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戰爭的故事比講述和平的故事更激動人心；對戰爭即將到來的警告比善意的保證更加激動人心；鷹派相對鴿派、現實主義者相對理想主義者就是擁有這樣的敘事優勢。一位美國情報官員說：“中國就像一本你一直想讀的厚書，但你總會拖到來年夏天”


　　老高按：“中美之間難免一戰”——中美貿易戰爆發和擴大之後，尤其是在俄烏戰爭之後，我的朋友中越來越多地討論這個話題，“修昔底德陷阱”成為他們最常提起的依據，仿佛它不是哈佛的一位名叫格雷厄姆·艾里森的教授在書中借用的可能的先例，而就是顛撲不破的鐵定的歷史必然規律。
　　中美在這麼多問題——從根本路向，到細枝末節，都充滿爭執，隨時可能上綱上線、動了肝火、擦槍生變。我感覺需要從激烈爭吵雙方的聲浪中跳出來，傾聽一下美國學者的看法。讀到一篇《紐約時報》7月18日的文章，感覺有一定參考價值。
　　許多人詬病美國媒體被白左控制，尤以《紐約時報》為最，因而不讀、不聽、不信。我則從來信奉“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而且我問過很多人，左右都有：您認為美國哪幾個媒體比較可信？他們的首選五花八門，但是在其列出的七八個相對可信、值得參考的媒體中，有《紐約時報》。


　　為何他們認為中美難免一戰

　　Carlos Lozada，《紐約時報》中文網，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2023年7月21日


　　Carlos Lozada自2022年9月成為時報專欄作者，此前他在《華爾街日報》擔任編輯和書評人17年。他著有《What Were We Thinking: A Brief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Trump Era》一書，並且獲得了2019年普利策評論獎。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雖然這不公平，但講述戰爭的故事往往比講述和平的故事更激動人心。同樣不公平、也許更不公平的是，對戰爭即將到來的警告比善意的保證更加激動人心。極其嚴重的風險設想和升級幾乎總是比解釋如何避免戰爭的反對聲音更讓人着迷。鷹派相對鴿派、現實主義者相對理想主義者、相信噩夢的人相對於夢想還有其他選擇的人就是擁有這樣的敘事優勢。
　　美國與中國的全方位競爭最近已催生了一大堆關於爆發武裝衝突可能性的書，其中還有大量如何先發制人的建議。如果說“誰丟掉了中國？”是冷戰初期美國憂心忡忡的問題，那麼“誰輸給了中國？”有可能成為它的當代變體。華盛頓和北京已打了五十年的交道，其間既有美國的單極耀武揚威，也有中國崛起為經濟超級大國，許多此類書籍都聲稱，這個時期已經結束，兩國現在正走上可能導致戰爭的“碰撞路線”，儘管它們給出的理由各種各樣，有時甚至相互矛盾。
　　在這些書中，對立的雙方註定會發生衝突，有些書給出的理由是中國已變得太強大、或正在變弱；有些書給出的理由是美國太狂妄自大、或太缺乏安全感；有些理由是領導人做錯了決定，或政治、意識形態和歷史的力量蓋過了個人作用。這些書的書名——《註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危險區》(Danger Zone)、《2034年——講述下一次世界大戰的小說》(2034: A Novel of the Next World War)，以及《可避免的戰爭》(The Avoidable War)——揭示了這種爭論的範圍和局限性。
　　我不知道美國與中國的競爭是否最終會以戰爭為結局。但在這些書中，戰鬥已在激烈進行。到目前為止，講述戰爭的故事占上風。
　　這些書的作者們只關心他們的想法，而且自我指涉，所有的作者似乎都必須引用的一部著作是2017年出版的《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該書作者是哈佛大學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里森。他以崛起的雅典與統治雅典的斯巴達公元前五世紀的一場戰爭為例，借用古代歷史學家、身為雅典將軍的修昔底德給出的觀點，寫道：“正是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達因此逐漸產生的恐懼使戰爭不可避免。”讀者只需把中國代入雅典、把美國代入斯巴達，就能明白本書的要點。
　　艾里森最知名的著作是1971年對古巴導彈危機的研究——《決策的本質》（Essence of Decision），他並不認為美中之間必然爆發戰爭。但他在書中的確認為這種情況更有可能發生。“當一個崛起大國威脅要取代另一個大國的統治地位時，由此產生的結構性壓力就會使暴力衝突成為常態，而不是例外。”他回顧了稱霸大國和崛起大國之間的16次交鋒——包括葡萄牙與西班牙爭奪貿易和帝國霸權、荷蘭與英國爭奪海上霸權、德國挑戰20世紀歐洲列強和其他衝突——發現其中12次都以戰爭告終。
　　艾里森警告稱，隨着中國不斷積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似乎越來越不可持續，“美中軍隊互相廝殺的場面變為現實的可能大到了嚇人的地步。”當高層缺乏互信、價值觀不可調和、而雙方又都認定占據主導地位的應該是自己的時候，任何摩擦都可能成為導火索。“美國和中國軍艦在南海相撞、台灣走向獨立、中日之間爭奪無人願意居住的島嶼、朝鮮的不穩定局勢、甚至是不斷升級的經濟爭端，是否都會引發一場中美兩國都不願打的戰爭呢？”他問道。（在《註定一戰》書中，這是一個修辭性問題。）
　　以上這些情節都是美中故事的主線。美國企業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哈爾·布蘭茲和邁克爾·貝克利2022年出版了《危險地帶》(Danger Zone)，這本書的開篇背景就是中國在2025年初出人意料地入侵了台灣。美軍在西太平洋的部署過於分散，無法有效應對，老眼昏花的拜登總統很快就開始考慮是否要對中國大陸港口和機場的軍隊進行低當量核打擊。“美中是如何走到第三次世界大戰邊緣的？”布蘭茲和貝克利這樣問道。這樣開戰未免太過輕率。
　　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在《可避免的戰爭：美國與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之間災難性衝突的危險》（The Avoidable War: The Dangers of a Catastroph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Xi Jinping’s China）一書中設想了10種不同的情節，其中許多與台灣的命運有關。例如，如果中國試圖武統台灣，而美國選擇不做反應會如何？陸克文寫道，那將是美國的“慕尼黑時刻”，會削弱美國的道德權威。更糟的情況是，美國以軍事力量作出反應但隨後輸掉戰鬥，這將“標誌着屬於美國的世紀就此終結”。陸克文指出，他書中的半數設想都與“某種形式的重大武裝衝突有關”。而他還是這群人里最鴿派的一個。
　　小說《2034》講述了一個漫長的戰爭故事，兩位作者分別是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前海軍陸戰隊特種作戰軍官、小說家埃利奧特·阿克曼，和退役四星海軍上將、前北約盟軍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2034》出版於2021年，基本上是一本關於我們如何走向核戰爭的輕鬆讀物。作者設想，一場看似偶然的對峙在南海出現，一支美國驅逐艦艦隊和一艘攜帶高科技情報設備的中國拖網漁船發生對峙，幾個月後就會升級為一場世界大戰，導致大城市化為灰燼，上千萬人死亡，華盛頓和北京都無法掌控局面。其中一位主角是一名與美國有着深厚關係的中國官員，他回憶起在哈佛大學上過的一門課，“一位親希臘主義教授的講座，有個浮誇的標題，叫‘戰爭史’。”如果這是在暗指無處不在的艾里森，可能也算是一種致敬，因為在《2034》中，中國和美國都陷入了修昔底德的圈套。
　　陸克文在《可避免的戰爭》中警告說，無論是為了挽救生命還是挽回面子，北京和華盛頓升級敵對行動的衝動“可能是難以抗拒的”。阿克曼和斯塔夫里迪斯遵循了這個劇本。在他們的小說中，一位不計後果的鷹派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其姓氏“懷斯卡弗”（Wisecarver）恰如其分——和一位自鳴得意、過度自信的中國國防部長不斷交手，直到聖地亞哥和上海等城市不復存在，而印度在其軍事能力和調解權威兩個方面都成為一個全球大國。（聯合國安理會甚至從紐約遷往新德里。）“這場衝突感覺不像一場戰爭——至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戰爭——而是一系列升級，”一位有影響力的前印度官員在故事快結束的時候宣稱，“這就是為什麼我選擇的詞是‘悲劇’而非‘不可避免’。悲劇就是一種本來可以避免的災難。”
　　從這些角度來看，人們更偏向於預測為悲劇。艾里森認為，習近平主席領導下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源於為中國“百年恥辱”復仇——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國內戰結束——並恢復其上國地位的長期計劃。艾里森解釋說，美國和中國都將自己視作特別的國家。華盛頓的目標是維持“美利堅和平”，而中國則認為所謂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只是美國制定規則、中國聽從命令的代號，是一個壓制性計劃，旨在遏制和破壞中國被壓抑的民族偉業。
　　這種偉業的範圍和持久性在這些書中存在分歧。艾里森認為，經濟力量平衡“已顯著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傾斜”，使得美國自詡繼續稱霸變得不現實。但在布蘭茲和貝克利五年後撰寫的文章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中流的中央王國，儘管它做出各種“武力威脅”（在外交政策論述中，這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行動），但仍受到外敵、人口老齡化和國內經濟步履蹣跚的威脅。“中國成為一個衰落強國的速度將比大多數人想象的要快得多，”布蘭茲和貝克利宣稱，“別人看到的是中國的快速增長，而我們看到的是巨額債務和蘇聯水平的低效率。別人看到的是閃閃發光的基礎設施，而我們看到的是鬼城和通向無名之地的橋梁。在別人眼中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方，我們卻看到了迫在眉睫的人口災難。”
　　但這些詮釋並沒有減少中國對美國利益或安全的威脅。布蘭茲和貝克利認為恰恰相反。隨着中國看到自己的機會窗口迅速關閉，它可能會決定為了實現目標而立即採取行動——占領台灣、擴大勢力範圍、實現全球霸主地位。因此，2020年代是美中競爭“將達到最危險時刻”的十年。
　　艾里森相信戰爭是可能的，因為中國正在不可阻擋地走在增長和影響力的道路上，而布蘭茲和貝克利則擔心衝突恰恰是因為中國的力量可能正在減弱。這是國家安全思想領導力的職業危害：一旦你確定可能發生衝突，任何一組條件都可以可信地證明這種信念是正確的。
　　美國夢的概念與美國的民族認同密不可分，即便它對不同的美國人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但中國也有中國夢，它是由一個人表達出來的，沒有明確的定義或形式，這個人就是習近平，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關注美中問題的書籍會花很多精力在中國領導人的動機和意圖上。艾里森將習近平的中國夢描述為權力、繁榮和自豪的結合，“是西奧多·羅斯福對美國世紀的強盛願景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充滿活力的新政各占一半。”陸克文在書中用11章的篇幅討論習近平的野心和世界觀，包括他死死抓住權力不放；他推動國家團結，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他需要維持中國的經濟擴張；他推動軍隊現代化，特別是海軍力量；以及他挑戰西方自由主義範式的努力。
　　陸克文寫道，在奧巴馬執政期間，中國外交政策精英中流行“美國衰落論”，尤其是在後9·11戰爭和大衰退之後，因此這些目標對習近平來說似乎更容易實現。當然，這一理論的推論是，中國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已經到來。在《2034》中，同樣的觀點在中國國防部長的一段戲劇性的獨白中得到了體現。“我們的優勢一如既往——那就是我們明智的耐心，”他宣稱，與美國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人“像季節更替一樣頻繁地改變他們的政府和政策”，並且“被他們的情緒、盲目樂觀的道德感和認為自己不可或缺的信念所控制”。他表示，一千年後，美國“甚至不會作為一個國家被人們銘記”。“人們將只是記得那是一個瞬間。白駒過隙的瞬間。”在小說中，中國抓住自己的機會試圖結束屬於美國的時刻。然而，這兩個時刻都結束了。
　　《華爾街日報》記者王春翰在《一人之黨：習近平的崛起與中國的超級大國未來》（Party of One: The Rise of Xi Jinping and China’s Superpower Future）一書中指出，中國國家主席對美國並無深仇大恨，事實上對美國文化還有一定的好感。王春翰寫道，在擔任副主席時，習近平送女兒去哈佛讀書，還表達了對《拯救大兵瑞恩》等美國電影的喜愛。當然，一位中國國家主席對這樣一部電影——講述過去世界大戰的殘酷、英勇和迷茫——的迷戀可能不見得就是證明美國軟實力的好事。
　　王春翰解釋了習近平如何通過反腐敗清洗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並部署國家安全和監視來壓制對中國穩定的威脅，更重要的是，對他的權力的威脅。王春翰寫道，習是一位“熱忱的民族主義者”，他在國家領導層和人民中“激發了一種中華文明的自豪感”。習近平將一支更強大的軍隊作為“他的中國夢的核心，要求軍隊‘能打仗、打勝仗’。”無許太多探究也能想象出誰會是這些戰爭中的敵人。王春翰寫道，習近平關於東方崛起、西方衰落的主張“已成為黨內外的信條”。“質疑這些觀點幾乎等同於不忠誠。”
　　布蘭茲和貝克利相對不那麼固着於習近平身上。他們認為中國的修正主義計劃早在這位中國最新領導人出現前就已經存在。他們寫道：“美國面臨的是中國問題，而不是習近平問題。”但他們可能會認可王春翰的報道。王春翰寫道，通過將如此多的權力和控制集中在自己身上，並利用恐懼進行統治，習近平“可能已成為他建立中國超級大國的過程中最薄弱的一環”。國家官僚機構由於害怕讓習近平失望而變得裹足不前，任何潛在的繼任者都很難領導這個全靠某個個人來注入活力的政黨。
　　“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傲慢但脆弱，大膽但不安全，”王春翰總結道。“它是一個急於成為超級大國的國家，渴望征服世界，同時又憂心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在這些關於中國和美國的書中，戰爭場景比比皆是，而通往和平的道路卻不太明顯。艾里森懷念華盛頓智者的時代——喬治·凱南、喬治·馬歇爾、保羅·尼采和其他冷戰傑出人物。艾里森告誡說，美國不需要再制定一項“中國戰略”，而是當世界上可能存在一個比美國強大的競爭對手時，認真反思美國的目標。“軍事至上對於確保重要的國家利益是否必不可少？”艾里森問道，“美國能在一個由中國制定規則的世界中興盛發展嗎？”他寫道，我們需要宏大的思想者，因為“命運發牌，但打牌的是人”。
　　布蘭茲和貝克利明智地指出，與艾里森的修昔底德陷阱相反，國家的崛起和衰落可以同時發生，巨大的地緣政治危險時刻不僅發生在一個國家崛起之時，也發生在它的野心和孤注一擲相遇之時。不幸的是，他們的務實建議被國家安全場景下的自救口號所掩蓋。“關鍵是要承擔經過計算的風險，並避免魯莽行事的風險，”他們建議，“危險區戰略是要打持久戰，並確保你能贏。”布蘭茲和貝克利甚至呼籲華盛頓部署“戰略性馬蓋先主義——利用我們擁有的或能夠快速調遣的工具來拆除即將爆炸的地緣政治炸彈”。（翻譯：跟着感覺走並寄希望於某個超級聰明的人介入解決危機。）
　　當然，在任何外交政策行話中添加“戰略”一詞都會立即賦予其更崇高的氛圍，而陸克文是這種方法的大師。在《可避免的戰爭》中，他引用了戰略認知、戰略對手、戰略方程、戰略邏輯、戰略思維、戰略共同體、戰略方向、戰略出口、戰略語言、戰略素養、戰略紅線、戰略合作、戰略接觸、戰略溫度和聯合戰略敘事——這還只是在書的引言裡。
　　毫不奇怪，陸克文為避免這場可以避免的戰爭而制定的計劃被他稱為“受控的戰略競爭”。它涉及北京和華盛頓之間密切、持續的溝通，以了解彼此“不可逾越的戰略紅線”，從而減少因誤解或意外而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陸克文類比了古巴導彈危機後華盛頓和莫斯科為改善溝通所做的努力。）在受控的戰略競爭中，雙方都可以將競爭欲望引導到經濟、技術和意識形態，並將合作需求引導到氣候變化和軍備控制等領域。
　　華盛頓可能正在以某種形式採取陸克文所說的策略。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和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最近訪問了中國，氣候變化特使約翰·克里也於本周抵達中國。“我們相信世界足夠大，足以讓我們兩國繁榮發展，”耶倫在會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只不過繁榮發展不再是雙方的唯一目標。在誰的領導下、在誰的限定下繁榮發展？拜登政府實施措施限制對中國出售半導體技術，並正在計劃採取更多措施，而中國黑客最近侵入了一直批評中國商業政策的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的電子郵件帳戶——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經濟緊張局勢可能會蔓延到純粹的商業領域之外。
　　就連陸克文也承認，他首選的做法可能只是對註定發生的衝突起到暫時阻止的作用。他還承認，受控的戰略競爭需要美國各政治階層達成“前所未有的兩黨共識”，無論哪個政黨執政，都能確保其連續性。通常情況下，華盛頓任何需要兩黨合作的倡議都會失敗，但中國一直是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中少數幾個始終一致的領域之一。拜登政府前國務院政策規劃高級顧問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在最近一篇引起熱議的外交事務文章《中國陷阱》中指出，現任美國總統“贊同必須遏制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的評估”，並且，在國會山，“與中國死磕可能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唯一能達成一致的事情”。
　　白潔曦預見的陷阱並不是中國誘使美國陷入衝突，那是《2034》中的情況。相反，華盛頓只了解零和世界，因此會認為與中國的衝突是不可避免或必要的。換句話說，兩黨合作可能是獲得和平的需要，但也可能導致戰爭。
　　白潔曦建議美國與中國領導人進行有意義的討論，不僅討論危機期間如何以最佳方式溝通，“而且還討論合理的共存條件和國際體系的未來——北京必然會在塑造這個未來方面發揮一些作用。”她呼籲“包容和積極的全球願景”，這聽起來不錯，但從未得到詳細解釋。白潔曦認為，“美國不能將如此大的影響力讓給北京，以致於國際規則和制度不再反映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但今天更大的風險是，過度熱衷於對抗中國的影響力將會破壞這個體系本身。”這種區別只有事後才能分辨出來：一定要走得足夠遠，但又不要太遠。
　　在《2034》中經常出現的一項關於世界事務和國民性格的專題研究中，一位中國官員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的問題不是缺乏對其他國家意圖的情報，而是缺乏對這些意圖如何轉化為行動的想象力。然而，從這些不同的書籍來看，美國和西方的思想者似乎完全有能力發揮他們的想象力。這可能是問題的一部分。阿克曼最近在《自由》雜誌上撰文說，等到對上一場世界大戰有記憶的一代人離世後，新的世界大戰是否會變得更有可能發生。“如果沒有記憶來約束我們，我們就會變得依賴我們的想象力，”他寫道。不過，到目前為止，想象的戰爭場景比和平場景更有說服力。
　　這些不一定是我們講述的唯一故事。一位美國情報官員告訴布蘭茲和貝克利：“中國就像一本你一直想讀的厚書，但你總會拖到來年夏天。”今年夏天我終於拿起了這本書。我希望未來會出現更多的書，讓和平的故事也至少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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