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变天！民众期望改变　社民党险胜梅克尔领导的政党　圣诞节前组建新联盟政府(ZT)
德国周日大选开票结果显示，中间偏左社会民主党（社民党）以小幅优势击败梅克尔的基民联盟，社民党党魁63岁的萧兹（Olaf Scholz）可能击败梅克尔接班人60岁的拉谢特（Armin Laschet)。

根据《美联社》报导，德国选举委员会27日宣布，在299个选区当中，社会民主党得票率，比基民联盟的24.1％高出1.6个百分点。

社民党党魁萧兹可能出任下任总理

此前，德国国会大选中获胜的政党都没有得到超过31％的选票。社民党自2005年以来未曾执政，该党秘书长克林拜耳（Lars Klingbeil）已表示，该党「显然有权掌政」。

绿党得票率为14.8％排名第3，自由民主党（FDP）占11.5％。绿党与自由民主党均表态，愿与社民党或基民党合组联合政府，等到达成协议后，梅克尔的接班人将正式出炉。

在税收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德国的主要政党存在重大分歧。推动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的两个政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很可能成为下一届联盟政府的王者。

在竞选期间，德国国内问题为首要议题，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退到次要位置，但梅克尔即将退休，被认为是北京焦虑的一个原因。

绿党和自由民主党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在梅克尔任职期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蓬勃发展，即使她即将下台，仍继续倡导中德合作和密切的商业关系。

近年来，她顶住党内压力，没有制裁在人权、补贴国企和经济威胁等问题上劣迹斑斑的北京，尽管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区认为她的做法已经过时，但萧兹和拉谢特都倡导对中国外交政策维持现状，不会出现大幅改变。

然而，他们很难维持现状，因为社民党和基民联盟都需要小党的支持，才能组成联合政府，这意味着左翼绿党和自由民主党很可能在下一届政府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所有主要政党中，这两个小党都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他们都希望看到德国政策从纯粹经济考量转向更加以人权为主导的方法。他们主张对侵犯新疆侵犯人权和镇压香港民主人士的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德国民间、工商业反中情绪高涨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议会、工业界、公职人员、各部会和情报界谴责中国霸道的声浪席捲而来，下一任总理可能难以抗拒。例如，强大的游说团体德国工业联合会已经站出来，要求对中国特定官员进行制裁，这种立场在几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尽管绿党倾向于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但外交政策在竞选中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无论哪个政党组成下一届德国政府，自由民主党的党魁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都表示，中间派政党将占多数是「好消息」。「欧洲及其他地区民众原本担心德国选后不稳定，但现在他们可以看到：德国无论如何都会稳定。」

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萧兹是即将卸任的副总理兼财长，他将社民党从长达数年的低迷中拉拔出来，他表示，选举结果是「赋予胜选者非常明确的任务：确保我们为德国组建一个良好、务实的政府。」

德国人民希望政府变天

「人民希望政府有所改变。」萧兹表示，他发动一场场没有失误的竞选活动，民众认为萧兹令人放心，他言行举止四平八稳，「像一个机器人」，与拉谢特一连串失言形成鲜明对比。

梅克尔从2005年以来担任总理长达16年，选民渴望变天，使得执政的基民联盟得票率改写历史新低，为史上最差表现。

但基民联盟不放弃，仍表示他们将与较小的政党接触，讨论合组政府的可能性，而梅克尔将继续担任看守角色，直到新任总理宣誓就职。

北威州州长拉谢特在党内初选，击败一个更受欢迎的竞争对手，成为总理候选人，他努力鼓吹基民党的基本盘出来投票，但他出现一些失误。

拉谢特因一连串失言而被减分

拉谢特坦承，「显然，这次基民联盟流失不少选票，但是在梅克尔执政长达16年后，接班人无法在这次大选得到选举红利。」

拉谢特告诉支持者，「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组建联盟政府，因为德国现在需要一个联盟政府，来实现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拉谢特和萧兹都需要请求两个政党合组政府：得票率14.8％排名第3的环保主义者绿党，以及支持商业的自由民主党（pFD）得票率11.5％。

传统上，绿党比较倾向与社会民主党结盟，自由民主党倾向与基民联盟合作，但这两个小党都不排除走另一条路。

在圣诞节前组建新的联盟政府

另一种选项是，即将卸任的基民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再次组成「大联盟」，在梅克尔执政16年期间，大联盟存在过12年，但经过「大联盟」多年争吵后，各党派对此选项明显没有兴趣。

「每个人都认为，所谓「大联盟」对未来不会带来希望，无论谁是第一和第二，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新开始。」拉谢特说。

争取当梅克尔接班人的对手萧兹和拉谢特周日表示，应该在圣诞节前合组新政府，但萧兹认为给出确切日期是荒谬的，只是他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在圣诞节前做好准备。早一点也有好处。

拉谢特也表示，肯定应该在圣诞节前组建一个联盟政府。这种情况会推迟梅克尔的退休计划，让她负责看守内阁，直到新政府上台为止。
(以上转自信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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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二）欧洲的歧路》：德国的「黑森林」情结，与其精神结构上的东方化有关(ZT)

文：余杰

黑森林中的《格林童话》其实是限制级的恐怖小说

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其图腾或对应的自然象征物：中国是河流（黄河与长江），俄国是雪原，印度是大象，美国是白头鹰。作家卡内提指出，英国人喜欢想像自己在海上，德国人喜欢想像自己在森林中，很难把他们在国家情愫方面的区别表达得比这更简洁。

在德国人心目中，存在各种同样强烈的记忆和印象，其中首先是关于森林的记忆。几个世纪以来，它们在德意志民族的心理、文化和历史上留下了印记。德意志民族是欧洲各重要民族中较晚接受基督教的，其基督信仰中掺杂相当多异教成分，如泛神论和摩尼教。海涅说过，德国人的祕密宗教是泛神论，这个论断揭示了关于德国灵魂的重要真相，森林正是泛神论的起源与氾滥之地。

英国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斯塔加特（Nicholas Stargardt）则指出，「能或否」、「生存或毁灭」、「全部或全无」、「胜利或毁灭」等摩尼教二元论观念在德国源远流长，且构成希特勒的中心思想，而生活在山林中的人更容易接受这种思维方式。

在近代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一样，对森林保持着如此鲜活的感受。笔直而平行的树木，它们的密度和数量，使德国人的心中充满了深切而神祕的欢乐。尽管德国的人口密度是英国和法国人口密度的两倍，但其森林覆盖率高于法国，是英国的三倍。时至今日，德国人仍在寻找祖先居住过的森林，感到人与树木是一体的。在德国人的民间记忆中，森林始终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德国人的休闲之地和保护之地，也是邪恶和暴力的发源地。

森林是保护力量的象征。当路德受萨克森选帝侯之庇护，隐居瓦尔特堡时并翻译德文圣经时，常常遥望图灵根绵延起伏、古木参天的山丘。这些森林也是他快乐的源泉。又如卡斯帕．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所绘的名作《雾海上的旅人》，那名站在群山之巅的人物就是那个时代德国人的缩影。而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诗化哲学」中，「黑森林」是一个关键的意象，那是一种神祕的、充满母性的庇护者。

另一方面，森林中隐藏着野兽和精灵，人们很容易在其中迷失。森林代表一种永恆的威胁。这种对「邪恶力量」的恐惧，是德国人普遍有之的「黑森林情结」，例如《格林童话》的故事大都在森林中发生，它们是如此让人恐惧，包含了大量的暴力叙事，并不适合儿童阅读，根本不能称之为「童话」，称之为限制级的恐怖小说更恰如其分。耐人寻味的是，纳粹的文化理论家对《格林童话》评价甚高，呼吁每个家庭都拥有一本。从第二帝国时起的大多数时间里，《格林童话》在德国的销量和受欢迎程度仅次于《圣经》。

浪漫主义小说家路德维希．蒂克首次将拥有中世纪城市、森林、古堡废墟和矿山的法兰肯地区，神话为德国浪漫主义的圣地，他写道：「我觉得，自己似乎要被一个祕密社团，一个神祕的联盟所接纳，或者被带上一个私立法庭。我记得，在童年时代的梦中，偶尔见过这样长长的、狭窄而黑暗的走道。」

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也是采矿学家的诺瓦利斯，对森林中的地下世界更有兴趣，他在《夜颂》中写道：「晶莹的波浪，非通常的感官所能听见，涌入山丘幽暗的怀抱，尘世的潮水在山脚冒出；谁品尝过它们，就不会返回喧嚷的世界。」在他的诗歌中，夜的图像与山中世界合二为一，夜是时间，而山是起源之地。森林中的地下世界比天堂还好美好：「值得羡慕的幸福」是「与大自然古老的岩子岩孙，与其黑暗和神奇的洞穴打交道」所带来的。这种感受可以用来解释希特勒为何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待在东普鲁士森林深处的「狼穴」之中——那不仅仅是为了安全的缘故，黑暗给希特勒以灵感和勇气。

腓特烈大帝以来，德国拥有了欧洲第一支近代意义的职业陆军，德国也成为第一个带有军国主义特征的近代国家。德国的群众象征是军队，军队又宛如森林——德国特色的「黑森林」。军队不只是一大群人，军队是行进着的森林。森林成为军队的预表，说明德国精神的核心是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如卡内提所论：

对德国人来说，军队和森林无论如何是融合在一起了，尽管他自己不认识这一点。尽管在他人看来，军队是枯燥、单调无味的，但是在德国人看来，这种枯燥和单调却是森林的生命和光辉。他在森林中并不害怕，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所有这些树木的保护。他以树木的刚毅和正直作为自己的准则。

德国的「黑森林」情结，也与德国在精神结构上的东方化有关。德国在精神上比若干地理上更东的东欧国家还要「东方」。冷战时期，联邦德国是第一个启动「东方政策」的西方国家，这绝非偶然。日本《读卖新闻》常驻德国记者三好范英在《德国风险》一书中指出，德国位处欧洲的中心，并不完全认同西欧的价值观。在观念上，德国人更崇尚东方，包括俄国和中国。德国人认为西欧过于表象和浅薄，不及东方的深邃和神祕。三好范英举出德国知识分子中最西化的汤玛斯．曼为例——汤玛斯．曼在一战期间写下《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把「具德国性的」定义为「文化、灵魂、自由与艺术，而非文明、社会、投票权或文学」，以此与西方对照。这些历史遗产让德国和东方保持着某种心性上的联系。

有趣的是，英国学者斯蒂芬．葛霖从一个类似角度看待全球化时代德国与中国的亲密关系：除了经济上的利益之外，德国和中国都有同样的受害者心态——作为后发展国家的怨恨心理。中国永远将自己置身于西方和日本残酷殖民政策的受害者的位置上，如今中国正在夺回亚洲乃至世界中心的地位及自豪感；德国则将受害者的感觉深深掩藏起来，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罪魁祸首和加害者，但德国内心深处也有一种「凡尔赛和约情结」，这种情结对于重新成为欧洲第一强国的德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却正好与中国情投意合。

马克思不是德国人吗？马克思主义不是德国思想吗？

德国人承认纳粹是他们的发明，却不认为共产主义诞生于德国。德国人认为，共产主义的幽灵不是欧洲的产物，更不是德国的产物；它是亚洲的产物，是俄国的产物。真的如此吗？

在战争之前几年，某夜，康拉德．艾德诺（Konrad Adenauer）渡过易北河前往柏林，他在卧车里打瞌睡。当火车进入东边，艾德诺张开一只眼睛，喃喃自语道：「亚细亚，亚细亚。」

数年之后的一九四六年，身为英国占领区主要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艾德诺，因为曾反抗希特勒而深受西方盟国信任，此后当年联邦德国总理。他写了一封信给美国朋友，为未来的德国勾勒新的蓝图：「危险是不可轻忽的。亚细亚已经到了易北河畔。唯有一个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健康的欧洲，以及在英国和法国——德国自由地区所属于的西欧菁华区——的领导下，才能够阻止亚细亚的意识形态与力量的进一步扩张。」

艾德诺指的东方和亚洲是苏维埃共产主义。对于这位来自靠近德国西部边界的古罗马城市科隆的政客而言，

东方是野蛮落后的，文明的罗马人和查理曼帝国都不曾到过那里。

自由和民主，是罗马人、基督教徒、经过启蒙的西方之特色；

亚细亚则意味着，极权、专制、战争、屠杀。因此，纳粹帝国是亚细亚式的。艾德诺的任务是把德国或是西德带往西方，以割除犹如癌症扩散一般的亚细亚的残迹。

艾德诺代表了德国知识分子中非主流的另一翼——西化派。他们对东方的看法是负面的，并竭力彰显德国文化的西方特质，长期以来，他们还试图与比之更「高级」或更「纯粹」的法国和英国争夺西方的代表权及领导权。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艾德诺的这个看法居然与他厌恶的军国主义者、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一模一样——在日俄战争之后，威廉二世对俄国问题提出与众不同观点：「俄国人是亚洲人和斯拉夫人。尽管战败了，他们仍然会选择与日本团结在一起而不是选择德意志帝国。」

更有趣的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其主要目标就是「脱亚入欧」，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被欧洲所接纳。

即便艾德诺将俄罗斯画入地理和文化上的亚细亚范畴、将德国看作是欧洲及西方文明的中流砥柱，却不能掩盖马克思是德国人、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德国的事实。与纳粹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不是东方文化孕育出来的怪胎，而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是极端现代主义的顶峰。德国不能迴避其先后充当马克思和希特勒的「宿主」的事实。

二〇一八年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之际，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特里尔市举办庆祝活动，为中国赠送的马克思雕像举行揭幕仪式。特里尔地方政府、德国联邦政府甚至整个欧盟都在纪念马克思、拥抱声称遵奉马克思学说的中共政权。但德国若干权威历史着作偏偏只字不提马克思是出身在德国的德国人（尽管马克思在一八四五年十二月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马克思主义诞生在德国（尽管马克思晚年居住在英国，在英国完成其重要论着）的事实。在德国，掩盖纳粹屠杀的历史真相是「政治不正确」，乃至犯罪；但掩盖马克思主义、淡化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更大浩劫，却是「政治正确」。

马克思出生在特里尔一个富裕的犹太律师家庭，在特里尔生活了十七年。其父亲为躲避反犹思潮，放弃犹太教而接受路德宗洗礼。马克思本人在六岁时接受路德宗洗礼。但路德宗信仰并未进入马克思内心，成年后的马克思反戈一击成为「敌基督」的思想家。马克思一生有两大敌人：基督教和资本主义。耐人寻味的是，两百年来影响力最大的三名反对基督教传统的知识分子，都产生于日耳曼文化体系之内。

马克思是近代第一名「恐怖主义思想家」，马克思主义是浪漫主义的变种之一。马克思所着的《共产主义宣言》，认为人类所有历史均为阶级斗争历史，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应该联合起来，用暴力手段从资产阶级菁英手上夺取权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认为唯物主义是历史上唯一的动力，明确提出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左派狂欢说：「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自然界的发展法则一般，马克思也发现了人类历史的演进定律。」

马克思最重要的着作是《资本论》。他认为，建基于私财产的经济制度，本质上并不稳定，工人被资本家压榨、无法拥有其劳动所得，令他们与机器无异。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会导致它自身的灭亡，并会被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所取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的矛盾，将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治权力而终结，最终建立工人自由人联合体所管理、形成无阶级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将其学说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宣称其接受所有科学方法，但他破坏了最基本的科学原则，即开放心胸、并愿意因为新事证出现而修改其理论。马克思主义成为罗素所说的「准宗教」，它「对于客观上可被质疑的事物总是抱持着激进坚定的确信态度」。此种主义乃是一种睥睨所有异议的僵硬学说，对于不同意见的人，马克思的态度相当明显：「批评并不是一把外科手术刀，而是一件武器，其目的不是要驳倒敌人，而是要毁灭他们。」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先后在俄国、东欧诸国、中国、北韩、越南、柬埔寨、古巴、南美诸国、非洲诸国付诸实践。历史记录清楚地显示，所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无不走向独裁暴政，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乌托邦实验给人类带来惨痛的代价。仅人命的损失而言，据《共产主义黑皮书》估计，全世界死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人超过一亿。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表面上敌对，实际上既竞争又合作：它们拥有共同的敌人——尊重公民权、私有财产制度的自由民主国家；它们由执政党垄断政治，并在安全警察的协助下巩固其无限权力，法律并非用来保护人，而是用来捍卫统治机器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乃是观念秩序的错误，它是极端的理性，也是极端的非理性。它企图彻底改变人性，这是无法达成的乌托邦理想。法西斯主义者最能理解共产主义者，墨索里尼如此评价马克思在俄国的再传弟子列宁：「如同其他人贯注精神于大理石或金属一般，列宁可以说是一个以人类为素材的艺术家。不过，比起花岗石或更具可塑性的钢材，锻造人类困难多了，迄今都还没有出现过大师级的作品。因此，我们不仅得说这位艺术家是失败了，事实上他的工作远超过其能力范围。」墨索里尼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实践不乏同情，却也知道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既然德国人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他们的错，他们所受的苦难更多来自于纳粹而非共产党（二战之后，只有东德人遭受了共产党四十四年暴政之奴役，西德则在美国的庇护下尽享资本主义的荣景），那么德国并未具备对左派及新左派意识形态的免疫力。德国继续向世界输出变种的马克思主义病毒，即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这些剧毒的意识形态很快左右整个西方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将大学变成疯人院、将媒体变成谎话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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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专栏】欧罗巴，欧罗巴，何时勐回头？ 《大光》第二卷《欧洲的歧路》序言(ZT)

作者 余 杰 

宗教改革之后，英语民族与欧洲大陆分道扬镳

一九四零年，纳粹德国的装甲兵团横扫欧陆、闪电战所向无敌。号称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陆军的法国羞辱地投降了，希特勒制定登陆英国的计画，期望创造继凯撒征服、诺曼征服和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第四次对不列颠的征服，他在一次演讲中狂妄地声称：「衰败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必将寿终正寝。」

然而，短短五年后，希特勒在柏林总理府地下室自杀身亡，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二战后，迎来了美国的黄金时代，美国继承英国的使命，带领西方盟国，对抗苏联及遍佈全球的共产极权体制，最终在一九九一年赢得冷战的胜利。英美模式不再是「例外」，经历了二十世纪七〇年代开始的、遍及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英美式的民主、自由、宪政成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观念秩序。

宗教改革以降，英国（后来的美国）与欧洲的现代化模式有了本质的区别。就核心价值和观念秩序而言，

欧陆奉行启蒙主义，不断削弱基督教，迷信福利国家，政府介入经济运行和个人生活，平等先于自由，实行绝对的多元主义，即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

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则继承宗教改革传统和清教徒观念秩序，信奉个人主义，自由先于平等，坚信多元之上有「一元」的超越价值（上帝的主权），政府不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即右翼的保守主义。

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欧洲各国政府都深陷于腐败和低效率的泥沼中。统治阶层都希望在面临外国威胁时能增强其军事能力，但增强的方式是错误的：私人垄断公共职位、税收承包制、内部信贷、军事企业化。在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强国，强有力的派系成员在政治上、社会上和财政上牟取暴利，在国家提高王室对军事的控制权时，他们使国家的很多领域进一步「非理性化」。贫富悬殊加剧、民怨沸腾，这就形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背景。

英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形，英国有一个常设议会严密监督政府核心部门的运行——常规性的议会、更自由的新闻媒体、更有影响力的公共舆论，彼此相互增强，都作为监视人，监督中央行政管理机构显赫圈子里的人，防止他们以国家整体爲代价而牟取暴利。英国自治的地方政治共同体组成国家代议制，这是一种与欧洲大国不同的国家形成模式留下的永久性制度遗产。 

在广义的西方文明内部，若以清教徒观念秩序之强弱来判断现代化路径及国家模式之优劣，可梳理出此一明显的位阶次序：

美国是清教徒观念秩序最强大的国家，尽管也面临左派思想的腐蚀，但其清教徒观念秩序充满活力，川普执政让美国再度伟大，更准确地说是让美国的此一观念秩序再度高举。

次之是其他英语国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的观念秩序和政治经济状况像钟摆一样已向左摆动，但尚未脱轨，正在缓慢回归之中。

再次之是日本——地理上身处亚洲，精神上却是欧洲国家。

再次之是法、义、比、西、葡等拉丁欧洲（天主教欧洲）。

再次之是德、奥等德语国家或日耳曼国家。

最后则是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东正教国家——俄罗斯自彼得大帝改革三百年来，至今仍未争取到「欧洲国家」之名分。

判断现代化路径及国家模式之优劣，还可从其是否成功抵御二十世纪的极端主义观念秩序（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来判断：拥有清教徒观念秩序的美国，具有最强的抗体，极端主义从未成为其主流思想；

天主教国家的抗体明显较弱；

东正教国家更弱。法国是大革命的发源地，德国和义大利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源地，俄国则是共产革命的发源地。

本书中的欧洲模式，即英美清教徒观念秩序之外的现代化路径，大致可分为五种：法国、法国之外的拉丁世界、德国及日耳曼民族、俄国及东正教圈、日本。

日本：比欧洲更欧洲

日本学者坂野润治在《未完成的明治维新》一书中指出，明治维新永远「未完成」，因为从维新事业刚开始时，就存在四个不同的方向：西乡隆生主张「强兵」和对外战争，大久保利通主张「富国」和「殖产兴业」，木户孝允主张制定宪法，板垣退助则主张开设议会。

日本迫不及待地「脱亚入欧」，不到三十年时间，就在军事层面实现了这一梦想——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一八九三年），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第五届帝国议会发表演讲，特别强调日本已然跃升军事强国：「从军备的角度来看，我们拥有十五万常备兵，在将士训练和器械精锐方面几乎可以与欧洲强国的军队匹敌。海军也有将近四十艘军舰，将来只要国家军费允许，我认为军舰数量还会继续增多。」果然，日本很快击败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成为新兴强权。

然而，日本的现代性纲领，否定其他文明（主要是基督教文明）的普遍主义主张，强调日本的集体主义精神的独特性，追求纯粹的日本精神，漠视逐渐融入新的国际体制中。日本唯一看重的是实际的（即权力或经济的）利益。这使得日本很快走上军国主义的歧途。

太平洋战争的惨败，反倒让日本获得了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契机。战后，日本的宪法和民主制度是美国强加的。战后的日本常被焦虑感所困扰，比较直接的根源就在于以民主等原则为基础的国家宪法，这些原则是从西方演化而来，与位于传统社会中心的集体主义格格不入。与美国建国纲领中铿锵有力的英语相比，日本宪法中连语言都是对英文原版的逐字逐句的机械翻译。尽管如此，战后被美国全面规训和改造的日本，比「老欧洲」更美国化，比英国更亲美。日本的政府和执政政治人物，如吉田茂、石原慎太郎、安倍晋三，在政治经济光谱上比欧洲的政府和执政政治人物都更右翼。日本是非基督教文明、非地理上的欧美、非以白人为国民主体的国家中，在民主与法治上的典范。

日本现行的《战后宪法》为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制定。图/维基百科

但是，日本从美国和西方移植来宪法、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却拒绝西方现代文明的根基——基督教文明及清教徒观念秩序。日本基督徒的数量不曾突破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远低于作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香港、南韩和新加坡。作为文明根基的清教徒观念秩序的缺失，是日本现代化之路上最大的困境。这也影响了日本的外交政策：日本对中国等亚洲邻国的人权和民主化不闻不问，无意于充当亚洲民主化的倡导者和领头羊。

法国和天主教世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杀人放火

颇具东欧精神的作家卡内提（Elias Canetti）认为，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群众象征，法国人的群众象征就是革命。在俄国革命之前，人们一提起「革命」这个词语就会在前面加上「法国」。「革命」是法国人最大众化的纪念品，在世界面前标明了法国人的特点——直到俄国人以其革命在法国人的国家意识上打开一个令他们不愉快的缺口。

法国大革命是沉重的失败，是巨大的创伤。革命者们成功的推翻了旧制度，却未能建立持久的新政体，甚至连理论上的新体制也并未确立。柴契尔夫人曾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指出： 

英国的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第一次对法国大革命提出了有洞察力的批评，他也是我的意识形态导师。所以，对我这个英国保守党人来说，一七八九年的事件代表的是一种永久的政治幻想。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旨在推翻传统秩序的乌托邦的尝试——它是一群自负的知识分子以一些抽象的概念为名发动的。它的失败也并非偶然，而是因为自身的缺点和罪恶：它便最终演变为清洗、大屠杀和战争。在许多方面，它都促成了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然而，英国的自由传统是经历几个世纪才发展成形的，最明显的特点是连续性、尊重法律及平衡桿——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就体现了这些特点。

诚如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森（Ian Davidson）所说，革命者留下了断头台、恐怖统治和世界上首个现代化警察国家的精妙制度，他们还发明了「大规模战争」的概念，其特征为动员全民参与，大规模集中经济资源与官僚资源，不达胜利决不罢休。这种「大规模战争」成为拿破崙横扫欧洲的关键因素——比拿破崙个人的军事天才更重要。但是，大革命带给法国政治和社会的灾难性后果一直影响至今：永无休止的政治动荡，无休无止的政权更迭，以及纵横交叠的暴力冲突，这也正应了毛泽东的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杀人放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的革命者们在就新的法国政府进行辩论的过程中，拒绝考虑英国的模式和英国的经验。但法国经历的每一次动荡之中，很多重要人物在遭遇困难和危险时都去英国避难，因为那里的局势更加安全和稳定。《人权宣言》和多达十部的宪法都不能保护他们：从垮台的国王查理十世到拿破崙三世，从保守派的历史学家基佐到左翼历史学家勃朗——他在英国完成了十二卷的《法国大革命史》。

其他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大都经历了形形色色的革命及暴政，如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西班牙的弗朗哥独裁。一六七九年，英国政治家亨利·卡博尔在英国下议院的演讲中指出，欧陆的天主教世界及其政治模式与英国存有根本性差异：「罗马天主教强化了常备军和专制权力的观念，早先的西班牙政府、现在的法国政府都是这种教宗制根基的支持者。」

作为天主教世界神经中枢的梵蒂冈教廷，在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惨剧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美国历史学家大卫·I·科泽（David I. Kertzer）查阅了大量梵蒂冈解密档案后，得出触目惊心的结论：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得以掌权并维护其统治地位，梵蒂冈起了核心作用。教廷及意大利天主教会与法西斯当局亲密合作，延伸了警察镇压民众的触手。法西斯政府将犹太人当做二等公民，教会不仅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还为墨索里尼采取严苛措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

教廷与日本皇室一样，是对二战期间的人道主义灾难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两大机构。日本的天皇制度经过美国占领当局的大幅改造，成为类似欧洲王室的「宪法之下的君王」。然而，梵蒂冈的教宗制至今仍保持中世纪封闭而僵化的、金字塔式的专制结构——今天，教廷又如同当年拥抱法西斯一样拥抱中共独裁政权。

德国及日耳曼民族：黑森林中的党卫军

德国经过了「半个宗教改革」——从地理范畴上看，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北部取得了成功，路德宗教会成为统一后的德国的国教；但德国南部尤其是巴伐利亚地区，仍然是天主教独大。在宗教改革的深度上而言，马丁·路德的神学存有若干致命的缺陷，如强调对国家政权绝对顺服、圣俗二分的「两国国度论」以及「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使德国的宗教改革比起日内瓦、尼德兰和英国来，乃是半截子的宗教改革。这种状况使得德国的现代化陷入某种持续痉挛般的姿态：忽而突飞勐进，忽而一泻千里，忽而浪漫，忽而暴戾。当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后，德国的路德宗教会和天主教会都毫无抵抗之力。

卡内提指出，英国人喜欢想像自己在海上，德国人喜欢想像自己在森林中；很难把他们在国家情愫方面的区别表达得比这更简洁。德国的群众象征是军队，军队又宛如森林——德国特色的「黑森林」。军队不只是一大群人，军队是行进着的森林。在近代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一样，对森林保持着如此鲜活的感受。笔直而平行的树木，它们的密度和数量，使德国人的心中充满了深切而神秘的欢乐。时至今日，德国人仍在寻找他们祖先居住过的森林，他们感到同树木是一体的。森林成为军队的预表，说明德国精神的核心是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

对德国人来说，军队和森林无论如何是融合在一起了，尽管他自己不认识这一点。尽管在他人看来，军队是枯燥、单调无味的，但是在德国人看来，这种枯燥和单调却是森林的生命和光辉。他在森林中并不害怕，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所有这些树木的保护。他以树木的刚毅和正直作为自己的准则。

卡内提认为德国人对森林的憧憬形成集体主义。图/取自 https://flic.kr/p/H4xVjc

德国地处欧洲的心脏地带，并非东欧国家，在精神上却比东欧国家更「东方化」。冷战时期，德国是第一个启动「东方政策」的西方国家，这绝非偶然。日本读卖新闻常驻德国记者三好范英在《德国风险》一书中指出，德国虽然位处欧洲的中心，并不完全认同西欧的价值观。在观念上德国人更崇尚东方，包括俄国和中国。德国人认为西欧过度表象和浅薄，不及东方的深邃和神秘。三好范英举出德国知识分子中最西化的托马斯·曼为例——托马斯·曼在一战期间写下的《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里，把「具德国性的」定义为「文化、灵魂、自由与艺术，而非文明、社会、投票权或文学」，以此与西方对照。这些历史遗产让德国和东方保持着某种心性上的联系。

德国总统、早年从事人权活动的牧师高克（Joachim Gauck）曾指出，德国长期以来在文化上认为自己有另一种特殊的处境——一种例外主义（即「德意志特殊道路」）——因此认为，符合普世价值的看法并不一定符合德国的需求。但是到头来，这种态度反而让纳粹主义引发了大灾难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悲剧。然而，德国似乎并未彻底完成转型正义和精神上的去威权主义化，梅克尔政府的「脱欧入中」政策正在将德国拖入两次世家大战之后最大的危机之中。

俄罗斯：融入欧洲长路迢迢

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一个月，美国法学家伯尔曼（Harold J. Berman）在美国埃默里大学举办的「基督教精神与民主」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指出，在无神论与基督教的斗争中，无神论失败了。无神论之所以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从俄罗斯人那里夺走了属灵的美和力量，夺走了他们所渴望的超越性元素和个人救恩元素：

共产主义的土崩瓦解，从根本上说是道德上的崩溃、精神上的崩溃。苏维埃社会主义宣扬大公无私、诚实正直、社会责任感，但却在行钻营私利、弄虚作假、贪污腐败之实。在我看来，它所信奉的基本美德观，以及由此导致人的自负，缺乏对超然秩序、个人救恩和永生的信仰，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倘若诚实只是一种美德，而非上帝的诫命，便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神圣性，一旦其无利可图，就会为人所抛弃。

伯尔曼深信，要在苏联各共和国实现真正的宪政，最大的希望就在于正在发生的基督教信仰的复兴，而且这也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更重要的是，与复兴同时并行的，还必须有东正教的改革，东正教不可能也不必要变成另一种新教，但东正教不能迴避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吸收。如果没有经历马丁·路德和约翰·喀尔文意义上的宗教改革，甚至连天主教的格里高利改革的没有，俄罗斯东正教则只能永远停滞在「前现代」状态。

当初，东正教与斯拉夫民族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结果：空洞高韬的「爱邻舍，也爱仇敌」的教导，并未软化沙皇体制的暴虐，更无法抵御风捲残云般的共产主义思潮和革命。近代以来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败坏，东正教会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其组织结构和观念秩序的缺陷难辞其咎。不仅俄罗斯如此，整个东正教世界也都如此。罗马尼亚思想家帕塔皮耶维奇指出，东正教传统无法帮助原苏联东欧国家建立一种依据不带个人色彩的规则运作的公共行事风格，「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马其顿、俄罗斯、希腊——所有欧洲的基督正教国家都有一个特点：体制不健全。这是因为基督正教具有弹性，它注重的是心灵冥想，而冥想的依据主要不是文本，而是农民的口说传统。所以我们这里有一种透过谣言运作的模式，资讯不足，尔虞我诈……」

从彼得大帝改革至今，俄罗斯仍未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一九九七年，俄罗斯被西方七国集团接纳，成为其第八个成员。二〇一四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半岛及在乌克兰策动代理人战争，被七国集团冻结会籍。俄罗斯站在西方的门槛上，回首眺望着东方，双头鹰真能首尾兼顾吗？

非英美的诸多西方现代化路径，因不具备清教徒观念秩序而步履维艰。它们不是非西方世界效仿的榜样。昔日诞生了宗教改革的欧洲，今日不仅背弃宗教改革的遗产，还试图抛弃整个基督教文明，却让自己陷入更重大的危机之中。欧罗巴，欧罗巴，何时回头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