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轰川普对中国「软弱、混乱」 让银行在中国「发大财」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中国」成了川普与拜登双方共同攻击的对象之一，例如拜登在昨天的造势活动上就批评，发动美中贸易战的川普，实际上应对中国是「既软弱又混乱」，不但无助国内就业及贸易问题，还徒让银行业在中国「发大财」，根本无法有效施压及惩治中国。

据印度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PTI）报导，拜登在24日于宾夕法尼亚州的1场造势活动中批评，川普处理与中国贸易关系的问题「既软弱又混乱」，最终只是让大型银行业在中国发大财，并让美国农业逐渐萧条。

拜登表示，他将做出「川普无法做出的事情」，也就是采取有效策略，联合国际力量「施压、孤立、惩治」中国，有效地强化宾州乃至全国的制造业实力。

(以上转自台湾自由时报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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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称「拜登比川普强硬」 王丹：骗三岁小孩(ZT)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5日致电祝贺拜登（Joe Biden）当选美国总统，《南华早报》27日社论指出，尽管拜登与习近平关系良好，但对中论调可能更强硬。中国社运人士王丹对该社论痛批「扯淡」。

 《南华早报》社论指出，尽管拜登宣称与习近平建立良好关系，但就过去在国会的表现，拜登具有浓厚的「对中鹰派」背景。或许拜登比川普能够更冷静地处理美中关系，但川普时期的「轰炸」并不会停止。

王丹对该社论表示，民主共和两党对中强硬的共识「尚待观察」，而称拜登对中会更加强硬「彻底是扯淡了」。王丹指出，南华早报的中国大外宣背景不是秘密，这个时候用社论放这种风声无非是「为拜登打掩护」。

王丹最后痛批，这种伎俩「也就骗骗三岁小孩子」，只显示出拜登与北京政府之间的默契。

(以上转自台湾新头壳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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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初探――共产党从来不合作(ZT)

一，「联俄容共」，共产党附体国民党

「国共合作」辨名

共产党的说法是历史上有两次国共「合作」：一次是1924到1927年国民革命时期，以「四一二」清党告终；一次是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6年因国民党开内战而破裂。1949年前的国家政体中，国共两党关系不对等，因此他们的共处关系不能以「合作」概论。其次，第二次两党共处事实上和形式上都随抗战胜利而结束，共产党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段的划分，掩盖了历史上确有其事的第三次、即1945到1949年的国共合作与破裂，这一次才是最接近现代国家政党政治中政党合作意义的；之所以如此划分，恐怕是要遮掩共产党对内战的责任并迴避其政权合法性的问题。

民国期间国共两党的共处一般分为三段：第一段在国民革命期间，共产党附体国民党而发展壮大；第二阶段是联合抗日，1937年到1945年，共产党假抗日之名、行摩擦之实、得壮大之利；第三段以1945年「双十协定」始，以1946年底共产党拒绝立宪国民大会止，共产党逼蒋内战，夺取政权。

「联俄容共」是利益政治，不是孙文的「主义」也不是国民党的「宗旨」

北伐期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关系，或曰「联俄联共」或曰「联俄容共」，似乎已成定论，我于是求证这个说法。

遍寻当时国民党的种种文件―无论是号称开启「联俄容共」的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包括修改后的国民党党章，还是其前筹备国民党改组的文件包括1922年起草修订1923年元旦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找不到一处「联俄容共」的字眼。相反，「改进宣言」明确强调「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国民党「名称虽有因革，规则虽有损益」而「主义则始终一贯」。这样的论述见于国民党一切基本和重要的文件之中。

孙中山首开先例，1922年改组国民党，吸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自此国民党循例接受共产党个人加入国民党。而孙中山与苏俄的接触在一年以前就已开始。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曾与孙中山见面会谈。马林，荷兰人、曾参与主持中共一大，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时辛亥革命已经十年，中国陷于军阀混战之中。孙中山急望重整革命党，建立革命军，扫平军阀，统一中国。他向西方国家求助，没有回应。其时建国不久的苏俄，为它在远东的利益及其世界革命的「东方阵线」，试图利用中国彼此对抗的军事及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扶持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1922年8月抵京后先与北洋政府谈判建交，未果；后又寻求与当时实力最强的军阀吴佩孚合作，又遭拒绝；这样才找到孙中山。1923年1月4日，联共政治局决议「全力支持国民党」，1月17日越飞与孙中山正式谈判，26日签署《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要求俄国援助200万金卢布，5月1日得越飞自东京转来苏俄政府电报，同意援助并许诺提供军事物资和帮助开办军校。

「联俄容共」孙中山当时的利益政治，毫不意味着他政治理念的改弦更张。恰恰相反，孙中山鲜明地对苏共的主义与制度保持距离并明确地见诸文字，《孙越宣言》第一条就是，「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者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党内有党―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成长

国民党内本无左右，非要分别，不如说亲共及反共派更确切，因为这种分别因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内而起。

国民党反共并非1927年才从蒋介石开始。共产党人一进入国民党，就引起国民党内的反对。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1923年11月就有党员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1924年初一大之后，先有孙科等向中央党部提案要求「制裁」共产党；继而上海国民党员又致电孙中山请命共产党员退出；这一年各地弹劾共产党议案上百件，中央监委会提交执委会的十件议案中有四件反对容共；反共恐怕不止于一小撮「右派」吧。反对「容共」者结成一个派别是在1925年，11月23日戴季陶、邹鲁等国民党元老十四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为孙中山超度诵经，集会通过议案要求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撤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会的职务、解僱顾问鲍罗廷等议案，宣布共产党为非法；这就是「西山会议派」。

1922秋年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后，在国民党内迅速扩张。中共三大1923年6月特别提出国民党问题决议案，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保持和壮大自己的组织、努力使国民党接近苏俄，即扶持国民党内亲俄亲共势力。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共产党一举进入国民党最高机构中央执委会，四十一名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四分之一，总共三席的执委常委共产党占一席。两年后1926年国民党广州二大上，亲共派和共产党员代表已成优势，组织部长、外事部长、农民部长，宣传代理部长都是共产党，各部负责实际事务的秘书全是共产党员担任。共产国际指挥下苏联顾问鲍罗廷领导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迅速膨胀，俨然党内有党。

面对国民党的「主义」和共产党的组织、制度、路线不相容这个明白的事实，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在国民党体内膨胀，再自然不过了。

中山舰事件―遏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膨胀

孙中山「联俄容共」事实政治的夭折始于他逝世一年后的「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下令广州全城戒严，扣押异动的中山舰，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和共产党机关，要求撤销苏俄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取消第一军党代表，扣押周恩来并免去其副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职务，驱逐第一军共产党员250余人，史称「中山舰事件」。

共产党斥之为蒋介石蓄谋策划、排斥中共、攫取权利，比较「开明」的说法渲染为蒋汪个人之争，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事实上事变对汪没有触及、事变后蒋对汪也全无留难，3.20的矛头明白地指向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倒是苏联方面的反应引人注目，他们满足蒋的要求立即撤职了季山嘉。1996年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公布的资料证实，苏联顾问长时间以来一直疏远蒋介石，不让他染指国民政府事务。这一次迫不得已「吃一点亏，做出一定的牺牲」是「一个策略，以便赢得时间，做好准备除掉这位蒋将军」。是时苏联访华使团团长、苏共中央书记布勃诺夫指示俄国顾问不得发号施令触怒中国将领，必须改变在国民党内强化共产党的做法，代之以利用国民党左派做工作。

蒋介石的对抗产生了效果。中山舰事件两个月后1926年5月广州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一致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国民党各级领导机构内中共党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共产党对其加入国民党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等。「容共」的最终结束还要经过一年之后的清党，不仅是蒋介石，还有此前始终亲共的汪精卫。

二，假抗日之名，行摩擦之实，图一党之利

中国共产党从苏联发出抗日宣言

国共分裂后，1927年8月1日周恩来在南昌武装暴动，9月毛泽东在湘赣秋收暴动，12月叶剑英在广州起义；武装对抗、土地革命、夺取政权―共产党的政治路线。1930年起，国民党开始围剿湘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惨败、红军几乎尽灭，共产党撤离江西北上。

共产党「抗日」始于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宣言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当时还在「长征」路上，《宣言》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奉联共之命从苏联发出的，一纸政治宣传而已。两个月后，1935年10月发表抗日宣言的党和「政府」才抵达陕北，「抗日」还远未列入日程。

共产党催生了「西安事变」

共产党一直说它和平调解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明白「抗日统一战线」下共产党的本相，就不能不了解「西安事变」的始末、真实的始末。

1935年9月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带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1月直罗一战败给红军，损失惨重。根据第三国际统一战线保卫苏联的指示，共产党不失时机地于1936年1月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又释放了被俘的张学良爱将高福源，还予东北军柴粮道路之便。于是张学良开始和共产党秘密接触，4月9日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9月与共产党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结束双方敌对状态；又雪中送炭向红军提供食物、棉花等大量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之难。共产党联合张学良与杨虎城结成一个「统一战线」铁三角。

1936年11月红军山城堡战役击退胡宗南更增强了张学良联共的决心，从低调秘密合作转向高调公开联共。12月9日共产党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情激愤。12月12日凌晨5时，张杨兵谏，在临潼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共产党要杀掉蒋，但史达林坚决要求释放蒋介石，「联蒋抗日」拖住日本，不使北上进犯苏联。压力之下，共产党接受史达林的要求派周恩去西安协商放蒋

「西安事变」前台张学良发动，幕后共产党怂恿；张学良尽得其咎，共产党尽取其利：虽未如愿除掉蒋介石，却也围剿解除，得离困境；披「联合抗战」虎皮，得发展扩张之实。「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开门揖盗，共产党的祸患就在后头。

「联合抗日」―共产党逼蒋就范

共产党从来趾高气扬，虽还在逃亡之中，「八一宣言」仍斥蒋为贼寇。「西安事变」后共产党摇身一变，主动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为抗日统一战线立下四项保证，「七七事变」后《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再度重申：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条条背离共产党的主义、出卖共产党的利益、危及共产党的生存，不禁令人疑窦丛生：共产党是别有所图，还是会言信行果？尽管一切疑虑，国民政府已别无选择，在共产党挥舞的「抗日统一战线」旗下，它只有联合共产党，接纳共产党，供养共产党。

(以上转自网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