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健铭／季风带主编 作者着有《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与《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 书名：《帝国之间、民国之外：英属香港与新加坡华人的经济策略与「中国」想像（1914-1941）》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1914–1941 作者： 郭慧英 出版日期：2021/02/10 出版社：季风带文化出版 连结：诚品｜三民｜季风带
台湾艺人罗志祥曾言：「不用分那么细，我们都是中国人。」从中国大陆政治角度看，以此大一统方式理解「中国人｣之身分内涵自是必要，中国向全球华人世界宣扬「大华语｣，其背后便不无此意。二〇一八年，中国大陆学者陆俭明曾在新加坡宣传「大华语｣。按他的理解，「大华语｣是指「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全球华人的共同语｣。 对于中国大陆以北方为中心的官方「中华民族｣论述，作为全球华人主要集中地的东南亚（或称南洋）没有照单全收。二〇二〇年六月，新加坡学者廖建裕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戒新加坡采用「华语｣还是「汉语｣？拐，从语言角度谈新加坡华人与中国大陆人之别，对「大华语｣概念不无批判之意。他在文中说：「华语和汉语有何区别？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为何不用海汉语灰这个名称，而用海华语灰？……海外华人长期在中国境外，和中国有别的环境中生活，融入非华人的社会，遇到了不同的事物和经历，开始发展自己独特的语汇，甚至也具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语法），所以不可能也不应强求与中国的汉语一模一样。｣ 显然而见，从廖建裕角度看，「中国人｣其实可以分得很细，并无放诸四海皆准之定义。 认为「中国人｣应当细分的，并非只有廖建裕一人，新加坡政府也有同一见解。二〇一七年，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成立。于开幕礼中，新加坡首相李显龙指，新加坡华人的「中国性」有别于印尼、马来西亚、港台华人以及中国大陆人的「中国性」，历经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脉络后，新加坡华族已有自己的独特文化。 马来西亚传媒人沈明信更直白。在二〇一五年中秋，沈明信于马来西亚《中国报》撰文，直言「北方没有我的娘｣。他在文中如此回应中国政府的官方民族主义论述：「这个中秋节，我被宣布，在北方有一个娘家。祝福这个娘家。现实是，我的亲娘，葬在马六甲郊外的一座小坟里，北方没有我的娘。｣ 何谓「中国｣——「中国｣定义之浮动性 从历史脉络看，「中国人｣衍生不同定义，被各地华人以不同方式演绎，其实是自然不过的事。在《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第二章戒何谓中国人？——海外华人身分之辩拐之中，我曾尝试从海外华人角度解构「中国人｣概念，解构进路有三： 第一，分析「海峡三子｣伍连德、林文庆、宋旺相乃至邱菽园在英治下复合、多重、混杂的「中国｣意识； 第二，比照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对共同体理解之差异，指出前者以文化价值观定义身分边界，共同体门槛较宽松，后者受西方思想影响，以血缘为纲，排外乃至仇外意识较强； 第三，回顾中国大陆历届政权对「中国国民｣身分资格的不同理解与定义。这三大进路的共通点，是「中国人｣并无恆久不变之义，「中华民族」民族主义论述有不同演绎自是平常事。 生于台湾，任教于香港与美国的学者史书美近年提出「华语语系｣之说，尝试挑战中国以北方为中心的「文化霸权｣式华人身分论述，并且理论化乃至还原海外华人复合却又不乏自主意识的身分意识。 「中国｣作为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 
图片来源：The Youth Times 不过，相较中国大陆宣传大一统华人意识的积极程度，华人学术界对应中国官方民族主义论述的批判力度仍然相对逊色。故此，旅美台湾学者郭慧英的着作《帝国之间、民国之外——英属香港与新加坡华人的经济策略与「中国｣想像（1914-1941）》在台湾出版，并于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发行，实为全球华人世界之大事。着作原由荷兰出版社Brill出版，原题为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难得的是，作者为筹备本书中文版，特别亲自翻译并改写与增订原着内容。《帝国之间、民国之外》的基本要旨，是以二十世纪初英帝国治下与日帝国南进之下的新加坡与香港为观察点，分析为何海外华人没有全盘接受中国大陆官式民族主义论述。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的「中国｣意识之别，在于两个世界的敌我意识之不同。事实上，这两个世界之「一中各表｣，也进一步揭示「中国｣实为政治概念多于地理概念。 《帝国之间、民国之外》不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精彩且重要的「中国｣意识发展史叙事，可简单以三点介绍： 第一，中国大一统式民族主义论述无法精准描述全球华人的「中国」意识，因为「中国｣意识之意涵会随政经脉络而变，华人对何为「中国｣之敌人、应与「中国｣敌人保持何种关系之理解，往往随时空易转而变改。 
左图为蒋介石，右图为汪精卫 图片来源：风传媒 具体而言，形塑「中国｣意识之演绎的政经脉络有三。 第一个脉络，是于清末民初之间，中国政权更替不断，国境之内亦有多重政治主张，这令海外华人难有一致的「中国｣共同体意识，国民政府之中蒋介石与汪精卫这两大势力皆能在海外动员是案例之一。在一九三〇年代末，蒋氏与汪氏的对日外交路线显然有别，新加坡华人领袖陈嘉庚对蒋介石的支持最为有力，但相对亲日的汪氏也取得另一新加坡华人菁英张永福的支持。事实上，汪氏的海外动员能力令蒋介石感到疑虑。同样是在一九三〇年代，新加坡《叻报》总编辑梁显凡（粤人）亲汪，他「在香港组织拥汪派力量，然后到新加坡，利用陈嘉庚和胡文虎之间的矛盾，破坏重庆的海外工作｣（见第七章）。与此同时，蒋介石与李济琛之间的国民政府内部张力，也能突显「中港矛盾｣。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注意到，英属香港的媒体多同情李济琛，对南京政府之抨击也不遗余力。故此，《正报》、《点心》、《探海灯》、《半周评论》、《真报》和《正义报》等香港报章被南京政府斥为「反动」媒体、被禁绝于中国大陆之外。（见第四章） 第二个脉络引申自第一个脉络——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对「爱国｣形式有不同理解，对「外国势力｣之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有不同取态。清末之时，在一八九四年，郑观应于《盛世危言》中提出「商战」之说：「语云：海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灰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然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 郑观应与西方颇有接触，本身也是太古洋行买办，他后来加入中国轮船招商局。郑观应提倡「实业救国｣，其取态较亲「外国势力｣，这不但广为身处英治下的新港华人菁英所接受，从中国大陆到西方留学的菁英对此也不无共鸣，中国史上首位美国留学生容闳是绝佳案例。容闳生于广东，受学于澳门与香港的西方传教士学校，与太平天国领袖曾有交情。他支持清政府洋务运动，亦曾参与戊戌变法，后来更改而支持革命。容闳最终没有加入太平天国运动，重点不在于其政见与之不合，而在于他其时务实评估，太平天国后势并不理想。容闳也与台湾日殖总督关系良好。上述新加坡华人领袖陈嘉庚之案例更具戏剧性。纵其一生，他从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变为支持毛泽东的中共政权。容闳与陈嘉庚皆以自身言行呈现「中国｣作为政治概念的不同形态。香港历史学家冼玉仪（Elizabeth Sinn）曾言：「许多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人物，都曾在香港停留，这并非巧合……在生活中，他们和外国人接触，其华人民族认同由此而生。｣不过，至二十世纪初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之时，英治下的香港所持的「实业救国｣务实爱国思想，与中国大陆爱国观之间的鸿沟变得极其明显。作为罢工背后重要推力、倾向仇外的广州中共左翼力量认为，罢工潮的意义，在于反帝国主义和阶级斗争，按其观点，香港重要社会组织东华三院则是「留居香港的中国绅商之大集团……是一仰承帝国主义颐指气使的洋奴组织，故在香港颇有政治势力。」（见第三章） 形塑「中国｣想像的经济诱因 
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其在1915年与日本针对《二十一条》进行外交斡旋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第三个脉络，是从新加坡与香港华人角度看，「中国｣之敌人经常有变。中国大陆对外输出民族主义论述并非当中主因，其箇中真正关键，是新港华人会按自身经济利益定义「中国｣敌人身分，思考与「外国势力｣保持何种关系。从二十世纪初至今天，某种流行于中国大陆的爱国观点总会认为，日本乃至英国是中国大敌，杯葛「外国势力｣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对近世新港华人而言，这却非必然。于一九二〇年，中国大陆因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之国耻而感愤懑，继而发起五九国耻日杯葛日货运动，但在同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之后，香港与新加坡华商却仍然举行筹款活动，为日灾筹赈。「星加坡华侨筹赈日灾会」曾在报章刊登声明，指：「盖闻上天有好生之德，人类有乐善之心。吾人上体天德，下察人心。本天人慈善好生之情，发为救灾恤邻之举，此星加坡华侨筹赈日灾会之所由成立也。溯自日本灾耗传来，世界人类，莫不同深悲悼。」至三〇年代，新加坡华商对日货改持敌意，则与政治因素关连甚少。当时全球历经经济大萧条，欧亚贸易萎缩，此时日本作为后起帝国南进，日货在南洋市占率节节上升，这自然增加新加坡华商排斥日货的诱因。（见第五章）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四〇年代之前，中国大陆本身也是新港亲近「外国势力｣以取得利润背后之推力。从三〇年代起，中国渐能取得关税自主权，其内向排外的经济民族主义意识渐现。为振兴中国工业，中国政府严格定义「国货｣，新港华商之下出产品往往难被中国大陆认定为「国货｣。对华贸易成本变得高昂，令英帝国版图之内的特惠关税制度变得更具魅力，处于中国大陆之外、英治之下的新港经济圈由此成形，于一九三〇年代中，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推动海外华人版本的「国货运动｣。（见第六章）至一九四〇年代，于中日对战中，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中国国土逐渐萎缩，中国大陆资本家南下至香港，中国政府才逐渐放宽香港出产品的「国货」资格。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抗战期间，香港华商也没有积极购买国民政府的战时国民公债，以资本支援「国家｣。（见第四章） 从海外华人史回望新加坡与香港的空间发展轨迹 第二，在近世之中，同为港口城市的香港与新加坡并非仅为中国「边陲｣，双城其实也扮演推动「中国｣发展的中心角色。在书中，学者郭慧英引用人类学者何永盛（Engseng Ho）的观点，指新加坡与香港本质上是「局部社会」（partial society）——「当我们在建立一个跨区域时，社会局部性处处可见。这种局部性既非古典理论所理解的全面与综合社会，亦非后现代理论所重的支离破碎。这种不完整令我们倾向拼凑各种局部零件。港口城市和殖民地正是局部社会的孕育场域。」 对近世新港发展轨迹的特质，郭慧英于本书终章有极具启发性的总结：「在两次大战间，全球自由贸易受各国保护政策冲击，新港华商在英帝国、日本帝国、中国之间，利用英帝国特惠关税、中国民族主义、日本南进政策，创造新的经济机会，也突显了海弹性公民权灰。新港不只是英帝国殖民地，亦非只是日人眼中亚洲尚未开发的南洋，南洋华人自称华侨，也不完全跟从中国大陆的政治领导。这都说明，南洋并非只是中国大陆的延伸，而是一个独特的政经与文化空间。这个空间以香港与新加坡为两轴，香港接连广东，新加坡接连福建，同时亦串连日本帝国的商业网络（例如粤商的神户—香港—新加坡商业网络，或闽商在日本南进政策之下从基隆经爪哇各埠到新加坡的物流线）。也可以说，香港和新加坡的商业走廊，是在中国、南洋与日本帝国（包括台湾）贸易交流与政治动员之中，华商跨域活动的汇集处。这个空间的历史，也因而是多重的流动史。｣ 近年有关特区市（Charter City）的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需在境内设立形同「国中国｣的特区，汇聚全球的多重流动，国家才能兴旺，才能快速发展。盛载多重流动史的新加坡与香港，自然对近代中国之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此可举书中两例，以兹说明。其一，如郭慧英所分析，在一九三八到一九四〇年之间，陈嘉庚的南侨总会终究曾以大量金钱支援重庆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一旦陈嘉庚不再支持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的战时动员能力便会大受打击。其二，后来陈嘉庚不再支持蒋介石，改而支持中共，也是先将资金汇至香港，才能从香港汇款至延安。近期香港亲建制智库编纂《香港志》，不无强调香港作为「边陲｣「地方｣之意，在此时细读郭慧英之研究，思考近世新加坡与香港的空间特质，批判来自中国大陆的「坡县｣之论，必有所启发。 「中国｣想像与华南侨乡乡缘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第三，海外华人的「中国｣意识，其实主要源于他们对华南侨乡的关怀之情。换言之，「中国」想像其实是以地方为本位，地方为实，国为虚。事实上，在本书开章，我们可以见到，中国大陆的五四运动引发了新加坡闽人与粤人之间的冲突，而且粤人对其家乡之旁的闽人认识不深。此外，以陈嘉庚为例，他改而支持中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主理的南侨总会组织回国慰劳团，到中国考察之时，陈嘉庚发现，其故乡福建在国民政府官员、淅江势力代表陈仪治下，问题丛生。这令他更觉中共气象之清新。如郭慧英所指，在南洋各属福建同乡代表大会成立大会之中，陈嘉庚指，国民党指派到福建的高层官员，都是「浙江派」。他形容，浙江帮在福建，犹如日本人在台湾。在民国三十年四月七日，国民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向重庆外交部发电报，如此记录陈之发言：「陈嘉庚在闽会称亡台湾者为日本、亡福建者为浙江派，闽人若不急起必将沦福建为浙江派之殖民地……」近年开始有香港学者研究「福建帮｣之势力与中国香港特区时代政治发展之关系，书中这一部分对此研究定有所启示。 结论——在「大一统｣与「去中国化｣之间 学者郭慧英在终章结论说：「时至今日，国家已逐渐操控中国与海外之间的流动。海外华人如何才能保存既有的多元自主文化空间？参考二十世纪初的历史经验，保存闽、粤、潮、客等华南语言，巩固各华南语言族群的在地与跨域网络，维护多元自主的民间社会，也许仍然是应对中国大陆官式民族主义的最佳答案。｣这个结论指涉的对象，其实不只限于中国大陆官方。近年在中国政治压力下，台湾与香港政治共振浮现，彻底「去中国化｣的抗争路线愈来愈受欢迎。对于如何能在「大一统｣与「去中国化｣建构海外华人自主的抗争路之问题，郭教授这本重要着作同样能够为此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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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淑敏／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书名：《帝国之间、民国之外：英属香港与新加坡华人的经济策略与「中国」想像（1914-1941）》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1914–1941 作者： 郭慧英 出版日期：2021/02/10 出版社：季风带文化出版 连结：诚品｜三民｜季风带
海外华人人数多达数千万，人才辈出，长久以来吸引了许多研究者关注。对于这个群体，战前通常以「华侨」称呼，透过教科书，「华侨是革命之母」成为人人可朗朗上口的标语。在研究成果上，不论是总体性的华侨论，或者以原乡、侨居地、方言群等为对象的论述，对侨汇、侨批、侨资、侨教、侨乡、华侨网络等专题研究，都累积了不少成果。在众多的成果中，本书具有何种特色与意义呢？ 书名《帝国之间、民国之外——英属香港与新加坡华人的经济策略与「中国」想像（1914-1941）》，顾名思义，是以同为英国殖民地的两大港市香港与新加坡之华人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处身环境是帝国主义国家交互影响下的中国本土之外的地方，而分析比较的切入点则是经济策略与民族想像。以英国在亚洲殖民地的双珠作为比较对象，是作者的巧思，而由分析跨界的商业网络入手，更隐含作者「为挑战威权，挑战受领土疆域所限的主权国家史观」的企图。 挑战主权国家史观 
筹赈会的纪念邮票 图片来源：chinastampsociety 要挑战主权国家史观，作者提出三重分析视角， 第一重是「二十世纪初期华南——南洋世界经济区的霸权转移」，用以论述第二章戒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成形前的海外华人拐与第三章戒一九二〇年代海外华人世界之中的「敌人」与「国家」拐，指出海外华人在民族主义的激发与现实的考量下，发展了独特的爱国方式，即着重营商利润，再以资本支援中国发展。 第二重视角是「近代中国之国家建构」，以此视角论述第四章戒实业救国——一九三〇年代新加坡与香港对中国民族主义精神之演绎拐与第五章戒全球经济大萧条下新加坡与香港华商之对应拐。前者以筹赈会为例，以两地华人领袖与中国政府关系的角度切入，解释香港、新加坡两地反日之表现何以有差异；后者则探讨华商面对经济大萧条时，以「实业救国」之志从事跨界经济活动的自救之道。 第三重分析视角是「跨界网络与地方认同」，藉以论述第六章的戒何为「中华民族利益」？国货运动之下的中国大陆、新加坡与香港拐以及第七章戒分裂的「中华民族」意识——「新福建」、「新广东」、中国与新港拐。作者指出：反清、反英、反日到二十世纪初期的统一国语运动，固然有凝聚海外华人作用，但是当一九三〇年代广州—香港—新加坡工商业走廊逐渐成形，而南京政府发动的国货运动却是以保护上海为主的国内资本时，中华民族之利益为何便不免有所争议。并且，不仅经济上有何者为重的争议，在政治上也有「闽粤地方」与「中央」的对立，香港遂扮演着南方政治行动策划地、事后避风港、辐射政治影响至海外之基地等三种角色。 透过上述的辨证讨论，作者强调：在海外华人社会之中，各语言群（帮）的政治立场不一，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并未能自动削弱各语言群之间的鸿沟与差异，统合各侨乡连带的国家认同。在二战之前，泛中国想像共同体仍未真正成形，广东、福建、客家等以乡音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仍具有重要影响力，对中国民族主义精神各有不同诠释。 这个「海外华人的中国民族主义认同，并非铁板一块的爱国主义，当中不乏同床异梦的意识」的结论，是如何得到的？我们且先看作者的论证过程。 不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中国」想像 
图片来源：alamy.com 首先，作者定义主要华人的送出地华南是「中国内部政治边陲和中国对外经济核心」，这个地区在欧洲势力扩展之前，贸易和移民网络已经出现。本书讨论的新加坡与香港两地的重要性，则迟至十九世纪末才浮现，华人社会的形成主要仰赖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移民。在新加坡，开发需要的密集劳力来自华南，二十世纪初期，华人社群的经济脉络以多重语言连系，闽商多从事与英国资本有关的进出口贸易，潮汕商人多从事米业，客籍人士多为工匠。可以说，这个社群以「帮」为骨干，具一定资产的早期来此的土生海峡华人，以及手无寸金的中国南来新移民，都被融入于这个社群。 至于香港，移民绝大多数是广东人，领导香港华人社区的华商，并不像新马华商那样与南来劳动移民关系密切，社会菁英是东华三院的贊助者和会董。殖民政府也有意培植一批类似海峡华人般亲殖民者的菁英，获得提拔的太平绅士，多是受英国或美国教育，担任买办、法律、保险、医学等范畴之专业人士。 当然，两地的华人社会不是一成不变，反而更敏锐的反映时代脉动。从日本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日本占领英属香港与新加坡之时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inter-war years），即使政权与关税政策等有所变化，中国与海外华人间的社会、文化、经济联系仍不间断，方言群扮演着重要的联系角色。为了论证这个复杂的关系，本书以一九二〇年代的抵制日货、反英的省港大罢工为例，指出由于新加坡华人社会以「帮｣（不同华南语言群）为骨干，其经济网络以不同乡音为纽带，导致新加坡的反帝国主义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各帮之间的对立；而各帮之间的对立，反而缓和了各帮之内的阶级矛盾。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经济萧条之时，各「帮」组织反而促成香港和新加坡双城商人的合作。粤港商人需要面对中国政治变动以及英帝国外交政策之变化，双方利益不一定一致，但香港和新加坡华商却有共同利益，他们在大英帝国远东地区的发展目标相当一致。 
数千失业者正在纽约街头上等着联邦的纾困措施。摄于1933年 图片来源：npr.org 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发展基础上，当一九三〇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来临时，面对橡胶制造业的衰微、日本棉布对英国棉布的威胁、福建茶与台湾茶的竞争问题时，两地华商、英商、日商有了新的合纵连横关系，而中国国内历次因中日冲突而引发的反日运动，也非纯然的民族主义，与经济变动关系更是密不可分。作者在论述上述错综复杂关系后，指出：一九三〇年代支持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加坡华商可概分为两类，一是经营制造业以及与英国全球业务相关之进出口贸易商，二是经营之业务需与日商竞争的华商。第一类商人以福建人为主，他们多经营胶鞋制造生意，第二类商人包括潮州商人与闽商，前者多半从事英国布匹进口贸易生意，后者多从中国进口茶叶。另外，在新加坡与神户的贸易网络中，谐街的粤籍商人是重要组成部分，自十九世纪末起，此贸易网络是日本商品出口至南洋的主要路径。当日本布匹进占南洋市场时，意味着英国布匹在南洋失守。英国兰开夏棉布于新加坡销量下降，欧洲商人与华商同为输家。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内，闽南和潮州商人面对日本商业势力之威胁，因而支持反日货运动、助长中国民族主义之发展。亦因此，新加坡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明显带有反日色彩。 另一方面，香港企业也受经济大恐慌打击，不同的是日货畅销不能完全解释香港华商的生意挫败。早在一八九九年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正式生效后，香港进口之日货可得中国低税优惠，香港成为华南日货集散地，从事对日贸易的香港商人，需要同时掌握日本生产资讯与华南、南洋消费市场之品味，他们欢迎从横滨与神户进口的日本布。香港华商面对日货之竞争，并无一致对策。 作者进一步梳理华商地位消长与全球贸易关系，指出：二十世纪初，南北行和金山庄是香港和新加坡的远程贸易与汇款生意重心。南北行专注的地域范围较窄，主要从事东北亚、中国和东南亚贸易；金山庄业务则横跨太平洋各埠。对南北行和金山庄商人而言，日货供应对亚洲乃至太平洋贸易至为关键。因此，香港不如新加坡，有系统的反日货运动不曾出现。当一九二九年国民政府关税自主之后，高进口税打击到香港中国的货物出口，于是港商改而投资于中国，包括上海与广东。在经济大恐慌之前，香港香山帮百货公司已在中国投资，单以爱国情怀来理解，并不足以了解海外华商试图巩固中港之间的供应链的企业经营策略。经济大萧条对洋行的华人买办影响甚深，英资企业改革华人买办制，也连带改变香港华商势力分布。经济大恐慌之后，从事远程越洋贸易生意的华商影响力下降，投资于粤、港当地工商业的企业家地位提高。 谁的「国货」？ 
画家梁玉龙1976年创作的一幅庆祝五四运动的油画作品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将方言群、贸易网络扣紧全球经济、中国国内及国际关系深入分析的手法，在中国的「国货运动」相关论述中，也可看到作者展现的深厚功力。作者将焦点放在「国货」的定义，是谁的国货？究竟是谁在国货的大义名分下受益，谁又被排除在外？国民政府着重保护中国大陆之内的企业，以上海为基地的华资企业特别受保护。南京政府以较狭隘的国家疆界方式定义「国货」，海外华人企业的货品一律被视为外国货。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全球橡胶市场重挫时，南洋华人工商业者期望国货泛指华人生产的货品，不过南京政府拒绝此议，海外华商的货品无法受惠于中国的关税自主，成本反为此增加。从事中国与南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也意识到中国新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受中国国货运动压迫，香港华资资本，乃至新加坡与南洋华资资本，都需面向英帝国市场，以此为重心以便营商。 在一九三〇年代经济保护主义成为常态，自由贸易体系崩溃时，英国以英国特惠关税制度应对全球经济萧条与各国关税壁垒政策，帝国成员是互利的经济共同体，英帝国得以维持其在制造业之中的影响力。由于新加坡连结马来亚腹地、苏门答腊、暹罗（泰国）、爪哇和婆罗洲市场，英国对日本纺织品的进口量加以限制，进而保护英国兰开夏的利益。至于香港，由于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日本原料进入香港，在抑制英国利益的同时，促成了华资工业在三〇年代的发展。香港华商在粤、港间，灵活使用各种便利，又透过新加坡华商在南洋的地位，进入英属马来亚市场，英国要限制日货也是成效有限，反倒是中国实行关税自主政策后，香港失去华南转口港优势。但对中国而言，英国特惠关税制度令很多粤港企业家采用广东原料或半成品，于香港生产成品，以便出口货品至其他英帝国属地，得享英帝国特惠关税优惠，为拓展中国商品的海外市场，中国政府希望利用海外华商的「国货侨销」平台。在一九四〇年之前，中国政府不曾视香港制品为国货。然而，香港与新加坡之间的贸易走廊，日币贬值后便宜的日本原料，乃至英帝国特惠关税系统，都成为一九三〇年代香港工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从大视野重构「中国」想像 整体而言，作者擅长细腻的史料分析，却能以大视野驾驭零碎的史料，因而能对双城的发展，提出具有洞见的结论，亦即：新加坡华商的利益系于英帝国的南亚和欧陆地区贸易，香港则是跨太平洋贸易的枢纽与重心。换言之，海外华人商业网络以新加坡和香港为据点，双城甚至能左右英日帝国的政治进程，对英帝国在远东的势力、对日本帝国的后进发展，或成阻力，或成助力。在此多重政治角力的背景下，海外华商不会单纯凭着民族认同，支持中国民族主义、应和中国大陆的动员。他们也有诱因支持英国管治，或日本帝国在南洋的商业势力扩张。事实上，在两次大战间，海外华商因应中国华南、南洋、泛太平洋的经济形势而调整政治立场。这个跨国界的社会史书写，正可弥补民族主义史观之不足。 本人与作者相识十余年，记得最初是经由柯志明教授的引介，那时郭博士对于「台湾籍民」颇感兴趣，特别是对将台湾包种茶销售爪哇，被称为南洋最代表性的台湾商人的郭春秧。每回见到郭博士时，总是能从她那里获得新知，听到她深具启发性的研究构想。由于郭博士的论文基本上是以英文书写，中文读者可能较为陌生，现在她愿意将英文专书改写成中文，以飨读者，我非常赞佩她的苦心，不揣浅陋的推介，希望没有偏离本书之宏旨，是以为序。 (以上转自网路菜市场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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