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当秘书，在中共政坛上既无明文规定，也不算普遍规律，却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为什么老干部愿要“红二代”当秘书？因为他们要安全底座；为什么“红二代”愿给老干部当秘书？因为他们要晋升捷径。这种方式加强了中共统治体系的稳固性，以及封闭性


　　我的儿子，你的秘书：

　　《进出中组部》作者没来得及的访谈

　　《读书之乐》第13期，2021年12月5日首播

　　◆高伐林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读书之乐》第13期节目，我要介绍的，是阎淮的回忆录《进出中组部》。这本书是明镜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我担任责任编辑，参与过出版的全过程，读过作者的初稿、修改稿到最后的定稿。回想那时香港的图书市场，“一国两制”还没有受到根本颠覆，虽然市场上充斥大量的烂书，但还有可能出现一些好书，《进出中组部》应该算一本。

　　阎淮的回忆录《进出中组部》，2017年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讲什么呢？换句话，作者阎淮回忆了什么呢？这就是封面上的两句提示词：
　　祖国四十四年：从革命之子到反对镇暴；
　　海外二十八载：从民运骨干到政治学人。
　　这也就是本书上下两部各自的标题，也是到他出书时72岁生涯的两大段，前一段在国内，后一段在海外——法国，新加坡，美国。这两大段，他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前者，他从共产党的接班人逐步变成挑战者；后者，他从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实际运动参与者，逐步变成政治理论探讨者。

　　中共中央组织部宏伟的大楼。

　　书名叫“进出中组部”，当然是着眼于市场的考虑，但从李锐做的序、杨继绳写的前言的着眼点看，从出版之后读者的反应看，从徐友渔、胡平多位学者评论的重点看，作者在中组部任职这一段成为最为人热议的部分，虽然这四年经历，只占他当时七十二岁人生的十八分之一。杨继绳在前言里就这么说：“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作者在中组部的那一段经历。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干部选拔制度、选拔程序、选拔标准的基本情况，暴露了这种干部制度的弊端。”这一章篇幅也最大，全书十三章、三十五万字，这一章就有五万多字。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作者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定下来的：“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这句话高度浓缩了作者的曲折经历和复杂感悟，您细品吧，“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另类人生”，是不是突显了强烈的个性、折射了宽阔的空间？
　　本书出版前后，我正担任《历史明镜》视频访谈节目的主持人，阎淮又正好在美国，有段时间更是正好在美东，机会难得！于是便邀请他当嘉宾出镜，围绕这本书，但不限于这本书做访谈。在几个月中，直播了十期《历史明镜》节目，每一期一个小时。

　　阎淮应邀做《历史明镜》节目的嘉宾。

　　阎淮与我当时对这个系列节目的设想，就是“从长计议”，所以从容铺开，先交代前因后果和基本情况，让听众有个全面概貌的了解，最初两期，访谈的标题是：“陈云钦点我到中组部李锐手下工作”“中组部是怎样考察省级领导班子的”。随后几期进入具体的事件：怎样参与建立北京市第三梯队，怎样在“山西帮”老巢考察调整复杂的省级班子，怎样在天津考察并阻止李瑞环的一位大秘青云直上，但是并没成功，此人后来高升副国级；怎样在东北考察，助产了好几位中共正国级领导人——其实何止东北，八十年代初期，别看阎淮只是个中组部的副处级干部，考察的后备干部中，出了一大批正国级领导人：李铁映，李长春，张立昌，习近平，張德江……至于副国级和省部级，那就数不胜数了。
　　这些人能到正国级，并非全是阎淮考察放行的功劳。作为考察第三梯队的把关人之一，阎淮的权限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权让某人上不去；但放过去的人能上到什么级别，就还有更多的因素来参与，并不是他说了算。
　　当时的中组部青年干部局，有三个处：综合处，一处、二处。综合处即局办公室，一处是联系中央各部委，二处联系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俗称“地方干部处”。阎淮就在地方干部处任职，这个处有三人，全国六个大区，他们一人负责联系两个大区。阎淮说：李锐对他从反感、持有戒心，后来逐渐放心信任，将东北和华北这两个重要的大区划归他负责。

　　百岁李锐。在中组部和青干局任职只是其效力革命生涯中一小段，却产生重大影响。

　　为什么李锐对阎淮会持有戒心？原因在于陈云。阎淮书里也有交代，他写道：李锐离休后，曾分别对我和几位“民主派局员”说：“当初组建青干局时，陈云的小秘书朱佳木交我十多人的长名单，口气强硬地说：‘尽量从这里面考察选人，首长认为第一名阎淮不用考察，必须要！’我心里有气。”

　　李锐对阎淮从戒备到信任。2017年4月，李锐百岁寿宴，阎淮前往致贺。

　　李锐当过高岗的秘书，更当过陈云的秘书，所以陈云才点将，让已经从电力部副部长岗位上退下来的李锐，重披战袍，担任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局长。李锐表示为难，竟被陈云将了一军：“你是不是嫌官小？”又加封他为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但这时他与陈云的思想已经分道扬镳。阎淮是因为与陈云的儿子陈元从在清华经历文革时期就结为密友，所以也得到陈云的信任，钦点他空降刚组建的中组部青年干部局。但这一做法被李锐误解了，以为阎淮是对陈云唯命是从的党羽，后来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曾经感叹，阎淮从得不到李锐的信任，当了多年副处级也提不上去，逐渐赢得李锐的信任，最后他这本书是李锐为之作序，足以看出阎淮智商和情商之高。

　　2017年5月，李锐在家中为阎淮回忆录的序定稿。

　　我们做的十期节目中，还有一些是非常有趣的话题：
　　例如，胡耀邦下台后，薄一波、王震两位左派大佬召集王岐山、陈元、阎淮等“红二代”开会，竟然是征求他们的意见，讨论中央许多重要岗位的主管的去留；又例如，他回忆父亲和自己，与江泽民从五十年代建立起的“通家之好”和几次关键性交往——他书中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江泽民始终是我们家庭最好的朋友——沒有“之一”，只是“唯一”！
　　再比如，阎淮在访谈节目中，详细披露元老授意中组部在文革后清查“三种人”过程中，对文革初期参与打砸抢的“红二代”，所谓老红卫兵网开一面；还讲述了他与陈云的女儿陈伟兰，如何一起创建北京组织人事科学研究所，在广泛调查基础上提出了人事改革方案，被赵紫阳采纳，体现在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后来“六四”爆发，赵紫阳被废黜，但是邓小平对李鹏等人下令：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不过阎淮对我苦笑：确实一个字都不动，但是也一个字都不实行。

　　1986年冬，在北京市委党校，阎淮与陈云之女陈伟兰交谈。

　　做了十期节目后，阎淮要回国几个月，于是我们商定等他第二年春天再次返回美国，接着做系列访谈节目。但是我当时心里已经有不祥的预感：夜长梦多，很可能会有变数。果然，第二年阎淮一返回美国就告诉我，“有关方面”非常客气地、又不容讨价还价地告诫他：不得再在海外接受访谈了。我的感觉是，如果不听招呼，那么阎淮进出国门就会有麻烦了。我不愿意让他惹上麻烦，也就只好放弃了。但心中着实遗憾：读者感兴趣自会读书，但这本书的特点，正如杨继绳在前言中评价的：“干货极多”，史料和思想含金量非常高。作者虽然是清华工科出身，但是对如何提炼文字认真到病态程度——从封面那几行字的推敲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有时短短一句话，就包括很丰富的潜台词；有些内容是散见全书，读者如果稍不留意，可能就放过了，非常可惜。

　　4岁的阎淮与父母。1950年1月摄于哈尔滨幼儿园。他父亲当时是牡丹江市委书记。

　　我在阎淮那次返国之前，曾对他表达过下一阶段节目选题的原则意向，有一个题目，是请他讲“红二代”给高官当秘书。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话题。阎淮本人就是“红二代”当秘书之一员，他父亲阎韞，是文革前的物资部副部长；阎淮担任过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刘晓的秘书。阎淮调到中组部后，主要工作就是甄选、考察省部级后备干部，所谓“第三梯队”。阎淮从此对“红二代”当高官的秘书的情况滚瓜烂熟。他在书里写道：“本书所提到的干部子弟担任老干部秘书者达两位数。”
　　阎淮既然不便讲了，这本书中的内容，又应该让更多人知晓，怎么办？只能我来代劳了，用我小时候在大饥荒年代常用的一个词儿，叫“瓜菜代”。
　　“红二代”当秘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举几个书中提到的“红二代”秘书。就从组织系统说起。中共分管党务、组织的头号大佬是政治局常委陈云，他在改革开放时期担任的是中纪委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陈云（前左）主管党务和组织，改革开放时代，他的党内地位仅次于邓小平。

　　当过陈云的政治秘书的人不少，例如许永跃。许永跃是许鸣真的儿子，许鸣真早年为陈赓大将秘书，后来官至国防科工委纪委书记；许永跃在当了一段陈云秘书之后，被放下去担任中共河北省委政法委书记、河北省委副书记，又在朱镕基和温家宝两届内阁中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第十六届中共中央委员。

　　陈云的秘书之一许永跃，后来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陈云的秘书之一朱佳木，后来担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陈云的又一个政治秘书朱佳木，是大名鼎鼎的朱理治的儿子。朱理治是陕北“肃反”的主要责任人、差点冤杀刘志丹、高岗和习仲勋等人，虽然后来他也为追随左倾路线付出代价，职务并不起眼，提不上去，担任过交通部副部长、计委副主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之类，但是在陈云看来，这位1927年4月，也就是蒋介石“四一二清共”前夕加入中共的老资格，仍然是可靠的自家人，所以要用他的儿子当秘书。朱佳木后来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再看宋任穷，他是开国上将，文革前夕是中共六大中央局之一东北局的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文革初期他女儿宋彬彬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让他也名噪一时，没想到转眼就被打成“东北的最大走资派”。文革后复出，先进书记处，后进政治局，再后来更被列为“八老”之一。1978年12月担任中组部长。

　　八十年代分管组织的政治局委员宋任穷，他是陈云的亲家。

　　陈云与宋任穷是儿女亲家。陈云有两儿三女，儿子陈元，陈方；宋任穷有两儿六女，三女儿叫宋珍珍，是那位宋彬彬的妹妹，她嫁给了陈方。
　　阎淮书中写到他用的两个秘书，一个是刘泽彭，我们后面再说；另一个是秦晓，秦晓的父亲叫秦力生，曾任中共西康省委书记，后来是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秦晓原来在煤炭部外事局工作，宋任穷打算调他来身边，就让曾经在煤炭部工作过的阎淮去考察他。阎淮在书中写道：1983年3月我到煤炭部考察秦晓，先在管理秦的干部司机关处、后去秦工作过的外事局，找处局领导了解其人。其实在煤炭部时，我就认识秦，并知道他挺优秀。这次例行公事果然听到一致好评。回中组部，我调来秦晓档案，写出“秦适合作宋秘书”的报告。

　　秦晓当过宋任穷的秘书，后来担任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

　　说到秦晓，不能不提孔丹。阎淮书中也写到孔丹。秦晓与孔丹是北京四中的同学，是当年为数不多的高中学生党员。文革初期，北京四中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孔丹任西纠总部司令，秦晓则是宣传部长。孔丹说：“我们从小就是铁哥们。”孔丹的父亲孔原，是原中央調查部部長，母亲許明是周恩來总理的秘书，文革初期自杀。中央調查部是中共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职能部门，1955年由军委总情报部与公安部的情报部门合并组建而成；1983年，这个部撤销，与公安部政治保卫局整合组建国家安全部，相当于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孔原也就是中国的特务头子。而他儿子孔丹政坛起步，是担任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后来升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直到2010年退休。

　　孔丹。其父亲是中共情报头子孔原，他担任过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的秘书。

　　说到秦晓、说到孔丹，自然不能不提“秦孔骂架”。2010年，秦晓在清华大学作过一场演讲，说现代性社会“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批评了“中国模式论”，并希望“清华学子能秉承普世价值”。
　　孔丹后来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秦晓提出的“普世价值论”，是两人政见不合的原因。所以在2012年北京四中部分校友的聚会上，两人大吵一架。
　　阎淮在书中还写到许多秘书，例如：
　　农业部长何康的秘书邹子婴，父亲邹鲁风曾任辽宁副省长、北大副校长，本人是北大经济系毕业、厉以宁高足；
　　胡耀邦女婿刘晓江，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当秘书，后来当上海军政委；
　　还有中共老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一度担任政治局常委的李富春，孙子李勇，1984年担任赵紫阳的秘书，后来担任了天津开发区主任；

　　左起：陈元（陈云之子），阎淮，徐沙，宋克荒（宋任穷之子）。1967年初摄于杭州虎跑。

　　说赵紫阳的秘书，又联想到徐沙。他是阎淮的清华同系同年级同学，父亲是文革前的第二轻工业部长徐运北。阎淮和他在文革中共过患难，1973年徐运北被解放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徐沙随即调回北京，到科学院自动化所。阎淮说，徐运北抗日时期在冀鲁豫根据地与赵紫阳很熟悉。文革中期赵紫阳被解放，当了内蒙古排名最后一位革委会副主任，曾想让徐沙当他的秘书，可是徐沙不愿离开北京，没有答应。
　　刚才说到宋任穷的秘书刘泽彭，情况有点特殊。阎淮在书中写道：“他文笔上乘，中干子弟，父亲早亡。”也就是说，父亲不是高干，而且早就去世。阎淮形容说：由陈云的儿子陈元、宋任穷的儿子宋克荒和他，布尔什维克的“三家村”，结识了刘泽彭之后变成“四人帮”——在中国，“五虎将”“六君子”“八大金刚”之类说法很多。他们四人的友谊持续数十年至今，并未因阎淮反对“风波”也就是六四镇压出走而中止。

　　刘泽彭。不是高干子弟，但因与陈元从文革期间就关系密切，受到陈云的信任。

　　那么，刘泽彭当宋任穷的秘书，岂不是打破了“红二代”当高干秘书的说法？本来，阎淮书中所说的这只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不是规律，更不是明文规定，中共的领导干部并不都是只让“红二代”来当秘书。不过，刘泽彭能当上宋任穷的秘书，全靠他与陈元亲如兄弟的关系，用阎淮的话说：外界戏称是“陈云义子”；用学者高新的话说，刘泽彭是陈元的“上铺兄弟”，陈元视他为“人生第一知己”。
　　宋任穷一九七七年复出工作后，一度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作为过渡。复出后第一次到陈云家，陈云就给他推荐了当时还在吉林一家机械加工厂当技术员的刘泽彭。亲家推荐的人才没有不接受的道理。于是一纸调令，把刘泽彭调来当了七机部部长秘书。当宋任穷接替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时，刘泽彭也跟着成为中组部长秘书，日后更被任命为青干局副局长、中组部的副秘书长、直到中组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
　　1983年春节，阎淮的好友、宋任穷的大儿子宋克荒约去他家玩，在宋家小楼，见到宋任穷和两任秘书刘泽彭和秦晓。宋任穷说：“我将不兼任中组部长、专职中央书记，小刘跟我这几年很辛苦，关键时刻表现很好，准备去你们青干局当副局长。”他说的是什么“关键时刻”，刘泽彭又怎么“表现很好”呢？

　　陈云的长子陈元，提携了很多“自己人”。

　　宋克荒告诉阎淮，有天他爹宋任穷回家后在书房写东西，写了撕、撕了写，很苦恼。儿子劝他睡觉。他说，下午胡耀邦找他：“宋大哥，现在提倡年轻化，您都七十多了，写个辞呈，我明天就批准。”宋任穷对儿子说：“我非常为难！陈云让我坚守组织阵地，怎么办？”宋克荒不知如何是好，到隔壁秘书家属楼找到刘泽彭。刘当机立断：“宋部长，辞呈不能写！我去找陈元。”刘和宋克荒叫醒司机，连夜驱车中南海，从被窝中拉出陈元，共商大计。次日，陈云给邓小平、耀邦等写信，大意是：“中组部很重要，是否还需要经验丰富的任穷同志过渡一段为好？”邓小平只能批示“同意”，胡耀邦哑了。

　　刘泽彭在胡耀邦催促宋任穷辞职之际，去找陈元，通过陈云设法阻止。

　　为什么老干部愿意要“红二代”当秘书？为什么“红二代”愿意给老干部当秘书？这两个问题，阎淮在书中也写到了。对第一个问题，阎淮记载了秦晓的话：“当时老干部找干部子女做秘书很普遍，认为可靠，经过文化革命，好多老干部都有怕秘书造反的心结。”对老干部来讲，这是血的教训：文革前虽然也强调政治可靠，但更重视文化水平。文革中不知有多少秘书顶不住群众造反、逼迫交代的压力，“火线起义”“反戈一击”，他们长期在老干部身边工作，对老干部的言论行动一清二楚，揭发起来必定“打蛇打七寸”，让被批判被审查的走资派们无法招架，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文革过后老干部痛定思痛：政治可靠太重要了。干部要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秘书的“革命化”怎么衡量？看出身，要“红二代”，就是顺理成章了。

　　文革中几个“红二代”清华校友结下亲密友谊，从前至后：左一陈元（陈云之子），左二宋克荒（宋任穷之子），左四阎淮。摄于1967年初。

　　对第二个问题，阎淮是这样说的：虽然秘书这个称呼让他讨厌，“到首长家里就像个长工”，“秘书在部里却是个人物。同级的处长对我客气了，局长过去训我像训孙子，现在我面前他像孙子了。都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殊不知大官的秘书也能压死人呀！”阎淮用这种自我调侃的口气揭示了秘书如何“狐假虎威”。但这样说当然是比较表面的，秘书们也未必真的去“压死人”——今天你倚靠首长的权势地位去压死人，把人得罪光了，今后还在不在官场上混了？“红二代”之所以愿意把当老干部的秘书当作踏入政坛的第一级台阶，是着眼于这个岗位信息便利，联系广泛，上可通九天，下可连四海，而且从政治舞台的后台观看各种人表演，对政治人物、政治把戏看得更透彻；还能尽快掌握公众事务的处理程序，而最大的好处之一，无疑就是能够事半功倍地、从重从快地积累今后从政的深广人脉。

　　习近平也是“红二代”当秘书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这也就是“中国新时代领路人”，当今中国权力最大的“红二代”习近平，初踏政坛之际要给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秘书长耿飚当三年秘书的原因。耿飚的女儿耿焱说：当时父亲有三个秘书，习近平最年轻，“这段经历应该对他很重要，他可以参加很多中央的会议，参与一些军队、地方和外事的工作，有些会议、文件，中央怎么处理他应该都很清楚。”
　　简而言之，为什么老干部要“红二代”当秘书？要的是“安全”；为什么“红二代”愿给老干部当秘书？要的是“发展”。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用“红二代”当秘书这种方式，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势力挂上钩、联上线，扩展了、巩固了人际关系，也就加强了中共统治体系的稳固性——以及随稳固性而来的封闭性。
　　阎淮的书中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其中他的离婚故事，牵涉多位大佬，惊动了邓颖超，我再找机会来“八卦”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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