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出版了上千本书和多种杂志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决定撤出香港，将库存的上万本书打成纸浆。7月实施的香港《国安法》是明镜决定撤出的原因之一。何频认为，《国安法》是一部没有边界的法律，不能让员工冒风险


　　老高按：昨夜看到BBC的头条报道，涉及明镜集团，报道中这段话让我黯然神伤：
　　《香港国安法》今年六月底正式实施后已满半年。曾出版多本中国政治敏感书籍的明镜出版社该法生效后即刻决定结束在香港的业务，把工作人员撤出香港，将库存的上万本书籍打成纸浆。
　　“我们跟（图书）出版这个时代告别了，”明镜新闻出版集团负责人何频对BBC中文表示，从7月1日开始，明镜的出版和杂志业务正式离开香港。
　　明镜的彻底撤出是香港《国安法》对曾经生机勃勃的香港出版业影响的缩影。

　　我曾与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合作20多年，身份既是作者、也是编辑，虽然我是独立大队，远程作业，一年也去不了明镜公司一次两次，但对其老板到员工，都因不同程度的合作共事而熟悉。我以何频给我的“明镜集团总主笔”的名义，采访了多位国内国外的风云人物，也在这个基础上筹备策划过一些专题；更主持过明镜旗下《新史记》大型双月刊，短期主持过《名星》双月刊，这些杂志，在业界不能说毫无影响；在即将退休之际，又担任过《历史明镜》节目的主持人。感谢明镜提供了平台，让我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
　　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成立近30年，出版过多少重要著作？BBC的报道中不可能详细列举，但我知道啊。烂书出的也真不少，但是重要的好书毕竟占多数——我不能撇清说烂书与我毫无瓜葛，但是我深知一个纯粹以市场为依托的出版集团有多么艰难，不得不做多少未必符合其本来宗旨的维持生存的事；我引以为荣的是，1996年我结识了何频、并开始参与明镜的有关编辑业务之后，明镜出版的大多数重要好书（几十本，还是上百本？）我或多或少地都投入过精力、心血、汗水。
　　我已经退休多日，明镜的动向不甚了然了。对BB所报道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的尾声，深感震动。但我相信何频的眼光、魄力和才干（我知道他目前是千夫所指、众矢之的，哈哈！），也祝愿我昔日的同仁们，能够找到各自的舞台，为美国振衰除弊、为中国涅槃转型，继续一展长才！


　　《香港国安法》六个月：出版业的“新时代开始了”

　　BBC 2020年12月30日

　　2017年香港书展上的政治书。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香港国安法》今年六月底正式实施后已满半年。曾出版多本中国政治敏感书籍的明镜出版社该法生效后即刻决定结束在香港的业务，把工作人员撤出香港，将库存的上万本书籍打成纸浆。
　　“我们跟（图书）出版这个时代告别了，”明镜新闻出版集团负责人何频对BBC中文表示，从7月1日开始，明镜的出版和杂志业务正式离开香港。
　　明镜的彻底撤出是香港《国安法》对曾经生机勃勃的香港出版业影响的缩影。香港出版业人员表示，新法实施后，业内不敢出敏感政治书籍、可能触碰到法律的字眼都要删减，甚至对以往不敏感的书籍都需要审慎处理。

　　撤出和休刊

　　20世纪90年代，何频就开始在香港经营出版业，出版了上千本书和多本杂志。他表示，1997年前后和2012年薄熙来事件是业务高峰时期，当时明镜在香港拥有7个出版社、出版10本杂志。最多的时候，每天出版一本书或杂志。
　　明镜出版的书籍包括小说《黄祸》、披露六四期间中国政府会议文件的《中国六四真相》、《中共太子党》等。
　　何频回忆，1997年他曾接受香港杂志采访，“当时我说，如果明镜还能在香港，证明香港还有出版自由，如果明镜离开香港了，那就说明香港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了”。
　　时隔23年，何频决定让明镜离开香港。7月开始实施的香港《国安法》是决定彻底撤出的原因之一。他认为，《国安法》是一部没有边界的法律，他不能让员工冒着风险工作。
　　“你根本不知道哪本书会触犯到中国的法律，而我们应该为我们的读者、同事承担安全责任，我们不能让同事有任何事情会触犯到香港国安法。”何频说。
　　但他也表示，信息时代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以及新冠病毒疫情都是撤出的原因。

　　香港仅存的政治杂志之一《前哨》自7月开始也休刊，因为疫情暂停出版。其脸书的更新停留在今年5月5日。
　　《前哨》在1991年创刊，取名来自1989年前新华社社长周南的话“香港是反中共的前哨阵地”。BBC中文记者拨打杂志的联络电话，一名苏姓工作人员表示，休刊与《国安法》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因为杂志销售受到疫情影响。
　　“香港好像死城一样，没有大陆客，外国都很少人来，香港城市人太少，所以杂志出版要亏本了，”苏姓工作人员说。

　　移动的红线

　　在香港，出书原本不是件难事，流程也非常简单：作者首先找到出版社，出版社编排好后交给印刷厂，印刷完毕发行商负责把书发给各大书店。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各个环节开始有更多考量和顾虑，甚至对于某些以往并不认为是政治敏感的书，业界人士都要更加审慎考虑，特定的作者、涉及“独立”的字眼都担心引起麻烦。出版社从业人员坦言，近10年全球出版业都很困难，但在不明朗的《国安法》下，香港出版界更加难以生存。
　　香港次文化堂出版社社长彭志铭对BBC中文表示，《国安法》实施后，有的出版社终止了一些本来准备出的书，或删改书中敏感的字眼；印刷厂不敢做生意，不敢印书；有印刷厂偷偷印了，也未必有发行商敢将这些书发给书店。
　　香港突破书志《Breakazine》原本计划7月中旬出版新一期《危险阅读》，但在7月上旬突然宣布暂停出版。他们在脸书表示，因应港区国安法，机构正就法例影响征询法律意见。
　　7月底，突破书志在官网表示，“基于对新法例实施的理解仍有不确定性，并希望保障一众共同参与者”，决定正式停止《危险阅读》的出版。
　　彭志铭还表示，《国安法》下一些字眼突然变得敏感：“敏感的字眼包括，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甚至同《国安法》无关的，比如黑警、黑警死全家，都要修改，甚至五大诉求，都要修改。”
　　以往一些并非政治敏感的书籍，也让业界人士担忧，揣度是否踏入禁区。彭志铭认为，官方对新法的解释并不清楚。他以两本书为例，一本是前香港亚洲电视记者陈润芝的《六四三〇》，作者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访问了王丹、王超华、苏晓康等多名民运人士，将访谈整理成书；另一本书《独立》则是讲述全球各国的独立建国历史。

　　香港铜锣湾书店。图像来源，BBC Chinese

　　“《国安法》之后，大家对这类书就紧张了，将来再有这类型的书，可不可以再出？除了同六四有关的外，六四之后有关中国的一些评论或看法的书还可不可以出？”彭志铭指出，“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挨到这条红线，以前这条红线我们很清楚的，我们知道什么是违法我们不做，就没事，甚至不会去挑战，但现在这条红线是移动的。”
　　今年7月，香港公共图书馆下架了岭南大学中文系前助理教授陈云的《香港城邦论》、香港众志前秘书长黄之锋的《我不是英雄》，以及公民党前立法会议员陈淑庄的《边走边吃边抗争》等书。
　　彭志铭说，由此可见，现在看香港的书是否敏感，关注的重点可能不单包括内容，更包括作者本人的身份。

　　香港电台节目《铿锵集》2018年曾报道，联合出版集团全资拥有52间三中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书店，占香港书店数目超过一半，而且拥有全港最大的发行商、印刷厂及近30间出版社。而联合出版集团的母公司是由中联办透过一间广东省注册的公司持有。
　　联合出版集团第一任董事长李祖泽对该节目表示，联合出版集团是国有资产，受中联办管理。
　　彭志铭指出，在中资的垄断之下，如果一间出版社经常出很多敏感的书，哪次突然出一本儿童书或爱情小说，中资发行商或许都不会与其做生意。

　　书店的担忧

　　书籍出版销售的最后一环——书店也面临《国安法》实施的压力。序言书室是香港小有名气的学术型二楼书店，在新法刚刚实施时，书店负责人曾经审视过一遍店内的书，认为没有书违法，因此未因法律实施下架任何书。
　　“我们卖过一些书可能触犯《国安法》，但这些书在7月《国安法》正式出台时已经断版了很久，比如很出名的《香港民族论》，这本书在2018年已经断版了，想进都进不回，已经没有重印。”序言创办人李达宁对BBC中文表示。
　　但他也直言，在《国安法》的压力下，没有进一本最近在台湾出版的新书《新香港民族论》。
　　根据网上的书籍资料，该书出版于今年10月，作者是香港“90后”石黑。内容简介称，该书目的包括以香港民族的历史起源及人口结构分析香港民族与近代中国之关系及影响；细述香港民族由爱国主义至分离主义凡演变过程；探讨新香港民族如何以重构新民族文化为工具建立民族未来。
　　“这本书我们看到内容介绍，很明显是鼓吹港独的，我们就觉得这本书的风险真的好大，所以我们就没有进这本书。”李达宁说。
　　他表示，书店曾经讨论过，如果真的明确卖某些书犯法，即使这个法律他们未必认同，但考虑到取舍都会遵守；不过不会去臆测红线是什么。“比如前面你问我中国历史（书）我们会不会照卖，我们暂时没见到任何的官方的渠道说，某些历史的讨论是禁区，我们都会照样会卖这些书。”他说。
　　李达宁还指出，目前没有发现读者担心买书犯法，但看到有读者担心以后许多反修例运动的书买不到，所以现在抓紧时间买一些将来可能出问题的书。

　　未来

　　香港曾是大陆和台湾禁书的出口， 但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当初因自由繁荣的出版市场逐渐萧索。
　　2015年10月至12月，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敏海、店长林荣基等5人相继失踪，数月后全部人被发现身处中国大陆并受到当局控制。事件引发各界对香港出版自由的担忧，对香港出版业和禁书市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国安法》似乎对这种出版自由带来了致命打击，让整个行业面临至暗时刻。目前，一部分书已经由香港转移到台湾出版。
　　彭志铭则认为，即使书籍可以拿去台湾出版再拿回香港售卖，但都改变了原先香港美好的生活状态，“是一个好可悲的现象”。
　　李达宁预计，长远来看言论空间会越收越窄，“应该不会停在《国安法》这里，或者《国安法》的实施会越来越严，会同中国大陆看齐。我们好多书可能都要受到审查”。
　　他认为，不讲不代表问题消失，如果政府一直如此控制言论，积攒的问题会越来越多，“现在这种禁制会令到好多问题难以讨论、难以解决，最后没办法用讲的方式来处理的时候，就会诉诸暴力，一些社会抗争都会继续存在。”
　　对于何频来说，过去30年他幸运见证了香港的新闻出版自由，他说自己对这个城市充满感激，“有这30年比没有要好”；如今香港的出版业务难以为继，他很惋惜，但乐于进入一个新时代。
　　何频表示，即使香港还有新闻出版自由，他也不觉得还有必要在香港从事出版，因为大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已经改变，明镜集团已经将业务转移到视频领域。
　　“没有伤感，因为新的一个时代开始了，”何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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