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转贴余杰:”【从毛主义到习主义2】习近平的中国梦：重新上桌的毛氏迷汤”
兼论五四以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史观、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激进理想主义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效法苏俄的列宁式政党，为什么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并夺取大陆的统治权？在战场上分出胜败之前，中共早已在话语权争夺战打败国民党。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可能是使用欺骗手段，也就是现代宣传术。那时，共产党并不掌控大多数媒体，为何能在宣传战中凯歌高奏？

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及其文胆（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李锐等人）均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文风受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影响甚大，能够娴熟地操作一整套崭新的左翼革命话语，传达激进理想主义意识形态；而蒋介石及其文胆（戴季陶、陶希圣、陈布雷、秦孝仪等人）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保持相当距离，文风及用词不脱儒家之陈词滥调，行事为人遵循士大夫因循守旧之传统。

毛泽东白话宣传，打败蒋介石食古论调
比如，毛为吸引农民支持共产党，抛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真是「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引车卖浆之流人人都能听懂，单靠这六个字就能驱使农民参军打仗充当炮灰；而蒋败退台湾之后的口号仍是「勿忘在莒」、「庄敬自强」之类食古不化的成语，普通人哪懂得这些成语典故的来龙去脉？不仅念着拗口，写都写不出来，宣传效果之差可想而知。

五四前后，毛泽东先在长沙从事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后到北京寻找更上层楼的机会，却只能以北大图书馆临时工的工作勉强维生。他的雄心壮志屡屡受挫，始终无法改变边缘知识分子的身分。毛在北大期间，地位卑微，未能引起北大教授和北大学生的关注与重视，心理上深受挫折，埋下他日后仇恨和迫害知识分子的种子。

毛泽东虽非潮头浪尖的风云人物，却如饥似渴地吸收进步青年们引为时髦的各种词汇、主义和学说。五四运动前后数年间，毛的精神导师从宋明儒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变成维新派的言论巨子梁启超，再变成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的《新青年》诸君（特别是在思想光谱中偏向左翼的李大钊、陈独秀）。

毛与五四新文化的相遇，最大的收获就是迅速掌握了白话文写作。白话文贴近口语，更贴近地气和人心，谁娴熟使用白话文，谁就掌握话语权。白话文背后是一套新的观念，如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所言：「白话文作为写作媒介的采用，一种基于人道主义、浪漫主义、实在主义、自然主义等各种理论等新文学的创立，新闻和普及教育的迅速发展等，使得新的标凖开始形成，整个知识阶层的人生观、世界观有了扩大和改变。」毛早年的文字综合了梁启超和胡适两位导师之悠长。

五四结构性缺陷，三大病灶为文革铺路
语言文字的背后是思想观念。五四新文化有三大「病灶」，从此三大「病灶」可透视五四何以坠落为文革，两者之间草蛇灰线、有迹可循。当然，不能忽略中间的起承转合，而轻率地得出是五四导致共产主义崛起的结论；正如不能让尼采的「强力意志」哲学为此后纳粹、希特勒在德国的兴起负责。晚年的胡适面对来自蒋介石的类似指责时，仍奋力为五四辩护。不过，五四新文化为何未能缔造出民主中国和自由中国，确实是后人必须省思的地方。

五四新文化的第一个「病灶」，是由进化论演绎而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最早对中国社会产生强烈影响的科学理论」（周策纵，引同上），它符合当时中国知识青年「救亡图存」的急迫心态。中国如何摆脱东亚病夫的污名，而跻身强国之林，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对个体适用，更对国家和民族适用。

社会达尔文主义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得以参与到一个国际性的话语体系之中，革命的知识分子对话语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中国的实际，使自己编织出一部天衣无缝的国史」（杜赞奇语）。社会达尔文主义史观的广泛传播，为稍后的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做好了铺垫，也成为二十世纪各种激进思潮滋生的胎盘。

五四思想的第二个「病灶」，是狭隘民族主义思想。自古以来中国只有王朝而无国家，「中国」和「中华民族」是梁启超在清末才提出的概念，很快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或宗教。民主和科学等先进理念全都从西方引进，民族主义却赋予「反帝」以不可质疑的政治正确性。既然老师不顾念学生，学生就可以颠覆老师。国共两党都以「反帝」为标榜并以此建立其统治的合法性。从孙文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到毛泽东的共产革命，「反帝」的立场也愈来愈强烈。

后来，「反帝」成为文革的一个核心观念，也深刻地形塑了习近平的世界观。学者马勇指出：「中国在1960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后，并没有转身投入西方阵营，中国在那个时代向国内所描述的世界，对这一代人世界意识的形成影响巨大。这个世界意识就是对世界充满敌意，就是毛泽东一直告诫全党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因而这一代人内心深处不会轻易相信西方。这一点，又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直宣扬『悲情』，宣扬『挨打』，一直抱怨帝国主义侵略等有关。」在文革中长大、被迫中断学业的习近平，比起有过留洋经历的邓小平、江泽民以及受过相对正规和完整教育的胡锦涛来，对西方怀有更大的敌意。

五四思想的第三个「病灶」，是「彻底改造世界乃至人心」的激进理想主义。林毓生最早意识到五四的这一负面遗产。早在清末，梁启超就提出「新民说」，认为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将「部民」转变为「国民」，新的国家要由具有若干新的特质的民众组成，并建立有机的统一和有效的秩序（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梁启超所寻求的不单单是物质层面的富强，更是精神层面的更新。

毛泽东激进理想主义，令全中国集体着魔
到了五四时期，「新民说」被少年中国学社等激进青年知识分子社团重新阐发，启发了毛泽东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想法。张灏指出：「毛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激进理想主义的心态为基础去吸收马列主义，因此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里，凡是与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接近的马列主义观念，如阶级斗争，革命实践，演进史观等，就被收入毛版的中共思想核心。」（张氏，《时代的探索》）中国古代的统治者至多声称「奉天承运」，还不敢取「天」而代之；而毛泽东与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民国时代最具野心的袁世凯、孙文和蒋介石等现代独裁者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试图窃取「天」所具有的超越性和神圣性，然后随心所欲地改造人的思想和灵魂。

毛发动文革，原因之一是是要对全党全民进行思想控制和思想改造。这是毛青年时代就存在的「豪杰兼圣人」之志，即「伟大导师」之冠冕。如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所论，毛要建立一个集政治权威统治、精神权威统治与道德权威统治于一体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社会、思想体制。毛的集权统治，「不仅注重政治、社会的改造与控制，更注重对人思想与心灵的改造与控制」；若是坐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指挥的技术官僚集团治国成功，毛就无法加冕为「伟大导师」。毛发动文革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即便他明知助手们并无推翻他的野心。

在五四传播的广义的西方近代文明之中，以上三大「病灶」偏偏成为边缘知识分子改变自身命运和改变中国处境的法宝。然而，真正的西方文明的主流，即以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为源头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以及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清教徒的信仰、生活方式和政治哲学，却未能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足够重视。换言之，五四高举了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却忘记了更重要的李先生（自由，liberty）。

毛泽东在北大像海绵一样吸收新思想、新文化之后，完成了其第一阶段的脱胎换骨。正是这一段沐浴五四新文化的经历，使得年轻的毛泽东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宣传老手的身分得到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汪的文字和诗词风格均显示，即便他试图刺杀满清摄政王并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在人格形态和语言方式上却更接近传统文人）的赏识，出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

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在《唤醒中国》指出，中国的史家通常忽略毛泽东个人发展中的这一阶段，将其视为农民动员的短暂转向，「实际上，毛泽东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领导，是他走向革命导师过程的一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所设计的是一套民族革命的战略，它将在策略允许的范围内加剧社会阶级的对立，以便用他自己的专政模式取代国民党的党治国家。」媒体控制、政治清洗、群众运动以及塑造激动人心的革命目标等手段，从此成为毛泽东的夺权秘诀，到了文革时代已炉火纯青、打遍天下无敌手。

由此，作为启蒙运动的五四发生了位移，左翼社会主义压倒了右翼自由主义。胡适那一翼的五四，即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中国启蒙运动》所说的「只有先保障具有批判思维能力之公民的人权，一个真正现代的民族国家才有实现的可能」，被彻底边缘化；毛泽东那一翼的五四，即张灏所说的「不断革命」、「永远革命」，将「静态的乌托邦」转变成「动态的乌托邦」，成为中共党史的主轴；「从这个观点去看，不但可以了解到为何共产主义革命思潮以五四到自由民主思想为出发点，而最后却接受马列思想到权威主义与集体主义；也可以了解为何这革命思潮会走上狂热的乌托邦主义与个人的神化思想道路。

从这个观点也可以认识为何毛泽东的革命观念，对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人有这样大的魅力和影响力；为何这革命思潮能长期掀起高度的狂热与激情；为何中共的革命思潮在毛泽东思想笼罩下，呈现强烈的宗教性。」（张氏，《时代的探索》）

习近平学毛泽东，创造新意识形态鼓吹「中国梦」
在代表极左派的四人帮被清洗、文革惨淡收场之后，具有强烈宗教性的毛主义暂时偃旗息鼓。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放弃征服人心的企图，也放弃重塑官方意识形态的雄心壮志。邓小平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和「摸论」（摸着石头过河），是其实用主义的体现，可安慰文革后残破的人心，却不足以征服和撩拨人心；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企图解决马列原教旨主义与中国现状之间明明可见的矛盾，却在民间沦为笑柄；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符合技术官僚按部就班的个性，更显枯燥乏味。相比之下，习近平的「梦论」跟毛泽东的「超英赶美」、「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的「忽悠」有更多相似之处。

与邓、江、胡相比，习近平不愿放弃创造新意识形态的尝试。习干脆以「中国梦」作为自己的标签，让全国上下跟他一起做梦。2012年11月29日，接班不足半个月，习带领一众政治局常委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首次提出「中国梦」，将其定义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次年，习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向人大代表发表就任讲话，在将近二十五分钟的讲话中，九次提及「中国梦」，有关「中国梦」的论述一度被掌声打断。

这种迷恋时间节点的思维方式，正是五四以来的线性、进化史观之体现，「虽说这种历史观对于实现某些现代化目标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它为了摧毁和驯化『他者』，也带来了极权与封闭。」（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不仅经济可以计划，时间也可以计划——习对「十三五」的高度重视，俨然回到中共建政初期的「一五」、「二五」计划，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是莫大的笑话。

英国前外交官凯利·布朗（Kerry Brown）在新书《中国CEO：习近平的崛起》中指出：「习近平像毛泽东一样，试图用情感来吸引中国人，并诉诸他们理想主义的一面。他用这种方式来『白天做梦』，因为这背后是冷酷的政治现实：如果你激发中国人的理想主义，就得到他们的灵魂，对他们的控制就达到靠物质刺激永远达不到的程度。」但人们有理由怀疑：空洞无物的「中国梦」真能成为中国人的新宗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