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出現兩種相反的現象：一種，明明是紀實，偏說是虛構；另一種，明明有虛構，偏說是紀實。政治權力插手，歷史著作和虛構文學作品之間的界限就全亂了，只能是黨說算什麼就算什麼。“黨史專家”的代表作，其實是一種有毒添加劑嚴重超標的高級洗腦液
苦難歸人民，輝煌歸黨：習近平聊天時推薦的這本書
《讀書之樂》第3期，2021年9月19日首播
◆高伐林
上一期《讀書之樂》節目，我介紹了岳南先生在其160萬字紀實巨著《南渡北歸》中，有鼻子有眼，大段根據傳聞渲染鋪陳不靠譜的故事；作者卻又在注釋中全盤推翻，不知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
這就給我們這些以讀書為樂的人，提出了一個問題：歷史著作與文學創作的界限問題。
在古代，這二者界限模糊，《史記》中就混雜了不少傳聞、神話；但各種文體發展到現代都很成熟了，在美國圖書館中，fiction和non-fiction，虛構和非虛構這兩大類分得清清楚楚。從理論上說，分明的界限就是一條：有沒有虛構？歷史著作不能有虛構；有虛構、有想象，就不是歷史著作，寫得優美就歸於文學創作範疇。
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的閱覽大廳。
但是在實際寫作和閱讀實踐中，歷史家在敘事中運用了很多文學描寫的手法；於是與文學創作的界限就顯得模糊了。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像耶魯大學的教授Jonathan Spence，中國人都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史景遷”，意思就是景仰司馬遷。他寫了《追尋現代中國》、《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皇帝與秀才：皇權遊戲中的文人悲劇》等大量著作，大多能深入淺出，且文筆流暢、我讀史景遷的《天安門》《王氏之死》等等，感覺他就在講故事。美國匹茲堡大學許倬雲教授調侃說：“給他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第一頁的人名開始編故事，編到最後一個人名。”據稱錢鍾書當年訪問耶魯時，私下戲稱史景遷為“失敗的小說家”——這話，有點損。恐怕與中國近代以來的史學觀有關係。
美國歷史學家Jonathan Spence（史景遷）。
記得幾年前，有幸與史景遷和夫人金安平女士見過一面，還有汪精衛的外孫女夫婦和一位在紐約任教的教授，為汪精衛的遺物，像睡衣、書法作品和印章等如何保存，討論了一下午。史景遷教授很認真、很執着，說話輕言細語。
史景遷是美國歷史學會2004年到2005年的主席。他的《追尋現代中國》成為美國的關於近代中國史的標準教科書。史景遷是在美國少數能把專業歷史著作寫得成為暢銷書的作者之一，被公認是近代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
順便提一句：
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英文版。
《追尋現代中國》英文版第一版，自晚明講起，一直講到1989這個敏感的年頭。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中譯本時，加上“1600－1912年的中國歷史”這樣一個副標題，一刀把原書記敘1912年以後的內容全砍了，占原書篇幅近三分之二呢！也不知史景遷教授出於什麼考慮，竟同意這樣腰斬自己的心血成果？台灣倒是全文翻譯了。
還可以舉一位我有所了解的已故歷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教授為例。
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1937－2006）
魏斐德曾經是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歷史教授，也當過美國歷史學會的主席，史景遷讚賞他為“近30年來最好的中國史學家”。他與史景遷又一相似之處是，也娶了一位華人太太梁禾女士。我讀過魏斐德的《紅星照耀上海城》，還就此對梁禾女士做過專訪。這是他的“上海三部曲”中的第三部，這三部曲，寫上海從1927年到1952年這四分之一世紀中，社會管制體系和社會動亂因素的互動和變遷，風格也類似講故事，娓娓而談，十分生動。他寫的《特工教父》（Spymaster），從書名看就很接近驚險小說。
這兩位，史景遷和魏斐德，他們的風格，他們的成就，在美國史學界都是有爭議的，受到質疑甚至詬病；但是他們作為歷史學家的資格，是得到美國史學界公認的。
再比如，美國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是一本高質量的歷史專著，但很多人就是當成一個明朝歷史故事，也讀得津津有味。更不用說，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洋洋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敢叫“回憶錄”，可見並無編造，但是他主要憑這部大書，獲得了1953年諾貝爾文學獎。
邱吉爾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英文版。
將上面所說的歸納一下：歷史研究專著、史料記錄，風格可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寫得非常艱深、專業化，滿書的統計圖表、數學模型；也可以深入淺出，文采斐然，但不管哪一種，必須嚴格恪守史學學術規範，要有原始材料的證據，經得起檢驗追查，不能想當然，更不能弄虛作假、胡編亂造。才可以被同人乃至後人作為翔實靠譜的史料引證。
說到這兒我又想起一本文字造詣非常高、對我們這代人有重大影響的史學專著：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
《第三帝國的興亡》中譯本最初是“內部出版”，封面簡陋。
學者閻淮在他的回憶錄《進出中組部》中提到：文革中他輾轉從胡耀邦的大兒子胡德平借來這套當年作為內部資料印行的《第三帝國的興亡》。胡德平反覆對他說：“父親（就是胡耀邦）囑咐，什麼書沒了，《第三帝國的興亡》也不能丟！”為什麼胡耀邦這麼重視？這部書的價值，就在於它的真實性，而且語言生動傳神，讓閻淮也無比震撼。感嘆：《第三帝國的興亡》簡直就是“文革前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與納粹第三帝國的臣民何其相似乃爾，黨衛軍就像紅衛兵的前輩！
上面舉的都是外國史家，但“史學著作與文學作品是兩回事”這個道理，中國人並不難懂，在傳統中國，稍通文墨的人都知道《三國演義》與《三國志》的區別，前者是羅貫中寫的歷史小說、歷史演義，後者是陳壽著述的歷史書；《三國演義》塑造了曹操、諸葛亮、關羽、張飛、周瑜等多個文學形象，但誰要了解從漢末、三國到魏晉的真實歷史，就不能讀《三國演義》，而必須讀《三國志》。
《三國演義》被列入中國文學史“四大名著”。
到了當代共產黨中國，增加了一個因素：這就是政治之手，權力之手。情況就複雜了。
我們看到在當代中國出現了兩種相反的現象：一種，明明是紀實，偏說是虛構；另一種，明明有虛構，偏說是紀實。
前者——紀實說成虛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2000年7月，作家楊顯惠的《上海女人》在《上海文學》雜誌發表，注意，是歸於小說欄目。此後，每月1篇，連續刊出了12篇“夾邊溝紀事”，後來結集成同名小說集。當年甘肅夾邊溝農場總共有近三千勞教人員，大部分都是在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餓死了兩千多，只活下來五百人。作者采寫了倖存者和家屬血淚交迸的故事，每一個故事，主人公都是真實的人物，寫的是他們受到非人折磨、走向死亡的真實經歷。
楊顯惠的《夾邊溝紀事》被歸於“短篇小說集”，其真實記錄震撼人心。
這樣慘絕人寰的往事，作為紀實作品寫下來，血淋淋地撕開毛澤東時代的巨大傷口，是對中共的有力控訴。雜誌編輯和作者都不可能不感到很大顧慮，出版社也要擔很大風險，不得不設法爭取來一點可供迴旋的空間，增加一點安全係數。我念一段楊顯惠寫的話：
《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紀事》的題材，註定了我必須實打實地採訪，一步一個腳印地深入調查。我要寫的就是這些真實的東西。……想想其實挺對不起編輯，為了我的書，他們沒少受詢問。《夾邊溝記事》和《定西孤兒院紀事》在《上海文學》發表的時候，就有人打電話到雜誌社質疑，這裡邊的故事是真的假的？幸虧我寫的是小說，要寫的是紀實文學、報告文學，壓根兒沒法發表。寫成小說，編輯發的時候膽子就大了，他們在接到質疑電話的時候，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作者寫的是小說，就從小說的角度去理解吧。
冒着風險記錄了歷史巨大悲劇的作家楊顯惠。
後者——明明有虛構，偏說都屬實——例子就太多了，舉不勝舉，我們下面會說到。改革開放之後，報告文學蔚為大觀，雜誌和作者本人都是強調“真人真事”，反覆強調：“完整披露真相”，“作者回憶親歷”“當事人坦承內情”……為什麼呢？因為廣大讀者受夠了空話假話，恨透了胡編亂造，紀實類銷售量遠遠高出小說類。作家們投其所好，強調自己的書是紀實，打起“真實”這樣的招牌，讓讀者心甘情願地掏腰包。
簡而言之：
明明是紀實，偏說是虛構，主要為避開政治權力的鉗制，尋找監控稍微鬆動的縫隙；
明明有虛構，偏說都屬實，主要為迎合市場消費的喜好，貼近更有經濟效益的賣點。
當今中國，“黨是領導一切的”，一切都要圍繞維護黨的偉大、光榮、正確，這包括維護黨的歷史業績。政治權力這麼一插手，歷史實錄與文學虛構就完全亂套了。
新世紀以來，以“軍史紀實”為旗號的作品成批推出，幾位少將大出風頭：金一南少將寫出了《苦難輝煌》；王樹增少將更是多卷本大部頭一部接一部，寫了《長征》又寫《抗日戰爭》，寫了《解放戰爭》又寫《朝鮮戰爭》。
王樹增的戰爭系列之一：長篇紀實《長征》。
這些書都激情充沛，視野開闊，氣魄雄渾，文字鏗鏘，而且很注意避免臉譜式、漫畫式，不論是英雄還是敵人、領袖還是士兵，都進行個性化、藝術化甚至人性化處理。我買過好幾本也讀過好幾本，像《朝鮮戰爭》《苦難輝煌》等。
但是我讀，是抱着讀《三國演義》《水滸》的心態來讀，讀故事消遣而已，我不會把它當成真實的歷史書。而且讀着讀着，就發現了更多的玄機。
中國這些紀實作家有句口頭禪，也可以算座右銘：“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就是說：大事不能弄虛作假，細節不必死板拘泥。真是這樣嗎？不妨看一個例子——
王樹增的戰爭系列之一：長篇紀實《朝鮮戰爭》。
王樹增少將的《朝鮮戰爭》第一章標題是“打敗美帝野心狼”。開頭有一段這麼寫：
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凌晨4時，夜色漆黑，大雨滂沱。
突然，一道比霓虹燈還明亮的橘紅色的光線穿透雨夜升起來了。
緊接着，從三八線最西端開始，連續升起的信號彈像燃燒的導火索沿着南北朝鮮300多公里的分界線向東飛速蔓延，一個小時後便抵達東部海岸。5時，三八線上數千門火炮開始射擊。……而上千輛坦克冒出的尾煙蜿蜒在朝鮮半島的中部，猶如撲上整個半島的驚濤駭浪。
火光、炮聲、信號彈、坦克尾煙……有強烈的鏡頭感。但是，不知諸位是否注意到了：沒有主語！——信號彈連續升起，誰發射的？數千門火炮開始射擊，誰在射擊？上千輛坦克出動，誰下令的？
這算不算大事？朝鮮戰爭到底是誰挑起的，是北朝鮮金日成，還是南韓李承晚？應該算朝鮮戰爭最大的事情之一吧！大事不虛，這裡恰恰就“虛”；什麼是歷史虛無主義，這就是。
1950年6月北朝鮮軍隊攻占漢城。
我有兩位朋友，都是學富五車，滿腹經綸，而且眼睛都很尖，但看的東西很不同。一位，總是能發現某部史料和作品中有哪些新披露的資訊，經常打電話來提醒我：“你看了什麼什麼嗎？其中關於什麼什麼問題，有新材料……”而對於我提出這部著作中有明顯硬傷，他不太在意；另一位，總能率先發現某篇文章或者專著中的破綻和胡話，他立馬就地剎車，不往下讀了——他的理由是：作者出這種錯，還能寫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我有時覺得出錯歸出錯，但這個作者或這部著作提出了值得我們思索、參考的史料或者見解，但他不看就是不看，我說服不了他。
這讓我想起一件家事：我老婆是禁止我洗碗的，為什麼？說我洗得不乾淨，她還得再洗一道。我當然不服氣，堅持說我洗乾淨了，下次她就保留證據，手一指我洗過的碗，果真碗邊有一個小小小飯粒或者一小塊醬油印子。這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標準：我認為，99％洗乾淨了，那就是乾淨嘛；她認為，1％沒洗乾淨，那就是不乾淨！
我笑話她這種“乾淨不絕對，就是絕對不乾淨”的思維方式，很像那位政治局委員李鴻忠的“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但我發覺我潛移默化變了很多，越來越向我剛才說的第二位對錯謬零容忍的朋友靠攏：史料論據出了岔子，那就是不可信！
由此，我想到了前幾年一個實例：金一南少將所寫的《苦難輝煌》被批的公案。
金一南少將。
金一南頭上亮閃閃的光環不計其數：解放軍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博導，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北大等院校兼職教授，還是《解放軍報》、央視等權威黨媒軍媒的特約撰稿人。他也喝過洋墨水，不僅到美國國防大學和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學習過，還到美國講學。
他的著作，曾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軍隊科技進步獎——這個獎讓我有點摸不着頭腦。胡錦濤當軍委主席時，還給他記過二等功。
金一南的代表作《苦難輝煌》，寫的是中國革命史，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消息傳入中國，到1936年西安事變，這19年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重點是長征這一年。全書16章，長征占了約10章，其餘幾章也基本上圍繞着長征，為其“蓄勢”或“收官”。
《苦難輝煌》是金一南的代表作。
作品獲得巨大成功，2009年出版，被中宣部、中組部聯合列為黨員幹部學習推薦書目，一年多就重印了16次，總印數突破30萬冊，2011年11月21日，第六屆中國作家富豪榜發布，金一南以年度版稅收入400萬元，榮登第11位。
但是，金一南和《苦難輝煌》大紅大紫之際，中國著名黨史專家楊奎松教授，卻寫了一篇長達兩萬字的書評：《“輝煌”莫建沙堆上——對〈苦難輝煌〉一書的正誤與批評》，文章有四個小標題，你掂掂這份量吧：“不可理解的錯抄”“不可接受的誤讀”“不可理喻的編造”“不可容忍的剽竊”。
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楊奎松教授。
楊奎松教授批評的靶子僅限於《苦難輝煌》第一章，列出了嚴重程度不等的幾十個問題。舉一個例子吧：
《苦難輝煌》談到立三路線，以前我就知道1930年6月到9月，中共實際負責人李立三推行左傾全國城市暴動計劃，竟以命令式口吻，要求上級共產國際配合中國發動世界範圍的革命高潮，引起共產國際領導人震怒。不過當我讀到第35頁上這句話：共產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干預：停發中共中央的活動經費”，對中共進行了“最嚴厲制裁”，不由得吃了一驚。
金一南這個說法有根據嗎？黨史專家楊奎松說：實在找不到其憑據。能夠想到的，只有1930年5月14日立三路線尚未形成時《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信》等。信中提到：“5月和6月停撥經費實際上會使整個工作陷於癱瘓，對此請予嚴重注意。”但這是中共中央5月中旬從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那裡得知5月和6月經費停撥而寫的，當時立三路線根本沒有形成呢。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也根本沒告訴中共中央，停撥經費是對中共某種路線錯誤所進行的“制裁”。實際上共產國際也沒有真停撥那兩個月活動經費。這年9月份中共中央的統計顯示：從4月到9月，中共中央每個月都收到經費，每月一般在3萬到4萬左右墨西哥元。
楊奎松對這一例的正誤就有上千字，我只能簡略複述，總之，共產國際停發活動經費來對中共中央進行“最嚴厲制裁”，純屬子虛烏有。
楊奎松這一重磅炮彈發出去，引起激烈爭論。他只說了《苦難輝煌》第一章的問題，不少人接着指出了該書後面章節的硬傷。維護金一南、反駁楊奎松也大有人在，不少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挑楊奎松書裡的刺，好不熱鬧。但金一南本人卻始終沉默，連句“感謝批評，不敢苟同”都沒說，是自知理虧？還是擔心越辯越黑？
2014年2月，新華網發了篇報道，說習近平“在與一些省級幹部聊天時曾推薦過《苦難輝煌》”。這個關頭髮這麼一篇報道，很難說不是針對楊奎松：你楊教授儘管批，但你指出的那些，在我們看來都不算問題！果然沒有撼動《苦難輝煌》分毫，總書記都推薦了麼。不僅金一南繼續被到處邀請演講，《苦難輝煌》還被改編拍成12集電視片，稱作“歷史文獻紀錄片”，在央視播出。
《苦難輝煌》被改編製作成12集“歷史文獻紀錄片”。
金一南寫這本書的意圖是什麼，是否真要從事歷史學研究，從他的身世和他的自白就一目了然。幾年前我擔任《新史記》雙月刊主編，刊發過魯直人評述金一南家族故事的文章，標題是“人生苦難與政權輝煌結合的完美怪胎”。文章說，金一南是“將門虎子”，他的父親金如柏1930年參軍入黨，1955年擔任昆明軍區副政委，被授予少將軍銜。2006年、2007年，他的二兒子金一南和大兒子金一明先後被授予少將軍銜，一家出了三位少將。金一南自己則說，他寫這本書的初衷是想告訴世人：“我們曾經擁有一批頂天立地的真人，他們不為錢，不為官，不怕苦，不怕死，只為胸中的主義和心中的信仰。”這就說明，《苦難輝煌》這部書，“姓黨”，難怪得到黨從領袖到基層組織保駕護航，真正的歷史學家卻與之劃清界限。
1940年8月，金一南的父親、八路軍358旅參謀長金如柏（右），與政委李井泉、旅長張宗遜合影。
許多為《苦難輝煌》辯護的文章，也看到了這一點，強調說，這本書是給大眾看的紀實文學，你楊奎松按史學著作的規範來要求，分明是“在雞蛋裡挑骨頭”。其實楊奎松的文章一上來就解釋了緣由。他說《苦難輝煌》放在書店小說散文一類文學書，自然就像“××演義”一樣，不應被人們當成歷史書來讀。問題是，在紀念共產黨誕生九十周年前夕，許多媒體投入大量人力、財力做紀念文字或片子，一些編輯記者把稿本發來請我幫忙在史實上把關，發現許多錯誤十分雷同。細問才知道原來出錯的文字大都是從金書中抄來的。楊奎松說，讓我大吃一驚：怎麼會有人這樣寫歷史！網上各種轉載鋪天蓋地，幾乎所有網站在轉載和介紹時都把它當成了一部真實的歷史著作來對待。作者本人如今到處去講“黨史研究”，儼然以中共黨史專家自居了。所以，並不是楊奎松要“在雞蛋裡挑骨頭”，是金一南，尤其是金一南所聽從的那個黨，非要說這就是“雞蛋”啊！
中共基層單位組織黨員和民眾學習《苦難輝煌》。
我再歸納一下：政治權力插手之後，歷史著作和虛構文學作品之間的界限就成了一鍋粥，只能是黨說算什麼就算什麼。雖然金一南被樹為一位黨史專家，但《苦難輝煌》被列入中組部中宣部的推薦書目，暴露出執政者看中的其實是它的政治教育功能，它就是對黨員、對青年一代的新產品高級洗腦劑。前面我說金一南、王樹增的這些大部頭紀實，不妨當成“演義”、通俗小說看看消遣，但這裡我要再提醒說，它們含有大量添加劑，有毒雜質嚴重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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