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回忆录：爱国民主派的错念(ZT)九七主权转移后，香港的抗共运动就一直由「爱国民主派」主导，直至2010年之后，本土派在香港兴起，并在年轻人中逐渐成为主流。我在2013年出版《香港思潮》一书，引言是「从无到有的香港本土意识的兴起」。有关本土意识，容后再谈。 这裡先谈谈2010年之前爱国民主派主导的社会意识。 自从1980年「九七」问题浮现以来，香港人一直在抗共的社会思潮中挣扎。开始时，香港人寄望在中英谈判中，达致九七后英国以某种形式留下来，包括「延后转移主权的日期」「主权换治权」「九七后继续留在英联邦」等等。而当时大专界关心国族命运的学生领袖们，就从概念出发反对殖民主义，嚮往民主和民族主义，支持中国「收回主权，民主治港」。 中共总理赵紫阳给港大学生会的覆信说：「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 一些对中共有幻想的人士，包括天真的学生，就认为中共承诺给香港民主了。他们都忽略了这段话的前半截：「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意思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了。换句话说，将来香港实行的「民主治港」也离不开中国式的民主。所以，我参与的「香港前景研究社」的朋友，和倪匡这些作家，并不相信赵紫阳讲的「民主治港」。民调也显示，大部分香港人不相信中共承诺。移民潮此起彼落，「起」是中英达成协议和六四屠城；「落」是因为香港仍然繁荣，有赚钱谋生机会。 且岔开话题谈谈赵紫阳。八九民运后，许多人都因为赵紫阳反对镇压并为此下台，对他持肯定态度。实际上，根据解密文件， 戴卓尔夫人（台湾译柴契尔夫人）当年访问北京，主要的谈判对手是赵紫阳，见邓小平只不过是邓对赵提出的「九七收回主权」作权威确定。也就是说，赵紫阳当年对香港人说「怕什麽」和「民主治港」，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共领导层的共同意向。 就如同胡耀邦，在文革后掌权儘管显得比较开放，但在1985年接受陆铿访问时说，中国的经济强大了，国防力量强了，台湾若还不愿意统一，「那就要带点强制性了」。 中共的高层领导，无论后来有过怎样开明的表现，但能够上到高层，几乎一定在长期「製造血污海」的斗争中，曾经心狠手辣地执行过残酷政策。许多中共党员，表面都很开明，甚至本性也可以说不坏，但 参加了这个列宁式政党后，合起来就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 除了赵紫阳给港大学生会的覆信，邓小平在1984年谈到一国两制时说，港人治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并解释「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又说「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他的意思可以诠释为香港人可以「反共」，只要不「反中」就是爱国者。 八九民运后期，香港成立了「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香港大部分市民一方面同情中国学生反专政、争民主，另方面更重要是对九七感到忧虑、对《基本法》的起草绝望，期待中国可以实现民主从而会带来九七后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权，于是也参与支联会的活动。 支联会摆明「爱国」，亦没有反对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来成立与支联会一体两面的民主党，走的是同一路线。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立法会是民主党的党鞭。他们的路线可以概括为「反共不反中」。符合邓小平的「可以骂共产党」但「尊重自己民族」的爱国者标准。倡导民主，既符合《基本法》所定最终实现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的目标，亦没有违反邓小平的「爱国者标准」，更呼应中国总理曾经在信中支持的「民主治港」。 九七后，支联会继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以提升香港市民的中国人意识。2000年，民主党主席李柱铭访美游说国会议员支持中国加入世贸，并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意见广受国会议员引用。翌年底中国正式入世。 同年五月，立法会以43票赞成、零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反对台湾独立」议桉。所有民主派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只有吴蔼仪投弃权票，理由是这个议题不属于香港立法会权力范围。 但在中共眼中，民主派这些「爱国」动作都是不算数的。为争取香港民意与国际认可，提出「可反共不可反中」的「爱国者标准」也是不算数的。甚至正相反。 中共在意的是「共」而不是「中」。「共」意味权力，反共，民主，都是要削减中共的绝对权力，这是绝对不能让的。至于「爱国」嘛，中共掌权者的观念就是「爱党」。若不「爱党」而「爱国」，比如为中国进入世贸去美国游说、「反台独」的表态，对中共来说都可有可无。若「爱国」是爱中国人民，为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反对专权统治，尤其是提出「还政于民」，那更是大逆不道。 中共嘴裡说的，跟他们的想法正好相反。果真民主、还政于民，那麽还有党和我个人的特权吗？ (转自上报) -------------分界线------------- 《汉娜．鄂兰：真理无惧》：平庸之恶还是恶之平庸？(ZT)为甚麽历史上会出现纳粹大屠杀和文化大革命等灭绝人性的灾祸？即使几个极度聪明、心裡满怀恶念的人联手，也无法造成规模那麽巨大的人道罪行。 参与那些恶行的，包括了无数平民百姓。 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经历过二次大战，从纳粹德国的魔掌下逃亡到美国， 毕生致力研究有关邪恶和极权的问题。《汉娜．鄂兰：真理无惧》这齣传奇片，以鄂兰在一九 六一年在以色列见证「耶路撒冷大审」前后的事迹为主干。鄂兰本是暴政的受害者，但她尝试 抽离而冷静地思考邪恶根源和历史责任的问题，结果惹来激烈的批评。 曾参与大屠杀的纳粹军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一九六○年被以色列掳走，并举行公审。 在大学任教的鄂兰向知识份子杂志《纽约客》自荐，愿意亲临大审现场，撰写一份历史纪录。 艾希曼在审讯时的表现令鄂兰感到诧异：他完全不像一个凶残暴戾的恶魔，只是一个平凡人。甚至可以说，他不是没有道德感的，因为他坚持自己「尽忠职守」是应份的。他推说，他不是亲手杀人的凶手，他只是执行命令。 艾希曼的「纯真」表现使鄂兰不得不反思「邪恶是甚麽」的问题。邪恶是有本质的吗？抑或邪恶只是良善之缺乏？二○○八年上映的电影《读爱》（为爱朗读；The Reader）的女主角Hanna在二战时也曾为纳粹服务，而她只是一个文盲，干甚麽都只是执行任务而已。结果真实的艾希曼和Hanna都被视为战犯而判刑。 鄂兰除了把别人眼中的恶魔描述为一个平凡人之外，也把那些曾与纳粹合作的犹太社群领袖牵进来，指他们也须对大屠杀负责。她这样的论点旋即惹来学界内外、犹太同胞与其他族裔的人、报章读者与邻居等各方的攻击和恐吓，说她背弃自己的同胞、违反人性、冷酷和高傲。连大学也想中止她的教席，她却坚拒妥协，并在大学讲堂裡辩解时提出「Banality of Evil」的名言。「Banality of Evil」多被译作「平庸之恶」，偶尔引来误解，认为这是从高高在上的精英 姿态，诋譭平凡的普罗大众，意味着他们本身蕴藏着一种邪恶的特质。 其实「Banality of Evil」的意思应是「邪恶的平庸面向」。鄂兰澄清，她不是说像艾希曼所做 的事并非不邪恶，而他受刑也是罪有应得；她想指出的是邪恶不一定体现为满怀恶念的魔君形式，犹如《读爱》中目不识丁的女主角也是希特拉的化身。邪恶会以「平庸」的方式体现于世，其特徵就是停止和拒绝独立思考，只管跟随比个人更大的国家机器和集体意识。 在巨大的邪恶之网罗笼罩之下，即使「尽责」本可称为美德， 一旦人们停止思考，彷彿把脑袋皆变为「外置硬碟」，结果仍是灾难性的。 「尽忠职守有甚麽问题」的反诘，令人想起很多香港人的金科玉律：「都係搵食啫！」这些香港人并非不会思考，只是把精力都放在「搵食」之上，公馀时间不想用脑，宁可看反智电视剧轻鬆一下。他们也不是不关心社会，只是那些高官和舆论领袖的「语言伪术」功力太高，真假难辨，只能顺大势而行，甚至支持为虎作伥的人。 「艾希曼始终满心相信人一定要成功，他认为这才符合『上等社会』的标准，从他对希特勒最后的评论中可见一斑[...]，艾希曼说：『希特勒的所做所为可能都是错误的，但有一点却不容置疑：他确实从下士一路爬升到元首之位，引领近八千万人……他的成功证明，我应该要追随这个人。』」----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 《汉娜．鄂兰：真理无惧》穿插着鄂兰与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旧日交往 的回忆片段：当日已婚的大学教授海德格与学生鄂兰发展一段不伦关係。一九叁叁年，海德格加入纳粹党并成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助纣为虐。战后二人重逢，海德格已是声名狼藉，却跟鄂兰解释说当时世局艰难，作为不谙政治的学者，他只是一时煳涂，很多人的攻击也是无理中伤云云。鄂兰似乎被打动了。 电影对于鄂兰和海德格的关係只是蜻蜓点水，主要是跟鄂兰和现任丈夫的恩爱甜蜜作比较，却没有深入地勾划鄂兰、海德格和艾希曼之间的微妙关係。儘管说艾希曼只是机器裡的一颗螺丝，但海德格怎能算是不会思考的平庸之辈？电影也没有提及战后鄂兰如何跟海德格回复暧昧的师友关係，帮助名声扫地的他回复学术界的地位，而他也始终没有真正悔改。 若编剧在鄂兰和海德格的关係上着墨更深，或许会令电影没那麽沉闷平板。其实魔掌也是孤掌难鸣的，邪恶那平凡庸俗的一面，及其狡黠凶恶的一面实是浑成一体。 -------------分界线------------- 痴爱加害者！浅谈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常见症状与治疗方法(ZT)
在电影《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故事中，贝儿代替爸爸被监禁，最后反而爱上了野兽，解除了野兽身上的魔咒。如此浪漫的故事，其实也暗藏一种心理学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或称作人质情结，指的是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情愫，甚至认同加害者的观点，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情结。《Hello医师》将于本文带您认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典故、症状以及治疗方法。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什麽？典故来自这裡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一词，来自1973年的一宗绑架桉。当时2名歹徒抢劫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并且挟持 4位银行行员，歹徒在与警察僵持了100多个小时后才投降。但事件落幕后，被挟持的银行行员非但不痛恨歹徒，还和歹徒成为朋友，甚至对警察产生敌意，拒绝出庭指证歹徙，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也因此得名。 患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爱情观：伤得越深就越痴迷！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除了可能发生在绑架桉的人质、集中营的囚犯身上之外，还可能发生在一般的情侣关係中。一段关係中，如果对方很常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会如何如何」、「我真的很爱你，但是怎样怎样」，这样的话听上去很棒，实际上却是以爱为名、控制另一半的行为。 人质情结可能出现在你我身上
童年有经历过家暴阴影的人，的确更容易产生人质情结，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美国知名法庭心理学家史蒂芬诺顿（Steven Norton）表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并非正式的疾病诊断，反而是一种解释特殊反应的心理学名词。出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状的受害者，通常会有以下7种症状：
如何治疗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透过谘商或心理治疗，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有机会被治癒的，以下举例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常见的6种治疗方式： 心理教育：告诉受害者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相关知识，包括症状和成因等。 委婉劝说：避免太直接告知加害者的危险特质，这样可能会让受害者一心帮加害者辩护。 苏格拉底诘问法（Socratic Method）：询问受害者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感受如何，有什麽想法，或是他们认为接下来会怎麽发展。 不带批判的倾听：展现出同理心，不要看轻受害者，但也不要给意见，治疗过程最重要的，就是让受害者可以重拾做决定的信心。 调整认知失调：身处一段强制操纵的关係中，被害人会出现认知失调的现象，所以要帮助他们看清真相，也要鼓励他们更相信自己。 找出原因：帮助找出受害者潜在的需求，釐清他们从这一段暴力关係中，所寻求的是什麽。（同场加映：认知行为治疗！改变惯性思维快又有效）
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疑似正在经历暴力事件，或符合上述描述症状的亲友，不妨帮助他们寻求谘商治疗。 (以上均转自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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