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象与文化堕落紧密关联

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是和这种文化堕落紧密关联。文化堕落了，人们的行为便仅仅停留在本能的阶段，再也提升不上去了。而本能的思考和行为，就为类似于“巫术”那样的东西的流行开来，提供了理想的文化环境。

放眼去看，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文化的“巫术化”。术数等传统命理学和道观、佛寺香火大量复兴，并且这种复兴绝不是近年来国学热的插曲。例如近年来《四库全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标点和重印，但术数类几乎整套重印，则是颇让人意外但细想之下又很容易理解的独特现象。在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中，“命”学早已经无法登上大雅之堂。但在中国，无论是“命学”的回归，也是术数的回归，统统被当作传统文化的复兴。传统命理和佛道中的一些“邪门学说”的复兴；各种民间“巫术”不仅占据底层社会的各个角落，更登上精英文化生活的舞台（王林的“气功”就是如此）。

文化的“巫术化”是同科学背道而驰的趋势。在科学看来，凡事都有原因、有发展过程、有解决之道等等，但“巫术”则把事物（或者社会现象）归之于一种神秘、似是而非的超然因素。历史上看，当社会成员对其所处环境感到不理解、不确定、不安甚至恐惧的时候，“巫术文化”就会兴起。

文化的“巫术化”确实能反映当今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对于中国社会的焦虑。这种焦虑的原因在于，既有的社会理论，无论是官方所认可的，还是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本土版，或西方进口版，都无法对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遽然兴起做出合理解释；或者即使可以从学理上解释，也无法在个人情感层面消除不确定感和恐惧感。于是，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感造成了无法满足的知识需求，只好去救助于“巫术”。

的确，有太多的因素促成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感到不安，甚至惶惶不可终日：伴随着社会急剧转型的，便是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衰落甚至解体；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的完全脱节甚至背道而驰；通过各种途径而获取的巨大财富缺失正当性；巨大的社会分化导致着穷人的“仇富”心态；公权力的傲慢使得社会有理由“仇官”；法制和法治的缺失使得社会没有有效的方法调解矛盾等等。

杨绛先生说：“你的问题主要是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这句话说得很好，因为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几乎和其读书的多少划等号。这句话实际上也适用于那些求助于“气功大师”“巫术”和“邪教”等社会群体。书读得太少，想得太多，解释不通了，就去找“巫术”。

尽管传统上中国是读书的民族，但当代中国人不读书，已经是世界上出了名。研究发现，即使是本应该读书的大学生，除了教科书之外，一年也读不了几本书，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更不用说是欧洲人了。在社会层面更是如此。每次看到大街上无聊闲逛的人们、麻将馆聚集的人群、或者大型的大妈广场舞，不禁会想，如果在欧洲或是在日本和韩国，这些人中的多数该是会在静静地阅读的。

不过，没有必要过多地抱怨读书少或者不愿读书的人们，因为实在没有多少书可以读。学生、闲逛者、打麻将者、广场舞者，甚至底层社会那些迷恋于各种“巫术”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巫术化”的对象和受害者。他们的本能思考和行为是文化“巫术化”的产物，而非根源。主要的问题都出在精英。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问题就出在文化创造者或者思想创造者那里。

作家只能提供心灵鸡汤

人要读书，但必须有书可读，而写书的人往往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群体。中国的这个主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尽管他们也知道社会道德要重建、文化要重建，但是他们写出了什么样的书？一句话，“心灵鸡汤”。中国人写心灵鸡汤已经有数千年了。孔孟的时候，还算原创，并且非常切合社会的实践，所以他们成为集大成者。之后就没有原创的东西了，要不是天下书一大抄，要不搞得玄而又玄，虚而又虚，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心灵毒药。

明代的王阳明本来是可以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扭转文化的发展方向，但无奈统治者不许，未能发扬光大。有研究发现，最受西方人欢迎的是科普读物，而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便是心灵鸡汤。这个现象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西方的知识提供者所提供的主要是科学知识，而中国的知识提供者所提供的主要是心灵鸡汤。为什么呢？

近代以来中西方所经历的启蒙运动的差异是关键要素。到了近代，中国知识界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发生了启蒙运动，但中国的启蒙运动和西方早先所发生的启蒙运动具有本质性差别。在西方，文艺复兴可以说是第一次启蒙运动。欧洲的中世纪是神权主导一切的时代，被西方人称为愚昧和黑暗的时代。神学成为解释一切的东西。文艺复兴因此主要是要借助复兴古希腊的理性和科学（数学、几何）精神，摆脱神权，把人类的基点从神拉回到人。西方人成功了。但这种成功是用无数相信科学的人们（尤其是科学家）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到了17、18世纪的启蒙时代，实际上是第二次启蒙。第一次是文化，第二次就到了制度，就是要用理性适用于改造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这次也成功了。今天的西方文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这两次启蒙的产物。两次启蒙的共同主题就是理性主义，教育人如何理性思考，把理性应用于对事物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理性主义贯穿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和社会科学，更不用说是自然科学了。

不过，启蒙运动并没有消灭宗教，而是给宗教以更为合适的位置，即人们的信仰领域。宗教不再解释一切，而是作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启蒙运动尽管也产生了一些极端主义者，例如无神论，但启蒙运动所产生的理性主义是肯定宗教地位的，无论个体还是社会整体都需要宗教信仰，都应当有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

中国也的确发生了启蒙运动，但性质很不相同。中国主要是政治和革命启蒙，无论是“五四运动”的启蒙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重点都是政治。五四时期，迫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生存面临深刻危机，政治启蒙无可非议。1980年代也一样，也被认为是如果没有政治启蒙，中国人就要被开除“球籍”了。直到今天，仍然有大把人时刻想再兴起类似的政治启蒙。

尽管自“五四运动”开始，每次启蒙必提“民主”和“科学”，但每次必然是政治（民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不足，甚至被忽视。中国人相信，没有民主就不会有科学。但西方实际上是科学在先，民主在后。没有16世纪的文艺复兴，哪会有18世纪之后的民主？人具有了“科学”，学会理性思考问题了，民主才具有质量。中国只有政治启蒙，而没有科学启蒙，在缺乏理性思辨能力的情况下，民主自然追求得非常辛苦。更为重要的是，没有科学，人们对宗教的作用没有理性和科学的认识。在过度政治化的启蒙下，宗教被强制性地驱逐出人们的文化领域，使得当代中国既脱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多神教），也把自己和其他宗教文明区别开来。

但实际上，当代中国人，和其祖先以及其他社会一样，都需要精神领域和宗教空间。没有了科学，也很难对传统文化进行去“巫”化。今天在文化复兴的幌子下，各种低劣的“巫术文化”公然登上文化舞台，并被各个社会群体所拥簇。这个现象并不难理解，人是有精神需要的，如果不能在公开的市场上（例如各类大教）得到，就会千方百计去地下黑市（例如各类家庭聚会甚至邪教）寻找。

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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