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方芳失望不是因为她爱中国，而是其精緻的利己主义下没有一丝道德的糖衣包裹(ZT) 钱锺书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裡面的人想出来。这样的围城今天也成了两岸的写照，一边绝望的底层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泅水投奔自由，另一边的中上层商贾优伶，不顾指责与谩骂也要表达对「祖国」的爱。
最近，他们中又有了新成员，享有「台湾综艺一姐」之称的主持界前辈方芳，正式宣誓她对一个曾经与之对峙了大半辈子政权的赤子之心，她甚至想以长辈的身份，来教训那些不想被统一的「小孩」两巴掌，引发台湾舆论一片譁然。 我们明白自从去（2021）年底中共强化对演艺圈的管理，推出持证上岗等举措后，一些登陆晚、名气不大的明星，如果不能像某刘姓艺人那样无厘头式的爱国，很快就会淹没在后浪辈出的中国演艺圈。但是，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守节，尤其对一位长者来说，已经经历了那麽多的过眼繁华浮云，应该早就不像一些年轻人那样对蝇头微利或是蜗角虚名滋滋以求而不顾晚节。 我们也知道方芳作为一位台湾的演艺前辈是备受大家尊敬的，她在参与人气综艺节目《康熙来了》时，蔡康永、小S和其他一众嘉宾出于恭维也好，对她做出了下跪的姿势来表达崇敬之情。她作为一位比笔者年长许多的长者，笔者也没有资格去指责她，只是想从一位游子信念的角度，去分析这一可能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每一位像方芳一样的台湾外省第二代，可能都有一部龙应台式的大江大海，他们的父辈有的被国民党强掳过来，有的或许为了逃离中共的清算，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回乡遥遥无期，故土情愫难以排解。 方芳曾经在影片中饱含深情地说：「从小到大我填的表格就是籍贯安徽省全椒县，住址台湾省桃园县。父亲一生都希望能带她回家乡。」 笔者相信她的这番表白，感情应该是真挚的。但是她可能误解了其父的遗愿，她父亲眷念的更多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而不是希望她在天安门广场前向一个与其对峙了一辈子的政权的旗帜致敬。 方芳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是她政治认同的自由，在台湾和其他国家生活的不少华人也是如此，并不是离经叛道。她说的也是比很多大陆人更标准的北京官话，而没有明显的台湾口音，她如果不提及自己的身份，很多人大概率把她认作中国人。 她也多次强调自己是安徽全椒人，但是笔者逐一翻看她从去年11月以来在抖音发布的所有影片，截至写稿前，没有发现一篇是关于回乡寻古的，也许她家当年的老宅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她魂牵梦萦的故乡早已物是人非。她在影片中提及更多的是图腾式的祖国，而非故乡具体可感知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 中国人历来习惯大谈家国情怀，认为家和国密不可分，儒家更是将家国思想推崇到极致，主张忠君爱国，有国才有家。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总是表现为国破家亡，「家祭无忘告乃翁」式的悲壮，好像皇帝的国没了，你的家也跟着没了。事实真的如此吗？北宋靖康之耻，徽钦二宗北俘行牵羊礼，不过是他们屡次失信于人的自作自受，他们倒台了，不过是皇帝轮流做，连他手下的大臣们都是随时准备跳船，封建国的灭亡和普通老百姓何干？ 西方的家国观念，尤其是美国这样的联邦制的家国观念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国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从小的共同体发展而来，一开始是几户家庭组成的定居点，然后发展成社区，再经共同协商成立负责公共事务的市议会、州议会，后来随着州的共同事物增多，需要一个协调机构，联邦式的国家就此诞生了。 你如果生活在美国、加拿大、纽西兰这样的联邦制国家，你很少听到有人动不动把爱国放在嘴边，他们提到更多的是自己的小共同体：社区，但是这也不意味着他们不爱国，因为爱国更多是一种责任。 笔者也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一户澳洲、纽西兰人家的门口如果悬挂的是国旗，那麽这户人家大概率是新移民，相反，那些悬挂某某球队队旗的人家，大概率是生活几代的居民，有时还会热情地和你畅谈他喜欢的球队。 国家在社会学家艾弥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看来是一种具有集体良知的精神图腾，但是它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看来，是一种共同意志和集体契约，不过涂尔干认为，如果没有相互的信任关係，契约是无法成立的。如果对照这一标准，今天中国是一个遵守契约和人与人相互信任的国家吗？如果是的话，你可以一如既往去爱那个国。 方芳在一则影片中自豪地表示：「我是11月23日去申报的，12月24日我已经领证了，我现在跟大家一样，也是有中国公民身份证的人了。」 听到这样一段话，不禁让人产生一种认知的错乱。方芳从小在台湾接受的教育是「我们是堂堂正正中国人」，这个中国不应该是中华民国吗？中华民国从法理上来讲也是中国。 据笔者所知，目前台湾人手持的还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如果方芳也把中华民国当作合法政权的话，难道以前拿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不是中国身份证吗？ 方芳无畏的爱国表白和霸道的教育小孩论，传到自己出生成长的台湾，无疑又掀起了两岸统战和反统战的激烈对峙，不少台湾人痛批这群人背骨，不应该享受台湾健保。在笔者看来，他们本来就是一群精緻的利己主义者，不单单台湾有这样的人，中国也有。 我认识一些台湾偏统一的朋友，就不只一次向我炫耀他们如何「叁足鼎立」，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双重国籍，畅通美加澳，也可以回台享受健保，还可以去大陆拿台胞证和居住证，最后总是少不了一声「嘿嘿」。 当然，他们能够「叁足鼎立」，既是他们自由选择的意志，也是他们个人实力使然。我们这些随时说一句话都会被自己的母国来一巴掌的国际弃子，不会去羡慕和嫉妒他们，他们也无可厚非。但是， 我深信上帝不会让一个精緻的利己主义者好处占尽。据说，方芳最近也想让其在美国的儿子回来报效祖国。 一个人可以有利己主义，因为今天全球资本主义能够蓬勃发展也有赖与于此。贪婪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屹立不倒，得益于它还能仰赖一些道德原则来安抚幽灵。 我们对方芳的失望，不是因为其爱中国，愿意做中国人，恰恰是其精緻的利己主义下没有一丝道德的糖衣包裹。人最大的道德，就是不要一边吃着烤肉，还要往别人伤口上撒盐。 方芳如果真爱中国，爱她的同胞，我们不要她像父辈一样「反共抗俄」，「叁民主义统一中国」。我们希望她能将在台湾享受到的自由民主分享一些给她的同胞，为中国人争取说话的权利作一个表率，不要遇到中国同胞连「中华民国」都不敢讲。 还记得，当年国民党的大佬访问大陆，登陆的第一个地点必然是中山陵，因为那裡长眠的是他们的精神导师，以示他们不忘初心。儘管国民党的政客们近年来饱受海内外亲共媚共的指责，但是笔者不认为他们所有人都是背弃初心的，毕竟在一个民主的政体，他们需要面对部分选民的压力。 笔者认为，台湾人不是不可以去中国发展，也不是不可以爱中国。但是你们的爱能不能不要那麽炽烈，有时沉默也是一种道德，周杰伦没有那麽深的爱国情怀，他依然受到中国年轻人喜爱。我真不建议方芳们那麽快就奔向天安门前的五星红旗致敬，去看看祖辈魂牵梦萦的故乡吧，或许是中山陵和总统府，毛泽东纪念馆也好。 作为一个出生于大陆的中国人，我也建议中国人去台湾旅游，不要去什麽故宫这些在中国到处都有的封建强权的政治图腾，去看看余杰笔下的台湾民主地图吧，你们知道蒋渭水纪念公园、郑南榕纪念馆吗？笔者始终不觉得，方芳真正的敌人是台独，中国最大的耻辱是台湾独立。 还记得鲁迅笔下的阿Q逢人便说自己也姓赵，结果被赵老太爷听到，赏了他一个巴掌，「你也配姓赵？」 -------------------分界线---------------------- 蔡嘉凌：欢迎来看看 邀请姚明+方芳(ZT)
1943年在捷克种下那棵银枫树的，是被纳粹囚禁在「泰雷津集中营」的一位女老师厄玛‧劳夏（Irma Lauscher）（右上）和一群孩子共同种下的。
1939年，德国纳粹政府在捷克的西部建立魁儡政权——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1941年，纳粹政府的「亲卫队国家安全部」（RSHA）把保护国的要塞城泰雷津（Terezín／Theresienstadt）改造成犹太人集中区（ghetto），开始对犹太人宣传泰雷津是个自治的城镇，可以在此舒适生活，直到战争结束。因此，许多犹太人是付钱或者签署放弃财产文件来换取进入泰雷津的门票。这些犹太人包括：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犹太退伍军人，知识份子，作家，艺术家，作曲家，精神领袖、社会贤达、半犹太人、和雅利安人（Aryans）结婚者、富有的老人，以及孩童。 在「泰雷津犹太人集中区」（Theresienstadt ghetto），有一座教堂、一所学校、一个广场、约有200间房子和14个大型营房。来到这裡，男人、女人和小孩立刻被分开，住在不同的营房，一个小房间至少住30个人。原本只容纳7,500人的营区，竟住进了约6万人，而每个人的食物和饮水都是配给的。于是，在拥挤、肮髒、营养不良和疾病蔓延的情况下，每天有近130人死亡的情况。而为了不让外人看见惊人的死亡人数，于是在营区里盖了个火葬场。 纳粹党和希特勒于1933年掌权后，开始建立了一系列监禁所，逐渐发展成集中营。这些地方不人道对待囚犯的情况，外界略有所闻。所以，1942年，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ICRC）知道「泰雷津犹太人集中区」的存在后，就想透过运送药品过去来了解营区情况。当然，被拒绝了。不过，他们没有放弃努力。 1943年，「德国的红十字会」去探看「泰雷津犹太人集中区」后，交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份报告，形容「泰雷津犹太人集中区」过度拥挤，裡面的人有营养不良的情况。本来已怀疑「泰雷津犹太人集中区」是集中营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更积极争取要探访营区。最后，「亲卫队国家安全部」不再拒绝，打算利用机会澄清西方国家的质疑。 于是，1944年，美化运动开始！ 首先，粉刷房屋，屋子前都种点漂亮的花。然后，假的咖啡屋来个几间，在假的商店橱窗里放上新鲜农产品，再送来新鲜麵包。同时，老的、病的、营养不良的人，约7,500人，送去奥斯威辛的比克瑙灭绝营（Birkenau extermination camp），让营区看起来不那麽拥挤。而有知名度的人和丹麦犹太人，让他们住进私人房和较好的房子。最后，参观客人来访前，挑选出一些看起来健康的孩子，让他们在街上玩游戏、踢足球。参观客人来了，一些孩子则为他们表演歌剧。8小时的参观，完全依安排路线进行。 参观结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参观代表在报告裡讚扬「泰雷津犹太人集中区」，说营区裡的人比其他「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即营区外）的百姓过得更好！ 「泰雷津犹太人集中区」就是当年纳粹用来欺瞒国际社会的模范营。然，这个集中营，共囚禁过14万4千名犹太人，其中有1万5千名是儿童，有8万8千人被运往「奥斯威辛集中营」，最后倖存的孩子不到200人。
因NBA球星坎特（Enes Kanter Freedom）对运动员喊话，要大家抵制今年的中国北京冬季奥运会（2/4～10），他表示，运动员应该选择「道德而不是金钱」，结果引来姚明的温情呼唤，他邀请坎特到中国看看，以便「对中国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坎特立刻回应，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他感谢姚明的邀请，他真的很想去中国看看，但能否参观到维吾尔强迫劳改营、被强姦酷刑折磨的当地女子，以及能否目睹北京当局为了掩盖证据，强摘器官的同时销毁尸体的画面？并且希望能与彭帅自由对话。」他还提问，「此行能否访问西藏，了解北京是如何剥夺藏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他还希望访问香港和台湾，见证一座曾经高度自由的城市的消亡和一个民主社会的繁荣。」 看来，中国政府不必像当年的德国纳粹，要赶紧费心美化一下「新疆再教育营」，因为他们邀请的客人已经知道营区内真实的情况和中国政府的真面貌。 关于中国政府的真面貌，在这个礼拜，我有简洁明了的新领会：方芳＋姚明＝中国政府。对内，以及对于他们认定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以「出手教训」为治国之道，此为方芳也。对外，进行大外宣，并积极邀请外国人士来参观又大又美又文明先进的模范城，认识美好的新中国，此为姚明也。 好吧，身为好客的台湾人，我也来邀请姚明来纽约市看看。在美国打过NBA的姚明恐怕会对我说，抱歉，我已经去过纽约市了，感谢你的邀请。 不，姚明，我要带你去看看的东西，你一定没看过，请你一定要来。 2021年12月2日上午，纽约市公立「炮台公园小学」（Battery Park City School，PS/IS276）的一群学生，在师长的带领下，到对街的「犹太遗产博物馆」（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A Living Memorial to the Holocaust）的门口前，雀跃盼望等待一株他们要负责照顾的小树的到来。 孩子们等待的这株小树是一棵银枫树（Silver Maple）的分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的「新希望农场」（New Hope，Pa.，farm）。农场主人是罗杰‧波莫兰兹（Roger Pomerantz）医师，亦是知名犹太裔慈善家。在这座农场裡，有七株银枫树都是来自同一母树。母树生长在捷克（Czechoslovakia），在1943年1月被种下，那天是犹太教的植树节（Tu Bishvat）。 犹太人庆祝植树节的习俗，一是吃季节新出的农产品，或盛产于以色列的「七物」（希伯来文Shivat Haminim，Seven Species），包括：小麦、大麦、葡萄、无花果、红石榴、橄榄、椰枣（date）。另一个庆祝习俗则是种树。 1943年在捷克种下那棵银枫树的，是一位女老师和一群孩子，他们不只没有「七物」可以吃，连银枫树苗都是拜託求来的，因为他们是被纳粹囚禁下的犹太人。那位女老师叫做厄玛‧劳夏（Irma Lauscher），她与学生们所待的就是「泰雷津集中营」。 1943年，在犹太教的植树节前夕，劳夏老师决定教导学生们一门重要的课程：「即使是一无所有的人，仍可以做许多事情。」于是，她拜託一位比较有同情心的警卫，请他找株树苗给她。隔天，警卫把一株4英尺高的银枫树苗藏在长靴里，成功带进营区。然后，她与学生们一起把小树苗种在孩子们的住宿区里。她告诉孩子们，树需要阳光和水才能生长，要求他们每天将自己的一些水分给小树。 不过，「泰雷津集中营」不只是纳粹用来欺瞒国际社会的模范营，还是把犹太人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灭杀的中转营，因此，这是一个一直有人进来与离开的地方。然而，孩子们很认真看待照顾小树的责任，而新来的孩子也都承接起照顾小树苗的任务，所以，即使最后，曾在这待过的1万5千名儿童，最后倖存的孩子不到200人，这株小树苗却因为孩子们的牺牲奉献与责任感而活下来。 劳夏老师也倖存下来。生前，她要求死后要葬在那棵树下。1985年，她过世的时候，那棵银枫树已有30英尺高，不过，2006年时，被一场洪水所摧毁。所幸，二战结束后，它的种子和枝条就陆续被繁殖在英国的诺丁罕（Nottinghamshire）和诺斯伍德（Northwood）、耶路撒冷、芝加哥、费城、旧金山等许多城市。 去年12月初，那棵银枫树又落脚于全世界最大的犹太人海外聚集地——纽约市，种在下曼哈顿的「犹太遗产博物馆」（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A Living Memorial to the Holocaust）的门口前，对街的「炮台公园小学」的学生们承接下照顾它的责任。 姚明，我想带你去看看的，就是这棵有名的「孩子们的树」（Children's tree）。我不确定你与方芳们是否能够欣赏，但你们必须知道，这世界永远会有人确保「孩子们的树」可以永存延续。 -------------------分界线----------------------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ZT)
下辑．怒涛拍岸中国传统文化的病徵——酱缸(节录)............
酱缸产品之二，是自私与不合作。 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项：一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中国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地方走去。另一是「行仁政」，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在压迫小民时压得稍轻一点。 在这裡抄几段儒家的经典，说明其「明哲保身」哲学：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关于行仁政：皇帝假如偏偏不行仁政而行暴政，那又怎麽办呢？儒家似乎并无有效的对策，唯一的对策只有「进谏」，进谏而又不被採纳，那就只有「邦无道则隐」之一途了。 自私之心，在私有制社会中，未可厚非。但自私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儒家的思想既自私而又不肯冒任何风险，就一定变成社会进步的反动力！ 柏杨认为：在现代中国，自私观念又更进一步：一个计画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其事的朋友，第一个念头似乎都是：「俺可以在裡面捞到多少好处？」「俺可以少负多少责任？」大家都在这上面兜圈子，国家还有什麽前途？ 一部二十五史，便是一部官挤官史，和官斗官史（皇帝当然是官中之最大者）。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挤你，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除了动刀动枪，还动谗动谄。刀枪固然可怕，谗谄尤其难防。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用到窝裡斗上。 窝裡斗的劣根性，是不合作最主要的原因。此外，弱者「明哲保身」，强者「定于一」，这两种不同的思想，也构成一个不能合作的习惯反应。所谓「强者」是指不安份的人，不怕铤而走险的人，也是「打天下」的人；所谓「定于一」，是指一种独断独行的气质：「凡是有老子在场的地方，一切都得听老子的！」............. (以上均转自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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