中國人不如猶太人命貴。

對於德國人來說，他們的轉型正義的核心就是將納粹大屠殺視為唯一的和絕對之惡。德國前總理布蘭特在華沙二戰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被普遍視為一種對德國歷史罪責的懺悔。然而，在我看來，下跪過於誇張和煽情，它掩蓋了深刻且多元的思考。曾任布蘭特撰稿人的作家鈞特．葛拉斯，對於集中營的存在以及他隱瞞了六十年的曾身為青年親衛隊的污點，「採取一種他所謂的詩的『苦行』和『懷疑主義』態度。」葛拉斯甚至以大屠殺為論據反對德國統一：「德國人再一次被賦予『選民』的角色：只有他們曾犯下莫可名狀的滔天大罪，所以現在他們理應拒絕統一，繼續活在可悲的永恆譴責之中。」這種過度表演的自虐感動了很多德國人，卻感動不了我。

「今天誰還在討論滅絕亞美尼亞人這件事呢？」一九叄九年，希特勒這樣問他的將軍們。當時希特勒正讓將軍們在東線即將爆發的戰爭中，「拋掉你們心中的憐憫」、「行動要粗暴」、「要極其嚴厲」。希特勒說得沒有錯。但猶太人當然不能接受此種類比——海外的亞美尼亞人不具備猶太人在西方的權勢，西方對亞美尼亞人命運的關注，不能望猶太人之項背。直到今天，亞美尼亞受到背後有俄羅斯和土耳其支持的亞賽拜然的攻擊時，西方仍視若無睹。同樣，德國人當然也不接受希特勒的這種類比——土耳其人哪裡比得上優秀的日耳曼人？

一切都在一九八六年那場「歷史學家爭論」中塵埃落定。哈伯瑪斯和葛拉斯等左派大獲全勝，由此將納粹的罪行德國化、絕對化、不可比擬化。後來，偏左翼的英國歷史學家埃文斯不同意提摩希．史奈德在《血染之地：希特勒和史達林之間的歐洲》一書中將希特勒和史達林兩個暴君的殺戮相提並論，在他的《歷史與記憶中的第叄帝國》一書中，認為這是「冷戰敘事」。然而，這兩個暴君及其實施的大屠殺和種族滅絕，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希特勒的集中營與史達林的古拉格不分軒輊。希特勒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以及數量相當龐大的俄國人、波蘭人和東歐諸民族；史達林也殺害了數百萬計的烏克蘭人、俄國人和東歐、中亞的各少數民族。希特勒和史達林都透過種族或階級滅絕來實現其願景：希特勒要清除歐洲的猶太人，征服蘇聯和東歐諸國，拓展德意志的生存空間；史達林要迅速實現農業集體化，並且往東西兩個方向擴大蘇聯帝國的疆域，實現共產主義的國際化。希特勒和史達林之後，毛澤東、習近平、金日成家族、波布、米洛塞維奇等獨裁者繼續着規模不等的種族滅絕政策。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習近平將數百萬維吾爾人關進「具有中國特色的集中營」，讓他享有了「習特勒」之威名。

「以罪為傲」不是真誠的反省和懺悔

有一次，我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用大屠殺形容毛時代的大饑荒，哈佛大學的教授和學生們搖頭表示不同意，彷彿他們被嚴重冒犯了。

無獨有偶，德國歷史學家溫克勒在《永遠活在希特勒陰影下嗎？》提出的「不能類比」的理由是：「德國在文化上是一個西方國家，參與了歐洲的啟蒙運動，並有悠久的法治國家傳統。而俄國與柬埔寨的情況卻完全不同。當然，我們並不能因此原諒史達林和紅色高棉的罪行。只不過，希特勒及其幫凶們的行為需要用西方標準來衡量。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德國發起的大規模種族屠殺，包括對猶太人、辛蒂人和羅曼人的屠殺，是二十世紀最大的罪行，也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罪行。」

這裡，溫克勒用「當然」、「只不過」等詞彙完成了價值觀的叄次轉折，暴露出他骨子裡揮之不去的種族優越感——納粹大屠殺必須「用西方的標準來衡量」，而俄羅斯、柬埔寨以及他不屑提及的中國等「東方」的屠殺則有另一套標準。在兩套截然不同的標準中，被希特勒屠殺的各族人的生命自有其價值；但被希特勒、波布和毛澤東屠殺的另一些種族的生命則有另一種價值（次要價值）。納粹的罪行才是「最大」的，而發生在東方和非洲的屠殺是完全可忽略不計的。看來，「被誰殺」比「被殺」這一事實更重要：被納粹屠殺的人有福了，因為有歷史記載你們，有後代的德國人紀念你們；而被東方暴君屠殺的人無福了，你們被埋葬、被遺忘、被無情從歷史書中抹去，而且與西方世界無關（儘管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病毒都是從西方傳來的）。溫克勒的論述，在看似義正辭嚴地聲討納粹的同時，卻不自覺地與納粹思想驚人地「同構」。

從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着《菊與刀》中提出「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的區分後，德國與日本對待戰爭罪行的態度的對照就成了一種固化的看法——德國做得很好，日本做得很糟。中國也巧妙地利用這一論述佔據道德至高點，無限誇大作為受害者的悲情。這種看法實在是一大迷思。

實際上，日本比德國更「西方」，而德國比日本更「東方」。在戰爭罪行本身以及對待戰爭罪行的方式上，日德對照還有其他維度：首先，日本當然犯下了嚴重的戰爭罪行，但日本不曾像德國用集中營的方式大規模屠殺其本國及其佔領國的少數族裔；其次，日本對戰爭罪行的反省未必比德國差——儘管沒有一個日本政客向布蘭特那樣下跪，卻有日軍將領更勇敢地剖腹自殺，戰後日本的反戰運動也比德國更聲勢浩大且持久。

在這場漫長的「認罪」比賽中，長期被不公正對待的日本，終於有人敢於打破沉默、發出異議——長駐德國的日本記者叄好范英敏銳地發現：二戰後國際社會對納粹的倒行逆施大加撻伐，讓德國知識分子受盡折磨，而為求得心理補償，就是以自己克服過去並付出清償為傲，這應該也是一種不自然的情感面向。德文有個詞叫作「以罪為傲」（Schuldstolz），只要是因戰爭而來的一切，都由德國承擔道歉。雖然聽起來很矛盾，但是身處其中的德國人堅信自己徹底「克服過去」，並獲得了道德上的高度，也因而產生了所謂的「贖罪的意識形態化」。由此，德國人完成了由「自虐」到「自傲」的轉化。

德國人習慣於居高臨下地批評日本、教導日本「重視人權」（他們甚至認為，中日之間的所有爭端，錯的都是日本），似乎冠冕堂皇。但叄好范英在《德國風險》揭露了這背後極為幽暗的心態：「對德國人而言，只要不斷重複德國在『克服過去』所做的每一步努力，正是世界的楷模，而日本仍然邪惡，就會不時挑起這種扭曲的優越感。藉此，一再因為納粹的過往而被人譴責的德國人，發現了『在道德上比自己更低劣的日本人』，或許也就找到了回復平衡的精神機制。」

我認為，納粹的大屠殺與種族滅絕，既有「德國特徵」，又有「普世意義」。納粹的種族屠殺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這種說法並非弱化納粹的罪行，而是在一個更為寬廣的大歷史視野和人類整體的高度上看待納粹大屠殺及其他類似的屠殺。

將納粹、國民黨與共產黨釘在同一個歷史恥辱柱上

「反法西斯」的宣告，在德國和全球範圍內，都讓人無可挑剔。然而，諸多打着「反法西斯」旗號的政黨和運動，並非為了反法西斯，而是通過打法西斯這隻「死老虎」來樹立其話語權力、政治正確及統治合法性。

比如，共產黨統治的東德從歷史中得出的教訓不是反極權，而是「反法西斯」，他們將柏林圍牆命名為「反法西斯防衛牆」—儘管牆的那一邊並沒有法西斯，儘管他們自己像法西斯那樣在牆下任意射殺無辜平民。

又比如，二○二○年肆虐美國的「黑命貴」運動中，躲在幕後操縱的「安提法」組織—英語「antifa」起初源自德語「Antifa」，德語中「Antifa」為「antifaschistisch」（反法西斯主義者）之縮略語。專門研究安提法的歷史學家馬克．布雷指出：「不要忘記他們自稱為革命派。他們是超出了傳統自由派-保守派政治光譜的無政府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他們是「黑命貴」運動中最暴力的一群人，他們造成了數百個平民和警察的傷亡以及數十億的財產損失。

而那些聲稱反法西斯的左派政客和文人，一遇到還活着的、升級版的法西斯—中共政權—的時候，立即瞠目結舌乃至滿臉堆笑。我在十多年前訪問德國時，曾當面將劉曉波和獨立中文筆會的資料交到德國總理梅克爾手中—十多年之後，我逐漸知道這樣做是「明珠暗投」。梅克爾一直穩穩噹噹地執政，讓她的導師柯爾時代的「德國的歐洲化」悄然轉向「歐洲的德國化」；然而，與此同時，比一百萬穆斯林難民湧入德國而產生的「德國的伊斯蘭化」之隱憂更嚴重的卻是「德國的中國化」。梅克爾的親中政策超過其前任施密特和施羅德，儘管她像兩位前任那樣肉麻地恭維中國，但她讓德國的經濟繁榮完全仰賴於中國的奴隸勞工和畸形市場，因而對中國將數百萬維吾爾人關進「有中國特色的集中營」不置一詞。

二○○九年，我兩度訪問德國之後完成了《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一書，比較德國和中國現代化道路之異同—我在二○○八年北京奧運會的窮奢極慾中，看到了一九叄六年柏林奧運會的影子。當年，戈培爾向德國人公開喊話，要大家「必須展現出比巴黎人更優雅的面貌」。果不其然，訪客們「都對德國的國力與年輕人的熱情感到印象深刻，被戈培爾的宣傳手法給蒙蔽了」。批判納粹的作家威利．布蘭特寫道：「誰不會被那種氛圍給打動？所到之處，只見年輕人都是笑容可掬，各種新的紀念性建築四處林立，經濟繁榮無比，而這一切都足以印證納粹的施政成功。歡騰的觀眾絕對不會受到任何反對聲音的打擾，集中營裡的哭喊聲以及受迫害者死前的慘叫聲，是不會傳到體育館裡的。」之後，納粹德國發生了什麽事情，不用再多說了。

同樣，我在北京奧運期間的半軟禁狀態中（可以在小區內散步，出小區必須乘坐警方的車輛，且不得進入奧運場館附近）寫作這本德國主題的書，我看到了中國正在沿着納粹的道路高歌勐進。這種儒家天下主義加上共產極權主義的路徑，不是始於習近平登基，而是始於二○○八年北京奧運。我奮筆疾書，大聲吶喊，卻無人傾聽。

這本書在台灣出版之後，中國在納粹化的方向上加速行駛，而我的人生也發生了若干劇變。因零八憲章，劉曉波被捕並被判重刑，我逃離中國、流亡美國。然後是劉曉波「被肝癌死」，以及揭露中共暴政的「證詞」寫作者廖亦武成為有史以來在德國最成功的華文作家—與此同時，德國的反美傾向，以及德國與中國的「准盟友」關係，日漸明晰。用叄好范英的說法，「懷抱着東方憧憬的德國，其實是對自己曾是大陸國家的再發現」；而用我說法就是，中國之於德國是一面鏡子，德國在中國的身上發現了同樣有濃得化不開的帝國情結的自己。

十二年之後，我在原書稿的基礎上增補了若干新的材料和晚近十二年來發生的事件，讓全書更為豐富與鮮活，並更名為《德意志的美與罪》重新出版。美與罪，是德國文化和德國精神中深刻的二元對立，是晚近五百年德國歷史中的二重奏：新天鵝城堡堪稱人間仙境，卻又是自殺勝地；華格納的歌劇宛如天籟之音，卻成為納粹閃電戰的背景音樂；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字字珠璣，卻在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中被演繹成殺人哲學；納粹的軍服讓穿上的官兵顯得英俊瀟灑、神采飛揚，卻不能掩飾他們的鐵石心腸、殺人如麻……如此美，如此罪，美與罪，剪不斷，理還亂。

當年，我在書中所作的預言一一實現，我卻絲毫沒有高興之意。十二年前，我在書中的警告，至今仍未過時：無論是對於中國、還是對於台灣，剔除來自德國的浪漫主義、絕對主義、集體主義、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乃是民主化、民主鞏固和轉型正義的必修課。

在為禍中國的共產黨和為禍台灣的國民黨身上，既有蘇俄共產黨的烙印，也有德國納粹的陰影。唯有將納粹、國民黨和共產黨釘在同一個歷史恥辱柱上，德國人、台灣人和中國人才能真正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本文摘自《德意志的美與罪》作者余杰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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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應該「脫亞入歐」還是「脫亞入美」？──讀余杰新着《大光系列叄書》(ZT)

余杰最近出版的大光系列叄書：《清教徒秩序叄百年》、《歐洲的歧路》、《華夏轉型兩百年》應該是最近台灣出版界最重要的大事之一；也是目前台灣史學界第一次用清教徒的觀念做為中心來分析世界近代史的書籍，以前台灣從來沒有這種史觀和史書，將來會不會有還很難講！

這本書有數不完的新穎的觀念，是從前台灣史學界的學者所想不到的。比如說裡面有一個觀念非常重要，就在於直接了當告訴台灣人的我們說：「從世界近代史看起來，現在的歐陸國家被證明已經不行了，走模彷歐陸（比如說法、德、俄）政治體制路線已經是絕望了，因為它佈滿了一條條歧路；如今我們只好走模彷英國、美國的路線！」所以筆者先來談談為什麽余杰會做出這個明智、明確的論斷！

一、大政府國家路線及其弊病

的確，筆者用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的時間才把這叄本書看完，這段時間大腦始終出現兩個揮不去的問題，一個是：將來台灣憲政到底要走小政府﹝政府權力往有限化發展﹞的路線呢，還是走大政府（政府權力往無限化發展）的路線呢？另一個跟隨在後的問題當然是：台灣應該「脫亞入歐」還是「脫亞入美」？

提到大政府這件事，我們就會想到近叄百年來，人類所遇到的最大災難就是橫掃世界的瘋狂集權統治災難，再也沒有比它所帶來的現象更令人感到恐怖的事，對內它殺害了無數的各國國民，在外引發了諸國對諸國的激烈戰爭，甚至是讓世界進入了核戰的邊緣，來到了地球隨時都會毀之一旦的境地。這都是由於大政府所帶來的結果，比如說法國大革命的暴民統治、德義的法西斯統治，蘇聯與中國的共產統治都是顯着的例子，這些大政府統治所帶來的就只是遍地血淚，讓人肝膽俱裂！簡單地說，近代人類悲劇只有一個，就是大政府在世界的摧殘與暴行！

為什麽走大政府﹝政府權力往無限化發展﹞最後會帶來這種結果呢？原因不少：

首先，因為政府權力過大，人民的權力就被限縮，無法實施真正的民主政治，甚至多黨政治都遭到封殺，致使民意無法表達；決定國家大政方向的都是獨裁者本人或幾個人，又不被監督。這種政府很容易就會走向錯誤的方向；當人民有不同的意見要表達的時候，大政府就實行鎮壓，把民意壓制下來，絲毫不給人民有言論的自由。好像把整個國家的未來放在一個又一個賭盤上一樣，有時賭贏有時卻賭輸了。如此在一錯再錯的施政下，引來民怨，時日漸長，政府與人民就對立得越厲害，最後大政府就更加放棄與人民為伍，走向了反全民的方向，除了不給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之外，甚至不給人民生命權，肆行逮捕人民甚至殺害人民，使整個國家都陷入了恐怖統治之中。

其次，因為政府權力過大，包辦了大半經濟事業，對內實施了經濟計劃，國家總攬了國防、工商、交通、教育、醫療、糧食、電訊、郵政、福利甚至娛樂事業，私人企業就發展不起來，自由市場就日漸萎縮，舉國的人都變成公營事業的僕人或奴隸。同時經濟計劃的恐怖處在於經濟計劃的設計都掌握在獨裁者一個人或一小群人的手中，他們永遠無法洞悉自由市場的千變萬化，就像是我們的大腦永遠無法完全瞭解我們全身億萬個細胞的活動，從而無法瞭解千千萬萬人民各自不同的經濟需求，慢慢地所有經濟措施就遠離了人民，獨自行走在大政府自以為是的路上；特別是自由市場萎縮，缺乏競爭的環境，國營企業的勞工不願勤勞工作，產品缺乏創新，競爭力薄弱，如果時間短暫還看不出大害，年歲久了，日積月累，禍害就越來越大，導致全國的生產力下降，貨物流通越來越困難，最後終於陷入了貧困的窘境，整個經濟都崩塌了。我們由從前蘇聯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就可以看到這種活生生的後果，它的崩潰其實只是早晚的事。

再其次，由於大政府掌握了國防軍事大權，獨裁者隨時都可以發展各種軍備，而且往往都嚮往有更大更多的軍備，對內可以誇耀人民，維持它的統治的合理性；對外則可以嚇阻敵人，在經濟陷入困境時，更可以對周邊國家肆行侵略，拓展生存空間。我們往往看到這種大政府國家到最後都對周邊國家武力相向，走上了侵略的道路，可說是史不絕書。

從近代史看起來，這種大政府的集權政治統治觀念與經濟計畫的狂想乃是起源於法國大革命，而法國的大革命又起源於歐洲的理性時代。在理性時代，像伏爾泰、盧梭這些人莫不認為人先天在大腦裡存在着一種「理性」，比如說「齊頭式的平等」就是理性推理所得的結果之一。根據他們的說法，人腦有一種最合理的設計能力，可以用來掃平歷史上的一切「不合理」的規約與法律，瞬間就建立起一個合乎理性的國度與法律，使國家像一架機器一樣，按照自己的「理性」運作起來，據他們說這種國度可以說是非常理想的國度，乃是歷史所未嘗有的烏托邦。同時，像法國盧梭認為在契約下人民能形成一個極大的國家全體意志或共同體，使每個人都把自身的能力置於「主權者」的指導下，這乃是正當的。

黑格爾也強調國家意志的實存性，他甚至認為「作為國家意志的最佳體現是王權，主權即王權，即一個個體性的君主作為國家本性的化身」；這些思想家都在鼓吹有一種叫做「全體意志」或「國家意志」的存在，它獨立於人民之外，擁有自己的意志與生命，人民有義務要服從它。於是理性與全體意志、國家意志就整合起來，帶來了歐陸非常暴力的法國大革命、法西斯的獨裁以及共產蘇聯的古拉格統治，將人民帶入殺戮或集中營的水深火熱之中。這個結果證明了在今天學習歐陸的法國、德國已經是一條死路，學習俄國也是一條死路，因為它們的背後蹲着極權主義、集體經濟、暴力革命、斬殺自由的狂妄惡魔；我們不但不能學習它們那種大政府的憲政與經濟體制，而是要放棄與遠離它們才對！

二、小政府國家路線及其優點

提到小政府（政府權力往有限化發展），就令人想到了英美這個系統。

從憲政來看，英美一向就有限縮政府權力的優久歷史，比如說在1225年成為英國法律的《大憲章》就是用來限縮英王權力用的，又比如說美國1791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桉第一條就規定「禁止美國國會制訂任何法律以確立國教；妨礙宗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侵犯新聞自由與集會自由；干擾或禁止向政府請願的權利」；因為美國人認為這些權力本來就是人民的，政府沒有權力將它們奪走，政府的權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永不能跨過這個限度；美國的這種憲法與其他國家﹝比如說台灣﹞很不同。

為什麽英美要走小政府的路線呢？它有許多的好處：

首先一個是因為政府權力有限，政治就民主化起來，人民就能擁有更多的權利，個人的自由就得到確保。我們看到美國因為要限縮政府權利，向上就實施了行政、立法、司法叄權分立的制衡制度，不使任何一個部門﹝歸根究柢來說就是一個人或少數人﹞獨攬全部的權力。向下就使地方州權壯大，可以抗衡中央。至於人民的權利在憲法修正桉裡的前10個條款都有明確的保障，人民不必擔心自由受到侵犯。同時，在多黨政治被建立之後，一黨專政就成為不可能，人民的正反兩面的要求就可以充分表達，使國家往正確的方向走。小政府也會使得掌權者放棄制定或操縱一切法規的野心。主政的人不會像那些狂妄的理性主義掌權者，一心想要制定出一部「最美好」的法律，來達成他們的「理性」。小政府的英美只能尊重自然法與歷史，極力保守長遠時間所形成的習慣法規，與人民的意願相吻合，即使有些法條顯得「不合理」，也不肆意變動，假如不得已必須變動，也只能在較久的時間中慢慢變革。

這樣，國家就避免了人民的不安、騷動、或急功好利的革命，走得比較穩健。我們看到美國的憲法比法國更少變動，它雖然也有許多次的小修定，但是基本上200年內也沒有太大更改，那些在1789年憲法裡規定的基本原則至今依然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對人民權利的保障是永久不變的。法國卻改了不下20幾次，而且有些都是大變動，因為法國憲法不是純粹的習慣法，在不同時期有着不同的實踐，並且有時會有超越其自身法律文本走向反面，例如法國在1875年憲法雖然賦予了法國總統極大的權力，但在後來的法律實踐中總統其實是一個虛位元首。法國這種情況不由令人感到恐怖，因為這種改動是沒有止境的，好像法國就是一個憲法的實驗室，現在你法條規定了保障了人權，將來可能還會變動，我們會懷疑這些法條的有效性，這就是不尊重自然法所帶來的結果。

其次，由於小政府的關係，國家企業被縮小，私人企業就會承擔這些企業而崛起。國家也會尊重人民的私產權，對私人企業不致干涉太多，自由市場經濟也就蓬勃起來。舉凡各種民生企業莫不由私人經營，甚至軍工產業也開放由民間經營。由於自由市場以競爭當成它前進的動力，所以在競爭之下，創造性就能充分發揮，各種產品就能推陳出新，達到一種精益求精的地步。同時，自由市場能讓資本家由變動激烈的價格系統中辨別出市場的供需狀況，所生產的東西都合乎人民的需求，不會離開人民需求太遠，避免了因不必要的投資而耗掉成本。這些龐大自由市場所產生的私人資本在最後都以自由貿易的手段溢出國家之外，開闢了廣大的海外市場，以和平的手段在國際貿易中獲取極大的利益，變成跨國公司，帶來更大的自由市場，使國家的實力更加強大，終至於達到於富國強兵的地步。我們看到以前的大英帝國崛起（當然現在英國已經不行了）以及美國的富強都是在自由市場的基礎上才能達成，與法西斯德國、蘇聯這些以國家企業為主的經濟體大異其趣，也避免了最後經濟崩潰的命運。不過，一戰後，美國羅斯福總統實施了大規模經濟計畫，使得國家資本大大擴充，最近福利經濟的口號在美國也喊得十分響亮，假如說美國經濟體制日漸往福利經濟過渡，非要讓國家擁有更多的經濟控制權不可的話，那就會使得美國的小政府變成大政府，自由市場就會萎縮，慢慢走上今天歐陸國家的狀態，那麽一切都要改觀了，這也是一個隱憂。

再其次，小政府無法常常處於戰備的緊張狀態中，能避免極端的對內、對外殺戮或侵略行動。我們翻開美國歷史，除了四年的南北戰爭死了比較多的人﹝差不多60萬，佔總人口數百分之2﹞以外，美國國內因為暴政而導致大量人民死亡的狀況幾乎沒有，這就是小政府的好處。對外的兩次大戰也是一樣，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都算不上是發動者，它只是尾隨在後面而參戰，而且必須花了許多時間武裝自己才能投入戰爭，即使在戰況激烈下，也沒有裹脅本國人民參戰或是利用國際戰爭犯下肆意擴張侵略的暴行，兩次戰爭中死亡人數大約在50萬人左右，還不能算是嚴重，與歐洲的德國死亡了780萬人左右大異其趣，這就是小政府的好處。不過，二戰後，隨着美國變成世界警察，一直處在軍事緊張狀態中，常常有軍事行動，也埋下了政府權力膨脹的隱憂。

以上筆者的論述，可以視為海耶克的學說比較重要的一部分，也可以看成余杰學說比較重要的一部分；他們兩人都算是英美保守主義的學者，有共同的學術結論。只是海耶克以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來立論，而余杰以清教徒的信仰為出發點來立論罷了，他們最後所發出的向英美學習，永不向歐陸學習的告誡是一致的。就在結論這一點上，很值得如今還奉守大政府體制的台灣政治家與人民大大注意！

叄、是歷史着作不是光談理論的書

回頭過來談談余杰這叄本書：

在上面筆者已經說過，余杰這叄本書是歷史着作，所以是具備大量有趣故事的書籍，並不是只談理論的書而已。

在這叄本書裡，余杰先把歷史上奉守清教徒信仰的叄個國家：荷蘭﹝尼德蘭﹞、英國、美國放在一起，來論述這叄個資本主義國家在近代裡的發展，要讓讀者注意到這叄個國家為什麽會演變成為商業大帝國的事實和原因，也告訴了我們，唯有彷同它們的信仰、政治、經濟，才能避免走進法西斯德義兩國以及蘇聯共產主義的邪惡陷阱，使國家能走入堂堂國富民強的自由世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余杰介紹了這個陣營的許多思想家，包括加爾文、約翰‧諾克斯、約拿單‧愛德華茲、約翰‧彌爾頓、約翰‧洛克、湯瑪斯‧傑佛遜、約翰‧亞當斯、亞力山大‧漢密爾頓、柏克、喬治‧凱楠、拉塞爾‧柯克、杭廷頓、約翰‧杜威、約翰‧羅爾斯、才契爾夫人、雷根……這些人比較多人是余杰所褒揚的，少數是余杰所反對的，假如串連起當中那些被褒揚的思想家其實就可以變成一本英美保守主義思想史。

另外，余杰也把歐陸的叄個國家：德、義、俄這叄個曾經是法西斯或共產極權主義的國家歸為一邊，來講述這叄個國家在近代的發展故事，要讀者注意到這叄個國家為什麽會落入極權主義的陷阱，終至於國破家亡。在思想人物方面就介紹了了墨索里尼、胡格諾、盧梭、馬拉、丹敦、羅伯斯比、拿破崙、希梅爾法布、托克維爾、鄧恩、雷蒙‧阿隆、沙特、馬丁‧路德、歌德、馬克思、俾斯麥、威廉二世、希特勒、潘霍華、尼木勒、米塞斯、海耶克、沃格林、列奧‧施特勞斯、彼得大地、維特、梅什金、拉斯柯尼柯夫、列寧、史達林、索忍尼辛、沙卡洛夫、普丁……等等這些人。也是部分被褒揚，部分被貶斥。假如我們把被被貶斥的那些人的思想收集起來，就會構成一部極權主義思想史。

四、這套書的兩個特點

余杰這套歷史書籍有兩個特點值得台灣史學界特別注意。一般來說，台灣的歷史學界談到近代歐美的歷史，都是按着編年談下來的，比如說就按着：民族主義的興起→葡、西、荷的海外探險→英國工業革命→英國光榮革命→美國獨立運動→法國大革命→德義統一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共產革命→戰後經濟大恐慌→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這樣的時間系譜談下來的。從來沒有人會把歐洲分成不同的兩大陣營，來談論它們的發展。所以對於余杰的這種寫法，必然會產生一種新鮮感，覺得見所未見。

另外，在思想人物介紹方面，台灣的世界近代通史也不可能介紹這麽多的人物，足以讓人目不暇給，即使念過世界近代史的人可能對這些人物中的半數人物都會感到相當陌生。不過，這些人在近代史卻很重要，他們可能主宰了或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思想或行為的變遷，重要性無可比擬，假如看了這叄本書，歷史眼界必然會轉為深幽無比。

五、余杰的歷史撰述技巧與脫亞入美的正確性

從史學的撰述技巧看來，余杰這種分裂世界近代史或思想史的寫法無可厚非。在今天這個後現代主義的時代裡，只要我喜歡，世上並沒有甚麽不可以的事。後現代的美國史學家海登‧懷特（英語：Hayden White，1928年－2018年7月12日）就認為在相同的歷史資料下，我們可以寫出256種不同的歷史書籍，哪一本比較好呢，全憑讀者決定。歷史書籍的撰寫法與文學的自由創作在當前已經完全相同，並沒有一成不變的手法，世上並沒有所謂的唯一「正史」。然而，余杰把歐美的近代歷史分成兩大正反陣營來寫的手法，將是史學界從來所未見，乃是史學界的一件大事，值得喜愛歷史書籍的人注重。這套書能轉換我們的史觀，使思維更加正面。

再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史學界一向比較看重歐洲大陸的國家變遷，也比較注重歐陸思想家的思想，也一再喊出「脫亞入歐」的濫口號，一看到黑格爾、尼采、海德格、德里達這些思想家莫不俯首稱臣，甚至甘做犬馬；卻不知這些思想有大分都是胡說八道，隱藏巨毒；對於美國思想人物或基督新教的思想卻比較不願理會，甚至棄之如敝屣，很少人願意喊出「脫亞入美」的口號。要糾正這種壞習慣目前還很困難。不過假如您想改變，看一看英美國家有甚麽值得大聲稱讚、大肆模彷的地方，那麽現在正是時候。您可以把閱讀余杰這叄本書做為一個開端，

相信不久你就會一改老觀念，不致於像從前一樣，永遠墮落在歐陸思想的地牢中！

(以上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