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还原历史真相，过程和细节一定要写。中国现代史阶段所涉及到的政治、军事及文化思想的问题很多，有些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甚至是空白。历史学家陈铁健说，我看到一些著作和文章，都回避一些问题，或者把许多牵动大局的细节给弄错了


　　老高按：去年年底，获知我所尊敬的近代史历史学家陈铁健先生，于2023年11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我还记得在读大学期间，同学们读到他的《重评〈多余的话〉》的热烈讨论——四十五年，“弹指一挥间”！哲人其萎，呜呼！
　　好在著作仍在，遗教仍在。最近读到他的一篇演讲稿，不仅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更难得的是字里行间闪现的真知灼见的光芒。转载于下，与各位博友、读者分享。预先警告：此文较长。为方便阅读，我加了小标题。
　　陈铁健（1934～2023），专攻中国近现代史和革命史，曾担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79年，他在《历史研究》月刊发表《重评〈多余的话〉》引发轰动，在学界有“瞿秋白研究第一人”的美誉。此外，陈铁健对西路军、陈独秀等课题的研究也作出过重要贡献。著有《瞿秋白传》《绿竹水南集》《书香人多姿》《寻真无悔》等著作，与李新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本，与黄道炫合著《蒋介石与中国文化》等。


　　关注历史过程和细节——中国现代史研究

　　主讲人：陈铁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选定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关注历史的过程和细节。主要是就中国现代史这几十年来研究的状况，这个状况如果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有许多的问题。尽管已经写了成百上千的文章，也出版了很多的著作，不管是宏观的、通俗类型的著作或者是专题类型的研究专著。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有很大的问题，也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对于历史过程和历史细节的忽略。这种忽略有的是不自觉的，有的是有意的忽略。因为这个学科涉及到一些历史的问题，涉及到今天的一些现实的问题，所以它有很大的敏感性。因此，一些作者或者一些研究人员对很多问题总是觉得难于下笔，有些忌讳，敏感性比较大，所以有些问题就一笔带过，缺乏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和历史细节的描述。如果不写，那么也可以，但是要还原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个过程和细节是一定要写的。关于现代史的历史阶段，我们一般认为是从辛亥革命以后，也有学者认为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这段历史所涉及到的政治问题、军事问题以及文化思想方面的问题很多，但是现在看来，有些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有些问题甚至是空白的，所以我方才说空间很大。我之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目向大家做一些交流，主要是因为最近这些年我所看到的一些著作和文章，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回避一些问题，或者把许多细节，牵动大局的细节给弄错了。

　　央视《永远的丰碑》并非历史的真实

　　我举个例。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都会看到电视或者媒体的报刊都在登《永远的丰碑》。如果大家关心《新闻联播》的话，每天有这样一篇。这样一篇字数很少，也就是百八十字，或者是几百字，很短的一篇文章。文章主要是介绍一个人，每天介绍一个，这些人很受读者或者观众的同情和好感，因为他们都是烈士。他们死的时候，有的就二十几岁，有的最多也就三十岁、四十岁，四十岁的都很少，一般都是在二三十岁这样。那么写这样的人物是个很大的工程。我记得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每天都有，那已经是涉及到几百人了。尽管它是大众的、普及的这样的宣传作品，但是这个宣传作品一定要建立在真实的历史基础之上，一定要由真正有研究的人来审查这些作品，但是现在已经出现很多的问题，而且这里面的问题很多是历史细节的问题。比如，我举个例子。那些文章在讲到瞿秋白的时候，短短的也就百八十字。文章说瞿秋白去世之后，鲁迅说过这样的话：“瞿秋白为党、为革命的牺牲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而且，文章加了引号的。我是研究瞿秋白的，我说这个不是鲁迅的原话，是作者在那里自己杜撰的。因为瞿秋白牺牲以后，鲁迅给朋友或者在他的文字里写了许多怀念、缅怀瞿秋白的文字，我因为研究鲁迅和瞿秋白已经很长时间，我说我从来没发现有这样的话。因为“为党、为革命……”这样的话是不会从鲁迅的嘴里说出来的。这是现代的语言，是时髦的语言，流行的语言。如果不加引号，那也无可非议，但是加上了引号，那就不是历史的真实。
　　另外，有一篇讲到张太雷，也是在《永远的丰碑》。文章说张太雷是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这完全错了。翻译《国际歌》有好几个人，但是翻译得能够入音乐的，能够唱上口的，比较接近于正式歌词的翻译者，还是瞿秋白，而不是张太雷。如果把这件事情加在张太雷头上就有点张冠李戴了。
　　还有一些文章，讲到一些烈士，却有不同的提法，有的叫“壮烈牺牲”，有的叫“不幸牺牲”，有的叫“不幸殉难”。这些提法很有差异，但是仔细琢磨，这里面很有文章。这是一种春秋笔法。文章讲到河南的一位革命者，叫周维炯，河南商城上楼房人。他后来加入到红四方面军，但在张国焘肃反扩大化时被杀了，是错杀。文章在写这个人时就明明白白说是被张国焘错杀了。但是，在讲到其他一些人，比如说在中央苏区肃反当中被杀的，被误杀、错杀的人，文章就采取叫“不幸牺牲”，甚至还有叫“壮烈牺牲”的手法。比如，王佐和袁文才。这两人是土匪出身，后来加入到中央红军，为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最后也是因为“土客”之间的矛盾被彭德怀的部队杀害了。这两个人都是被错杀了，但是在《永远的丰碑》里都是轻描淡写的说是“不幸牺牲”了。其实，不是牺牲的，我觉得应该明明白白把它讲出来。
　　涉及到这些很著名的人物，都是在“肃反”当中被杀掉了。比如李明瑞，邓小平百色起义的时候是红七军的军长，后来到了中央苏区，“肃反”的时候也被杀了；比如阮啸仙，毛泽东很好的一个朋友，后来也是被赣西南特委给处死了；还有柳直荀，就是李淑一的丈夫，毛主席有一首词就是写给李淑一的，实际上是怀念柳直荀的，柳直荀也是在“肃反”当中被杀的，但是在《永远的丰碑》中都是一笔把他带过。
　　这些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张国焘杀过的人可以明明白白的写，但是在中央苏区里被杀掉的人就不能够写。就是说，在某个学科里，我们一直有种不成文的限定，叫隐恶扬善、笔下留情。实际上，正是贯彻这样一种非科学的、学术因素之外的干预，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我在18年前，1988年，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在我们现代史研究领域，首先是把历史真相弄清楚，如果舍弃这样一种道路的话，再好的、再高妙的理论都无济于事。我们历史研究最基本的还是要实证，把细节，把过程弄清楚，因为历史学实际上就是人的活动所构成的发展或演变史。这个过程是多样性的、复杂的、曲折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长期以来观察历史或者研究历史，往往是把一种事物发展最后的结局作为一个坐标。然后，再回过头去判断历史，就是说以胜利或者失败作为一种坐标去判断历史，这就带有非常主观的倾向。
　　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国共两党就有不同的看法。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国民党方面的研究，就认为辛亥革命是胜利的。因为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王朝体系。那是绝大的贡献，就这一点来说就是胜利。但是我们后来的一些研究，为了证明后来的革命更加伟大，就认为辛亥革命是失败的，贬低辛亥革命的意义，是这样一种倾向。
　　同样，张国焘是叛徒，和共产党拧了，跑到国民党去了，最后当了特务，来对付共产党。这个人是个坏人，他一生都是坏人，所以很多不是他应该承担的责任都推到他的头上——“西路军”问题，今天不讲这个问题。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当时红军的五分之二，两万一千八百人全军覆没，这个责任就安到了张国焘的头上。后来，李先念派人到中央档案馆去查档案，找到所有的电报来看，都是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这些电报，白纸黑字都摆在那里。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中央军委主席团的主席应该负责，而不是张国焘。这类问题，即对人的评价，对历史事件的评价，都不应该以最终结局为坐标，去推论以前历史的曲折的、复杂的过程分析。不能代替！因为中国的现代史，从辛亥革命以来，是一波一波、一段一段的。一个事情结束了，那么下一个事情接起来又是历史前进的一步。辛亥革命以后，经过“新文化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到了五四运动，然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等，又把历史推进了一步。
　　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之后，应该说北伐战争也是胜利的，我们过去的研究总是说北伐战争是失败的，大革命失败了。这要看怎么说，如果站在党派斗争的立场上可以这样说，大革命失败了。这是因为共产党确实是失败的，但是从国民革命这整个进程来说，它还在前进。就是蒋介石“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之后，他还有第二期的北伐。第二期的北伐，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从南京一直打到北京。又过了一年，张学良也归附中央，那么到1928年就形成了全国形式上的新的统一。当然这个统一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后来又有军阀之间的各种纷争、武斗，以至于大规模的战争。但是，毕竟北伐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一个形式上统一的政权，即南京国民政府。所以，对南京国民政府应该进行全面的研究。
　　近代史所的现代史研究员们写了一部南京国民政府史，已经写了五年了。他们研究得比较全面，它不是一味把南京国民政府骂得狗血喷头，而是讲它反动在什么地方，反动的同时它还做了哪些好事。因为南京政府从一九二七年建立之后，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被推翻。这22年的历史，它也是经历了很复杂的过程，比如抗日战争。你总不能说抗日战争是错误的吧！蒋介石和国民党，以及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抗日战争，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总是对的吧！从它建立以来，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承认。比如，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以及抗日战争，这些都是可以在历史书上大书特书的。考察国民党的历史，就是要看到它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生、兴起、发展到没落，以至于完全失败的整个过程。要全面来看！要全面来看，就要研究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由很多人的活动构成的一个一个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人的活动当中就有很多细节需要关注。我简单地把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向大家说清楚，我们现代史研究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先要把事情弄清楚。
　　今天看来，回头去看，我们有些问题还是若明若暗。这是不是可以用来概括我们的现代史研究的状况？有些似乎是清楚了，写在党史上了，写在很多著作里面了，但是往往就是一笔带过。所以，这些年来，国内外陆续公布了一些档案、文献。来自几个方面，比如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这一部分材料特别重要。还有就是台湾的这部分材料，台湾的总统档案，它的党史会和国史馆掌握的这部分档案。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档案，包括在大陆撤退时带走的一些核心的档案，以及蒋介石本人自己的档案，他的一些手令以及其它一些东西，都是原件。10年前我们到那里，当时还没完全开放。那些东西都是原件，单单是总统的档案，就是三百箱。这是一个人一辈子也是看不过来的。最近，美国已经把蒋介石的《日记》公开了，因为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日记后来是他的儿媳妇保管，最后交给了胡佛研究所。最近，杨天石和张海鹏到那里参加启动蒋介石日记这个项目的典礼。现在去的话，完全可以看到。这部分日记对于研究蒋介石个人思想、生平以至于国民党的一些重大事情，是一定要看的。否则，你写的东西就是肤浅，就不被认可。
　　这些年来，我们自己的中央档案馆也陆续公布了许多有用的材料。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文献刊物不断地公布这些东西。还有，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刊物也是不断地，零零星星的公布。但是，比较起来，我们国内公布历史档案的进度应该说是很缓慢。从我们研究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太慢了，尽管胡乔木在二十多年前就说过我们的档案一定要公布给大家做研究。但是，这个进展还是非常迟缓。我们在编瞿秋白这个文集时，提出一个清单，希望中央档案馆能够提供。但是，文集都出版了，到现在很多涉及到党内的一些瞿秋白的言论到现在也没有提供给我们。所以，瞿秋白的文集不能叫全集，只能叫文集。如果是这样，对研究一个人的历史、思想和生平就很难，所以，现代史的历史时间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这也是我们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魅力吧！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去追寻、搜罗这些文件，不断根据新的文件做新的思考，所以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毛泽东外孙女讲述外婆只是一面之词

　　下面我想举些例子，用事例来说明研究历史过程和研究历史细节的必要。我举个小例子。孔东梅是李敏的女儿，李敏的女儿写她的外婆贺子珍，毛主席的前夫人。她写的听外婆讲她过去的故事，在《北京青年报》上连载。里面有这么一个情景，这个细节牵动大局。我今天把这张报纸拿来了。
　　她讲到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个人分手，分手的缘由是什么？她是引用陶铸夫人曾志的话。曾志写过两本回忆录，上下两册，就讲到她（曾志）到延安去看望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给她讲了一些话，就讲他为什么和贺子珍分手了。这样，孔东梅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引用了曾志的回忆。我把它念一遍。“我（曾志）老是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的提，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说起了她，毛泽东感叹地说，‘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10年的夫妻。那么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个外国女记者来采访我。美国女人嘛！开放嘛！无拘无束了，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而且，毛泽东还说，‘她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了一个’。”
　　所以，如果我们只看了这一席话就以为就是贺子珍的问题，那恐怕就冤枉了她。因为在这之前，我看了一本书，是人民日报社记者李辉编的，书名叫《在历史现场——换一个角度的叙述》。这本书的内容部分收录了一个美国记者彼得•兰德所写的《走进中国》中的一些描述。《走进中国》这本书里面同样有专门写毛泽东和贺子珍分手的这个例子。他写得非常细腻，就是说他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他讲的这个缘起在哪呢？这里面说到的一个美国女记者，就是史沫特莱，到了延安之后,她就觉得延安的文化生活太枯燥。这些高级干部们都是住窑洞，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于是，她就提议办一个舞蹈训练班，在基督教的小教堂里，由她来教交谊舞。这个提议得到延安同志们的欢迎，于是舞会很快就兴起了。在教舞的过程中，史沫特莱的秘书吴光伟——吴光伟是上海的一个演员，很年轻，随同史沫特莱到延安给她做翻译。史沫特莱到延安是要采访中共的高级领导人的，请他们讲中共的历史，讲每个人的生平、思想，是做这种政治性的采访。史沫特莱曾回忆说，“是我造成了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分手，是我制造了一个爱情事件。”就是说，在这个舞会当中，是她让吴光伟来教毛主席跳舞的。“吴光伟非常欣赏毛泽东的诗和词，毛泽东就给她讲这方面的事情，有时候写给她看。所以从这以后，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到我的窑洞来，甚至午间都来。因为他那么忙，我都没想到他会来得那么勤，本来都是谈政治、军事，但是毛主席往往要往席勒、歌德他们写的爱情这方面的故事和这方面的人谈。”她说，“我看得出来，他主要不是和我谈，是让吴光伟来听。这样一来二去的，就产生了这种暧昧关系。所以，有一天晚上正在飘雪，我已经准备睡觉了，从隔壁吴光伟的窑洞里传出了尖叫声，打起来了。我赶快穿起衣服去看，毛泽东正在护着吴光伟，贺子珍就要抓着，打吴光伟。我上去就要劝架，贺子珍就指着我说，‘就是你’（意思就是，你不搞这个舞会就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上来就给我一巴掌，毛泽东于是就给贺子珍一巴掌，所以这样子就打起来了。”一气之下，贺子珍精神就出了问题，后来就走了。所以，我们听了一面之词之后，再看另一面之词，这个道理就明白了。你来做这个判断，你就可以判断出哪一些细节，哪一个过程是真实的。这个不难判断，我想大家都有这个能力判断。也就是说，你研究一个问题，研究同一个事情，不要有孤证，特别是当事人的口述、记忆，都应该采取谨慎的办法。这是一个小的例证。就是这种例证，牵动了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关系的变化。尽管是一个细节，但是它可以判断史料的真伪。

　　叶剑英几十年后的回忆被史料否定

　　我再举一个小例子。人民日报一位高级记者，叫纪希晨，他已经退休了。前几年，我看过他的一篇文章，文章题目是《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他（叶剑英）说：“西安事变的前夕，也就是12月11号晚上，张学良突然到我的房间来，说‘蒋介石我劝不住了，看来必须采取断然的措施’。我（叶剑英）问：‘什么措施？’？张学良说：‘抓他，把他扣起来’。我（叶剑英）就说：‘这个事情太大，一定要慎重，我要向中央请示。”叶剑英当时住在西安，他是中共中央派在张学良那里的全权代表。另外一个代表，也是一个联络员，叫刘鼎，是在张学良那里做机要的秘书。他手里有一个电台，可以直接和驻陕北保安县的中共中央通电报。但是，全权的代表是叶剑英，因为他的职位更高。叶剑英说：“我听到后，连夜坐车赶回保安，向中央汇报。第二天，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对策，而且走的时候拉着十万银圆，这是张学良送给陕北中央和红军的经费。”因此，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事情，说的人似乎是绘声绘色，听的人也是很动情。这里面有细节、有人物、也有场景。但这毕竟是几十年之后的回忆。纪希晨的这个《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登出来以后，我就写了一篇东西，我说这个谈话应该至少说是记忆失误。因为，我们研究“西安事变”，看过当时的电报。当时，即12月11日，叶剑英既不在保安，也不在西安。他是在从保安到西安的路途当中。他是12月10号从保安出发，那是因为张学良发了电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叶剑英尽快到西安来。“请剑英尽快到我处，有要事相商！”这是12月7号的电报。从这个“要事”来推测，可能是和抓蒋介石这件事，或者对蒋介石采取什么对策有关系，所以要和中共方面商量。于是，毛泽东在12月10日有一封电报给张学良，说：“剑英同志大概要在最近才能离开保安到你那里，至少要在15日才能到达西安”。等“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西安方面连着发了三封电报给陕北中共中央。毛泽东还不信，不信张学良把蒋介石给抓了，所以在当天晚上九点钟有一封急电给张学良。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署名的一封电报，问到：“蒋介石真的抓到了吗？”第二天又有一封电报，说：“叶剑英已经到了你（张学良）下属的一个师部，等你派车过去接。”这就是13号。这两封电报证明，叶剑英11日绝对不可能在西安，也绝对不能11日晚上听张学良向他谈要抓蒋介石。所以，这些文字和档案否定了叶剑英几十年后的回忆。
　　如果我们按照叶剑英的回忆去写，那就是中共中央事先和张学良、杨虎城共同策划了抓蒋介石的这一重大事情。事实证明，中共中央事先压根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要抓捕蒋介石，并没有参与这个密谋。如果参与了这个密谋，那么作为一个调停者，周恩来到西安去劝双方和解，他的这种作用就微乎其微。正因为共产党没有介入这件事情，作为第三方面，作为调停者，周恩来才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也恰恰是如此。后来，周恩来17日到了西安所发挥的作用才显得重要。“西安事变”的解决和中共的调解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不单单是共产党一方面的作用，它是一个合力。其中既有莫斯科的影响，有各地地方实力派的影响，有包括宋子文、宋美龄他们的作用，也包括张学良和杨虎城一开始就没有想杀掉、危及蒋介石的生命等。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是希望蒋介石领导抗战，这个目的非常单纯。他们只是希望逼着蒋介石领导抗战，是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各方面的一种合力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态度也很重要，我们过去不讲这些，只讲我们是独立的解决了“西安事变”——不是这样，历史也不应该这样写，应该是各方面的合力。
　　这方面的研究，在这近二十年的进展是很好的。我们可以从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李义彬《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还有上海两位青年人写的《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了解到。最早参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策划“西京兵变”的被共产党开除的这批人：第一步，扣押蒋介石，逼他抗日。第二步，建设一个新的西北，改造这个社会。它是两步方案。为首的前共产党人就是罗章龙。毛泽东的老乡，长沙人，北京大学的学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成员，李大钊最得力的一个助手，是他事先参与策划了这起“西安事变”。被共产党开除以后，他到开封大学做教授。他手下的一些人都到了东北军总部，大概有20人。他们后来成为张学良的谋士，教张学良学马克思主义，讲党的历史、讲共产国际的历史、讲中共的工人运动史。张学良从1934年在武汉时期就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了。所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的了解，已经很有根底了。
　　给他讲课的都是很重要的人。一个叫潘东周，中共的叛徒，又是流氓。但也是中共的才子、瞿秋白的学生，是中共六大选出的、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的秘书。向忠发的讲演、文章，都出自潘东周的手笔，是向忠发的文胆。这个人叛变以后，则由黎天才接着讲课。黎天才在1928年被张作霖抓捕了。黎天才也是北大的学生，李大钊的干将，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而且，他还从事工人运动，和罗章龙的关系也很密切。他先进入东北军，后来把潘东周也引进了东北军。潘东周给张学良讲马克思主义。张学良在武汉，从家里到办公地点，坐车要40分钟。在这40分钟当中在车里给张学良讲课。张学良到南京去开会，在飞机上潘东周也讲课。在南京会议期间也讲课。后来，蒋介石破获了中共河北省委的一个案子，把潘东周给牵了出来，蒋介石下令要张学良处决潘东周。张学良虽然忍痛把潘东周处死了，但是给了他家属大笔抚恤金。接着讲课的是黎天才。张学良听了理论之后，还想了解共产党的实际活动、尤其是工人运动的实践活动。于是，又找了另外一个进入东北军的前共产党人，叫吴雨铭。吴雨铭做过中共汉口市委书记，领导过铁路工人运动，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干部。也是在四中全会以后，因为反对王明被开除了。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一批人，都是中共的一批骨干分子，进入了张学良东北军的总部。所以，张学良后来的变化，不是在1936年4月10号和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以后才产生的，在1934年、35年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细节如果不了解，就不能理解张学良后来和共产党靠得这么紧，准备和杨虎城，和中共三个方面造成西北的独立局面，来和蒋介石分庭抗衡。
　　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所以1936年的6月张学良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学良在和中共之间的电报里面，已经是互称同志了。而且，中共中央已经准备批准张学良加入共产党。于是，中共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国际回电泼了一瓢冷水。共产国际认为张学良是一个军阀，绝对不可以信任，也绝对不可以吸收进入中共，成为共产党员。中共准备接收张学良的决定是个错误，张学良只是可以利用，但不可以信任的。因为当时整个中共中央都是“左”，共产国际则更是“左”，于是就认为这些中间势力是比反革命更反革命的，更危险的势力。因为，他们披着一层伪装，伪装进步，伪装向中共靠拢，实际上是更危险的敌人。
　　在当时，共产党临时中央王明的路线也是很“左”，所以对这些人都一概排斥。所以，介绍张学良的这些细节问题，就使我们能够理解后来“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发生，张学良之所以能够和共产党联合起来对付蒋介石，最后达到联蒋抗日这些原因。这些都是张学良向中共建议的，张学良认为应该联蒋，逼蒋，就范，然后联合起来听蒋介石指挥，一致抗日。这个是对的。最后，“西安事变”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个喜剧，促成了全国的一致抗战，国共两党停止内战，然后一致对外。那么，喜剧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国共双方，但是共产党的受益应该说是第一位的。因为当时中共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而恰恰是“西安事变”挽救了中共和红军。但是，这个大喜剧当中也有悲剧，而悲剧人物最典型的就是张学良和和杨虎城。这个大喜剧当中的两个悲剧人物，一个后来被杀，一个被囚禁，也就是一生都被软禁着，一直到九十年代才开禁。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国现代史上，他们的功绩始终被记载着，成为千古功臣。我们对张学良和和杨虎城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称他们为千古功臣。

　　冯玉祥抗日壮举毁于共产党的左倾判断

　　我再讲一个问题，还是和抗日战争有关系。抗战爆发之前，我们发生一系列的局部的、独立的抗日事件。其中一个，就是1933年5月26号到8月6号之间，大概就是70天的察哈尔抗日运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是冯玉祥为首的一批西北军的军人，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发起的一个察哈尔抗日运动。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抗日的时间没有。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有个《探索•发现》节目。从2006年4月4号到7号，连着播了四天关于冯玉祥和察哈尔抗日。我看了第一集，就不想看了。因为原来策划的时候，我的意见是全面的反映这一历史事件。不仅要讲冯玉祥如何爱国，蒋介石如何反动，同时要讲到冯玉祥和国民党各个方面、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和共产党的关系。如果不讲这些，就不是真实的历史，就是回避、掩盖了一大半历史。为什么这么说呢？察哈尔抗日是冯玉祥为了东山再起。在日本侵略中华民族的危机的这种境况之下，组织他的旧部，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一些失散的队伍进行的抗日运动。同盟军包括一些地方的部队，包括二十九军的一些部队，加在一起大概有八万人，号称十万，当时的察哈尔现在没有了，属于今天北京、河北和内蒙古的一部分。冯玉祥在察哈尔的省会张家口树起抗日的大旗。最早帮助冯玉祥的是中共北方的特科。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共产党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对抗国民党的屠杀，成立了中央特科。实际上是党的保卫机关、情报机关，又是特工机关。最早领导这个机关的就是周恩来、陈云、康生、陈赓，还有潘汉年这些人。这个机构主要是在上海，在城市里对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进行渗透，消灭叛徒。如顾顺章叛变以后，把顾顺章的全家杀了。他的家里人对中共高层的了解特别清楚，所以，为了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就对顾顺章采取断然的措施，即采取灭门的行为。
　　北方的特科是中央特科派在北方的分支机构。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失败，失败后躲到了山西汾阳的峪道河。在那里，阎锡山帮了他的忙，让他隐居在那里，冯玉祥逐渐地通过关系就和中共北方特科建立了联系。而且，他卖掉房子，给北方特科派到他那里的人员买电台，以保持与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北方科特为他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帮助他寻找旧部、联络人员、提供信息，在各方面对他都很好，冯玉祥对北方特科的人员也很好。所以，中共在那里建立了中共张家口特委，把一批中共党员派到那里。这批人过去都是在西北军里工作的，他们是1926年，冯玉祥响应北伐军在绥远的五原誓师的时候，在他的部队里从事政治工作的一批人，都是共产党员。也可以算是冯玉祥的旧部，但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这些人主要从事政治工作和参谋工作，陆续进入中共张家口特委。在冯玉祥周围帮他出谋划策、组织力量，做了很好的工作。这个部队建立起来以后，冯玉祥就是要向北进展，收复被日伪军占领的失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七月十二号攻克了察北的重镇多伦。多伦的收复，可以说是在“九•一八”之后，中国军队收复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城市。尽管察哈尔同盟军仅限于张家口、察哈尔的这一小块地方，它的影响震动仍然非常大。上海国民党的元老李烈钧、西南的胡汉民这一派，包括西南的国民党的将领，都是和蒋介石对立的，都是反蒋的。李烈钧要好一点。还有对东北的义勇军，甚至西北的一些地方的实力派，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但是后来，从6月下旬之后，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临时中央都执行过“左”的策略。他们认为，冯玉祥属于“失意”的军阀，是靠不住的，帮助冯玉祥成立这样一个组织不是为了抗日，是要利用他，然后在他的部队里建立自己的组织。同时，发动士兵群众，反对他们的长官，反对冯玉祥。中共方面认为应该向南进发，建立新的苏维埃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在中共的文件上写得很清楚，就是要建立北方新的苏维埃区。冯玉祥成立的这个部队，他和共产党的合作是秘密的，不敢宣扬。因为，蒋介石当时正在集中力量对付江西、福建这一带的中央红军。蒋介石要实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先解决内部的问题，才能去打日本。国家要统一、稳定、安定以后，团结了之后，才能对付日本人。这是对日本人采取妥协的，让步的政策。失掉东北，已经是让步的结果了，而华北也是在步步的退让。蒋介石认为，障碍在于共产党的红军。这是蒋介石方面。而共产党方面，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抗日必先反蒋，不把蒋介石反掉，抗日也进行不了，所以双方是针锋相对的。一边说，攘外必先安内，就是说必先反共。另一边说，抗日必先反蒋，必须把国民党政权扳倒。双方是针锋相对的，谁都不让步。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仍然在1931年11月7号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工农民主专政，就是工农专政，排斥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中间阶级都一概排斥在外。这样共产党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所以，胡绳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左”的产物。胡绳晚年，即九十年代后期的这种思考，是很宝贵的。一个大的历史学家，一个大的党史学家，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官员，能有这样的反思，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读读已经发表的胡绳的十次讲话，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即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十次讲话，讲到了六十多个人的评价，讲到了党内的游民习气，讲到了中华苏维埃的“左”，讲到了中共从1927年以后总体上是“左”，还讲到了民粹主义，即建国以后的民粹主义问题。就是不靠发展生产，一下子就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主要是指毛泽东。这个讲话引起了轩然大波。批判胡绳是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于是在1998年前后，发生进行了两年的论战，我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我赞成胡绳的观点，他说的很客观，就是毛泽东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一种民粹主义色彩的错误。胡绳的观点很客观，很准确，也很有分寸。当然，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各有各的看法，这个要由历史实践来回答。
　　还是回到察哈尔这个问题上。后来，有人甚至就把冯玉祥说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冯玉祥和共产党的这次合作是秘密的。如果公开了这种合作，打出建立苏维埃的这种旗号，蒋介石就有把柄来对付他。因为蒋介石的国策，就是要消灭共产党，那么冯玉祥居然和共产党合作来分庭抗礼，那么蒋介石就必定要收拾冯玉祥，所以冯玉祥就劝中共的同志要进行秘密合作。冯玉祥曾告知中共中央，要求他们的行为要有所节制，不要公开打出建立苏维埃等这样的旗号，这样对合作抗日的事业不利。如果授人以柄，蒋介石就可以派大军来压迫。冯玉祥的军队只有八万人，而周围的日本人有十几万人的精锐部队，飞机、大炮、坦克全都有。再加上国民党的军队也逐渐向这方面来压迫，这样子就形成日、蒋夹击的状况，所以一定不能公开。但是，中共恰恰就偏不这样做。原来张家口特委办的一份报纸，叫《抗日前线》。结果，由新来的、由中央派来的、河北省委派来的张家口前线工作委员会，这样一个新的班子取代了原来张家口特委的这些人。这些新的人，为首的是柯庆施——1965年去世，没赶上“文革”。他死之前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很老。是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上过学，也算是瞿秋白的学生。他一直是在北方工作，当时是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主要做军事工作。中央派他到张家口组织前线工作委员会，直接做同盟军的工作，做冯玉祥的工作。最初，他延续了原来张家口特委对冯玉祥采取帮助支持的方针。后来，却根据中共中央、河北省委的指示，贯彻了“左”的路线策略。最后，他也被迫接受中央的指示，对冯玉祥采取非常“左”的措施。用我的话来说，当时从中共中央到河北省委到前委，是采取了拆台的措施。冯玉祥要北上抗日，中共却要把他的队伍分裂，然后拉到南边，在当时河北的直隶建立“直中”和“直南”两个根据地。在“直中”和“直南”根据地，冯玉祥的卫队营、卫队团都可以被他们发动搞罢岗。柯庆施筹划发动冯玉祥的警卫团不站岗，冯玉祥也没办法、管不了。所以他们之间是在搞相互拆台的政策，中共是在搞从内部把冯玉祥分化、分裂的政策。冯玉祥的失败不仅是日本和蒋介石武力逼迫的，而且是中共“左”倾的错误从内部进行拆台政策所造成的结局。所以，讲这个问题不讲两个方面，那就不是真实的历史，就不能够从历史的错误当中接受有益的教训。这种“左”倾造成了非常令人痛心的结局。
　　冯玉祥到8月6号，就极端秘密的背着共产党，起草了准备下野的通电，第二天就发表了。这也使共产党来了个措手不及。然后，8月8号，宋哲元的部队就开进了张家口。柯庆施领导的前委，只好随着方振武和吉鸿昌的部队赶快跑。方振武和吉鸿昌这两位大将是冯玉祥抗日同盟军最重要的两位将领，一方面是他们有部队，另外一方面是他们有指挥的才能，而且在抗日这个问题上非常坚定。冯玉祥一下野，很多部队就散了，有的就叛变了，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但是这两个部队就领着自己的战士，大概还有一万多人，准备攻打北平，已经打到了顺义。而柯庆施带着十几个人的宣传队，成立一个三人团，随军行动。中共的文件说得非常清楚，表面上是要宣传抗日，收复失地，实际上还是想他们的把队伍拉过来，建立根据地。到这个时候，还是采取拆台的办法。最后，北平是打不下来的，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何应钦作为北平军分会的委员长，坐镇北平。所以，这两个部队想打到北平，然后再打到南京，这是妄想，完全不合乎实际。
　　冯玉祥有一个底线，就是不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不对何应钦开战。冯玉祥尽管和共产党的关系很好，但是他也不愿意和国民党最后闹翻，闹翻对谁都不利。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合作，只能互相妥协，没有妥协，就没有合作，都要让步，没有让步也没有合作。所以，必须让步，必须妥协，然后一致对外。冯玉祥在这一点上是高明的，比当时极“左”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这种左倾指导要高明的多。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只存在了七十天，其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左”倾策略造成的错误指导。其他两个方面分别是日本的进攻和蒋介石的压迫。三方面加在一起才是历史的真实，才是历史的全过程。在叙述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利用当年的这些东西。今天我带了一本书，书名是《国共两党和察哈尔抗日》，我介绍的内容多半是这本书里面叙述的，这本书是我的一个学生写的。他在书中把这个事情揭示得非常清楚。他到中央档案馆，人家拒绝给他看档案，但是他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到每个地方县的、市的档案馆去找材料。县、市的档案馆很开明，对这个学者很理解，他找到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很多材料是在地方的档案馆找到的。当时，中央的文件，河北省委的文件，前线工作委员会的文件基本上都找得到。这些材料，从事实来讲，完全站得住脚。所以，他做出的判断是真实可靠的。

　　周恩来为什么关注王希天，寻找他的后人？

　　下面的问题，还和日本方面有点关系。我想讲一个人，这个人，人们知道的大概不是很多，但是在现代史上他是个很特别的人。他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但这个人有点传奇性。他是东北长春金钱堡村人。一九九四年，长春成立了一个王希天研究会，是属于省里的一个人物研究会。研究会的人员找到北京来，希望北京的几个学者一道来研究这个人。他们最初找到我的导师李新先生，李新先生答应这件事，然后让我替他们找几个人，加上我一起去帮助他们做这件事情。我们一起协助他们，办了一个展览，后来1997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同时也编了王希天的文集、档案和资料。在长春烈士陵园，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王希天烈士陵园。在吉林省、在东北、在今天的温州这一带，甚至在日本，王希天这个名字是非常响亮的。他最后的结局，是1923年东京关东大地震的时候，日本的政府当局为了镇压社会主义运动，为了镇压工人运动，把王希天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华工的首领，秘密杀害了。他是1914年到日本的，1923年被残杀。他到日本是作为官费生，在东京的一高，实际上就是个中学，在那里留学，先是学理科，后来又改学文科。他是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的一个干事，负责对信徒的教育，灌输基督教的教义，进行道德方面的修养教育。比如，到风景好的地方建立夏令营，然后在那里讲道，在那里欢聚、交流，是做这样的宗教工作。但是，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同东京的日本人教会和中国在那里的留日学生和工人之间建立密切联系。而且，他也和日本一些很重要的政界、军界人物，通过宗教的途径建立了联系。
　　周恩来当时也在日本，周恩来是1917年在日本留学的，但是三次考试都没有通过，再加上家境贫困，就陷入了生存危机。王希天和周恩来关系密切，从周恩来的日记里面，可以查到他和王希天之间的交往次数很多。谈论的问题，都是改造中国留日学生风气的问题。因为留日学生的成分很复杂，有些是贵族家庭、高官家庭出身的，实际上他们是去日本“镀金”的，到那里挥霍，过纸醉金迷的生活，这在留学生当中是相当严重的。他经常和周恩来谈论如何改善中国留日学生的形象，这在周恩来的日记里记得很清楚。而且，王希天和一些有钱的同学，在周恩来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他金钱上的资助。王希天是官费生，官费生有国家给的补贴，同时他的家境也很好，又经商、又有土地，家里也给他寄钱。他手里有钱，又不住最好的宿舍，于是，就用省下来的钱资助一些穷困的留学生。一方面，两人在志向上有共同的语言；另外，周恩来在生活困难的时候得到了王希天的关照。这一点，周恩来一直记得。在王希天被杀之后，周恩来始终在寻找他的家属。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周恩来还在寻找王希天的后人。1962年，周恩来在长春找到了王希天的儿子，是一个中医，又找到他的孙女，最后，找到了全家。后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到长春和他们全家合影。
　　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1918年，日本政府和中国的段祺瑞政府订立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矛头是指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也就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俄国共产党），并且准备出兵西伯利亚，干预俄国革命，日本准备派七、八万的军队开进东北。这个防敌协定订立之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当中，在中国国内都引起了轩然大波，于是在国内掀起了一个反对军事协定的高潮。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包括王希天。王希天于是到天津、北京组织高等院校和中学学生，掀起“拒约”运动，这就是发生在1918年5月21号的“拒约”运动。北京高校和中学的两千多名学生到新华门请愿，要求面见大总统冯国璋，交涉“拒约”问题。王希天是领袖。当时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李达，即后来中国共产党武汉小组的成员。建国以后，他成为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拒约”运动一直被认为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预演，两千多人上街在新华门静坐。第二年的五月，发生了“五四运动”。
　　王希天回日本之后，日本人拒绝他再入学。他又得了肺结核，养病当中他就关注留日华工生活的状况。当时在日本的华工是相当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到1918年，大量的中国工人流入日本做苦力。这些人多半是中国最贫困地区的人，如当时的温州、瑞安、青田、瓯海等一带。平阳这一带集中到日本去的大概有上千人，因为那里离日本最近。青田人带着青田的石雕等，还有的带着油伞，到日本摆地摊，卖些钱寄回家里去。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再找工作，到日本的工厂做苦力，非常苦！到东京、大阪、名古屋这一带的华工当中，温州人占了绝大部分，尤其是青田人，总共有上千人。1923年东京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人借大地震之后混乱的机会，大量屠杀朝鲜人，屠杀中国的华工。
　　在这之前，王希天就成立了一个“共济会”。“共济会”主要从事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就是教育华工改善自己的形象。因为有些人到了日本之后，就是赌博、酗酒、打架。中国人在日本的形象很不好，所以成立这样一个“共济会”，办这个训练班，办夜校，请教会的人讲授基督教道德方面的内容，改善华工的形象，戒除那些不良的行为。另一方面，王希天出面维护华工的正当权利。正因为这样，他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华工的领袖、反日的“巨魁”。日本人借东京大地震混乱局面之机屠杀朝鲜人的同时，也屠杀中国的华工。中国人被杀的大概是七百人左右，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温州去的华工。王希天就为这个奔走，想把被捕的、被关押的华工救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秘密地把他逮捕了。逮捕以后由警察署引渡给宪兵，就是日本的野战步兵第三旅团。在押送的途中，隐蔽的一个日本中尉从背后拿出刀从王希天肩上劈下去，劈死以后，就把王希天扔到江里，让水冲走。然后，把他骑的自行车，衣袋里的一点钱、钢笔，全都拿走了。事后，中国政府派王正廷等到日本进行交涉，可见这件事情影响之大。因为王希天在华工当中，在中国人当中的影响非常大。中国外交部派团到日本交涉，就是要了解真相，王希天是怎么死的。但是，日本的总理大臣、内务大臣、陆军大臣、外交大臣，还有法务大臣，所谓“五大臣会议”决定掩盖这个事件。中国也派出民间的代表团去追溯这个案子的情况，同样是被推托、阻挡的答复。所以，这个事情就成了一个谜团。
　　王希天死后不久，有人就写了一本王希天的小传，薄薄的小册，宣传王希天的事迹。而在今天的温州市的一个公园里，就立起了一个高高的石碑，“吉林义士王希天纪念碑”。1996年，我第一次到温州，就是去看这个碑，已经10年了。“文革”的时候，纪念碑被推倒了，后来粘和在一块，又把它竖了起来。可见，对他最怀念、最缅怀的还是温州华工、温州华工的家属。而青田这一带，我最近又走了一趟。十年前这个地方是非常贫穷的，但是现在变了。家家都有华侨，有大量的侨汇。十年前那里是很破旧不堪的，但是最近这十年变化太大。青田那里主要就是靠侨汇，靠青田石雕的出口。十年前去看的，两三百块钱的东西，现在都是两三万，价格提高很多。而且都是南洋、日本的有钱人到那里买。大量的出口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我们去青田这一带找那些健在的华工，都是八十岁以上的人，但提起王希天，他们都能给你讲这个人长什么样，说话的语气、待人的方式等。谈起王希天，他们都记忆犹新。和我们谈这些事情的人，有的是他的儿子、女儿。就是说，他们一代一代的把这些事情传了下来。可见，王希天这个人在中国人，特别是温州这一带的穷苦大众中的影响。
　　我们在研究这个人的时候，有些人就想说他可能是一个共产党，是不是我们中共在日本小组的成员？因为正是那个时候，1914年到1923年，共产党的日本小组，周佛海和施存统在日本建立了小组。会不会也把王希天吸收入中共日本小组？后来，他们也派人去日本查这个资料，结果没有这方面资料。王希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所信仰的基督教的信条，他的基督精神，足以使他做这样的扶危济困的事情。所以，在研究王希天的时候，必须对基督教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能像过去所说的基督教是人民的“鸦片”，那种说法太陈旧了。对宗教、对宗教整体的认识，要有个观念的变化。
　　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专门对王希天的宗教的情结做深入地研究。他的基督救世的精神和中国传统大同的思想、和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相通的。就像瞿秋白当初研究佛教、佛教中的大乘佛教时，也是那种救世的思想。这是相通的。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原始宗教的这些东西是相通的。所以，一定要超出党派的意识来观察这些问题。中国现代史的一些问题要脱出党派斗争的这样一个格局，脱出党派意识形态这样的一个格局，来观察这些历史现象。否则，这些是说不清楚的。如果仅仅站在一个团体、阶级或者派别的立场上，就很难公平地看待这些事情。所以，不一定非要说王希天是共产党员，才能解释那些行善、好意的行为。用宗教的这些观念完全说得通，而且说得会很圆满。
　　我写过一篇文章，《日本政府掩盖大岛町和王希天血案的真相》。王希天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日本一直在掩盖，直到1975年发现了一个日本当时的士兵，就是当时第三旅团第一联队的一个一等兵。这个人叫久保野茂次，他的日记记载了当时的杀人凶手。杀人凶手是垣内八洲夫，是个中尉，是他的大队的中队副。1975年，东京的许多报纸就把这个日记公布了，引发了很多正直的日本人来追溯这个案件，陆续就有一些当事人的日记，一些谈话披露出来。而且，这个凶手，垣内八洲夫，当时还在，已经八十多岁了。代表团和一个国会议员去访问他，提到这个事情，最后还是承认了，说是根据上级的指令来做的。也就是说，杀王希天不是个别人无意的，而是奉上级的命令来执行的。后来，就追溯到日本的警视厅、警备部，追溯到日本的高层。最后，他们从美国保存的日本档案的微缩胶卷里面，发现了“五大臣会议”中掩盖这个事件的文件。于是，这个事情到八十年代才真相大白，掩盖了半个多世纪的事情终于揭开了。王希天的后代在这个事件上一直要求索赔，但是这个事件过去时间太久了，有很多问题。就像日本战争期间加害中国的慰安妇事件、劳工事件、细菌战、化学武器事件的交涉，都很少胜诉。索赔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日本的学者和有识人士都来帮助这件事。1996年，王希天诞辰一百周年，在长春开了一次王希天学术讨论会，把日本的有关学者都请了过来。包括那个一等兵，很矮的，痩痩的一个老人。他一来就谢罪。其实和他没关系，他只是把这个事情记下来了。一等兵回去之后，很快就死了。王希天这件事情，长春、吉林省委非常重视，他的孙女带着吉林省档案馆人员和一些学校的学者到日本，前后去了七八次，去挖掘材料。最终，编成了这些关于王希天的档案、文献、资料。所以，这个细节，这个过程，最后都弄得非常清楚。这是关于王希天的一个例子。

　　毛泽东评价瞿秋白的信为何被压下是个谜

　　有些问题我想再稍微说一下。最近关于瞿秋白的问题，争论的中心还是他的“多余的话”。首都剧场正在演关于瞿秋白的小剧场话剧。我是听说，但没去看。外国的学者、美国回来的学者，看了之后特别受感动。他说，这个旁白都是用了“多余的话”。调子比较低沉，悲剧的气氛比较浓，很感人。瞿秋白的一生是个悲剧，生前受党内“左倾”势力，主要是王明的迫害。也包括莫斯科、共产国际，斯大林等对他的迫害。最后，瞿秋白到中央苏区做教育人民委员，就是苏维埃中央教育部长。长征的时候，把他甩在了那里。本来他可以走，毛泽东和张文森也建议他走。因为，瞿秋白是一个公开的人物。大革命时期，他主要做联系国共两党的事务，主要做苏联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廷的秘书兼翻译，所以国民党都认识他。把这样一个公开了的，国民党的一些将领都认识他的人，丢在那里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当时黄埔军校的学员都认识他，因为他到黄埔军校讲过课，给他们做过演讲，一些将领在中学的时候就读过瞿秋白的东西，对他印象特别深。但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三人团”拒绝带瞿秋白走。老的、有病的、都走了。唯独把这个重病号，又不能打游击，又是个身份很公开的人留在了苏区，实际上是把他和他的命运交给了国民党的剿共大军来摆布。苏区最后的沦陷是毫无疑问的。瞿秋白很快被俘了，被俘以后他回顾自己这一生所遭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写了这个《多余的话》。这是很伤感的、很低沉的、甚至可以说是很灰暗的，但是确实是讲了心里想说的，非常真实的话。这些话被定为“叛徒自白书”。毛泽东批判罗尔纲，批判李秀成的自述的时候，就涉及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他认为，李秀成的自述和瞿秋白的是一路货，就是叛徒的自白书。戚本禹从两篇批判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所写的关于李秀成自述的文章起家，他就认为罗尔纲是错误的，李秀成是投降，就是叛徒。实际上，他的矛头是对着彭德怀的，这是个影射。
　　后来，1963年秋天，中宣部在近代史研究所开了一个会，把北京的近代史学界的这些最重量级的学者都请来了。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大概二十多个人吧！开会批评戚本禹，说他根本就不懂得历史，不懂得太平天国史，说他歪曲历史，说他为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把历史上的李秀成也当成现代修正主义来批等。这完全站不住脚！简短发言，非常激烈！最后宣布，要肃清他的这篇文章造成的影响。然后，让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大年组织一篇文章来批戚本禹。后来，江青对戚本禹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认为写得非常好，你提出了一个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的叛徒问题长期以来得到解决，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党立了一个功，你要继续写。于是，1964年他写了第二篇文章，那就厉害了。彭德怀等都被点名了。如果说第一篇还有点学术性的话，那第二篇就完全是政治化的文章了。毛主席就表态了，李秀成的自述是十六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
　　于是，瞿秋白的形象在所有的博物馆完全撤掉。这是1964年。我最近就写了一本书，是把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瞿秋白相关的文章都集起来了。我前面写了一个解析性的文章，就是解析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怎么回事，是关于他的《多余的话》问世以后的接受和反接受史。其中一个标题就是对《多余的话》价值判断的堕落。从1962年到“文革”这一段时间，对瞿秋白《多余的话》包括瞿秋白本人的判断评价等。我把这些事都写了出来。毛泽东、江青、陆定一、周恩来等人都是怎么看待的。一条一条的把它摆出来！实际上，把瞿秋白说成是叛徒，说他的“多余的话”是叛徒自白书，是为了解决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江青所说的，党内的叛徒问题。而党内的叛徒问题，就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涉及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目的是要打倒刘少奇，瞿秋白不过是一个牺牲品。之所以造成这样一个舆论，是为了解决叛徒问题。事实上，至少从1963年，已经下令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这六个字的铁案是1968年中共十一届全会定下来的。但是，下手张网以待，则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以后就开始了。那么，瞿秋白就作为这个牺牲品，成为一个最重要的环节。还有一些证据，我都写在书里了。
　　共产党的第二任领导人——我们现在叫“代”不叫“任”了——第一任是陈独秀，共产党的创始人。第二任接替陈独秀的就是瞿秋白。历史上，党的文件上对瞿秋白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写得非常清楚。1950年，开始编瞿秋白文集的时候，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们正在编文集，请你对瞿秋白写几句话。毛泽东接到信后，马上就写了，对瞿秋白的评价，首先是说他作为一个烈士，英勇的走向刑场，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第二，就是他的思想，瞿秋白是个善于思考，有思想的一个人，他留下来的这些遗作是个宝贵的财富。这两点，写得非常的有气魄，那种居高临下的气魄，非常的中肯。我认为，这两点对瞿秋白的评价是最合适的。但是，这个信在1980年编瞿秋白文集时才看到。这封信当时并没送出，装进信封后，信就压下了。1980年编文集的时候，我们在中央档案馆把它找了出来，以后我们就把它作为文集开篇的影印件。它当时为什么没有送出，是个谜。但是，到1962年，这个谜就解开了。但是现在，这个谜并不是非常清楚。因为从50年到62年这十几年，对瞿秋白的评价还是不断的升高。比如，那时候，“文革”之前，新闻出版署就有瞿秋白的塑像。像瞿秋白这类问题，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叛徒，他的《多余的话》看成自白书，这还是要经过仔细的研究，才能把问题弄得很明白。这确实是个细节问题，但它关乎一个人，或者其他人对待它的态度的转变。原来把他评价得很高，一下子又把他作为叛徒。这种天翻地覆的转折是怎么转的，和中国社会的这种大转型是否有关系，和党内高层的斗争是否有关系？我们还看不懂更多的东西，我们只能就这一点东西来做一些判断，这个判断也还不是十分严密的。

　　（编辑整理人：林智。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2006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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