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出现两种相反的现象：一种，明明是纪实，偏说是虚构；另一种，明明有虚构，偏说是纪实。政治权力插手，历史著作和虚构文学作品之间的界限就全乱了，只能是党说算什么就算什么。“党史专家”的代表作，其实是一种有毒添加剂严重超标的高级洗脑液
苦难归人民，辉煌归党：习近平聊天时推荐的这本书
《读书之乐》第3期，2021年9月19日首播
◆高伐林
上一期《读书之乐》节目，我介绍了岳南先生在其160万字纪实巨著《南渡北归》中，有鼻子有眼，大段根据传闻渲染铺陈不靠谱的故事；作者却又在注释中全盘推翻，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这就给我们这些以读书为乐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著作与文学创作的界限问题。
在古代，这二者界限模糊，《史记》中就混杂了不少传闻、神话；但各种文体发展到现代都很成熟了，在美国图书馆中，fiction和non-fiction，虚构和非虚构这两大类分得清清楚楚。从理论上说，分明的界限就是一条：有没有虚构？历史著作不能有虚构；有虚构、有想象，就不是历史著作，写得优美就归于文学创作范畴。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的阅览大厅。
但是在实际写作和阅读实践中，历史家在叙事中运用了很多文学描写的手法；于是与文学创作的界限就显得模糊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像耶鲁大学的教授Jonathan Spence，中国人都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史景迁”，意思就是景仰司马迁。他写了《追寻现代中国》、《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等大量著作，大多能深入浅出，且文笔流畅、我读史景迁的《天安门》《王氏之死》等等，感觉他就在讲故事。美国匹兹堡大学许倬云教授调侃说：“给他一本电话簿，他可以从第一页的人名开始编故事，编到最后一个人名。”据称钱锺书当年访问耶鲁时，私下戏称史景迁为“失败的小说家”——这话，有点损。恐怕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史学观有关系。
美国历史学家Jonathan Spence（史景迁）。
记得几年前，有幸与史景迁和夫人金安平女士见过一面，还有汪精卫的外孙女夫妇和一位在纽约任教的教授，为汪精卫的遗物，像睡衣、书法作品和印章等如何保存，讨论了一下午。史景迁教授很认真、很执着，说话轻言细语。
史景迁是美国历史学会2004年到2005年的主席。他的《追寻现代中国》成为美国的关于近代中国史的标准教科书。史景迁是在美国少数能把专业历史著作写得成为畅销书的作者之一，被公认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
顺便提一句：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英文版。
《追寻现代中国》英文版第一版，自晚明讲起，一直讲到1989这个敏感的年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时，加上“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这样一个副标题，一刀把原书记叙1912年以后的内容全砍了，占原书篇幅近三分之二呢！也不知史景迁教授出于什么考虑，竟同意这样腰斩自己的心血成果？台湾倒是全文翻译了。
还可以举一位我有所了解的已故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教授为例。
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1937－2006）
魏斐德曾经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历史教授，也当过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史景迁赞赏他为“近30年来最好的中国史学家”。他与史景迁又一相似之处是，也娶了一位华人太太梁禾女士。我读过魏斐德的《红星照耀上海城》，还就此对梁禾女士做过专访。这是他的“上海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这三部曲，写上海从1927年到1952年这四分之一世纪中，社会管制体系和社会动乱因素的互动和变迁，风格也类似讲故事，娓娓而谈，十分生动。他写的《特工教父》（Spymaster），从书名看就很接近惊险小说。
这两位，史景迁和魏斐德，他们的风格，他们的成就，在美国史学界都是有争议的，受到质疑甚至诟病；但是他们作为历史学家的资格，是得到美国史学界公认的。
再比如，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一本高质量的历史专著，但很多人就是当成一个明朝历史故事，也读得津津有味。更不用说，英国前首相邱吉尔的洋洋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敢叫“回忆录”，可见并无编造，但是他主要凭这部大书，获得了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
邱吉尔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文版。
将上面所说的归纳一下：历史研究专著、史料记录，风格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写得非常艰深、专业化，满书的统计图表、数学模型；也可以深入浅出，文采斐然，但不管哪一种，必须严格恪守史学学术规范，要有原始材料的证据，经得起检验追查，不能想当然，更不能弄虚作假、胡编乱造。才可以被同人乃至后人作为翔实靠谱的史料引证。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一本文字造诣非常高、对我们这代人有重大影响的史学专著：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译本最初是“内部出版”，封面简陋。
学者阎淮在他的回忆录《进出中组部》中提到：文革中他辗转从胡耀邦的大儿子胡德平借来这套当年作为内部资料印行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胡德平反复对他说：“父亲（就是胡耀邦）嘱咐，什么书没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也不能丢！”为什么胡耀邦这么重视？这部书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真实性，而且语言生动传神，让阎淮也无比震撼。感叹：《第三帝国的兴亡》简直就是“文革前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与纳粹第三帝国的臣民何其相似乃尔，党卫军就像红卫兵的前辈！
上面举的都是外国史家，但“史学著作与文学作品是两回事”这个道理，中国人并不难懂，在传统中国，稍通文墨的人都知道《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区别，前者是罗贯中写的历史小说、历史演义，后者是陈寿著述的历史书；《三国演义》塑造了曹操、诸葛亮、关羽、张飞、周瑜等多个文学形象，但谁要了解从汉末、三国到魏晋的真实历史，就不能读《三国演义》，而必须读《三国志》。
《三国演义》被列入中国文学史“四大名著”。
到了当代共产党中国，增加了一个因素：这就是政治之手，权力之手。情况就复杂了。
我们看到在当代中国出现了两种相反的现象：一种，明明是纪实，偏说是虚构；另一种，明明有虚构，偏说是纪实。
前者——纪实说成虚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2000年7月，作家杨显惠的《上海女人》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注意，是归于小说栏目。此后，每月1篇，连续刊出了12篇“夹边沟纪事”，后来结集成同名小说集。当年甘肃夹边沟农场总共有近三千劳教人员，大部分都是在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饿死了两千多，只活下来五百人。作者采写了幸存者和家属血泪交迸的故事，每一个故事，主人公都是真实的人物，写的是他们受到非人折磨、走向死亡的真实经历。
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被归于“短篇小说集”，其真实记录震撼人心。
这样惨绝人寰的往事，作为纪实作品写下来，血淋淋地撕开毛泽东时代的巨大伤口，是对中共的有力控诉。杂志编辑和作者都不可能不感到很大顾虑，出版社也要担很大风险，不得不设法争取来一点可供回旋的空间，增加一点安全系数。我念一段杨显惠写的话：
《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的题材，注定了我必须实打实地采访，一步一个脚印地深入调查。我要写的就是这些真实的东西。……想想其实挺对不起编辑，为了我的书，他们没少受询问。《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在《上海文学》发表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到杂志社质疑，这里边的故事是真的假的？幸亏我写的是小说，要写的是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压根儿没法发表。写成小说，编辑发的时候胆子就大了，他们在接到质疑电话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作者写的是小说，就从小说的角度去理解吧。
冒着风险记录了历史巨大悲剧的作家杨显惠。
后者——明明有虚构，偏说都属实——例子就太多了，举不胜举，我们下面会说到。改革开放之后，报告文学蔚为大观，杂志和作者本人都是强调“真人真事”，反复强调：“完整披露真相”，“作者回忆亲历”“当事人坦承内情”……为什么呢？因为广大读者受够了空话假话，恨透了胡编乱造，纪实类销售量远远高出小说类。作家们投其所好，强调自己的书是纪实，打起“真实”这样的招牌，让读者心甘情愿地掏腰包。
简而言之：
明明是纪实，偏说是虚构，主要为避开政治权力的钳制，寻找监控稍微松动的缝隙；
明明有虚构，偏说都属实，主要为迎合市场消费的喜好，贴近更有经济效益的卖点。
当今中国，“党是领导一切的”，一切都要围绕维护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这包括维护党的历史业绩。政治权力这么一插手，历史实录与文学虚构就完全乱套了。
新世纪以来，以“军史纪实”为旗号的作品成批推出，几位少将大出风头：金一南少将写出了《苦难辉煌》；王树增少将更是多卷本大部头一部接一部，写了《长征》又写《抗日战争》，写了《解放战争》又写《朝鲜战争》。
王树增的战争系列之一：长篇纪实《长征》。
这些书都激情充沛，视野开阔，气魄雄浑，文字铿锵，而且很注意避免脸谱式、漫画式，不论是英雄还是敌人、领袖还是士兵，都进行个性化、艺术化甚至人性化处理。我买过好几本也读过好几本，像《朝鲜战争》《苦难辉煌》等。
但是我读，是抱着读《三国演义》《水浒》的心态来读，读故事消遣而已，我不会把它当成真实的历史书。而且读着读着，就发现了更多的玄机。
中国这些纪实作家有句口头禅，也可以算座右铭：“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就是说：大事不能弄虚作假，细节不必死板拘泥。真是这样吗？不妨看一个例子——
王树增的战争系列之一：长篇纪实《朝鲜战争》。
王树增少将的《朝鲜战争》第一章标题是“打败美帝野心狼”。开头有一段这么写：
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凌晨4时，夜色漆黑，大雨滂沱。
突然，一道比霓虹灯还明亮的橘红色的光线穿透雨夜升起来了。
紧接着，从三八线最西端开始，连续升起的信号弹像燃烧的导火索沿着南北朝鲜300多公里的分界线向东飞速蔓延，一个小时后便抵达东部海岸。5时，三八线上数千门火炮开始射击。……而上千辆坦克冒出的尾烟蜿蜒在朝鲜半岛的中部，犹如扑上整个半岛的惊涛骇浪。
火光、炮声、信号弹、坦克尾烟……有强烈的镜头感。但是，不知诸位是否注意到了：没有主语！——信号弹连续升起，谁发射的？数千门火炮开始射击，谁在射击？上千辆坦克出动，谁下令的？
这算不算大事？朝鲜战争到底是谁挑起的，是北朝鲜金日成，还是南韩李承晚？应该算朝鲜战争最大的事情之一吧！大事不虚，这里恰恰就“虚”；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是。
1950年6月北朝鲜军队攻占汉城。
我有两位朋友，都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而且眼睛都很尖，但看的东西很不同。一位，总是能发现某部史料和作品中有哪些新披露的资讯，经常打电话来提醒我：“你看了什么什么吗？其中关于什么什么问题，有新材料……”而对于我提出这部著作中有明显硬伤，他不太在意；另一位，总能率先发现某篇文章或者专著中的破绽和胡话，他立马就地刹车，不往下读了——他的理由是：作者出这种错，还能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有时觉得出错归出错，但这个作者或这部著作提出了值得我们思索、参考的史料或者见解，但他不看就是不看，我说服不了他。
这让我想起一件家事：我老婆是禁止我洗碗的，为什么？说我洗得不干净，她还得再洗一道。我当然不服气，坚持说我洗干净了，下次她就保留证据，手一指我洗过的碗，果真碗边有一个小小小饭粒或者一小块酱油印子。这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标准：我认为，99％洗干净了，那就是干净嘛；她认为，1％没洗干净，那就是不干净！
我笑话她这种“干净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干净”的思维方式，很像那位政治局委员李鸿忠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但我发觉我潜移默化变了很多，越来越向我刚才说的第二位对错谬零容忍的朋友靠拢：史料论据出了岔子，那就是不可信！
由此，我想到了前几年一个实例：金一南少将所写的《苦难辉煌》被批的公案。
金一南少将。
金一南头上亮闪闪的光环不计其数：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博导，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北大等院校兼职教授，还是《解放军报》、央视等权威党媒军媒的特约撰稿人。他也喝过洋墨水，不仅到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过，还到美国讲学。
他的著作，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军队科技进步奖——这个奖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胡锦涛当军委主席时，还给他记过二等功。
金一南的代表作《苦难辉煌》，写的是中国革命史，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消息传入中国，到1936年西安事变，这19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重点是长征这一年。全书16章，长征占了约10章，其余几章也基本上围绕着长征，为其“蓄势”或“收官”。
《苦难辉煌》是金一南的代表作。
作品获得巨大成功，2009年出版，被中宣部、中组部联合列为党员干部学习推荐书目，一年多就重印了16次，总印数突破30万册，2011年11月21日，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金一南以年度版税收入400万元，荣登第11位。
但是，金一南和《苦难辉煌》大红大紫之际，中国著名党史专家杨奎松教授，却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书评：《“辉煌”莫建沙堆上——对〈苦难辉煌〉一书的正误与批评》，文章有四个小标题，你掂掂这份量吧：“不可理解的错抄”“不可接受的误读”“不可理喻的编造”“不可容忍的剽窃”。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
杨奎松教授批评的靶子仅限于《苦难辉煌》第一章，列出了严重程度不等的几十个问题。举一个例子吧：
《苦难辉煌》谈到立三路线，以前我就知道1930年6月到9月，中共实际负责人李立三推行左倾全国城市暴动计划，竟以命令式口吻，要求上级共产国际配合中国发动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引起共产国际领导人震怒。不过当我读到第35页上这句话：共产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对中共进行了“最严厉制裁”，不由得吃了一惊。
金一南这个说法有根据吗？党史专家杨奎松说：实在找不到其凭据。能够想到的，只有1930年5月14日立三路线尚未形成时《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信》等。信中提到：“5月和6月停拨经费实际上会使整个工作陷于瘫痪，对此请予严重注意。”但这是中共中央5月中旬从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那里得知5月和6月经费停拨而写的，当时立三路线根本没有形成呢。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也根本没告诉中共中央，停拨经费是对中共某种路线错误所进行的“制裁”。实际上共产国际也没有真停拨那两个月活动经费。这年9月份中共中央的统计显示：从4月到9月，中共中央每个月都收到经费，每月一般在3万到4万左右墨西哥元。
杨奎松对这一例的正误就有上千字，我只能简略复述，总之，共产国际停发活动经费来对中共中央进行“最严厉制裁”，纯属子虚乌有。
杨奎松这一重磅炮弹发出去，引起激烈争论。他只说了《苦难辉煌》第一章的问题，不少人接着指出了该书后面章节的硬伤。维护金一南、反驳杨奎松也大有人在，不少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挑杨奎松书里的刺，好不热闹。但金一南本人却始终沉默，连句“感谢批评，不敢苟同”都没说，是自知理亏？还是担心越辩越黑？
2014年2月，新华网发了篇报道，说习近平“在与一些省级干部聊天时曾推荐过《苦难辉煌》”。这个关头发这么一篇报道，很难说不是针对杨奎松：你杨教授尽管批，但你指出的那些，在我们看来都不算问题！果然没有撼动《苦难辉煌》分毫，总书记都推荐了么。不仅金一南继续被到处邀请演讲，《苦难辉煌》还被改编拍成12集电视片，称作“历史文献纪录片”，在央视播出。
《苦难辉煌》被改编制作成12集“历史文献纪录片”。
金一南写这本书的意图是什么，是否真要从事历史学研究，从他的身世和他的自白就一目了然。几年前我担任《新史记》双月刊主编，刊发过鲁直人评述金一南家族故事的文章，标题是“人生苦难与政权辉煌结合的完美怪胎”。文章说，金一南是“将门虎子”，他的父亲金如柏1930年参军入党，1955年担任昆明军区副政委，被授予少将军衔。2006年、2007年，他的二儿子金一南和大儿子金一明先后被授予少将军衔，一家出了三位少将。金一南自己则说，他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告诉世人：“我们曾经拥有一批顶天立地的真人，他们不为钱，不为官，不怕苦，不怕死，只为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信仰。”这就说明，《苦难辉煌》这部书，“姓党”，难怪得到党从领袖到基层组织保驾护航，真正的历史学家却与之划清界限。
1940年8月，金一南的父亲、八路军358旅参谋长金如柏（右），与政委李井泉、旅长张宗逊合影。
许多为《苦难辉煌》辩护的文章，也看到了这一点，强调说，这本书是给大众看的纪实文学，你杨奎松按史学著作的规范来要求，分明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其实杨奎松的文章一上来就解释了缘由。他说《苦难辉煌》放在书店小说散文一类文学书，自然就像“××演义”一样，不应被人们当成历史书来读。问题是，在纪念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前夕，许多媒体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做纪念文字或片子，一些编辑记者把稿本发来请我帮忙在史实上把关，发现许多错误十分雷同。细问才知道原来出错的文字大都是从金书中抄来的。杨奎松说，让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网上各种转载铺天盖地，几乎所有网站在转载和介绍时都把它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著作来对待。作者本人如今到处去讲“党史研究”，俨然以中共党史专家自居了。所以，并不是杨奎松要“在鸡蛋里挑骨头”，是金一南，尤其是金一南所听从的那个党，非要说这就是“鸡蛋”啊！
中共基层单位组织党员和民众学习《苦难辉煌》。
我再归纳一下：政治权力插手之后，历史著作和虚构文学作品之间的界限就成了一锅粥，只能是党说算什么就算什么。虽然金一南被树为一位党史专家，但《苦难辉煌》被列入中组部中宣部的推荐书目，暴露出执政者看中的其实是它的政治教育功能，它就是对党员、对青年一代的新产品高级洗脑剂。前面我说金一南、王树增的这些大部头纪实，不妨当成“演义”、通俗小说看看消遣，但这里我要再提醒说，它们含有大量添加剂，有毒杂质严重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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